2012年，根据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重大问题研究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组织了“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状况”的大型社会调查。在此调查的数据基础上，撰写了七份专题研究报告，并成功发布了《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2012）》，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3年，在上一年度社会发展状况调查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于2013年5月进行了“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状况”问卷调查。这次调查推论的总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通过多重随机抽样，我们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1223个市县区旗中抽取了60个市县区旗和540个社区委员会和居委会，有效样本量为7114。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形成《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2013）》，包括：社会景气、社会包容、公众参与、城市公共服务包容性评估、社会管理绩效评估、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政府信任等方面。

社会景气研究报告

　　2013年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状况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

　　1、 2013年，我国的社会景气指数为62.8（满分为100，下同），与2012年（62.2）相比略有提升。课题组在全国城镇居民抽样调查的同时，也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100位社会学家，进行了专家问卷访问。数据表明，社会学家对社会景气的判断与我们全国城镇居民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完全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辅证了我们调查结果的可信性。

　　2、2013年，我国的社会信心指数为77.4，比2012年的社会信心指数提升2.4个分值，这表明公众对国家未来三年社会发展的预期良好，信心充足。在社会信心微观层面，公众信心度最高（认为会变好的比例）的三项依次是家庭关系（80.4%）、人际关系（73.9%）和健康状况（67.7%）；信心度最低（认为会变差的比例）的三项依次是生活压力（21%）、住房状况（13.9%）和工作状况（12.1%）。在社会宏观层面，对未来三年变化的预期上，公众信心度最高的三项依次是基础设施状况（70.1%）、医疗服务（60.9%）和教育水平（63.5%）；相比之下信心度最低的三项依次是物价水平（44.8%）、食品安全（33.8%）和环境质量（33.1%）。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完善的社会保障不仅能够增强公众对未来的预期，而且能够提升公众的消费信心。

　　3、对公众的满意度进行分析：个体层面的满意度好于社会总体层面的满意度。在个体层面公众满意度最高的三项分别是家庭关系（63.1%）、人际关系（53.7%）和健康状况（50.1%）；最不满意的三项依次是生活压力（37.34%）、收入水平（33.5%）和住房状况（28.4%）。在社会总体层面公众满意度最高的三项依次是基础设施状况（56.1%）、教育水平（入学择校、教学质量等）（44.8%）和治安状况（39.7%）；满意度最低的三项依次是物价水平（61.5%）、食品安全（52%）和环境质量（43%）。

　　4、进一步的数据分析结果还表明：经济收入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呈现二元分殊态势，即在个体满意度层面，公众的收入水平越高，满意度越高，而在社会总体层面，收入水平越高，满意度越低；总体而言，公众对收入水平满意度较低，收入差距仍然明显；相比之下，公众对经济发展水平满意度较高，但社会公平公正、物价水平、食品安全和环境质量成为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公众对基本民生服务满意度较低，基本公共服务覆盖率仍需提高；有效的社区参与能够显著提升公众的满意度水平。

　　5、对政府信任度进行分析：公众对政府职能部门的信任度为65，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信任度为69。对政府进行分层分析以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随政府层级的高低依次递减。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为95，对省市政府的信任度为93，而对县区政府的信任度则为72。数据分析结果还显示，社会参与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参与程度越高，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

　　6、对公众的相对剥夺感进行分析：公众经济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公众的相对剥夺感水平，收入水平越高，相对剥夺感越低。而且，公众的相对剥夺感会随着主观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而降低。从地位不一致的视角出发，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差异越大，其相对剥夺感越强烈；在同样的经济地位下，社会地位越高，公众的相对剥夺感越低。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完善的社会保险不仅具有抵御社会风险的功能，而且能够起到缓和公众心理失衡的作用，能够显著降低公众的相对剥夺感受。

　　通过调查发现，城市居民的居住状况显著影响其相对剥夺感受，住房状况愈差，公众被相对剥夺的感受就愈强烈。住房状况、个人收入和生活压力已成为城市民众最不满意的事项，而在实质上，这三者之间相互关联，住房成为城市民众收入压力和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统计结果表明，在所有受访者中，租房居住者的比例为15.6%，其中30岁以下者占45.4%，40岁以下者占70%，也就是说青年人成为住房的主要需求人群。住房问题不仅关乎人心的相背，而且会直接影响中国年轻一代的政治取向与态度。

　　2013年的调查我们还发现，公众的一些重要的期盼，已经不再是基于温饱的点点滴滴，而是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方面面；公众的一些重要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国家宏观的形势、社会与政治参与的程度以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上来了；公众的一些重要诉求，也主要放在了住房、环境质量、食品安全、物价水平等关乎民生的基本问题上，放在了自身权益的保护上。这些似乎可以说明，中国的社会发展可能也已经到了一个“拐点”，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即低收入阶段提高到了社会发展更高层次需求的中等收入阶段。在这个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里，公众的诉求可能更多地会关注自身权益的保护，关注自己与周围社会群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强调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以及对公共事务参与表达出强烈的意愿。

　　我们认为，出现中国社会发展拐点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条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通过多年的积累和努力，能够实现了温饱，并能够逐步走向小康与富裕。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指标是恩格尔系数。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之间为温饱，40%-50%之间为小康，30%-40%之间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1]。根据统计的数据[2]，在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1%，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0.8%，说明我们国家在2010年前后的时间，已经摆脱了温饱，并在逐步走向小康和富裕。这种恩格尔系数变化的状况也可以从人们的社会态度上反映出来。在1987年我们做的一次全国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中，我们发现，那时候人们最不能满意的是物价上涨[3]，而我们今年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人们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则是社会公平公正。这说明，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追求也会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我们同时也认为，出现中国社会发展拐点的条件，除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通过多年的积累，最终实现了温饱，并逐步走向小康和富裕这个基本条件以外，最重要的还是人们的一种被强烈包围着的感受：即对于民众来说，出于一种对国家的热爱和参与的责任，强烈地感到要改变现状，用改革来促进国家的发展；对广大干部来说，也看到国家与社会在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出于对民族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也强烈地感到不改革不行，也希望通过改革促进国家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事实上，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当上面与下面这种不约而同的不安与焦虑，和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由之所产生的更高层次的诉求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社会发展的拐点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和产生。

　　把握中国社会发展拐点的意义，首先在于能够对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这个阶段人们的主要诉求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其次，在正确把握社会发展阶段和人们的主要诉求以后，有利于我们准确地调整社会政策，有的放矢地做好我们的制度安排；最后有利于我们在调整正确的社会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把中国的社会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