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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中国化、话语权与话语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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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作者：张翼
内容提要：社会学自其传入始就处于中国化过程之中，从教材到“行动”，基本都打上了“中国”印记，由于中国化本身就在促成中国式话语与话语体系，正如乡村建设运动和社区研究活动就将科研与实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化的社会学。尽管自社会学重建以来，就已一如既往地发展了中国的话语与话语体系，但今天社会学在中国化过程中，更需要国际化，需要走出去，需要与世界分享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发现，这就需要建构中国社会学的话语权。
关键词：社会学的中国化 话语体系 话语权
一、社会学的中国化与话语再生产
话语与话语体系本身既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质，也具有学术研究的学派区分性质。每一门学科或每一个学派对新学科的引介与推广或者创新，都不可避免地会走上本土化道路，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在中国的话语建设与西方学术霸权的扩张之矛盾中进行的。即使在西方，比如帕森斯翻译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一书，也具有很强的把德国版美国化的意识。正因为这样，世界韦伯研究界才有德国的韦伯、美国的韦伯和英国的韦伯，当然，也应该有中国的韦伯。
社会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其发展的道路也基本如此，对社会学的中国化过程，从其进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就是文言版的斯宾塞式的《社会学研究》[2]。严复的翻译是意译，是夹叙夹议，是对学科本身原理的理解，而不一定完全逐字逐句对照文本寻找中文的对应词。严复执掌北京大学时，也屡屡告诫大家要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就是早期教会大学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教学，也很快就从“洋人”讲授“洋教材”阶段过渡到“国人”讲授“中国版教材”阶段。费孝通在回忆吴文藻的时候，说吴自回国执教始，虽然使用的是洋教材，但却努力编写汉文教材，培养本土社会学传人、研究本土社会学问题。在燕京大学，到1926 年许仕廉接替伯吉斯担任系主任后，绝大多数授课老师已经变为中国人。费孝通在回忆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的时候，还说派克 1933 年讲学时，就力主学生需走出课堂，进入田野，开展社区调查，倡导社会学的中国化，并说自己那时才了解了北京天桥的贫民窟和八大胡同的红灯区。在民国社会学家中，孙本文应该是佼佼者，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美国传媒中的中国》，学习的是西方的社会学，研究的是与中国相关的社会问题。他编写的一系列教材，虽不可避免会译介很多西方奠基者的研究内容，但讲解的细节，却大多取材于中国的典籍，比如在其《社会学心理学》中，在谈到“正义感”时，就结合孔子、孟子、王阳明、朱熹等观点逐步深化分析[1]。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他就提出了文化立国的主张，很有些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应该说，在像吴文藻和孙本文这一代学人的努力后，社会学作为舶来品，已经逐渐完成了从西方移植到模仿西方的过程，从而开始将中国的故事写入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中。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学派，虽然分疏不同取路，但都努力将社会学基本理论应用于社会的实际改造。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他提出要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教育的方式，实施文艺教育以治愚，实施生计教育以治穷，实施卫生教育以治弱，实施公民教育以治私，希望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梁漱溟不仅写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而且还在山东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推行乡村建设实验，建设乡村学校，推行社会改良，组织群众自卫[2]。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推行的乡村建设，就以市场为取向、以经济为中心、以现代化为目标，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尝试。这些做法，时至今日，也富有时代意义。
社会学虽然“文革”之前与“文革”时期一度取消，但是关于社会学内容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停下来，比如在民族学领域仍然存在。之后到1979 年，费孝通组织大家重建社会学，当时谈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让社会学更加中国化。在费孝通带领大家完成“五脏六腑”的建设后，应该说很快就转入到中国化阶段了。小城镇大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天下大同、文化自觉等，都是利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的社会治理方案。这要看我们用什么标准去衡量社会学的中国化这个命题？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认识不是很一致。比如，用西方的社会学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搭建的陈设和理论去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这算不算社会学的中国化？或者换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中国的社会学？如果这个不算的话，那么，有没有一个模本可以让我们形成参照性认识，可以看看与人家的社会学本土化相比较，我们还差些什么？
应该说，社会学主要文献是英文、法文、德文等的翻译作品，我们一方面很难摆脱西方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没有必要连社会学的每一个名词术语都要创新为中国的语词。比如，如果我们拒斥“社会结构”这个概念，那么，我们要创新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去顶替它呢？如果我们不使用“功能主义”这个词，那用什么来表达呢？到现在为止，有些人会抱怨说社会学没有中国化。可事实上，如果将社会学的名词术语与理论全部推倒，并以此来重建我们自己的社会学，是不是有这个必要与可能？看看日本，正是他们将“sociology”翻译为汉语的“社会学”的，他们的社会学也没有中断过。可日本社会学将什么名词或原理写进到西方的社会学教科书呢？再看看韩国，他们派了那么多人到美国去留学，几乎与我们交流的人都师出有名，但有谁将韩国的社会学名词写入到西方经典的社会学教科书呢？日本的经济学做了那么多年，就“雁阵理论”这个词被世界所接受。所以不要抱怨说我们不行，因为学科建设本身很复杂。在中国，社会学思想是有的，它不是我们说传统中存在社会学思想，而是布朗在燕京大学的课堂上说荀子的思想就是社会学思想。但要用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概念去替换教科书中原来已经很盛行的概念，还得走很长的路。这不是单纯由学科发展所能够决定的。有些原因来源于历史的路径依赖，有些原因来源于学术话语霸权的结构化存在，有些原因来源于“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读”的力量对比。
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联合主办的2017 年中国社会学大会“中日韩社会学论坛”上，韩国社会学会前会长金成国讲“天人合一”。他用英语讲的时候可能只有少数人明白，但当他打出汉字，中国人一下就看明白了。所以语言是意识形态，它融入了我们的血液，是历史的积淀。将英语、法语、德语或意大利语文献载体文本化的西方社会学先贤，不是社会学学科的奠基者，就是后继的集大成者。他们的理论也只是对他们所研究的社会的部分解释——他们的理论不可能完全解释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没有全能的人，没有全能的社会思想。这一点，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所以，有些人批评说舶来品具有学术殖民主义性质，这有一定道理。但社会学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对西方传来的已有概念与理论的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某些中国的现实。的确，产自西方的宏大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发展道路，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拒斥的理由。可能——注意我说可能——我们自己生产的社会学理论也不能完全解释我们自己的研究对象。我们研究的对象处于快速的变化之中，而理论一经文本化，就具有相对固定的含义。怎么能够以相对固化的文本完全解释迅速变动的研究对象呢？所以，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是对它所研究的对象的部分真相的部分解释。如果我们将西方的概念改造为自己的概念，并以中国的语词表达、力图研究和解释中国现实的时候，就在进行着中国化，就在形成中国的话语与话语体系，只不过我们需要加入更多我们自己的概念与理论而已。韩国人讲的“天人合一”，实际是经过韩国化的“天人合一”，语词表达虽然一样，但其中的含义有所区别，因此，他们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韩国化。正如我们自己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一样，总会多多少少写入我们时代的、经过加工的、具有话语再生产性质的内容。
二、话语体系与研究方法
前面已经指出，话语体系建设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已经提倡了很多年了。中国社会学人从进入社会学这个职业开始，就力图通过社会学的中国化而发展自己的话语，并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按照福柯的话来说：我们所有的知识都经由话语习得。在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前提下，任何脱离话语的沟通是不存在的，因此人才要与世界建立起话语关系，不同的人群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建设以影响他人的判断，并由此确立自己的话语地位，同时也产生与话语相关的理论宰制。从最近几年《社会学研究》杂志发表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引用中国社会学界学人的文献，这说明中国社会学话语影响力正在上升，社会学话语也起到了话语应有的作用。当然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
另外，中国社会学有没有东西可以拿到国际上去交流以形成中国话语与话语体系呢？我感觉我们有话语、也有些话语能力。比如说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就在世界社会学移民研究中占有很大的份额。比如人口学研究，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学者怀疑中国人口研究的能力。基本中国人说什么，外部就引用什么。
到国外去参加学术会议，也经常听到国外的学人评价说，中国之所以能够解决1.7 亿流动农民工的就业与社会保险问题，其原因在于中国学人作为智库为政府开出了适当的药方。社会学学人的智库性研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贡献了应有的份额。从话语上来说，比如说“农民工”这个词，就是中国社会学人的贡献。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雨林教授发明的。与此相联系的是：户籍制度、随迁家庭、留守家庭、留守儿童……有哪一样不是在社会学的原有话语内涵中增加了中国版的内容？还有一些概念，比如城镇化（不是城市化）与社会融入、积分制、蚁族、象族等——这些概念，不管社会学研究者能够在多大范围内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话语已成为社会学界经常提及的话语与话语体系。最近加入的消费升级、农民工的市民化等，也正在形成新的话语体系。
如果到基层去做调研就会发现：地方的消费升级基本上是农民工拉动的。农民工打工挣钱后，原来是在宅基地上建房，现在是到城里买房。不买房不行，因为原来的儿媳妇可以“随夫随夫父”居住在丈夫家所在的村落，但现在的儿媳妇转变了观念，要居住到城里，从结婚开始不再居住在农村，所以就出现了“丈母娘推动的城镇化”这个说法，由此也带动相关研究，形成与农民工的市民化、社会流动、城镇化等概念密切相关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体系是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在西方的城镇化版本中，很少有与“丈母娘”长期同住的版本。但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与“丈母娘”同住成为大城市原生家庭与子家庭形成的“家庭网”的重要内容。这些故事，西方一听就听明白了。在一次会议上，有个韩国的女社会学家说，要是韩国也出现这种现象就好了！
在文化传播中，通常发生的现象是：物质文化易于传播，但形而上的观念层文化则较难改变。借用到这个地方来，比如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那是不是先讲一些“形而下”的故事更易于扩展自己的影响力？比如给西方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很难一下明白——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明白。但如果讲社会分层问题，讲中产阶层（他们叫中产阶级，我们叫中产阶层），或者讲中等收入群体与橄榄型分配体系，或者讲土地流转与村落的空心化，或者讲我们自己发明的“社会心态”等相关研究成果，或者讲群体性事件、上访、截访、冲突、摆平与矛盾化解、秩序重建与维权维稳等，也易于将中国故事推广到世界。再比如关于社区研究，中国社会学社区的传统与西方社区的传统[1]有所区别，现在我们所说的社区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甚至于我们的社会建设，从理论到行动这些社会学内容的扩展，应该是中国社会学界给世界社会学贡献出的中国智慧。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费孝通所说的“志在富民”，这也是老一辈社会学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地方。我们有了自己的话语，也形成了一定的话语体系，但希望将这个体系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就需要讲策略，通过易于为人家接受的途径与方法传播，这可以事半功倍！
由此就延伸到研究方法问题。不管是谁做研究都要遵循一定的研究方法，这是学人区别于其他职业的地方。涂尔干有涂尔干的研究方法，韦伯有韦伯的研究方法。社会能不能用叫做科学主义的东西去分析，存在很大争论。这既是西方流派之争，也是国内不同学术路线之争。但如果我们的研究，使用了学界大多数人使用或认可的方法，并以这个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现实，得到了为该方法所支持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易于被遵循同样研究方法的人所接受。社会学的话语本身就应该包括与此话语相关的方法论问题。不同的方法之间很难分孰高孰下。我们很难说质性研究方法高于量化研究方法，也很难说量化研究方法高于质性研究方法。谁长于那种方法就使用那种方法，扬长避短才是王道。每个人都应该用自己熟知的方法去讲中国故事，高下之争在于“听众”与“阅众”之争。但只要遵循了一定的方法，就可以在这个方法的路径上开展话语讨论。有幸的是，西方的很多方法，中国人在学习中有了很好的掌握，由此也通过技术进步提升了科研生产力。比如原来为西方所推崇的模型演算等，现在也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的利器，甚至于有些人还通过自己的研究，创新使用了这些利器，并通过方法与数据的再生产，建构了新的话语而形成中国人自己的理论生长点。比如西安交大的边燕杰所领导的团队，就通过拜年网研究关系社会学，在研究设计与模型计算等方面凸显出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强调这个并非弱化理论传播的作用，实际上理论研究比应用研究更重要，理论研究方法比应用研究方法更重要。只有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才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使用方法的时候，要防止那些只有模型演算但却缺少理论建构努力的做法，也要防止不加区别地将所有学术概念硬性量化的做法。数据崇拜是需要怀疑的。那种拿到一套数据，随便想一个概念就跑一个模型，然后就说自己有新发现的所谓“研究”，正是痛处与弱点所在。如果量化研究听任这种趋势蔓延，那等于是害了“量化研究”。看见这样的模型，很多人讽刺是“以数据的冰冷掩盖理论的贫乏”，这板子打得对。另外，一种不妥当的做法是：以中国的数据证明西方理论的正确性。如果第一个人第一次这样做，是有意义的；但如果有很多人不断重复这种做法，就显得匪夷所思。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方法越好的人，越尊重方法本身的逻辑，越不敢越界滥用。理论研究也一样，需要注意反思性建构，而不可生搬硬套，甚至于铺设汉语的翻译体，形成食洋不化现象。
遵循一定的方法，就使社会学具有研究的可重复性。一个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只有被另外一个社会学家认可，或者被更多的社会学家认可，才能够传播开来，形成为解释力。要得到认可，就需要这种可重复性。就连人类学家普兰查斯也说：如果一个人类学家去一个地方研究了六个月或六个月以上的时间，回来写了一本书，说出了一些研究发现，那其他人类学家去田野调查六个月，回来也应该得出大体差不多的认识，结论才应该是可认可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使用西方成熟的一些研究方法，使我们的话语、话语体系建设与方法论相结合，通过学术之路去讲中国故事，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当然，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创造一些新的方法，也应该鼓励。
三、宏大叙事话语权与话语传播
除了微观研究外，在宏大叙事中，同样也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与话语体系的问题。比如四个现代化，原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工业、农业、国防与科学技术现代化，但在第一代领导人的制度设计中，要到2000 年“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什么是现代化，可能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认识。所以邓小平才反思了那个话语的具体含义，这有点像西方的“能指”与“所指”的语词分析。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时候，就说我们所说的现代化，与西方所指的现代化不太一样，是“小康之家”的那种状态，即使实现了，人均收入大约是翻两番，即到2000 年达到800 到 1000 美元。从小康之家到小康社会，从温饱型小康到总体性小康，到现在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再到“中国梦”，这个过程可以通过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去研究并形成中国的发展社会学。美国社会学研究美国梦、俄国社会学研究俄国梦。我曾参加中国社科院与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学术会议，讨论的主题就是中国梦和俄国梦。从小康社会到中国梦的过程，不仅形成了话语，形成了话语之间的历史联系，而且形成了基于一系列话语而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中国的这个话语体系反映了宏大社会的变迁过程，将科研与规划结合，将经济指标体系与社会指标体系结合，将实体社会的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文本。
还有一些，比如说有关“社会结构转型是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话语，有关“中国社会是个韧性社会”的话语，有关拜年与“关系社会学”的话语、有关“中国十大社会阶层”的话语、有关“阶层流动与阶层形成”的话语，有关“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的话语，等等，都有一定的创新，都有中国社会学贡献的新成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如何看待我们的话语体系。如果在我们内心深处，对理论的建构，经常不是相信本土理论家，而是崇拜外来理论家，认识就会截然不同。根子在我们自己，不在别人。我们在掀起这个热那个热的时候，很难将我们自己塑造的西化的大师请下神坛。如果我们一直顶礼膜拜他人，我们就难以自信。所以，在话语与话语体系建设中，我们对西方，要学习但不神化；对传统，要继承但不崇古。
应该说，中国社会学的中国化过程，基本形成了一些话语与话语体系，也由此建构了我们的理论体系，并以我们的理论体系彰显了话语力量，但言说者是一回事，闻受者是另外一回事。在众多的“传”与众多的“受”之间，存在一个对话语权或话语霸权的争夺问题。有话语和话语体系，没有话语权，就会“有理说不清”，或者“说了没人听”，或者“听了没人懂”。而话语权不仅决定于话语本身，更重要的是决定于物质器物层面。马克思说物质决定意识，这句话我们要记在心头。只有在物质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物质建设时，我们的话语才具有物质基础的支持，才最终产生话语权。比如加拿大的服装店挂上了中国产的西服，加拿大人就易于理解“中国制造”的含义。学术道路经常附着在经济道路之中。研究丝绸之路的人们发现，中原王朝强则丝绸之路通，中原王朝弱则丝绸之路断。于是，与丝绸之路相关的艺术、舞蹈、宗教、科技、文化等活动就伴随丝绸之路的“通”与“断”波动。社会学研究形同此理。今天我们之所以谈话语，不是原来我们没有话语。原来中国不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新闻很少出现在西方的传媒，中国的学术研究就很难受西方的重视，人家就想不起引用我们的文献，在西方形成了“西方的东方学”——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自己的解读。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给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了30%的份额，世界离不开中国，世界开始关注中国、认识中国、研究中国，所以，中国的研究也才有“走出去”的物质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的学术实力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耦合在一起的。看看我们中国的翻译市场，就很少有人翻译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学著作，因为这些著作没有什么影响。比如乌干达，如果不是新闻，则很少人知道这个国家的人在吃什么，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大学在研究什么，更不知道乌干达有谁是社会学家。
所以说实践的成功——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才是我们拥有话语权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话语就难以推广。当然，我们还得承认，仅有物质的支持是不够的，中国需要理论建树，需要基于本土知识的提炼而形成的系统化的那种叫做原理的理论支持，这才能让理论具有可接受性。世界各国的理论不能解释的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维持了长达40 年的增长与繁荣？为什么社会转型如此剧烈中国却仍然维持了大局的稳定？甚至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下岗职工的分流中出现了那样高的失业率却为何没有酿制出内乱？唱衰中国的声音不断，但中国却一直稳坐钓鱼台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中国发展有兴趣的学人都在努力寻找答案，但我们中国人应该比西方更快地研究这个答案，系统学理化地论证这个答案。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明创造一些中国化的名词术语是需要的，但是不是一直要等到我们全部创新之后才能研究呢？或许我们要问是不是每一个概念都要更改为中国的语词才可以呢？现在看没有必要。学科形成了基本的传统，形成了基本的、已经为学界所认可的一些概念，也形成了基本的对社会学学术思想的认知结构。总之，在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应该为我所用的同时，也要讲好中国故事，或者要传播中国声音，用人家能够听明白的方式去传播更易于成功。至于使用人家的理论，会不会一直被人家的理论所“掌握”，这就看我们的功夫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环节，都具有重大的创新。创新就需要懂理论，正如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在真正懂了马克思之后才总结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习近平在研究了原来的发展路径后，创新性地提出了“新时代”的“两步走”战略。突破教条，促成飞跃，在原有的理论中同样可以建构出我们自己的理论。理论对话本身就蕴含着话语与话语的再生产过程。一个中国人，如果能够用西方的学术之道破西方的学术殖民之路，并创新出中国的学术法宝，那应该是更高的高手！比如费孝通，跟着“马老师学习”，但却走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化之路，连马林诺斯基也赞扬说费老的研究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我们可以模仿费老的做法，学习在西方，成就在中国。要探索可能的成就，创新我们的话语，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第一是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第二是矫正原有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比如有人认为经济下行离婚率上升，你在研究中发现经济上行离婚率也上升，或者你的研究发现经济下行与离婚率压根就没有关系）；第三是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并用这种方法矫正原有的研究，以此丰富原有研究；第四是提出新的理论；第五是创新“新方法”。可能还有其他，我们可以逐步罗列，但在这中间，任何的创新尝试都应该具有话语创新的潜质。
有了话语创新，还需要将创新的话语通过话语权的建设传播出去。话语权既取决于国力的支持，也取决于“传人”发扬光大。相信的人越多、继承的人越广，就说明话语权越显著。几乎所有叫做学派的学术共同体，都是通过强大的后继者而将其学术理念与学术研究传播出去的。法国的年鉴学派值得研究、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值得研究，在经济学里，有个奥地利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也值得研究。因此，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设，还得依靠人才的培养。有了得力的传人，话语与话语体系才能不断扩展。尽管说学科客观上存在竞争关系，但学科竞争的关键是有没有富有竞争力的年轻接班人。然而因经济学博士的收入高于社会学博士，所以，从概率上讲，富有竞争力的学子会先报考经济学博士。而且学习经济学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士、硕士比社会学多很多，这给社会学的发展造成很大的竞争性压力（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存在，也在挤压其他学科的空间当然也可正向理解为他们在激发其他相关学科生产更多的文本）。另外，经济学讲故事的能力很强，比如说他们讲市场，大家都接受了市场；讲金融危机，大家就努力想知道什么是金融危机。再比如中央文件中已经写入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学科的名词。现在，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系统性金融风险、结构性失业、供应链、共享经济、颠覆性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甚至于去产能、去库存等等，大家也有所了解。经济学家还给我们讲了很多类似“黑天鹅”与“灰犀牛”的故事——这些原本是西方的话语，但他们都将其成功改造为中国版话语，他们没有讲诸如中国式的“狼来了”的故事。我们社会学还需要向人家学习，我们得讲明白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社会治理；还需要区别是“社会在治理”还是“对社会进行治理”，这里面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即使如此，社会治理这个词，还不是社会学的独门绝技，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里面，这个词出现的次数更多。值得我们观察的是：社会治理一经写入政府文件就具有了强大的话语权。
正因为这样，社会学的话语建设，还需要我们及时抓住机遇，促成话语的繁荣。2014 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存在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但社会学人较少使用阶层理论去解释阶层建设与小康社会建设的关系。但在2016 年习近平讲了中等收入群体之后，经济学家迅速将研究的热点集中到了中等收入群体上。应该说，这次社会学家也很积极，但经济学家更积极，他们不仅研究中等收入群体，而且还研究中产阶层。现在看看那本影响因子最高的《经济研究》杂志，其中的很多内容，已经浸入到了社会学里。
社会学形成话语权，反过来可以将话语体系推得更广。有些人是在国内取得话语权后才在国际上取得话语权的，有些人是在国际取得话语权然后步入国内的。只要是在讲中国的故事，都应该鼓励。2014 年日本承办国际社会学年会，邀请中国社会学家参加，大家组团前往，专门举办了社会学的“中国日”这个论坛，根据当时担任日本社会学会长的矢泽修次郎的说法，论坛吸引了一百多位有西方面孔的社会学家前来交流，应该说这是比较成功的！
内容提要：社会学自其传入始就处于中国化过程之中，从教材到“行动”，基本都打上了“中国”印记，由于中国化本身就在促成中国式话语与话语体系，正如乡村建设运动和社区研究活动就将科研与实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化的社会学。尽管自社会学重建以来，就已一如既往地发展了中国的话语与话语体系，但今天社会学在中国化过程中，更需要国际化，需要走出去，需要与世界分享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发现，这就需要建构中国社会学的话语权。
关键词：社会学的中国化 话语体系 话语权
一、社会学的中国化与话语再生产
话语与话语体系本身既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质，也具有学术研究的学派区分性质。每一门学科或每一个学派对新学科的引介与推广或者创新，都不可避免地会走上本土化道路，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在中国的话语建设与西方学术霸权的扩张之矛盾中进行的。即使在西方，比如帕森斯翻译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一书，也具有很强的把德国版美国化的意识。正因为这样，世界韦伯研究界才有德国的韦伯、美国的韦伯和英国的韦伯，当然，也应该有中国的韦伯。
社会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其发展的道路也基本如此，对社会学的中国化过程，从其进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就是文言版的斯宾塞式的《社会学研究》[2]。严复的翻译是意译，是夹叙夹议，是对学科本身原理的理解，而不一定完全逐字逐句对照文本寻找中文的对应词。严复执掌北京大学时，也屡屡告诫大家要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就是早期教会大学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学教学，也很快就从“洋人”讲授“洋教材”阶段过渡到“国人”讲授“中国版教材”阶段。费孝通在回忆吴文藻的时候，说吴自回国执教始，虽然使用的是洋教材，但却努力编写汉文教材，培养本土社会学传人、研究本土社会学问题。在燕京大学，到1926 年许仕廉接替伯吉斯担任系主任后，绝大多数授课老师已经变为中国人。费孝通在回忆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的时候，还说派克 1933 年讲学时，就力主学生需走出课堂，进入田野，开展社区调查，倡导社会学的中国化，并说自己那时才了解了北京天桥的贫民窟和八大胡同的红灯区。在民国社会学家中，孙本文应该是佼佼者，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美国传媒中的中国》，学习的是西方的社会学，研究的是与中国相关的社会问题。他编写的一系列教材，虽不可避免会译介很多西方奠基者的研究内容，但讲解的细节，却大多取材于中国的典籍，比如在其《社会学心理学》中，在谈到“正义感”时，就结合孔子、孟子、王阳明、朱熹等观点逐步深化分析[1]。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他就提出了文化立国的主张，很有些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应该说，在像吴文藻和孙本文这一代学人的努力后，社会学作为舶来品，已经逐渐完成了从西方移植到模仿西方的过程，从而开始将中国的故事写入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中。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学派，虽然分疏不同取路，但都努力将社会学基本理论应用于社会的实际改造。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他提出要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教育的方式，实施文艺教育以治愚，实施生计教育以治穷，实施卫生教育以治弱，实施公民教育以治私，希望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梁漱溟不仅写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而且还在山东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推行乡村建设实验，建设乡村学校，推行社会改良，组织群众自卫[2]。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推行的乡村建设，就以市场为取向、以经济为中心、以现代化为目标，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尝试。这些做法，时至今日，也富有时代意义。
社会学虽然“文革”之前与“文革”时期一度取消，但是关于社会学内容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停下来，比如在民族学领域仍然存在。之后到1979 年，费孝通组织大家重建社会学，当时谈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让社会学更加中国化。在费孝通带领大家完成“五脏六腑”的建设后，应该说很快就转入到中国化阶段了。小城镇大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天下大同、文化自觉等，都是利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的社会治理方案。这要看我们用什么标准去衡量社会学的中国化这个命题？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认识不是很一致。比如，用西方的社会学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搭建的陈设和理论去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这算不算社会学的中国化？或者换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中国的社会学？如果这个不算的话，那么，有没有一个模本可以让我们形成参照性认识，可以看看与人家的社会学本土化相比较，我们还差些什么？
应该说，社会学主要文献是英文、法文、德文等的翻译作品，我们一方面很难摆脱西方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没有必要连社会学的每一个名词术语都要创新为中国的语词。比如，如果我们拒斥“社会结构”这个概念，那么，我们要创新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去顶替它呢？如果我们不使用“功能主义”这个词，那用什么来表达呢？到现在为止，有些人会抱怨说社会学没有中国化。可事实上，如果将社会学的名词术语与理论全部推倒，并以此来重建我们自己的社会学，是不是有这个必要与可能？看看日本，正是他们将“sociology”翻译为汉语的“社会学”的，他们的社会学也没有中断过。可日本社会学将什么名词或原理写进到西方的社会学教科书呢？再看看韩国，他们派了那么多人到美国去留学，几乎与我们交流的人都师出有名，但有谁将韩国的社会学名词写入到西方经典的社会学教科书呢？日本的经济学做了那么多年，就“雁阵理论”这个词被世界所接受。所以不要抱怨说我们不行，因为学科建设本身很复杂。在中国，社会学思想是有的，它不是我们说传统中存在社会学思想，而是布朗在燕京大学的课堂上说荀子的思想就是社会学思想。但要用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概念去替换教科书中原来已经很盛行的概念，还得走很长的路。这不是单纯由学科发展所能够决定的。有些原因来源于历史的路径依赖，有些原因来源于学术话语霸权的结构化存在，有些原因来源于“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读”的力量对比。
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联合主办的2017 年中国社会学大会“中日韩社会学论坛”上，韩国社会学会前会长金成国讲“天人合一”。他用英语讲的时候可能只有少数人明白，但当他打出汉字，中国人一下就看明白了。所以语言是意识形态，它融入了我们的血液，是历史的积淀。将英语、法语、德语或意大利语文献载体文本化的西方社会学先贤，不是社会学学科的奠基者，就是后继的集大成者。他们的理论也只是对他们所研究的社会的部分解释——他们的理论不可能完全解释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没有全能的人，没有全能的社会思想。这一点，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所以，有些人批评说舶来品具有学术殖民主义性质，这有一定道理。但社会学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对西方传来的已有概念与理论的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某些中国的现实。的确，产自西方的宏大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发展道路，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拒斥的理由。可能——注意我说可能——我们自己生产的社会学理论也不能完全解释我们自己的研究对象。我们研究的对象处于快速的变化之中，而理论一经文本化，就具有相对固定的含义。怎么能够以相对固化的文本完全解释迅速变动的研究对象呢？所以，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是对它所研究的对象的部分真相的部分解释。如果我们将西方的概念改造为自己的概念，并以中国的语词表达、力图研究和解释中国现实的时候，就在进行着中国化，就在形成中国的话语与话语体系，只不过我们需要加入更多我们自己的概念与理论而已。韩国人讲的“天人合一”，实际是经过韩国化的“天人合一”，语词表达虽然一样，但其中的含义有所区别，因此，他们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韩国化。正如我们自己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一样，总会多多少少写入我们时代的、经过加工的、具有话语再生产性质的内容。
二、话语体系与研究方法
前面已经指出，话语体系建设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已经提倡了很多年了。中国社会学人从进入社会学这个职业开始，就力图通过社会学的中国化而发展自己的话语，并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按照福柯的话来说：我们所有的知识都经由话语习得。在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前提下，任何脱离话语的沟通是不存在的，因此人才要与世界建立起话语关系，不同的人群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建设以影响他人的判断，并由此确立自己的话语地位，同时也产生与话语相关的理论宰制。从最近几年《社会学研究》杂志发表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引用中国社会学界学人的文献，这说明中国社会学话语影响力正在上升，社会学话语也起到了话语应有的作用。当然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
另外，中国社会学有没有东西可以拿到国际上去交流以形成中国话语与话语体系呢？我感觉我们有话语、也有些话语能力。比如说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就在世界社会学移民研究中占有很大的份额。比如人口学研究，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学者怀疑中国人口研究的能力。基本中国人说什么，外部就引用什么。
到国外去参加学术会议，也经常听到国外的学人评价说，中国之所以能够解决1.7 亿流动农民工的就业与社会保险问题，其原因在于中国学人作为智库为政府开出了适当的药方。社会学学人的智库性研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贡献了应有的份额。从话语上来说，比如说“农民工”这个词，就是中国社会学人的贡献。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雨林教授发明的。与此相联系的是：户籍制度、随迁家庭、留守家庭、留守儿童……有哪一样不是在社会学的原有话语内涵中增加了中国版的内容？还有一些概念，比如城镇化（不是城市化）与社会融入、积分制、蚁族、象族等——这些概念，不管社会学研究者能够在多大范围内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话语已成为社会学界经常提及的话语与话语体系。最近加入的消费升级、农民工的市民化等，也正在形成新的话语体系。
如果到基层去做调研就会发现：地方的消费升级基本上是农民工拉动的。农民工打工挣钱后，原来是在宅基地上建房，现在是到城里买房。不买房不行，因为原来的儿媳妇可以“随夫随夫父”居住在丈夫家所在的村落，但现在的儿媳妇转变了观念，要居住到城里，从结婚开始不再居住在农村，所以就出现了“丈母娘推动的城镇化”这个说法，由此也带动相关研究，形成与农民工的市民化、社会流动、城镇化等概念密切相关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体系是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在西方的城镇化版本中，很少有与“丈母娘”长期同住的版本。但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与“丈母娘”同住成为大城市原生家庭与子家庭形成的“家庭网”的重要内容。这些故事，西方一听就听明白了。在一次会议上，有个韩国的女社会学家说，要是韩国也出现这种现象就好了！
在文化传播中，通常发生的现象是：物质文化易于传播，但形而上的观念层文化则较难改变。借用到这个地方来，比如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那是不是先讲一些“形而下”的故事更易于扩展自己的影响力？比如给西方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很难一下明白——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明白。但如果讲社会分层问题，讲中产阶层（他们叫中产阶级，我们叫中产阶层），或者讲中等收入群体与橄榄型分配体系，或者讲土地流转与村落的空心化，或者讲我们自己发明的“社会心态”等相关研究成果，或者讲群体性事件、上访、截访、冲突、摆平与矛盾化解、秩序重建与维权维稳等，也易于将中国故事推广到世界。再比如关于社区研究，中国社会学社区的传统与西方社区的传统[1]有所区别，现在我们所说的社区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甚至于我们的社会建设，从理论到行动这些社会学内容的扩展，应该是中国社会学界给世界社会学贡献出的中国智慧。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费孝通所说的“志在富民”，这也是老一辈社会学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地方。我们有了自己的话语，也形成了一定的话语体系，但希望将这个体系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就需要讲策略，通过易于为人家接受的途径与方法传播，这可以事半功倍！
由此就延伸到研究方法问题。不管是谁做研究都要遵循一定的研究方法，这是学人区别于其他职业的地方。涂尔干有涂尔干的研究方法，韦伯有韦伯的研究方法。社会能不能用叫做科学主义的东西去分析，存在很大争论。这既是西方流派之争，也是国内不同学术路线之争。但如果我们的研究，使用了学界大多数人使用或认可的方法，并以这个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现实，得到了为该方法所支持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易于被遵循同样研究方法的人所接受。社会学的话语本身就应该包括与此话语相关的方法论问题。不同的方法之间很难分孰高孰下。我们很难说质性研究方法高于量化研究方法，也很难说量化研究方法高于质性研究方法。谁长于那种方法就使用那种方法，扬长避短才是王道。每个人都应该用自己熟知的方法去讲中国故事，高下之争在于“听众”与“阅众”之争。但只要遵循了一定的方法，就可以在这个方法的路径上开展话语讨论。有幸的是，西方的很多方法，中国人在学习中有了很好的掌握，由此也通过技术进步提升了科研生产力。比如原来为西方所推崇的模型演算等，现在也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的利器，甚至于有些人还通过自己的研究，创新使用了这些利器，并通过方法与数据的再生产，建构了新的话语而形成中国人自己的理论生长点。比如西安交大的边燕杰所领导的团队，就通过拜年网研究关系社会学，在研究设计与模型计算等方面凸显出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强调这个并非弱化理论传播的作用，实际上理论研究比应用研究更重要，理论研究方法比应用研究方法更重要。只有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才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使用方法的时候，要防止那些只有模型演算但却缺少理论建构努力的做法，也要防止不加区别地将所有学术概念硬性量化的做法。数据崇拜是需要怀疑的。那种拿到一套数据，随便想一个概念就跑一个模型，然后就说自己有新发现的所谓“研究”，正是痛处与弱点所在。如果量化研究听任这种趋势蔓延，那等于是害了“量化研究”。看见这样的模型，很多人讽刺是“以数据的冰冷掩盖理论的贫乏”，这板子打得对。另外，一种不妥当的做法是：以中国的数据证明西方理论的正确性。如果第一个人第一次这样做，是有意义的；但如果有很多人不断重复这种做法，就显得匪夷所思。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方法越好的人，越尊重方法本身的逻辑，越不敢越界滥用。理论研究也一样，需要注意反思性建构，而不可生搬硬套，甚至于铺设汉语的翻译体，形成食洋不化现象。
遵循一定的方法，就使社会学具有研究的可重复性。一个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只有被另外一个社会学家认可，或者被更多的社会学家认可，才能够传播开来，形成为解释力。要得到认可，就需要这种可重复性。就连人类学家普兰查斯也说：如果一个人类学家去一个地方研究了六个月或六个月以上的时间，回来写了一本书，说出了一些研究发现，那其他人类学家去田野调查六个月，回来也应该得出大体差不多的认识，结论才应该是可认可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使用西方成熟的一些研究方法，使我们的话语、话语体系建设与方法论相结合，通过学术之路去讲中国故事，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当然，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创造一些新的方法，也应该鼓励。
三、宏大叙事话语权与话语传播
除了微观研究外，在宏大叙事中，同样也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与话语体系的问题。比如四个现代化，原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工业、农业、国防与科学技术现代化，但在第一代领导人的制度设计中，要到2000 年“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什么是现代化，可能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认识。所以邓小平才反思了那个话语的具体含义，这有点像西方的“能指”与“所指”的语词分析。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时候，就说我们所说的现代化，与西方所指的现代化不太一样，是“小康之家”的那种状态，即使实现了，人均收入大约是翻两番，即到2000 年达到800 到 1000 美元。从小康之家到小康社会，从温饱型小康到总体性小康，到现在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再到“中国梦”，这个过程可以通过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去研究并形成中国的发展社会学。美国社会学研究美国梦、俄国社会学研究俄国梦。我曾参加中国社科院与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学术会议，讨论的主题就是中国梦和俄国梦。从小康社会到中国梦的过程，不仅形成了话语，形成了话语之间的历史联系，而且形成了基于一系列话语而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中国的这个话语体系反映了宏大社会的变迁过程，将科研与规划结合，将经济指标体系与社会指标体系结合，将实体社会的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文本。
还有一些，比如说有关“社会结构转型是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话语，有关“中国社会是个韧性社会”的话语，有关拜年与“关系社会学”的话语、有关“中国十大社会阶层”的话语、有关“阶层流动与阶层形成”的话语，有关“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的话语，等等，都有一定的创新，都有中国社会学贡献的新成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如何看待我们的话语体系。如果在我们内心深处，对理论的建构，经常不是相信本土理论家，而是崇拜外来理论家，认识就会截然不同。根子在我们自己，不在别人。我们在掀起这个热那个热的时候，很难将我们自己塑造的西化的大师请下神坛。如果我们一直顶礼膜拜他人，我们就难以自信。所以，在话语与话语体系建设中，我们对西方，要学习但不神化；对传统，要继承但不崇古。
应该说，中国社会学的中国化过程，基本形成了一些话语与话语体系，也由此建构了我们的理论体系，并以我们的理论体系彰显了话语力量，但言说者是一回事，闻受者是另外一回事。在众多的“传”与众多的“受”之间，存在一个对话语权或话语霸权的争夺问题。有话语和话语体系，没有话语权，就会“有理说不清”，或者“说了没人听”，或者“听了没人懂”。而话语权不仅决定于话语本身，更重要的是决定于物质器物层面。马克思说物质决定意识，这句话我们要记在心头。只有在物质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物质建设时，我们的话语才具有物质基础的支持，才最终产生话语权。比如加拿大的服装店挂上了中国产的西服，加拿大人就易于理解“中国制造”的含义。学术道路经常附着在经济道路之中。研究丝绸之路的人们发现，中原王朝强则丝绸之路通，中原王朝弱则丝绸之路断。于是，与丝绸之路相关的艺术、舞蹈、宗教、科技、文化等活动就伴随丝绸之路的“通”与“断”波动。社会学研究形同此理。今天我们之所以谈话语，不是原来我们没有话语。原来中国不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新闻很少出现在西方的传媒，中国的学术研究就很难受西方的重视，人家就想不起引用我们的文献，在西方形成了“西方的东方学”——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自己的解读。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给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了30%的份额，世界离不开中国，世界开始关注中国、认识中国、研究中国，所以，中国的研究也才有“走出去”的物质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国家的学术实力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耦合在一起的。看看我们中国的翻译市场，就很少有人翻译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学著作，因为这些著作没有什么影响。比如乌干达，如果不是新闻，则很少人知道这个国家的人在吃什么，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大学在研究什么，更不知道乌干达有谁是社会学家。
所以说实践的成功——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才是我们拥有话语权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话语就难以推广。当然，我们还得承认，仅有物质的支持是不够的，中国需要理论建树，需要基于本土知识的提炼而形成的系统化的那种叫做原理的理论支持，这才能让理论具有可接受性。世界各国的理论不能解释的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维持了长达40 年的增长与繁荣？为什么社会转型如此剧烈中国却仍然维持了大局的稳定？甚至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下岗职工的分流中出现了那样高的失业率却为何没有酿制出内乱？唱衰中国的声音不断，但中国却一直稳坐钓鱼台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中国发展有兴趣的学人都在努力寻找答案，但我们中国人应该比西方更快地研究这个答案，系统学理化地论证这个答案。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明创造一些中国化的名词术语是需要的，但是不是一直要等到我们全部创新之后才能研究呢？或许我们要问是不是每一个概念都要更改为中国的语词才可以呢？现在看没有必要。学科形成了基本的传统，形成了基本的、已经为学界所认可的一些概念，也形成了基本的对社会学学术思想的认知结构。总之，在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应该为我所用的同时，也要讲好中国故事，或者要传播中国声音，用人家能够听明白的方式去传播更易于成功。至于使用人家的理论，会不会一直被人家的理论所“掌握”，这就看我们的功夫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环节，都具有重大的创新。创新就需要懂理论，正如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在真正懂了马克思之后才总结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习近平在研究了原来的发展路径后，创新性地提出了“新时代”的“两步走”战略。突破教条，促成飞跃，在原有的理论中同样可以建构出我们自己的理论。理论对话本身就蕴含着话语与话语的再生产过程。一个中国人，如果能够用西方的学术之道破西方的学术殖民之路，并创新出中国的学术法宝，那应该是更高的高手！比如费孝通，跟着“马老师学习”，但却走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化之路，连马林诺斯基也赞扬说费老的研究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我们可以模仿费老的做法，学习在西方，成就在中国。要探索可能的成就，创新我们的话语，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第一是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第二是矫正原有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比如有人认为经济下行离婚率上升，你在研究中发现经济上行离婚率也上升，或者你的研究发现经济下行与离婚率压根就没有关系）；第三是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并用这种方法矫正原有的研究，以此丰富原有研究；第四是提出新的理论；第五是创新“新方法”。可能还有其他，我们可以逐步罗列，但在这中间，任何的创新尝试都应该具有话语创新的潜质。
有了话语创新，还需要将创新的话语通过话语权的建设传播出去。话语权既取决于国力的支持，也取决于“传人”发扬光大。相信的人越多、继承的人越广，就说明话语权越显著。几乎所有叫做学派的学术共同体，都是通过强大的后继者而将其学术理念与学术研究传播出去的。法国的年鉴学派值得研究、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值得研究，在经济学里，有个奥地利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也值得研究。因此，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设，还得依靠人才的培养。有了得力的传人，话语与话语体系才能不断扩展。尽管说学科客观上存在竞争关系，但学科竞争的关键是有没有富有竞争力的年轻接班人。然而因经济学博士的收入高于社会学博士，所以，从概率上讲，富有竞争力的学子会先报考经济学博士。而且学习经济学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学士、硕士比社会学多很多，这给社会学的发展造成很大的竞争性压力（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存在，也在挤压其他学科的空间当然也可正向理解为他们在激发其他相关学科生产更多的文本）。另外，经济学讲故事的能力很强，比如说他们讲市场，大家都接受了市场；讲金融危机，大家就努力想知道什么是金融危机。再比如中央文件中已经写入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学科的名词。现在，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系统性金融风险、结构性失业、供应链、共享经济、颠覆性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甚至于去产能、去库存等等，大家也有所了解。经济学家还给我们讲了很多类似“黑天鹅”与“灰犀牛”的故事——这些原本是西方的话语，但他们都将其成功改造为中国版话语，他们没有讲诸如中国式的“狼来了”的故事。我们社会学还需要向人家学习，我们得讲明白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社会治理；还需要区别是“社会在治理”还是“对社会进行治理”，这里面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即使如此，社会治理这个词，还不是社会学的独门绝技，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里面，这个词出现的次数更多。值得我们观察的是：社会治理一经写入政府文件就具有了强大的话语权。
正因为这样，社会学的话语建设，还需要我们及时抓住机遇，促成话语的繁荣。2014 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存在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但社会学人较少使用阶层理论去解释阶层建设与小康社会建设的关系。但在2016 年习近平讲了中等收入群体之后，经济学家迅速将研究的热点集中到了中等收入群体上。应该说，这次社会学家也很积极，但经济学家更积极，他们不仅研究中等收入群体，而且还研究中产阶层。现在看看那本影响因子最高的《经济研究》杂志，其中的很多内容，已经浸入到了社会学里。
社会学形成话语权，反过来可以将话语体系推得更广。有些人是在国内取得话语权后才在国际上取得话语权的，有些人是在国际取得话语权然后步入国内的。只要是在讲中国的故事，都应该鼓励。2014 年日本承办国际社会学年会，邀请中国社会学家参加，大家组团前往，专门举办了社会学的“中国日”这个论坛，根据当时担任日本社会学会长的矢泽修次郎的说法，论坛吸引了一百多位有西方面孔的社会学家前来交流，应该说这是比较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