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春节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依然历历在目。人们在忙碌了一年后所期盼的返乡团聚，迅速转为蛰伏居家与线上“云聚会”，一时间风声鹤唳。小家之外，疫情瞬息万变，疫情阻击战风起云涌，白衣战士驰援湖北，民间组织纷纷伸出援手，举国一心，共抗疫情。

出于学者对重大社会现象惯有的敏锐和好奇，加之彼时居家，希望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在孟天广教授的发起和组织下，包括我在内的研究团队迅速行动起来，希望收集这一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期间难得的一手数据，为将来研究这一重要历史窗口积累材料。

在研究设计中，捐助——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中的重要行为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在疫情攸关的二月初，口罩与酒精等防护物品千金难觅。没有任何口罩储备的我只得在微信群求助，旋即收到了一位素未谋面的同事主动赠予的20只口罩。我将其中10只拿出来，又以特快寄给了远在山东同样没有无纺布口罩只得反复洗晾同一口罩的亲戚。后来，我面临的口罩荒因另一位素未谋面的清华校友主动赠予100只而彻底解决，随后我又数次将这些口罩寄予其他需要的同事和朋友。同人类历史上的灾害和危机相同，正是这样的相助和温情——来自社会学家所称的“强连接”也好，“弱连接”社会网络也好——帮助人们彼此扶持，步出时艰。

同时，关于捐助的消息频频出现。我目睹了我所在的斯坦福大学校友会以及各国华人华侨动员力量，不分昼夜地向祖国输送医疗物资。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以象征着中日交往千年历史的动人诗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慷慨相赠，引起了我国公众的热烈讨论。而普通人拉一车蔬菜、赠予方便面等生活用品的动人善举亦是处处可见。与此同时，围绕“红十字会”积压和不当分配捐赠品的新闻则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关注和声讨。至此，疫情期间的捐赠行为已涉及到人际的、社会的、组织的方方面面，于是我们设计了围绕捐赠的调查问题。

我们认为，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性场景和问题，而疫情期间的捐赠行为可能受到心理、社会和政治三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从心理维度上讲，在重大危机中人们选择向他人捐赠物资还是自我保全，本质是利他主义心理抑或理性选择的权衡，这一对视角之争亦是心理学与经济学对于人之基本假设的不同。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捐助是一种典型的利他主义行为，人们出于换位思考和对他人的同情心而做出亲社会行为；而基于理性选择视角的经济学理论则认为人们付出自身成本向公共领域进行物品捐赠是出于其决定所带来的的收益。人们不仅从捐助行为中收获愉悦和满足感等情感收益，还能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形象并得到他人肯定。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所代表的的公共卫生危机中，风险在其中构成一种重要的行为刺激，但是风险对利他主义行为的影响并无定论：沿着社会心理学逻辑，在面对同样的风险时，人们可能产生更强的共情能力和对共同命运的关注，从而倾向捐赠物资以帮助他人；然而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出发，疫情带来的外部风险也可能驱使人们做出自利自保的应对行为。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对立的两种假设：个体面临的疫情外部风险越高，捐助意愿越强/弱（H1）

从社会维度上讲，一般而言，重大公共危机是检验社会资本的关键场域，社会资本在救援、心理缓冲、物质支持、信息共享和恢复重建方面发挥巨大力量。然而，在防控疫情、人人自危、居家隔离且社会活动大幅减少的情境之下，社会资本是否还能够发挥作用？因此，我们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即个体对社会的信任水平越高，其捐助意愿越强（H2）。第三个维度是政治的维度。在我国，政府以及具有政府性质的慈善机构在公共危机中扮演了动员者、接收者和分配者的实际作用。因此，我们推测，个体的捐助行为与其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息息相关。

当个人有捐助意愿时，会选择通过何种渠道实施捐赠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话题。此外，我们认为，信息接触渠道对公众的观点看法、政治信任、社会信任和参与行为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可能会影响捐赠渠道的选择。我们将捐赠渠道分为两类：社会维度和政府维度。网络捐赠渠道是社会维度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人们对网络捐赠的选择受其对社会的信任水平影响。人们越倾向于相信社会中的其他人，越愿意通过包括校友会、互联网等社会渠道进行捐赠。而对政府能力越相信的人，越倾向于通过交特别党费、具有官方性质的大型慈善组织等捐赠。因此，捐赠渠道的选择实际体现了不同人群对社会与政府的信任程度、可及性和被动员可能性的差异，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水平影响人们帮助他人的渠道和方式选择。更信任社会的人更倾向通过包括互联网平台在内的社会资源渠道帮助他人，而更信任政府的人更倾向通过政府渠道帮助他人（H4）。

除了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因素，信息接触渠道也是潜在地影响人们捐助渠道的因素，但这一影响有可能是间接的。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媒体渠道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并进而影响人们对捐助渠道的选择。更依赖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人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更低，更倾向通过互联网等社会渠道进行捐助；而更依赖官方媒体获取信息的人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更高，更倾向通过政府渠道进行捐助（H5）。

基于此，我们从心理、社会和政治三重维度考察疫情之下人们的捐赠动机并运用在疫情期间开展的全国规模的一手调查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我们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于2020年2月3日至2月9日实施的“数字技术与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问卷调查”。该调查通过“问卷星”在线调查平台进行，最终获得5838份有效样本。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期间网民的捐助意愿非常高，53.9%的受访人表示非常愿意捐款捐物，比较愿意捐助的人群占到32.4%，仅有3.9%不愿意向武汉地区捐款捐物。为了检验以上假设，我们利用这一一手数据，分别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和逻辑斯蒂回归来拟合数据，检验风险感知、社会信任、政府信任以及媒体依赖对捐助意愿、捐助渠道选择的影响机制。

结果显示，相较于周围没有确诊或疑似病例的人，同小区居民和同事朋友间已经存在感染案例的个人更愿意向当时疫情最严重的武汉捐款捐物，并且捐助金额更高。在控制人均GDP水平以后，个人所处的省份疫情越严重，向武汉捐款的金额也越高。这一发现验证了研究假设1a，即自身对疫情感知提升了人们向其他疫情严重地区捐款的意愿；人们感知到自身所处的疫情越严重，向他人捐赠的意愿和金额越大。

我们的发现同样支持研究假设2和3，即社会信任、政治信任与政治效能感对捐助意愿均呈现出正向的促进作用。相对于认为和人相处要小心谨慎的人，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可以信任的人显著地更愿意向武汉捐款，且捐款金额更高。网民越信任政府有能力抗击疫情，就越有意愿向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捐款捐物；作为反映自我感知政治影响力的变量——政治效能感也具备相似效应，即人们越认为自己对政府决策有影响就越愿意捐助困难地区，并且其捐助水平也相应提升。

影响人们捐助渠道的因素很多，结果显示风险感知对捐助渠道选择有影响：个体身边的疫情风险对人们选择官方渠道还是社群渠道捐助有迥异影响，更高水平的个体周围疫情风险一方面提升了人们利用校友/同乡/同业会、众筹平台和当地医院等社群渠道的概率，另一方面显著地降低了人们通过红会等慈善组织捐助的可能性。个体对社会信任的感知也显著地提升了人们通过校友/同乡/同业会捐款捐物的可能性，而对官方渠道没有显著影响。相反，我们发现政府信任和自我政治效能感发挥着与社会信任相反的效应，即越认为政府有能力防控疫情、越具有政治效能感的网民更愿意通过向疫区地方政府、官方慈善组织和缴纳特别党费等官方渠道捐助，而越信任政府的网民反倒不愿意向校友/同乡/同业会和疫区当地医院等社群渠道捐助。网民的信息获取渠道通过影响政府信任水平而影响捐助渠道选择。网民在信息获取上越依赖社交媒体，越倾向于通过互联网平台捐赠。而越依赖官方媒体获取信息的公众，政府信任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选择特别党费等官方渠道参与捐助。

综上，研究发端于疫情期间我们对于网民捐助的兴趣，以实证方法检验并发现了公共危机应对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重要性，即政府与社会机制能够调动不同人群的参与，二者缺一不可。政府、社群与市场机制三者互补所形成的“互动式治理”，将有力推动重大公共危机期间的民间互助。

在本文投稿的过程中，有幸收到了《社会发展研究》编辑部与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多轮有益建议，是他们持之以恒的专业精神使本文不断打磨以更好地论证与呈现，在此对郭云蔚编辑与匿名审稿人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