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当我以实习生身份加入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艾滋病项目时，组内有一位约早我一个月入职的澳大利亚青年，他是澳大利亚政府海外援助项目派驻中国的国际志愿者，服务期为1年。当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身份尚未发生根本性的认知变化，仍是国际发展援助的对象国。联合国各机构的驻华代表处虽然经费有限，但又需要具备相应专业知识/技能的英语人才，便会向各类国际志愿服务项目提出申请。我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艾滋病项目工作的近3年间，先后与2位澳大利亚国际志愿者共事。但是，让我真正对国际志愿者作为“发展的公共性面孔”产生道德共鸣的却是一位未曾谋面的“前任”澳大利亚国际志愿者。她在我之前不久离开中国，但未选择回国（通常来说，1年的国际志愿服务经历对个人回国求职助益颇多），而是去了尼泊尔。她认为那里更需要自己，并立志要为东南亚国家的公共健康和卫生状况改善做出贡献，虽然据说她本人在中国服务期间经常出现健康问题。这应该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一种非常个体化的方式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了如此真切的道德和责任共情。

2018年5月，我参与撰写《中国志愿服务参与状况调查分析报告》，在梳理相关国际经验时发现诸多海外志愿服务（或称“国际志愿服务”）相关的文献资料。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关于发展援助和海外志愿服务已有很多反思，但进入21世纪后，此类反思日益深刻，从援助形式逐渐深入行动背后的意识形态，IDS Bulletin曾以多期专题的方式进行了多学科讨论。相比国际学界对海外志愿服务反思和讨论的“热火朝天”，国内学界则显得“消无声息”，这与中国海外志愿服务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现状密切相关。例如，相比瑞典政府于1962年、加拿大政府于1959年、美国于1961年陆续建立致力于国际发展的专门机构，中国于2018年（4月18日）才正式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海外志愿服务不仅在诸多西方国家，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各国也成为官方发展援助的重要构成；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并组建联合国志愿者组织，负责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国际志愿服务发展；之后，基于2000—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和2016—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展海外志愿服务逐渐成为一种全球共识。这个议题，不仅对中国海外志愿服务的发展实践很重要，而且对国内学术研究来说也值得关注。因此，我基于行业观察和文献梳理写成《海外志愿服务发展的话语形成和反思》一文，希望从学术讨论的视角为实践提供一些新思考。此文虽非个人最得意之作，但其写作过程却是最具历时性的实践渊源。

首先是一种从实践指向理论的历时性渊源。自2010年第一次与来到中国服务的国际志愿者产生联系，我对志愿服务这一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接下来的近十年间，出于好奇，我开始辗转往复于实践和理论之间。一方面，以个体行动的方式参加各类主体组织的志愿服务项目/活动，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期间得到当时主抓青年工作的所领导张翼老师支持，成立了“万象社”青年学者志愿服务项目，主要以公开讲座的方式开展学术公众化的志愿服务；另一方面，在博士后研究期间，以田野调查点“自然之友”作为个案，开始进行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相关研究。个体行动、田野观察、理论思考之间的视角切换，让我逐渐构建起关于中国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发展的自我认知，并逐渐与国际志愿服务的个体认知融合，拼凑出一幅全球性的认知图景。正是在这两种认知融汇的过程中，我发现国际志愿服务与国内志愿服务的差异。相较于国内志愿服务似乎“杂乱无章”但又“生气盎然”的行动图景，国际志愿服务似乎在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主导下已形成相对成熟、成型的行动模式，让我自然而然地将之与福柯的话语理论结合。很大程度上，福柯提出的话语分析超越了语言学式的话语研究和心理学式精神分析的局限，把社会事实客体化为一种话语形成过程，运用话语构成分析方法呈现权力如何在各种规训手段的支持下渗透到社会事实的发展和演化过程。如果把海外志愿服务视为一个总体性的研究客体，那么借用福柯关于话语形成的分析路径，可以清晰地看到海外志愿服务在国际行动场域中呈现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权力面貌。由此，我们也可以在海外志愿服务的全球图景中看到，“发达国家和地区”基于20世纪中期确立的国际秩序，通过海外志愿服务的“援助场域”建构起“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作为话语对象、“援助”作为话语陈述方式、“发展”作为话语策略的叙述框架；这套话语叙述在历时性的全球语境变化中经历阶段性演变和消解性反思，成为全球社会现实图景的一种形塑力量。

其次是一种从理论指向实践的历时性渊源。沿着福柯式的话语分析路径，海外志愿服务发展图景呈现的不仅有“志愿服务”本身的人道主义意涵，还有以“海外”作为权力延伸之处的国际发展体系。20世纪50年代，新建立的战后国际发展体系通过北半球和南半球、发达和欠发达、三个世界等理论重新定义世界形态，旨在推动发展项目实施的国际志愿服务应运而生。在这一过程中，“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与北半球各政治主体形成区分，确立了“南—北”的世界形态分类模式，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输出海外志愿服务的目的地；并在“发展”被确定为一种全球责任后，进一步成为国际发展话语建构的对象，以承载“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援助“发展”过程中输出的各种关系、价值、身份、知识和技术。某种程度上，旨在通过国际援助帮助“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各种“发展”愿景的海外志愿服务只是根植于现代国家和全球政治进程的一种社会事实。从殖民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发展”路径的定义决定了海外志愿服务的行动路径，从初期阶段帮助志愿服务接受方实现“现代化”和“基本需求”，到中期阶段提出参与式发展、培育公民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再到新近的“基于权利的发展”和“生态位模式”，构成了“发展”话语群演变的基本框架。而海外志愿服务目标作为“发展”路径演变的直接体现，也经历了初期阶段以技术援助和知识转移为主调的“善举”，到中期阶段的“相互学习”、公民身份、公民赋权，再到新近的全球公民身份、社会正义、个体发展、社区建设等变化。“发达国家和地区”关于“发展”的想象形塑了海外志愿服务的全球地理图景，为发达国家的海外志愿者提供了参与机会的体制性结构空间，也成为调节“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和志愿服务提供方关系的认知基础。如果说，在国际话语交往实践中，能否成功建构一套嵌入了自己国家价值内核并受到世界民众接受和认可的国际规范，是衡量一个民族国家的话语实践是否具有国际合法性或是否拥有话语权力的重要标尺，那么，以“援助”为话语陈述方式的海外志愿服务无疑提供了一条成功的路径参考。

海外志愿服务是否能够走出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的、主客二分的话语叙事框架，超越“援助”的话语陈述方式，构建一种新的全球责任观？近年来，关于“发展”话语的各种批判和反思正在对以往“发达国家和地区”为话语主体建构的海外志愿服务图景构成消解，为重建一种更为广义的“基于全新道德共情和全球责任的发展观”提供了可能，例如“南—南”合作中国际志愿服务的出现就被视为对“南—北”模式的一种“新的”对抗形式。这对尚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海外志愿服务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它意味着，中国的海外志愿服务发展或许可以不必遵循以往欧美国家海外志愿服务的发展援助路径，可以重建“发展”的话语群或确立新的话语策略，并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愿景提出新的话语框架和概念。

很大程度上来说，《海外志愿服务发展的话语形成和反思》一文既是个体视角下从实践到理论的一种“顺其自然”之果，也是学术视角下从理论到实践的一种总体性分析尝试。文章采用宏观且整体化的分析路径，无疑会造成诸多细节甚至事件的缺失，但也以一种鸟瞰视角呈现了海外志愿服务发展的历时脉络和共时面貌，或许可以为读者带来或多或少的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