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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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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03期 作者：张翼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迅捷而又宏大的划时代变迁，这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创新提供了绝好平台。但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创新要形成“话语”，需要建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抑或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建构起框架性的理论假设。实践之创新是话语创新的基础，话语之创新是实践创新的概括。概念或变量必须来源于实践，来源于艰辛的研究与持续性的提炼，来源于元理论建构的真实需求，是基于实践的轨迹所形成的中国故事与中国道路而创新。新时代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形成”，让话语与话语体系能够落地生根，需要话语与足够多的人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通过传人使之成为社会记忆的内核。
[关键词] 实践创新；话语创新；中国故事；中国学派；概念
一、话语是话语体系形成的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为各个学科的创新奠定了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中国学人可以通过对日新月异的实践的提炼，总结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性特征与动力学特征。这种特征是压缩式赶超性与历史继承性的东方社会的现代化特征。在压缩式发展上，中国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任务。在赶超性上，中国基于内忧外患压力，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重大转型、也完成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新的战略部署，摆脱了“落后就会挨打”的陷阱羁绊。在历史继承性上，中国承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形成厚积薄发之势，一方面学习西方，另一方面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丰富而又优秀的养料，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适宜于中国发展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中国社会的这种迅捷而又宏大的划时代变迁，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创新提供了绝好平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同仁，既可以通过自己亲身参与的实践活动创新引领理论研究，也可以通过自己创新的理论预见未来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种社会大发展与社会大转型提供的机遇，使中国学人可以在有限的生命之中验证自己的假设，或者通过观察社会的变迁而完善自己的理论建构。
为总结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国学人肯定要开发与建构自己的话语。我们更擅长用自己的话语书写我们自己的故事。西方之话语只有经过中国实践的检验才能转化为中国自己的话语。正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一样，西方的学术话语也只有经过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改造，才能转化为中国故事的具体内容。只有形成一个又一个具有标识性的话语，才能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对于历史传统，必须萃取其精华、抛弃其腐朽，才能将其优秀部分转化为符合当今时代的内容。对于西方文化，必须经历扬弃过程，吸取其符合中国之内容，抵牾其糟粕，才能整合进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即使是针对部门学科，也需要走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的途径。
在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创新中，要形成“话语”，就需要建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抑或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建构起框架性的理论假设。这当是理论生产的胚芽。但需要反对制造概念，反对偷换概念，或者反对拿了别人的东西翻版为另外一个变种。概念或变量必须来源于实践，来源于艰辛的研究与持续性的提炼，来源于元理论建构的真实需求。只要找到了元概念，其他附属的概念创新就有了生成的基础。对于马克思来说，“实践”是基础，“批判”是工具，创造新世界是目标，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剩余价值学说是无产阶级觉悟的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完成了从哲学到革命的飞跃。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与话语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构架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形成了颠扑不破的理论大厦。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的当下，我们更要努力向马克思学习，在导师的理论创新历史中找到繁荣中国化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法宝。作为经典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基于其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而建构起来的。由这个话语体系所形成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指导我们进行新时代话语与话语体系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而是随时代而发展的唯物辩证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产物，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智慧总结，也是我们进行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与话语体系创新的根本遵循。
二、中国故事是中国话语体系的时代内容
话语是表现形式与声形外壳，内容是话语的本质与内涵。所以，话语创新的目的，在于对话语所表达的“能指”与“所指”时代内容的概况，重在记录、提炼与预测人的实践活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话语的创新，应该基于中国实践而创新，应该基于实践的轨迹所形成的中国故事与中国道路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经典理论的现代化道路。完成了中国从封闭性社会到开放性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村落社会到城镇社会、从定居型社会到流动型社会、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重大转型。通过这个转型过程，中国从站起来阶段步入富起来阶段，接着又顺利迎来新时代的强起来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均GDP 仅仅为250 多美元，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近 80%，文盲率超过 20%，农村恩格尔系数高达 68%，城镇恩格尔系数高达59%。经过40 年来的发展，到2017年年底，中国人均GDP 达到8800 多美元，农业人口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下降到25%左右，文盲率下降到 3%左右且主要为老年人口，农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1%，城镇恩格尔系数下降到28%。但让世界最为瞩目的当是中国在脱贫致富方面的重大贡献。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已成功将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 年的9899 万人减少到2016 年的 4300 多万人，又于 2017 年继续减少了大约 1300 万贫困人口。在 2018 年年初，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3000 万左右。伴随贫困线与低保线的并轨，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还会有所提高。
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发展，优化了社会结构，第一次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教育的普及与教育年限的延长，还将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而贡献更多力量。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中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会达到 90%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会达到50%，这将从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中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提供强劲支撑。如果以当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则在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提升到新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会超过 35%，2035 年超过 55%，2050 年超过70%。
中国实践的成功形成了中国道路，对中国道路的研究凝聚为中国故事。一个又一个中国故事本身就在将中国话语转变为中国话语体系。所以，中国话语与中国话语体系之所以具有强大的传播力量，主要在于中国实践的成功。实践之创新是话语创新的基础，话语之创新是实践创新的概括。没有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历史，中国的话语就会表现为另外一种内容，而不可能是当前我们所讲的这样一种充满自豪感的中国故事。
然而，我们还需要看到，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还有许多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仅要看短板，而且还要看底板。如果水桶的底板漏水，决定水桶水量的主要变量就是底板而不仅是短板了。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才在实践层面决定话语与话语体系建设的高度。
另外，要解决“有理说不清”“说了没人听”，或者“听了没人信”这样的难题，还得提升话语与话语体系的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话语体系与话语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学人共同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注意“官媒”与“自媒”之间存在的话语分野问题、而且要注意传统大众传媒与现代网络传媒之间的话语分野问题。
在传统大众传媒时代，灌输能起一定作用。但在现代网络传媒提供足够多的可选择性之后，灌输的作用已越来越式微。传统大众传媒与现代多中心传媒的分野，造成了话语意识形态的断裂。作为上层建筑的那部分意识形态，很可能只是在少数人那里形成日常话语。普通民众在信息多元化、渠道选择偏好化、自媒体网络熟人化的影响下，很可能形成的是另外一种日常话语。这就会出现上层建筑话语与普通民众话语的断裂现象。
为弥合这种可能存在的断裂，需要在话语与话语体系建设中，防止那种死板教条的模仿主义与照抄主义。通过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话语创新，将中国实践的最新内容写入中国故事，以普通民众喜闻乐见而又生动活泼的方式将话语与话语体系的创新与日新月异的网络社会密切结合，使中国故事充满鲜活的内容。
三、中国学派与中国话语体系的形成
话语创新与话语体系的形成，不仅是一个文本的生产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文本被社会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一个话语文本生产出来，在部分学人内部交流，还起不到“形成”话语体系的作用。话语的“形成”或者话语体系的“形成”，在现实社会一定会体现为“过程性”和“历时态”特征。没有影响力的话语，其步入“半衰期”或直接进入“衰退期”的时间会很短。社会的快速发展，一定会使大多数话语在没有“形成”为话语体系之前就寿终正寝。
因此，学人在创新话语，在书写话语，在组建话语体系。但要“形成”话语，或者将话语构建为话语体系，就必须让话语与话语体系能够落地生根，通过传人使之成为社会记忆的内核。一个话语或一种话语只有被足够多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并使用的时候，才能使话语走出单个的学人或单个的学术团队，而“形成”为社会层面的话语或话语体系。所以，单个的学人可以创新话语，或者学人所组建的研究团队可以研究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关系，甚至建构出话语逻辑。但要“形成”话语或“形成”体系，则要使话语与足够多的人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是为实践所证明的至理名言。
因此，要在社会意义上“形成”话语或话语体系，单靠单个的个人或短时间依靠某个学术创新团体，还难以毕其功于一役。话语生产出来之后，还需要将话语推广出去和传播出去。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形成影响力，除孔子外，还借助了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的力量。道家和释家之所以能够形成其话语与话语体系，也与其依靠自身绵延不断的支持密切相关。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中国话语，存在一定困难，而将中国话语推广为中国话语体系并使之“形成”为话语影响力，面临的困难可能会更大。
但只要认识到话语的重要性，就能够在话语的建设过程中，逐步向我们的预期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学派的建设显得十分重要。考察不同学派从萌生到形成影响力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学派的形成与这个学派的话语体系的形成基本是同步的，而且还遵循了以下几点：
第一，学派遵循学派创始人基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第二，学派内部持续不断地使用学派共同遵循的基本话语。
第三，学派传人持续不断地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学派的话语。
第四，学派在不同时代会生产出适应于时代发展的话语。
第五，学派在不同时代会生产出具有学术竞争力的学术大师。
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学术派别，其“形成”话语与话语体系的过程，都基本如此。在社会学思想史上，年鉴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绵延不绝的原因，也在于坚持了以上几点。
年鉴学派的开创者是涂尔干，后继者是莫斯等，经过一代又一代努力，终于将法国年鉴学派推广为具有世界影响意义的学派，其传人中的布罗代尔，就写就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法兰西特性》《15 至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等。他打破学科壁垒、将长时段分析引入社会史研究，尊重普通民众的主体地位，大大提升了年鉴学派的学术影响力。
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则是依托芝加哥大学而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形成学术影响力的大学派，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芝加哥经济学派和芝加哥社会学派。从芝加哥的社会学派来说，其开创者为斯莫尔，但却有众多的集大成者。这个学派成功地将舶来的带有欧洲特征的社会学改造为美国式社会学。其发展的理路就是以社会学的基本原理研究美国的具体实践，并在对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美国本土的社会学理论。在这个学派中，帕克发展了城市结构理论，托马斯发展了移民理论，沃德和萨姆纳、米德等人发展了社会心理学理论。
如上可见，在话语从单个的学人著述逐步发展为学派的过程中，话语才能生产出具有可持续性的话语权力。一旦话语被赋予了可持续性的话语权利，则话语与话语体系就会自然产生意识形态作用。中国在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不仅中国人研究中国，而且世界也开始以从未有之热情研究中国。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精神等所形成的中国故事，正被众多学术派别解读。中国学人建立中国学派的期望，在于通过自我的话语与话语体系建构，“形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影响力。如何讲明白中国的和平发展故事？如何破解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论”？如何消解“中等收入陷阱”和“塔西佗陷阱”？凡此种种，都是中国学派建设不可回避的张力所在。
经济上的大发展，只是中国话语体系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即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中国话语就不可能走向世界。但有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中国话语并不必然会被普通民众和国际所接受。正因为如此，中国学人话语与话语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迅捷而又宏大的划时代变迁，这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创新提供了绝好平台。但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创新要形成“话语”，需要建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抑或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建构起框架性的理论假设。实践之创新是话语创新的基础，话语之创新是实践创新的概括。概念或变量必须来源于实践，来源于艰辛的研究与持续性的提炼，来源于元理论建构的真实需求，是基于实践的轨迹所形成的中国故事与中国道路而创新。新时代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形成”，让话语与话语体系能够落地生根，需要话语与足够多的人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通过传人使之成为社会记忆的内核。
[关键词] 实践创新；话语创新；中国故事；中国学派；概念
一、话语是话语体系形成的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为各个学科的创新奠定了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中国学人可以通过对日新月异的实践的提炼，总结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性特征与动力学特征。这种特征是压缩式赶超性与历史继承性的东方社会的现代化特征。在压缩式发展上，中国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任务。在赶超性上，中国基于内忧外患压力，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重大转型、也完成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新的战略部署，摆脱了“落后就会挨打”的陷阱羁绊。在历史继承性上，中国承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形成厚积薄发之势，一方面学习西方，另一方面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丰富而又优秀的养料，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适宜于中国发展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中国社会的这种迅捷而又宏大的划时代变迁，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创新提供了绝好平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同仁，既可以通过自己亲身参与的实践活动创新引领理论研究，也可以通过自己创新的理论预见未来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种社会大发展与社会大转型提供的机遇，使中国学人可以在有限的生命之中验证自己的假设，或者通过观察社会的变迁而完善自己的理论建构。
为总结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国学人肯定要开发与建构自己的话语。我们更擅长用自己的话语书写我们自己的故事。西方之话语只有经过中国实践的检验才能转化为中国自己的话语。正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一样，西方的学术话语也只有经过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改造，才能转化为中国故事的具体内容。只有形成一个又一个具有标识性的话语，才能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对于历史传统，必须萃取其精华、抛弃其腐朽，才能将其优秀部分转化为符合当今时代的内容。对于西方文化，必须经历扬弃过程，吸取其符合中国之内容，抵牾其糟粕，才能整合进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即使是针对部门学科，也需要走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的途径。
在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创新中，要形成“话语”，就需要建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抑或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建构起框架性的理论假设。这当是理论生产的胚芽。但需要反对制造概念，反对偷换概念，或者反对拿了别人的东西翻版为另外一个变种。概念或变量必须来源于实践，来源于艰辛的研究与持续性的提炼，来源于元理论建构的真实需求。只要找到了元概念，其他附属的概念创新就有了生成的基础。对于马克思来说，“实践”是基础，“批判”是工具，创造新世界是目标，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剩余价值学说是无产阶级觉悟的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完成了从哲学到革命的飞跃。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与话语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构架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形成了颠扑不破的理论大厦。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 周年的当下，我们更要努力向马克思学习，在导师的理论创新历史中找到繁荣中国化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法宝。作为经典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基于其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而建构起来的。由这个话语体系所形成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指导我们进行新时代话语与话语体系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而是随时代而发展的唯物辩证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产物，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智慧总结，也是我们进行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与话语体系创新的根本遵循。
二、中国故事是中国话语体系的时代内容
话语是表现形式与声形外壳，内容是话语的本质与内涵。所以，话语创新的目的，在于对话语所表达的“能指”与“所指”时代内容的概况，重在记录、提炼与预测人的实践活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话语的创新，应该基于中国实践而创新，应该基于实践的轨迹所形成的中国故事与中国道路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经典理论的现代化道路。完成了中国从封闭性社会到开放性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村落社会到城镇社会、从定居型社会到流动型社会、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重大转型。通过这个转型过程，中国从站起来阶段步入富起来阶段，接着又顺利迎来新时代的强起来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均GDP 仅仅为250 多美元，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近 80%，文盲率超过 20%，农村恩格尔系数高达 68%，城镇恩格尔系数高达59%。经过40 年来的发展，到2017年年底，中国人均GDP 达到8800 多美元，农业人口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下降到25%左右，文盲率下降到 3%左右且主要为老年人口，农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1%，城镇恩格尔系数下降到28%。但让世界最为瞩目的当是中国在脱贫致富方面的重大贡献。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已成功将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 年的9899 万人减少到2016 年的 4300 多万人，又于 2017 年继续减少了大约 1300 万贫困人口。在 2018 年年初，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3000 万左右。伴随贫困线与低保线的并轨，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还会有所提高。
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发展，优化了社会结构，第一次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教育的普及与教育年限的延长，还将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而贡献更多力量。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中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会达到 90%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会达到50%，这将从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中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提供强劲支撑。如果以当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则在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提升到新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会超过 35%，2035 年超过 55%，2050 年超过70%。
中国实践的成功形成了中国道路，对中国道路的研究凝聚为中国故事。一个又一个中国故事本身就在将中国话语转变为中国话语体系。所以，中国话语与中国话语体系之所以具有强大的传播力量，主要在于中国实践的成功。实践之创新是话语创新的基础，话语之创新是实践创新的概括。没有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历史，中国的话语就会表现为另外一种内容，而不可能是当前我们所讲的这样一种充满自豪感的中国故事。
然而，我们还需要看到，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还有许多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仅要看短板，而且还要看底板。如果水桶的底板漏水，决定水桶水量的主要变量就是底板而不仅是短板了。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才在实践层面决定话语与话语体系建设的高度。
另外，要解决“有理说不清”“说了没人听”，或者“听了没人信”这样的难题，还得提升话语与话语体系的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话语体系与话语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学人共同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注意“官媒”与“自媒”之间存在的话语分野问题、而且要注意传统大众传媒与现代网络传媒之间的话语分野问题。
在传统大众传媒时代，灌输能起一定作用。但在现代网络传媒提供足够多的可选择性之后，灌输的作用已越来越式微。传统大众传媒与现代多中心传媒的分野，造成了话语意识形态的断裂。作为上层建筑的那部分意识形态，很可能只是在少数人那里形成日常话语。普通民众在信息多元化、渠道选择偏好化、自媒体网络熟人化的影响下，很可能形成的是另外一种日常话语。这就会出现上层建筑话语与普通民众话语的断裂现象。
为弥合这种可能存在的断裂，需要在话语与话语体系建设中，防止那种死板教条的模仿主义与照抄主义。通过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话语创新，将中国实践的最新内容写入中国故事，以普通民众喜闻乐见而又生动活泼的方式将话语与话语体系的创新与日新月异的网络社会密切结合，使中国故事充满鲜活的内容。
三、中国学派与中国话语体系的形成
话语创新与话语体系的形成，不仅是一个文本的生产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文本被社会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一个话语文本生产出来，在部分学人内部交流，还起不到“形成”话语体系的作用。话语的“形成”或者话语体系的“形成”，在现实社会一定会体现为“过程性”和“历时态”特征。没有影响力的话语，其步入“半衰期”或直接进入“衰退期”的时间会很短。社会的快速发展，一定会使大多数话语在没有“形成”为话语体系之前就寿终正寝。
因此，学人在创新话语，在书写话语，在组建话语体系。但要“形成”话语，或者将话语构建为话语体系，就必须让话语与话语体系能够落地生根，通过传人使之成为社会记忆的内核。一个话语或一种话语只有被足够多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并使用的时候，才能使话语走出单个的学人或单个的学术团队，而“形成”为社会层面的话语或话语体系。所以，单个的学人可以创新话语，或者学人所组建的研究团队可以研究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关系，甚至建构出话语逻辑。但要“形成”话语或“形成”体系，则要使话语与足够多的人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是为实践所证明的至理名言。
因此，要在社会意义上“形成”话语或话语体系，单靠单个的个人或短时间依靠某个学术创新团体，还难以毕其功于一役。话语生产出来之后，还需要将话语推广出去和传播出去。儒家学说之所以能够形成影响力，除孔子外，还借助了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的力量。道家和释家之所以能够形成其话语与话语体系，也与其依靠自身绵延不断的支持密切相关。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中国话语，存在一定困难，而将中国话语推广为中国话语体系并使之“形成”为话语影响力，面临的困难可能会更大。
但只要认识到话语的重要性，就能够在话语的建设过程中，逐步向我们的预期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学派的建设显得十分重要。考察不同学派从萌生到形成影响力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学派的形成与这个学派的话语体系的形成基本是同步的，而且还遵循了以下几点：
第一，学派遵循学派创始人基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第二，学派内部持续不断地使用学派共同遵循的基本话语。
第三，学派传人持续不断地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学派的话语。
第四，学派在不同时代会生产出适应于时代发展的话语。
第五，学派在不同时代会生产出具有学术竞争力的学术大师。
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学术派别，其“形成”话语与话语体系的过程，都基本如此。在社会学思想史上，年鉴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绵延不绝的原因，也在于坚持了以上几点。
年鉴学派的开创者是涂尔干，后继者是莫斯等，经过一代又一代努力，终于将法国年鉴学派推广为具有世界影响意义的学派，其传人中的布罗代尔，就写就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法兰西特性》《15 至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等。他打破学科壁垒、将长时段分析引入社会史研究，尊重普通民众的主体地位，大大提升了年鉴学派的学术影响力。
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则是依托芝加哥大学而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形成学术影响力的大学派，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芝加哥经济学派和芝加哥社会学派。从芝加哥的社会学派来说，其开创者为斯莫尔，但却有众多的集大成者。这个学派成功地将舶来的带有欧洲特征的社会学改造为美国式社会学。其发展的理路就是以社会学的基本原理研究美国的具体实践，并在对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美国本土的社会学理论。在这个学派中，帕克发展了城市结构理论，托马斯发展了移民理论，沃德和萨姆纳、米德等人发展了社会心理学理论。
如上可见，在话语从单个的学人著述逐步发展为学派的过程中，话语才能生产出具有可持续性的话语权力。一旦话语被赋予了可持续性的话语权利，则话语与话语体系就会自然产生意识形态作用。中国在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不仅中国人研究中国，而且世界也开始以从未有之热情研究中国。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精神等所形成的中国故事，正被众多学术派别解读。中国学人建立中国学派的期望，在于通过自我的话语与话语体系建构，“形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影响力。如何讲明白中国的和平发展故事？如何破解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论”？如何消解“中等收入陷阱”和“塔西佗陷阱”？凡此种种，都是中国学派建设不可回避的张力所在。
经济上的大发展，只是中国话语体系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即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中国话语就不可能走向世界。但有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中国话语并不必然会被普通民众和国际所接受。正因为如此，中国学人话语与话语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