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蓝皮书上的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60岁以上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9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4.3%，农村留守老人数量约有5000万人，其中的高龄、失能和患病老年人的照料护理问题亟待关注。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流出的现象变得愈加明显，2013年，我国留守老人数量约为5000万人，这些老人中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比例从1991年的70%下降到了2006年的40%。 这对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模式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总体来看，我国的养老模式可以分为三大类，一为传统式养老，主要包括老人自养和家庭式养老，一为新兴的社会型养老，这种养老方式包括社区型养老和机构型养老。

一.当前中农村养老的基本模式

（1）传统式养老

以安徽省为例，农村老年人中以低龄老年人为主。根据“六普”数据显示，65——79岁年龄组人口占65岁及以上总人口的82.34%，这部分老年人口由于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因此自己的劳动收入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自我养老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老年的一种无奈选择，伴随着老年人劳动能力的彻底丧失，自养不是长久之计。传统式养老中更为普遍的方式是家庭式养老，这也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最主要、最传统的养老方式。所谓家庭式养老指的是在传统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子女对于老人所提供的经济、情感等诸多方面的支持。在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之下，传统的家庭式养老遭到了极大的挑战：首先是因为家庭规模不断缩小，根据安徽省“六普”数据显示，与2000年相比，2010年家庭户增加164.2万人，户均规模减少0.42人，由于人口控制政策的施行，少子化所导致的家庭规模缩小的现象将在不远的将来日见凸显；其次则是农村打工经济的背景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安徽省近年来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数量约在1000多万 。因此，在当前传统式养老模式遇到严重挑战的局面之下，积极开拓社会型养老的新模式刻不容缓。

（2）社会型养老

有学者采用区域比较的视角，对比了江苏省南通市和陕西省榆林市两地农村养老状况的极大不同，并将期总结为两种不同的典型模式 ：一为陕西榆林的居家养老模式，一为江苏南通的机构养老模式。陕西榆林农村地区“邻里互助式居家养老模式”主要的依托力量是当地的老年协会，其以村委会为载体，以邻里户主为基础，以基本的照料服务为手段，为60周岁以上三无老人、儿女残疾智障老人、空巢老人，提供“定人、定点、定时”的居家养老免费照料服务 ，这种养老模式独具乡土性，同时兼顾了老人生活和情感的双重需求。江苏省南通市共有各类养老机构153家，以民办机构居多，该地主要以“社区服务式”机构养老模式为主，其配备专职服务人员，定时上门为社区老人提供各种服务，尽管这两种模式在两地发展得较好，但是依托子女供养的家庭养老模式仍是多数老人最为认可的养老方式，在陕西榆林这一比例为50.2%，在江苏南通这一比例则高达92.7%。同样是社会型养老，在江苏南通，政府在养老方面的财政支持较为充足，因此公共基础设施与硬件设备较为齐全，陕西榆林则由于政府财力的不足严重削弱了地方政府和农村地区为村民提供养老基础设施的条件和能力 。

上面我们讨论了我国农村现存的几种养老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养老的如下几个特点：首先，传统型养老特别是家庭养老仍然占据者重要地位；第二，社会型养老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开始出现，并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并未占据主导地位。第三，农村养老根据地区发展程度的不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农村养老事业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在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地顺应潮流，发展社会型养老模式的问题，就当前来看我国的社会型养老存在如下几个问题：首先，体系发展不健全，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足，我国现有3300万失能半失能老人，平均每三个家庭中就有一位，农村的空巢家庭已经接近半数，但是相关的养老服务机构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足，与城市养老院床位紧张相比，农村敬老院存在大量床位闲置的情况，2010年农村养老机构闲置床位47.5万张，床位利用率为78% ；其次，社会型养老机构服务提供不精细、不专业，如果按照全国老年人与护理人员3比1的比例计算，全国至少需要1000万名护理人员，实际上，目前全国养老机构的正式职工只有22万人，农村养老机构这一问题较之城市更为严重；第三，社会型养老机构不能很好地与农村伦理相结合，多数老年人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去养老院等社会养老机构，根据李俏等学者所做的实地调查，以南通和榆林地区为例，受访者子女认为自己的工作时间与照顾老人之间存在矛盾的人数高达85%和60%，近七成人的明确表示对于照顾老人力不从心，但是只有29%的家庭选择将老人送社会养老机构，“孝”的文化让农村人在选择将老人送至养老院的时候十分谨慎。第四，财政投入不足，邻里式的社会型养老机构难以为继，陕西榆林式“邻里互助”式的社区养老模式较为贴合农村实际的伦理，但是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却是资金不足，其采用的方式是市政府与县政府出资总额仅占68%，总额中的25%需要依靠子女出资与社会捐款，这种筹款方式很容易因为资金的问题使得养老互助活动出现中断 。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养老问题

上文对我国农村养老状况及模式有了一个大致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农村养老面对的核心问题是不断加速的城镇化进程对于传统的家庭养老及自养模式形成的巨大挑战，在这一挑战背后我们面对的更加学理的问题便是老年人如何再社会化的问题。本部分将结合笔者在山东省滕州市三村所做的实地调查，力图较为细致的加以说明。在考虑这一问题之前，先来看一下滕州市基本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它目前的城镇化水平。

1.地理位置

滕州市位于山东省南部，东与枣庄市山亭区毗邻，南与枣庄市薛城区交界，西与济宁市微山县相连，北和济宁市邹城市接壤。京沪铁路、京福高速公路和京沪高速铁路贯通境内南北。全市总土地面积1485平方公里，境内东西宽45公里，南北长46公里。

2.产业概况

截止到目前，滕州市农林牧渔业及其服务业总产值132.7亿元，增长3.4%。其中，农业总产值92.8亿元，增长3.5%；林业总产值0.59亿元，增长4.3%；牧业总产值26.37亿元，增长1.0%；渔业总产值3.97亿元，增长4.0%。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8.98亿元，增长10.7%。工业生产稳步提升，全年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8家，消减24家，总数达到484家，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12.4%。按所有制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3.6%，集体企业下降4.5%，股份制企业增长13.5%，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5.7%，私营企业增长12.1%；按轻重工业分，轻工业增长10.8%、重工业增长12.7%；按隶属关系分，中央省属企业增长2.8%，滕州市属企业增长12.6%，其中市直企业增长10.8%，镇街企业增长12.9%。全市生产总值（GDP）902.6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1.87亿元，增长3.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2.4%；第二产业增加值481.51亿元，增长12.5%，对经济增长贡献率69.0%；第三产业增加值349.26亿元，增长8.5%，对经济增长贡献率28.6%。三次产业比例为8.0:53.3：38.7。人均生产总值54237元，增长9.6%，按年均汇率折算为8757美元。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为9.5%，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6.8%，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

3.人口概况

全市户籍总户数52.75万户，总人口169.3万人，其中，男性88.61万人，女性80.69万人。人口出生率11.1‰，死亡率5.8‰，自然增长率5.30‰。人口合法生育率达到88.8%。

（二）滕州市张汪镇三村

笔者走访了张汪镇的三个村，这三个村位于张汪镇的西南部，地形平坦，土地肥沃，是典型的农业村，它们在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以及人口结构方面没有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是他们的种植结构的不同。徐集村，由于率先在全镇发展了土豆大棚，所以土豆的种植面积在全村的耕地面积中占有较大比重，我们可以称之为“土豆村”；胡庄村，西瓜种植在该村有着很长的历史，我们可以称之为“西瓜村”，渊子崖村，则一直是种粮食，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粮食村”。徐集村和渊子崖村的村庄概况如下：

A.徐集村：

人口:320户，1030人。其中65周岁以上的占10%，壮年劳动力500人左右，在外打工人口330，其中300人在薛城、微山、滕州打工，平均打工年收入40000，多从事建筑行业及工厂制造业。这部分人农闲时出外打工，农忙时耕种。年龄结构在35周岁以上，多为50、60、70后。另外30人在浙江上海南京无锡打工，多为公司或工厂的技术人员，年龄结构在18-30岁，平均打工年收入30000，这部分人由于离家较远，所以不经常回家，且由于年龄结构较轻，多为8090后，不懂农业种植技术。该村共有耕地1200亩(人均约1亩地)，宅基地400亩。该村种植结构以土豆为主。土豆种植分为两种，一为大棚种植，二为地模种植。大棚种植第一季毛收入3500，纯收入3000。第二季毛收入4000，纯收入3500。土豆地模种植收入2000/亩。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较少。该村纯收入一千万元左右，人均年收入一万元左右。该村08年6月成立了专业合作社，起初由8户村民发起，集中土地300亩，后增至600亩，以反租倒包的方式重新租给村长100亩，另有20户村民每户20亩，流转价格为600斤小麦/亩/季(折合600元/亩/季，每年两季，共计1200元/亩)。该村土地私人流转的现象不明显，仅有4-5户，不足30亩，价格为400/亩/季。

B.渊子崖村

人口:370户，六个生产小组，1397人。其中65周岁的老年人约300人，壮年劳动力约700人，儿童约300人。在外打工的人口约500人，其中在附近从事建筑行业的约400人，在远处打工的100人左右，多在工厂或从事服务行业。

土地:本村地面积1900亩，耕地1500亩，其中一级地1300亩，二级三级地200亩，宅基地400亩。本村从1982年开始实行宅地合一的制度，即对于村民个人土地分配而言，宅基地与耕地加总计算。宅基地村统一规划前提下，多占宅基地者将依其多占面积扣除耕地面积。不同的生产小组人均土地占有量不等。一组人均一亩，二组人均0.92亩，三组人均一亩，四组人均1.1亩，五组0.9亩，6组0.8亩。就耕种结构而言，以种植粮食作物(小麦、玉米)为主约1300亩，年产量2600吨。种园(经济作物以土豆为主，但多为粗放型)200亩。

该村流转土地共计160亩，一为集中流转，三年前该村某孙姓村民与白楼村的同学来本村承包村民土地共计80亩，种植金银花，流转价格为1000/亩。与村民签订的流转期间为三年。另外，该孙姓村民还在本村招募农业工人，对象多为六十岁左右的中老年妇女，三季下来每人可赚一千元左右。雇佣数在十到二十名。二为个人间流转，不完全统计有80亩。80%的流转价格在200-400/亩。

公共服务设施:道路有一条公路，其它均为土路。村民饮水以自供水为主。电费镇电力公司统一管理，离开村最近的学校为小学，距村南一公里，初中三公里，高中在滕州县城。

养老:养老保险覆盖率为80%，就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具体实施情况而言，父母若要领取养老保险，子女必须配套缴纳。商业保险购买率较低。

通过对三村的调研，我们发现如下几点需要关注：

1.村庄老龄化

老龄化的通行定义是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10%，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7%，按照这个标准，徐集村共有人口1030人，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约有100人，老年人所占的比例为10%；渊子崖村共有人口1397人，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在300人左右，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1%左右，胡庄村的情况应该与之类似，老龄化是三村人口结构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

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存在着严重的人口外流情况，我们可以以湖北省恩施市为例来了解这种状况 ，

图2 两县市近十年劳动力流动趋势图

与中西部地区不同，滕州市张汪镇三村的人口外流状况不是特别明显，我们所说的人口外流指的是远距离外出务工的情况，这些外流的人员由于离家较远，多半是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带务工，是一批往来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候鸟式”的流动人员，他们居住的村落存在着大量的留守老人，不但传统的同居共财式的家庭模式已经支离破碎，完整的核心家庭也已经不太常见。

2.土地、产业与农村家庭式养老

张汪镇三村留守老人的现象并不严重，这要归功于两个因素，一是土地的收益回报率相对于西部而言要高出不少，地形平坦肥沃，耕地集中连片，这使得耕作相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对于人工的需求不是那么严格， 在张汪镇三村，可以从事农业的村民其年龄波动范围的上限可以达到70岁 ，而在中西部山区，这个年龄的上限仅就种植业而言很难突破60岁，机械化程度的不同更加加剧了两者的差异，相对低需求的人工投入，使得张汪镇三村从事种植业的机会成本远低于中西部，从依然从事种植业的农民的年龄结构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这点，在重庆万盛区，依然从事农业的农民其年龄波动范围的下限不会小于50岁，而在滕州市三村这个下限可以达到40岁甚至更低，这就是说，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滕州市三村的青壮年劳动力选择种地的比率更高。

较高的土地收益率吸引着较多的种植业从业者，这使得滕州市三村相对于万盛区的农村，“人气”更加充足。

我们来对比一下滕州市徐集村的土豆种植业与万盛区金桐镇青山村的粮食种植业的土地收益率差异，前者的亩收益率约为7000元，后者的亩收益率约为1000元，前者约为后者的7倍；即使同样是粮食种植业，滕州市渊子崖村的亩收益率为2500元，同样也比青山村高出约2.5倍。

除了不同的土地收益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使得滕州三村没有像万盛的村庄一样存在着数量如此之多的留守老人，这便是前者村域周围有着较多的打工机会，他们的镇域经济也更为发达。这一方面表现在产业发展的程度上，有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散布在滕州三村的周围，像徐集村周围就有一家玻璃厂和一家服装厂，这些企业吸纳了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他们的年龄波动范围在25岁-45周岁之间，这部分劳动力一部分掌握了专业技能，甚至从事管理工作，一部分则纯粹是体力性的务工，由于离家较近，他们早出晚归，来往于工厂和家之间，是村庄里的白领和蓝领阶层，这个比例可以达到全村青壮年劳动力的15%。

万盛区青山村周边的产业发展程度不高 ，青壮年劳动力在土地收益率很低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打工以维持生计，但是在他们的家乡周围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机会，于是背井离乡、像候鸟一样奔赴东部沿海地区成了他们无奈的选择。除了产业之外，村域周围是否有重要的、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吸纳劳动力的重要渠道。我们走访的滕州三村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滕州，但在地理位置上却毗邻微山县，微山县近几年一直在兴修大型建筑工程，这吸纳了一部分可以从事建筑行业的农村村民，这个比例在徐集村可以高达30% 。

笔者想表达的是，正是因为收益回报率较高的土地和较为发达的产业，相对于重庆市万盛区的青山村，滕州市三村最大程度地留住了村庄里的青壮年劳动力，这对于农村的养老事业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传统的家庭式养老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持，意味着老人的自养得以可能。

3.三种传统的家庭式养老模式

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传统的家庭式养老在滕州市三村的具体表现是怎样的呢？我们结合一些案例做如下分类：

（1）同居共财式

所谓的“同居共财式”养老指的是老人与子女居住在一起，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与子女不分灶，共同生活。这种养老模式的老人一般会承担田间不太繁重的工作，闲暇时间最主要的工作则是照看孙辈。同居共财的养老模式一般会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老人子女数量较少，一般不会超过两个；第二，老人已失去配偶；第三，老人身体状况差或者年事已高，日常生活离不开子女照顾。徐集村这种类型的老人并不算太少，约占整个老年人口的20%，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却只发现了两个案例。一位80岁的徐姓老人与他独生子一家居住在一起，他终年卧病在床，已丧失劳动能力。同居共财式的养老模式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中最为常见的，但就现实来看，它已经成为农村老人不得已才会采取的养老模式，这种类型的养老也是最不稳定的一种，老人生活境遇的好坏高度依赖于子女的孝心，而农村的传统道德在现代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

（2）独门独户自养

这种模式指的是老人与子女分家独居，他们自己一般拥有一份田产，可以从事简单的粮食种植业，子女每年给自己一定的养老金。这种养老模式是在滕州三村最为常见的，可以占到70%。应该可以代表东部平原地区农村养老的普遍状况。有这么几个原因，使得该种养老模式最为普遍：首先是农村的土地分配制度，老人可以有土地这样一份恒产，他们可以从事简单的劳作，尤其是在东部地区粮食种植对于人工投入要求不高的情况之下；其次是多子的家庭人口结构，秉持朴素的公平原则，老人不选择与任何一个子女同居共财，而是要求他们每年给自己一定的数额均等的养老金或者口粮；再次则是心理层面的因素，老人本能地不想同子女生活在一起，因为生活方式差异太大。这种养老模式是现阶段农村老人的最佳选择。

（3）子女间轮养

这种模式指的是老人在不同的子女间居住一定的时间，由子女照顾其饮食起居。这种养老模式在滕州三村也有一定的比例，约在15%左右，这种养老模式当然首先要求老人有多个子女，其次他们的身体状况多半不佳，不能够独门独户自养。这种养老模式是被迫之举，老人难免有寄人篱下之感，也是问题最多的一种养老模式。

以上三种养老模式是滕州三村的三种典型，其之所以成立却共同依赖于村庄的社会经济情况，依赖于回报收益率较高的土地和周边较为发达的产业。而在中西部地区，情况则更加糟糕，普遍的养老模式是老无所依的“空巢式”，子女常年打工在外，老人既缺乏子女生活方面的照顾也缺乏情感方面的支持，子女有时候把孙辈留在家中由老人照看，隔代抚育也成为他们不小的负担。

如果说城镇化的进程对于所有的农民造成的影响是普遍性的，是对于传统伦理的剥离、生活方式的颠覆和家庭结构的分崩离析，那么对于这一巨变之痛感受最为直接和敏锐的就是农村的留守老人，失去了种地的能力等于失去了生活的基本技能，远离子女等于远离了生活的重心。如果说当前中国社会的城镇化进程是现代化在现实层面最鲜明的映照，青壮年劳动力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力还可以被动地参与到这一轰轰烈烈的进程之中的话，那么农村的留守老人则是被彻底地甩出这个进程的那部分，连同村庄，连同土地，连同传统伦理和农业文明的旧世界。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人的再社会化

我们再来总体性地考虑一下农村养老面对的严峻问题，继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老人的再社会化是否可能？他们是否能够在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交织的现代社会重新参与到新世界中的可能性。

就当前来看，在农村社会化养老发育程度不高的今天，传统的家庭式养老是农民选择的最普遍的养老模式。是根据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最大程度地捍卫这种养老方式，还是看到在其面临严重挑战的今天，探索一条新型的农村社会化养老模式？是让农村老人继续保有传统的生活方式，还是寻找一种方法，让他们也参与到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让他们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有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何为再社会化？再社会化指的是社会成员对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旧有的价值观的抛弃，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重新塑造。农村老人的再社会化不可能单纯是一个教育学的问题，它是一个乡村建设的大问题。而乡村建设的问题，就当前来看，还要从土地和产业入手。

一是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农村土地，让其产生规模效益，改变当前老人种田的现状。与村庄老龄化息息相关的一个现象是耕种者的老龄化，确切的讲，应该是土地料理者的老龄化，这部分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承担着田地一些不太繁重、却比较耗费时间的工作，比如除草、施肥、灌溉，而像播种还有收获，则有家庭青壮年劳动力的共同参与。老人种田这种现象在粮食村“渊子崖村”尤其普遍，在“土豆村”和“西瓜村”则不是那么普遍，这是因为土豆和西瓜的种植需要耗费更多的体力，老年人一般难以承担。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大致可以从家庭社会学的角度对于家庭成员的日常分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祖辈，他们的年龄在65周岁以上，一般承担着抚育孙辈以及料理田地日常工作的职责；父辈，男性在农闲时间会从事非农化的经济活动，在我们所调研的三村，这部分青壮年劳动力打工的范围在他们所居住的村庄不远，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方面使得他们的家庭能够保持完整，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可以参与到农忙时的劳作中去，他们是一批“两栖农民”，女性情况较为复杂，她们中有一部分会去打工，从事体力活动，另一部分则同祖辈一起料理田地，照顾孩子，更多的无所事事，是剩余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孙辈，18岁以上的孙辈如果不继续求学的话，会去外地打工，他们一般没有掌握农业技能，所从事的行业更多的是服务业和制造业，打工的距离离家更远，平时在家的时间更短，他们是出身于土地却注定要远离土地的一代人。将老人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可以通过资本下乡和土地集中流转的方式得以实现。这种经营模式在我国多地连同“农民上楼”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这种方式由于土地的转出，老人不必亲自参与劳作就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土地租金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老人养老所需的资金问题，但是我们要明白农村老人养老绝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它是社会问题，老人情感方面的支持不可能简单地通过金钱就可以解决。如何将子女留在身边？如何避免家庭结构分崩离析的局面？这就涉及到农村周边地区产业发展的问题。

二是如何大力发展农村周边地区的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徐集村总人口1030人，其中在外打工的约有300多人，这部分人多数为近距离打工，也就是早出晚归，主要是在村庄附近的工厂、建筑工地，他们的收入一年平均在2—3万左右，还有一小部分是出远门打工，这部分村民的年龄约在18-25岁，他们主要的流出地是浙江、上海、南京和无锡，这部分年轻人由于打工的地点离家较远所以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家。他们由于年纪较轻，所以一般没有成家，而且也缺乏农业种植的技能，他们外出打工的动机区别于那部分近距离打工的村民，更多的不是出于家庭的考虑而是个人的考虑，不是出于经济性因素的考虑而是社会性因素的考虑，即使种植大棚蔬菜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他们也不愿意放弃城市里一份待遇微薄的服务生的工作重新回到农村生活，他们的确出身于农村，父辈躬耕于田地，但他们这一辈人与土地的连接在实质上是被割断了，他们已不再属于这个农业的世界。徐集村外流人口的年龄结构较为年轻，成家立业的青壮年劳动力多半会选择近距离打工。重庆市万盛区青山村的情况则不同，他们的外流人口在规模上占到全村总人口的50%，而且年龄结构上也偏大。在这种“打工经济”的背景之下，即使实现了农村居民的集中居住，农村社区也很容易变成老人社区，不但不会解决养老问题，反而会使得问题更加加剧。

因此，我们试着探索的农村养老模式必须是立足于农村现实的基础之上的，既依赖传统的伦理资源，又面向城镇化的复杂局势的。就当前来看，土地和产业是两个入手点。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农村老人的城镇化更是其中的一大难题，他们生活的世界是乡土的旧世界，他们需要从观念上接收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让农村老人重新进入大学接收再教育是不现实的，这个任务也是无法通过教师的教导实现的。将他们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展产业，将子女留住，依赖于农村社区，率先完成生活方式的转变，耳濡目染，从子女那里间接地接收新世界的曙光就当前来看才是稳妥的、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