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是关系人类福祉的重大问题。2012年以来，我国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提出并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过去5年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最大、推进最快的时期。中央层面审议通过40余项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具体改革方案。中央环保督察实现31个省区市全覆盖，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环境问题。12个省份初步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推行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完成火电、造纸行业5000多家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从2015年开始实施，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方面力度空前。

但是环保严查的效果如何？环保严查以来，企业到底在环保治污方面投入多大？环境压力都有哪些？不同类型的企业是否受到环保压力不同，那些行业受影响更大？环保严查影响了企业的哪些经营决策？是否推动了企业转型？这些问题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有理论启发。“波特假说”认为，合适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不仅能够弥补企业成本，而且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与生产力(张成、陆旸、郭路、于同申, 2011；李强、聂锐, 2009；沈能、刘凤朝, 2012)。但是“污染避难所”理论，却认为外商直接投入（FDI）是工业污染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和地方政府会降低环保标准，从而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陆旸, 2009；傅京燕、李丽莎, 2010)。从这个角度讲，回答好环保严查五年来，企业受到何种影响是判断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状况的关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主持进行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CPES）。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负责日常管理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发布平台为该调查数据正式授权发布渠道。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和高质量的产出。本研究使用最近一次的第13次调查数据（2018年）进行分析。在实际执行层面依托各省（区、市）工商联和工商局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本次调查的时间点是2018年3月。根据我们考察问题所涉及到的相关变量，我们得到有效样本量为3973个样本观察值。

为了解环境严查以来，私营企业受到的影响，第十三次私营企业调查设计了一组环境污染成本与压力来源的变量。本报告希望回答这样几个问题：（1）2017年不同类型私营企业的环保投入如何？（2）遭受环境处罚的力度有多大？（3）环保压力有哪些？（4）环保压力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发展？

一、        环保投入情况

（一）        企业主与环境投入

总体上说，被访企业家的环境成本并不高，多数低于50万。超过2500家私营企业治污投入不足20万元，占企业总样本数的63%以上。治污投入的企业差异较大，最少企业投入1万元，最多的则达250万元。这表明，可能只有少数企业的治污成本较高。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企业的治污投入差异。下面根据企业的规模、行业、地区类型等做进一步分析。

2017年的环境治理投入费用情况来看，73.4%的私营企业治污投入少于50万元。有3.83%的企业约152家治污投入超过200万。投入治污费用100-1200万之间的企业占比13.37%。

私营企业中，企业主、出资人个体对企业的运营具有关键影响。有研究认为，作为私营企业，学历、海外教育经历、政治身份等企业主经历都会影响企业经营策略(吕鹏, 2012；李路路, 1998)。因此，我们首先分析企业主个人情况对企业治污投入之间的影响。从性别来看，女性企业主的治污投入更低，82.91%女企业家的企业治污投入在50万元以下。但是在整体的分布上，两者的治污投入都集中的30万以下金额。

下表可见，相对于国内高校，境外高校经历的企业主更愿意花重金治污（>=30万），治污投入在50-100万的企业明显高于国内高校毕业的企业主，更有不少企业投入在200万左右。国内重点和普通大学毕业的企业主在环保花销上则比较谨慎（<=30万）。

企业主的政治身份也会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有政治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投入更高。有政治身份的企业治污费用普遍高于50万，低于50万的只有68.86%。而没有政治身份的企业投入额度75.95%都在50万以下。有70家有政治纽带的私营企业治污投入高于200万元，占比4.87%。这一发现表明，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对企业主和其所在企业可能形成了无形的社会压力，政治身份和政治纽带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间具有某种影响机制。

（二）        企业特性与环保投入

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类型企业特性对企业环境投入的影响，我们在本节再针对企业的创业时间、行业、规模、资产、利润、负债率等因素与企业环保投入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探索。

图中可以看出，新创企业的治污投入明显低于老企业。1991年之前创立的企业治污投入明显更高，20%的老旧企业治污投入甚至高于150万元。而且，创业时间越晚的企业越少会投入超过200万元的治污费用。不管创业时间起于何时，多数企业的治污成本都控制在50万以下。需要支付高昂治污成本的企业数量占比不高（30%-40%）。因此，可以推断，环保严查虽然手段雷霆，但打击面并不广，还是有针对性对少数环境问题严重企业提高监管和执行的手段。

行业属性是影响企业治污成本的重要因素。相比其他行业，制造业数量多，也是治污投入最多的产业，受环保严查的影响最明显。治污投入200万到250万的企业中，65.79%的企业都是制造业企业。治污投入低于50万的制造业相应只占据26.13%。其他治污成本较高的行业是农、林、牧、渔、采矿业以及建筑业。具体来说，农、林、牧、渔行业的差异较大，投入成本在50-250万之间不等。相比其他行业，采矿业治污的投入成本更高。虽然多数建筑业的治污成本仍然不高于50万，但是也有10%左右的污染严重的企业，整改成本高昂。金融、租赁、商业服务、信息服务以及科教文卫等第三产业受环保严查的影响较小。因此，环境问题突出的企业集中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这些企业能否通过技术升级、环境改善等方式转型升级也直接影响着现阶段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能否达成。 

环保严查造成的社会和市场压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更大，上市公司的治污投入明显高于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需要面临更多的公众压力，其社会责任支出通常来说都会更高(王霞、徐晓东、王宸, 2013；沈洪涛、冯杰, 2012)。下图可看出，上市企业中，花费100万到200万进行治污的企业百分比远高于非上市企业。而非上市企业中接近65%的企业治污成本不到50万元。 

由于本节我们主要考察的是治污投入的金额，因此企业的资产规模可能影响治污投入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对来说，资产规模越大的企业愿意投入的治污费用越高。资产规模为负的企业治污投入高于50万的企业占比23.89%，而资产规模在0-100万的企业治污投入高于50万的则占比11.96%，资产规模在100-1000万的企业占比22.16%，1000万-1亿资产规模的企业治污投入在50万以上的31.19%，1亿以上企业则高达42.21%。千万到亿级，和亿级到百亿级企业治污投入在200万以上的更分别占比4.68%和6.65%。这说明治污投入较高的企业多数是千万级企业。在所有样本中，治污投入的主力企业都是千万到亿级企业，总共占比40.96%。

企业的盈利能力与治污投入密切相关。利润能够实现增长的企业越倾向于增加治污投入，占比37.30%。利润减少的企业也拥有相当比例的治污投入，比利润持平的企业占比更高，约为28.06%。但是利润减少的企业，更愿意壮士扼腕，在环保治理上高投入。

有趣的是，企业的负债率与治污成本呈现高度相关关系。治污成本越高，企业负债率也越高。治污成本高于200万元的企业中，只有19.57%负债率低于10%，高达26.09%的企业负债率在30%到50%之间。同样，治污成本在151万元到200万元之间的私营企业负债率在30%以上的企业55.65%。负债率低于10%的企业，80.61%的企业治污成本低于50万元。负债率在30%-50%左右的企业有37.71%的企业治污投入在50万元以上。负债率在50%以上的企业有33.97%的企业治污投入在50万元以上。这个趋势跟利润与治污投入之间的关系一致，负债越高的企业，治污投入也高。

（三）        成本感知、社会责任认知与治污投入

企业创始人和企业本身经营内容、行业特性是制约企业投资决策的客观约束，企业主对本身企业的定位、经营成本的判断则是直接影响企业进一步投资方向的主观条件。第十三次私营企业主调查的问卷中有一组询问企业主对成本变化总体趋势的问题，分别针对企业的人力成本、物流成本、能源成本、到政府办事（工商注册、行政审批）的时间和费用、税费成本和融资成本。答案的选择有“明显降低”、“有所降低”、“没有变化”、“有所上涨”和“上涨过快”五个选项。我们将治污投入划分为50万以下、50-100万、100-150万、150-200万、200万以上五个类别，分别检查不同的企业成本与治污投入之间的相关关系。

就人力成本而言，治污投入越高的企业，越能感受到人力成本的上涨，认为人力成本会上涨的企业，其治污投入也较高，两者之间具有相关性。认为人力成本上涨（有所上涨和上涨过快）的企业主中有7.89%的企业仍然在治污投入上花费了200万以上的投资额。同时，治污投入50万以下的企业，有64.25%的企业感受到成本有所上涨。治污投入在50万-100万、100-150万、150-200万以及200万以上的企业感受到企业人力成本有所上涨的则分别占据67.03%、68.77%、67.63%、73.03%。治污投入在50万以下的企业有64.25%和15.27%的企业感受到成本有所上涨或上涨过快，而在投资额51-100万的企业中，则分别占比67.03%和18.11%。治污投入200万以上的企业感觉成本有所上涨和上涨过快的比例则升高到73.03%和15.13%。

物流成本与治污投入之间的关系跟人力成本与治污投入的关系类似，治污投入越高的企业，越明确感觉物流成本上涨或上涨过快。但是，总体上，物流成本并不对企业的造成太大压力。治污投入高于50万的企业中仍然有接近20%的企业认为物流成本变化不大。

总体来说，能源成本越上涨，治污投入也越大，治污投入高于50万的企业中68%左右的企业认为能源成本上涨过快。

政府办事成本与治污投入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同趋势。治污投入越高的企业越感觉到政府办事成本有降低。同样，感觉到政府办事成本明显或有所降低的企业越倾向在环境治理上提高投入。下表显示，认为政府办事成本明显降低和有所降低的企业中，治污投入在50万以上的占比分别为27.49%和28.97%，远高于认为办事成本有所上涨和上涨过快的比例，20.98%和24.24%。治污投入在200万以上的企业中，有17.76%的企业认为政府办事成本明显降低，50.66%的企业认为有所降低，共占比68.42%。这说明，营商环境建设，简政放权等措施有效得舒解了企业的审批、注册等办事成本。

2018年的研究显示，虽然多数企业认为企业税费成本没有变化或有所提高，但是企业对税费成本变化的感知略有分歧，也有相当比例的认为是有所降低。治污成本在50万以下的企业34.42%的认为税费成本没有变化，28.49%认为有所上涨。治污投入在200万以上的企业则由31.58%的认为税费成本有所降低，31.58%的认为没有变化，29.61%则认为有所上涨。认为税费成本明显降低或有所降低的企业70%-80%的治污成本在50万以下。认为税费成本有所上涨或上涨过快的企业中，则分别有73.79%和76.47%的企业治污成本在50万以下。也就是说，那些感觉税费成本升高的企业，治污的成本也是偏高。

与税费成本相比，企业更明显感觉到了融资成本的升高。总体来说34.16%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所上涨，治污投入的差异并没有明显影响他们的态度。同样的，感觉到融资成本有所上涨或上涨过快的企业，治污投入也偏大。治污投入在100万以上的分别占比19.91%和16.76%。

不同企业成本与治污投入之间的交叉分析可以发现：企业对经营成本（非行政管理成本）与治污成本之间感知具有一致性。治污投入的提高会明显让企业感觉到各种经营成本压力。但是行政管理成本（政府审批、注册等办事成本）则与企业对经营成本的感知不同，多数企业认为政府办事的成本降低了。也就是说，环境严查给企业的压力更多来自经营层面，而不是管理层面。反过来说，那些感觉到企业经营成本上涨的企业，治污投入通常也更高。至于这种相关性是企业主连带感知的结果，还是企业面对经营成本上涨压力，转而走向技术和治污投入，进行转型升级，还需要进一步的检证。

 企业的社会责任定位可能是影响治污投入的主观因素。本次调查问卷中对企业定位设计了一组题目，询问企业主“在社会价值创造方面，下面哪项描述最符合贵企业的实际情况？”问卷设置了四个选项，要求被访者单选。“（1）本企业是传统商业机构，唯一目的为实现利润。（2）会在生产经营中考虑到企业的社会责任，但并未在章程中作出具体规定。（3）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一定的社会责任，并在公司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4）公司具有盈利和社会价值实现双重责任，将盈利与社会价值并举。（5）企业经营并不以利润为主，而是用利润来扶助企业社会价值的实现。”虽然选项内容略有差异，但是总体上将企业定位设定为纯利润导向到纯社会导向分为五个类型。

将实现社会责任作为企业重要价值的企业，治污投入更高。下表显示：54.36%的企业认为自己的企业是利润与社会责任并重型。但是那些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一定社会责任的企业，治污投入高于50万的却占比更高。纯利润导向的企业定位84.06%的企业治污投入都低于50万。治污投入高于200万的企业12.84%的企业是在章程中有明确规定社会责任的，59.46%是将盈利与社会价值的双重责任视为企业定位的企业。

二、        环保处罚

环保严查之“严”标准之一就是政府对企业实行环境处罚的力度和覆盖面，也是试图回答环境规制是削弱我国企业贸易比较优势还是推动企业创新升级的重要维度 (张成 et al., 2011；陆旸, 2009)。本节利用问卷中询问受访者：“您的企业2017年下列方面的费用有多少？因环境问题受到的罚款多少万元”作为主要的因变量，进一步分析环保处罚的力度以及哪些企业容易遭受环保处罚。

首先，我们来比较下环境罚款与其他类型罚款的覆盖面和罚款程度。下表显示，相比税收和产品、服务的罚款，针对环境问题的罚款额度最小，但是覆盖面较高，2.62个百分点的企业遭受了环境罚款，仅低于针对产品和服务的罚款覆盖面。罚款额度来看，税收的罚款额度最高，处罚程度最严厉，均值达到26.972万元，最大达到10亿元。其次是对产品、服务的罚款，均值在18.36万元，最多罚款6亿多。而因为环境问题遭受罚款额度最高只有百万元。说明，环保严查的罚款额度并不大，主要体现在覆盖率上，3745家企业中，将进百家企业受罚。

从性别来看，男性企业出资人因环境问题遭受罚款的额度高于女性。数据显示，没有女性企业主的企业遭受过50万以上的环境罚款。有6家企业遭受50万元以上的环境罚款。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有利于减少企业遭受处罚的力度。11家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的企业主所在企业遭受10万以上环境处罚。遭受50万元以上罚款的私营企业主中，有接近40%的私营企业主是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这说明，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主更在乎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声誉。

为了查看环保严查对多少就业人口产生影响，这里我们同时将雇员规模考虑在内。雇员规模与企业遭受罚款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弱，占样本多数的百万雇员以内的企业中98.03%没有遭受过罚款。遭受罚款最多的是雇员规模在100万到1000万的企业，但是，也只有3.67%的有罚款经历。1亿以上雇员的企业100%都没有罚款经历。

行业来看，农、林、牧、渔、采矿业、制造业与建筑业遭受环境罚款的情况更为普遍。特别是制造业与建筑业是环境都有不少遭受高额环境罚款的案例。制造业有16家企业遭受10万到100万的环境污染处罚，47家企业遭受10万以下的环境罚款。也就说，制造业是受环境严查影响最为直接的行业。第三产业等服务、信息、金融类行业几乎没有环境罚款的案例，基本不受影响。

资产规模在1000-1亿这样的中等规模企业遭受环境罚款的占比最高，付款额度在0-10万的有44.07%是千万到亿级企业，而罚款额度在10-50万的企业中有53.33是资产规模在千万到亿级的企业。

盈利能力较弱的企业同时也是遭受环境罚款严重的企业，这些企业生存环境不容乐观。利润减少的企业有3.6%的企业有遭受环境罚款的经历，而利润增长的企业相比只有2.3%的企业在2017年被罚款，利润没有变化的企业有2%的企业有被罚款。对污染型企业来说，市场环境的恶化与环境监管标准的提高可能是同时而来的压力，传统的以污染求生存或发展的路子已经难以为继。

企业负债情况也体现出相同的问题，经营困难与环境污染是环保问题企业的两座大山。负债率在50%以上的企业无罚款的只有95.74%。相应的，低于10%负债率的企业无罚款率则是98.74%。10%-30%负债率以及30%到50%负债率的企业分别是97.66%和96.13%，都高于负债率50%的企业。而且，负债率越高的企业罚款额度也越高。11家负债率在50%以上的企业遭受了10万以上的罚款额度，占据了10万以上付款的一半（共有22家企业付款额度在10万以上）。

三、        环保压力

环保严查对企业造成的压力不仅直接来自政府对环境标准的提高和执行力度的加强，也来自与企业经营中市场同行、消费者、社会等方面的压力。本章针对可能对企业形成压力的的各种来源做一个探索性研究。整体来看，2017年私营企业受到的各方压力都有所增加。来自政府环保风暴、检查的压力尤其明显。30.92%的私营企业主感受到环境保护方面的“压力明显增大”，远高于15.90%的社区、群众压力，18.11%的消费者环保压力以及16.64%的行业压力和20.63%的利润压力。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的企业主和企业的环境压力感知差异，我们对该题的回答，重新做了编码，按照没有压力1分，压力变小2分，没有变化3分，压力有所增大4分，压力明显增大5分排列，选项越高表示压力越大。同时，为了方面呈现和比较，我们按照企业的类型求取分组的压力平均数（1-5），平均数越高表示此组的环境压力指数越高。借助这个方法，我们进一步探索不同企业类型与企业的环境压力感知之间的关系。

下表发现，有政治身份的企业主对环境压力的感知更为明显。政府压力方面，既是人大代表又是政协委员的企业主感受的政府压力均值为3.96，而没有这两个身份的只有3.79。社群压力、市场压力、行业压力和利润压力方面，有两个身份的比没有身份的压力分别高0.38、0.33、0.32和0.30。但是，相比其他压力，政府压力是环保压力最大的来源渠道，其次就是利润的挤压。

总体来说，老企业面临的环境压力更大，特别是政府、市场和利润的挤压都对老企业形成了挑战。新创企业的环境压力较小。从企业遭受的环境压力类型来看，来自政府的压力仍然是大的。1991年之前的企业压力最大，政府、市场和利润的三重压力，挤压着老企业的生存。社群压力最大的则是1991-2002年创立的企业，这些企业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成长起来的企业。而创立于2003-2010年的企业数量众多，面临越来越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则更多感受到市场和行业竞争对环保的要求。

不同行业的环境成本不同，环保严查的重要目的在于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减少污染较为严重的第一、二产业，增加第三产业比重。因此，我们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对三次产业的划分，将农、林、牧、渔划分为第一产业，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划分为第二产业。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实施以及科教文卫等划分为第三产业。三产的环境压力呈现明显差异，第二产业的各种环保压力都非常大。政府环保风暴、检查的压力达到均值达到4.09（最高5），对我国目前以二产为主产业结构形成较大挑战。农林牧渔的第一产业多数分布的农村地区，生态环境薄弱，社会关系浓厚，因此遭受到的社群压力最大，为3.81。

就是否上市来看，上市企业的环境压力明显高于未上市企业。上市企业的政府压力、社群压力、市场消费者压力、行业压力和利润压力分别为3.90、3.55、3.65、3.65和3.73全部高于非上市企业。

大型企业的社会压力大，小型企业的市场压力大。百亿以上企业的环保压力更多来自政府和社群的环保要求。而1亿到100亿之间的规模则主要来自市场消费者、同行行动和环保投入对利润的挤压，压力来源的形态有所不同。规模越大的企业，其企业社会责任越大，越需要回应政府和周边社区、群众要求。

企业的盈利能力影响企业主对环保压力的感知，市场恶化、利润减少的企业更强烈的感受到来自各方的环保压力。不管是来自政府的、社群的、市场的、行业还是利润的压力，盈利能力下降的企业环境压力指数都高于其他企业，分别达到3.85、3.49、3.62、3.56和3.69。

企业的经营状况，特别是流动资金的情况也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环境压力感知，负债越高，感受到的环境压力就越大。负债率高于50%的，环境压力明显更高，来自政府的压力均值高达3.91。

四、        环保压力与企业发展

企业的环境压力会不会倒逼企业转型呢，会影响企业的哪些经营策略是本节回答的主要问题。本节采用环保压力作为主要的自变量，原因是，企业自身切实感受到来自各方的环保压力是推动企业转变企业经营和发展策略的最终动力。而且，本次问卷涉及了“政府环保风暴、检查”、“周边社区、群众环保要求”、“消费者环保意识”、“同行企业改进环保的行动”以及“环保投入对利润的挤压”等五种环保压力来源，明确的将市场完善、社会发展与政府规制的不同环保压力来源区分开来，能够更好的了解不同环保压力类型与企业经营策略之间的关系。

企业发展方面，我们主要采用投资、研发、市场定位以及企业对市场的信心四个变量进行考察。使用两个问题衡量投资：问卷中询问受访者“2017年期间贵企业国内新增投资多少万元？”；预计“2018年贵企业国内投资额是会增加、会减少、大体持平还是无投资？”。同时，问卷也询问了受访企业的境外投资额。这两个问题不仅涉及了2017年问卷访问时候的投资决策，也询问了企业主未来的投资打算。因此，有利于更好的探究企业感受到的环保压力与投资策略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的比较不同的环保压力与企业投资策略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企业投资额按照压力类型分组，求取平均数，相应类别的数值越大，说明投资额度越高。为了避免极端值对分组平均数的影响，我们对投资额度进行了缩尾处理（1%）。

（一）        环保压力与企业投资倾向

感受到环保压力明显增大的企业，国内新增投资额度越高。不论环境压力是何种类型都是如此。但是，来自政府环保检查的压力更明显得推动了企业新增投资额的上涨。认为政府环保风暴、检查压力明显增大的企业国内新增2017年国内新增投资额平均为1708.51万元，认为周边社区、群众环保压力明显增大的企业2017年新增投资额为1512.83万元，认为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压力明显增大的企业平均投资额为1436.80万元，认为同行企业改进环保的压力明显增大的企业平均新增投资额则为1364.96万元，环保投入对利润的挤压增大则产生了1528.21万元的国内新增投资额。消费者的环保诉求和利润挤压的效果对新增国内投资额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即使是消费者和环保的利润挤压已经变小的群体，平均投资额度也不低，分别是1218.23万元和1189.10万元。

环保压力与2018年国内预期投资举动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了相反的分组方法。我们将来自政府、社群、市场、行业和利润的压力编码为1-5的压力值。1代表没有压力，2代表压力变小，3代表没变化，4是有所增大，5为明显增大。我们计算了2018年预期国内投资会增加、会减少、持平、无投资和不好说这样五类群体的平均压力值。如果这个数字越高（1-5），表明这个组别的相应压力值就越高。

结果表明，2018年预期国内投资额会增加的人，反而是政府环保压力最高的群体，压力值3.90。可谓，政府压力越大，投资动力越大。社群压力则是相反的趋势，反而是那些表示2018年会减少投资的企业的社群压力最大。结合前面的分析，表明，这些企业很可能多数是农林牧渔的第一产业，社群压力的影响较大，而且难以通过新增投资进行转型，可能是环保压力上涨之后，比较难以突破和生存的企业类型。这部分企业如何生存值得关注，必要时需配套其他政策，确保我们产业结构的合理。

受访企业的境外投资额度普遍较低。最小投资为0，最多投资为31078万美元，均值则为21.25万美元。但是最大值比较极端，因此我们仍然采用缩尾处理，处理后的数据，最大值变为120万美元，均值仅为1.65万美元。下表是根据不同的环保压力分组得出的平均数。认为消费者环保要求没变化的企业境外平均投资额最大为2.27万美元，而感觉利润挤压有所增大的企业的境外平均投资额次之，为2.25万美元。境外投资方面，企业的投资决策相对谨慎，认为政府、社群压力有所增大的，投资额更高，分别为2.22万美元和2万美元。境外投资额最低的企业多数认为行业竞争压力变小。没有境外投资的企业，恰恰也是行业竞争缺乏的企业。另外，那些认为环保对利润的挤压明显增大的企业境外投资额度也很低，仅为0.62。

环保压力与2018年境外预期投资举动之间的关系，我们将来自政府、社群、市场、行业和利润的压力编码为1-5分的压力值。1分代表没有压力，2分代表压力变小，3分代表没变化，4分是有所增大，5分为明显增大。我们计算了2018年预期境外投资会增加、会减少、持平、无投资和不好说这样五类群体的平均压力值。如果这个分值越高（1-5），表明这个组别的相应压力值就越高。

数字清晰表明，会增加境外投资的企业主感受到了政府、社群、市场消费者、行业和利润更高的环保压力，压力分数分别高达4.00、3.69、3.68、3.63和3.69。来自政府、社会和市场的环境压力迫使多数企业更多的走向全球化的海外投资的策略，相应的会减少海外投资的企业感受到的环保压力也最小。这表明来自政府、社会和市场各方的环保压力对有海外投资计划的企业来说，都会迫使他们转向海外市场，寻求更多机会，弥补成本压力。

（二）        环境压力与企业研发投入

依靠研发和技术创新转型升级是企业获得市场竞争能力的根本，也是产业升级的最终目的。关于企业转型升级的问题，本问卷采用一系列企业研发费用投入和平台的问题进行检测。本文采用研发投入与研发占营收两个主要衡量企研发投入程度的变量来检测环保严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为了减少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两个变量都进行了缩尾处理。下表展示了研发投入、研发占营收比，以及缩尾后的研发投入与研发/营收比的主要描述变量。可以发现，缩尾去掉了变量中极端值，数据得到了明显改善。

2017年，企业的研发投入平均值是623.52万元，缩尾去极端值之后，研发投入的均值变为335.21万元。同样，研发占营收的比重在缩尾前为4.9，缩尾去极端值后变为3.9。

环保压力与企业研发费用投入之间的关系，我们仍然是采用依据各种环保压力的类型和程度分组，求取相应组别企业研发费用均值的形式。下表表明，环保压力越大，企业的研发费用投资额度越高，分别为478.78万元、464.04万元、414.93万元、427.65万元以及510.65万元。同样的，越是感觉没有环保压力的企业，平均而言新增研发越少。

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的营收情况，环保压力与研发关系则呈现了相反的关系。压力越小，越愿意投入研发。数据表明：不同类型压力小的组别企业研发占营收的占比5.24%、4.11%、5.12%、5.51%和4.23%。考虑到研发费用的额度与研发占营收比的趋势相反。我们可以推测，环保压力可能对进一步促进了不同盈利能力的企业分化。大企业、盈利强好的企业贡献了主要的研发费用，他们是行业的领头羊，也是企业研发与创新的领头羊。虽然他们的研发费用颇高，但是占营收的比重不大。对于盈利能力较差的企业，他们的资源更为紧张，对外部压力的感知也更为敏感，更愿意在压力变小的时候，投资科研创新。

（三）        企业定位、预期与信心

环保投入倒逼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是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引进。本节利用问卷中对企业技术来源与定位的两组题目作为因变量，来检测环保严打是否能够提高企业技术引领和自主研发的能力。问卷通过要求企业主对企业业内技术定位评价从1-10进行打分的方式，来测量企业主对企业业内技术定位的感知。同时要求企业主对五年后企业的业内技术定位打分。我们将1-10视为技术引领程度的连续变量，计算不同环境压力程度下企业技术引领程度的平均值，对平均值进行比较。环境压力对企业的技术独立程度影响，我们也采用相同的比较策略。

总体来说，认为政府、社群、行业和利润的环保压力变小的企业越认为自己的行业技术引领地位较高。但是，认为消费者的环保要求明显增大的企业却对自己当前的业内技术引领地位更为乐观。这说明，贴近市场需求，及早转变的企业业内技术地位越高。被动响应压力型企业，行业技术地位更落后。

受访者还被要求填写他们对未来五年业内技术引领地位的判断。总体上来说，所有企业对未来自己企业的技术地位都更为乐观，认为未来地位会有多提高。但是，感觉来自政府、社群、市场、行业和利润的压力变小的企业对未来的预期更为乐观。各方压力变小的业内技术引领地位自评均值分别达到了7.70、7.72、7.79、7.68和7.88。

企业主对自主研发能力的评价与业内技术地位评价相反。感觉到环保压力增大的企业，对自主研发能力的自我评价更高。认为政府压力有所增大的企业，自评的自主研发能力平均在6.13分（1-10）左右，认为社群压力、市场压力、行业压力和利润压力有所增大的则分别是6.08、6.10、6.09和6.12，相比感觉压力没有变化、变小或者压根没有压力的企业们来说，自我评价都更高。

同样的，多数企业认为未来五年自身的自主研发能力会提升。感觉到环保压力有所增大的企业，对未来自身的研发能力评价也更高，更加自信。这说明，对多数健康企业来说，一定程度的环保压力并不会损伤企业的积极性，反而催生了企业自主研发的内生动力。感知到环保压力有所增大和明显增大的企业对企业未来研发能力预期会更好。越是没有任何环保压力的企业，对自身自主研发能力的评价越低。

企业主所感受到的环保压力也有可能影响企业主对未来经济风险的感知。企业认为今后5年，面临下列经济和社会风险的可能性有多大，包括9个方面的内容：（1）经济陷入低迷；（2）工人大规模失业；（3）物价大幅上涨；（4）房地产“泡沫”破裂；（5）局部金融危机爆发；（6）地方债务破产；（7）生态环境严重恶化；（8）社会矛盾激化；（9）战争或恐怖主义引发灾难。调查被访者对这14个问题的评价；1表示“很有可能”；2表示“教有可能”；3表示“不好说”；4表示“不太可能”；5表示“不可能”。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将衡量经济与社会风险的经济陷入低迷等有关变量重新编码为从“1不可能”、“2 不太可能”、“3 不好说”、“4较有可能”和“5很有可能”的五分类变量。值越大证明经济风险发生的预期越高。

本文针对9个变量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透过因子分析发现上述9个内容可以拆分为2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两个因子的累积解释方差63.5%。其中变量1-5的因子载荷量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因子，这些内容主要与市场风险有关，这里称为“市场经济风险”。6-9的因子载荷量主要集中在第二个因子，主要与政治社会风险有关，这里称为“政治社会风险”。

为了分析企业对未来风险的预期，我们将1-5个变量合并为5-25的市场经济风险指数，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4,四个因子的载荷量分别为0.792、0.820、0.768、0.732和0.793，内在一致性较好。第6-9四个变量合并为4-20的政治社会风险指数，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08，每个因子的载荷量分别为0.762、0.782、0.868和0.771，内在一致性也较好。

结果表明：环保压力越大的企业，越倾向认为市场经济风险会发生，市场信心越低。那些感受到环保投入对利润挤压的压力明显增大的企业，对经济风险的预期最悲观，风险指数平均值达到16.01。相反，越感觉环保没有对企业形成压力或觉得压力反而变小的企业，对市场经济形势的判断越乐观。

为了与市场经济风险预期形成对比，也为了了解环保压力对企业主政治社会风险预期的影响。这里将不同的环保压力分组，计算政治社会风险指数的均值，值越大，风险越高，信心越低。下表可以发现，感觉环保压力没有变化的企业，对政治社会发展的信心最低。除此外，感觉到环保压力有所增大或明显增大的企业，对政治社会发展的信心也偏低。也说明，环保压力的上涨可能导致企业的整体悲观判断。

五、政策建议

由上可见，环保严查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是，环保严查对私营企业发展也有不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市场竞争的“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环保严查无疑会淘汰一批老旧、盈利能力差、规模小的企业，并促使有能力的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增加研发和投资规模。但是，需要警惕的是，“马太效应”可能导致部分行业，特别是制造业走向寡头化，不利于行业良性竞争环境的建设。因此，我们建议对小微企业酌情给予一定融资、税收优惠，这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2、企业发展的双刃剑。环保压力的确能够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发展的转型。但是，环保压力促使企业增加环保、研发和投资规模的同时，也引发了市场信心的波动。还需要相关部门加紧出台配套措施，稳定和提振市场信心。

3、环保监管的“一头热”。企业感受的环保压力主要依赖政府环保风暴、严查。社区、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并没有真正形成，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也有所欠缺。整个社会的环保风气尚未形成，环保责任并未内化为个人和组织的消费、生产和生活偏好。生态文明建设是千年大计，仅仅依赖环保风暴式的治理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完善监管法律、规划的同时，还需要积极倡导企业“绿色”社会责任，提升消费者、社区的绿色消费、生活观念，形成社会共识。调动各方力量，构建环保的长效社会监督体系是不可忽视的“柔”性制度建设。

根据上述环保严查效应，可以发现，环保严查的管控措施过于“刚性”。配套的“柔性”措施必不可少。

1、配套融资、税费政策，扶助小微。环保严查的确有利于推动部分有能力的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寻求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或业务转型。但是，环保的压力也让部分盈利弱、融资难、转型难的小微企业的生存雪上加霜。不少企业同时面临多种经营成本的增加。通过行业协会、商会、工商联等组织性的力量，了解小微企业生存状况，倡导行业互助和支持，借助融资和税收政策扶助有潜力的小微企业，有利于更多小微企业走出困境。

2、配套环保咨询、指引服务，促进产业结构协调有序升级。从调查来看，第一二产业的环保压力更大。农林牧渔是涉及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则是私营企业的主要力量，也是国民经济活力的来源。环境成本具有行业和企业的异质性，环境代价高的企业并不是都可以被代替。而且，部分行业的转型需要长期持续投入，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需要考虑多种多样减少环境影响的方式，除了购买治污设备，在生产流程和组织管理方式上创新也是一种可能。

3、配套舆论引导与激励机制，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社会责任意识越强，企业越会主动在环保上增加投入，主动降低企业环境影响。相比被动接受环境罚款的企业，真正在投资、研发上有所行动的企业更多基于市场和行业压力。因此，我们还需要积极倡导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精神，引导企业社会责任目标的建立。同时，在行业标准中加入绿色考核，倡导绿色消费与生活理念，用行业与市场的力量约束企业行为。

4、配套营商环境改善，提振企业家市场信心。私营企业对市场、政治和社会的风险感知更为敏感。环保压力的增大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市场经济信心和政治社会信心。如何在推动环保标准国际化的过程中，稳定企业市场预期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任务。在舆论环境上，鼓励企业创新，引导企业转型，以更多的服务帮助企业降低环境影响有利于企业稳定信心。在制度环境的优化上，降低企业行政管理成本，提供公平有效的市场融资、培训、财税机会，可以有效提振企业信心，弥补企业环境投入成本。

这些措施，有利于促进行业竞争的有序健康，有利于促进多数企业的平稳过度，有利于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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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