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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新逆转——从阅读和研究吉登斯的社会理论入手

作 者:赵旭东       来 源:《西北民族研究》

  摘要:对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阅读,增进了我们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的新理解。这种转型意味着一种结构的新逆转,它为人类学对于现代世界的关注提供了一种正当性的契机。人类学研究异文化,也同时关注当下的世界转型。这种基于人类认知能力的结构化的转型为未来开启了一片新的研究天地,中国人类学必然会从中获得关于自身发展的启示性的意义。

  关键词:吉登斯;结构化;转型

    

  最初答应一家出版社的约稿,同意为他们的系列丛书撰写一本介绍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学术思想的著作,主要是考虑到可以借此机会逼迫一下自己,把以前在不同时期写下的阅读笔记重新整理一下,也可算是对过去几年私下里偏好的社会理论研读作一个交代。但是真的签约之后,我发现,这绝非一件容易完成的工作,所以稿子就一拖再拖。还好,编辑有耐性,一直在等待。面对一部写成的书稿,自己总有无限的伤感,觉得现在写东西的时间,经常会被各种不得不去应付的事情切割成碎片一般,因此人的思路也往往是四分五裂的,不大容易粘连起来,即便粘连起来,也总是有些不那么顺畅。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实在有必要去下些苦功夫,自己认真地去做一下,哪怕这段时间都耗费在这件事儿上,如果能做成,那也是很有价值的。我对吉登斯社会理论思想的研究结果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心态下写成的,前后也有五六年的光景了。

  追随补课的指示

  有如上的想法,是因为,那段时间,在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费孝通先生在其晚年一直提醒我们学生辈的要去“补课”的“指示”。老先生不仅这么说,而且自己也这么做了。他身体力行,九十几岁还要从头开始读书写作,耐着性子请人借来英文原著阅读,然后再一段一段亲自写成可以发表的文字。记得这些文字先是以打印稿的形式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同仁之间传阅,它们有个统称,就是“存稿”,指费先生九十岁以后写下的文字,一年一份,比如《九十存稿》、《九一存稿》之类。在我自己的书柜中至今还留存着当年费先生手写下来、变成打印文字的那些单册的印本,这也算是一种激励自己时时去问学求索的励志工具。而由这些文字集结出版的《师承·补课·治学》一书,可以算是他对自己所提出的读书与补课要求的一个具体实践和成果。①我想当时应该有很多人是受费先生的召唤或者指示去用心读书和写作的,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尽管那时还是年轻一辈,对社会学也一知半解,懵懵懂懂。

  可以肯定地说,费先生这份对学术本身追求的热情,一直激励着我后来的教学和研究。如果没有这一份激励,真不知自己会迷失到哪一个空间中。因为有这样的机缘,几年过来,自己还能在万事都并不一定那么顺畅的境遇下坚持去读一些书,补一些课,落下一些文字,尽可能多地用自己的笔去记录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心灵交互辉映中偶然闪现的感受和观念。这本原初类似命题作文式的作品,现在似乎就可以看成是延续费先生“补课”精神修来的果报。

  阅读吉登斯教授

  再来看我要去研究的这位现在已经被英国皇家封了爵的安东尼·吉登斯教授。他自己有那么多的著作,前后大约出版过三十几本书,还有那么多看都看不完的文章。面对这些文字性的东西,自己虽然过去也有一些对他的文字进行中文翻译的体验,但心理上一直都有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觉得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直接读原文而不是翻译,这至少可以省去一层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带来的误解,不然真弄不清究竟是译者误解了作者,还是读译者作品的二道贩子误解了原作者,我想这类扯不清的笔墨官司本身毫无乐趣可言,不论是对法庭上的原告还是被告而言,都似乎是一件颜面尽失,里外都不光彩的事情,因此还不如自己硬着头皮,耐心阅读原著,这样也许会更加放心一些,一方面学习了英文,另一方面又能直接去体会作者的本意,一举两得,甚是一件快乐之事。不好之处大概就是要多花费时间,但是我想,时间的花费总是会有回报的,只有耐心读进去,才会真正体验到这种回报。我后来甚至觉得,不仅我需要这样读,我的学生们也应该这样读,如此才能够真正实现一种无语言障碍的彼此之间的理解。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和学生们开始一起读吉登斯那些难懂的论著,其中就包括《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这本书②。

  我有个习惯,自从招学生之后,自己到哪儿教学,都愿意拉几个人搞个读书会。记得在农大教书时,曾经办了个读书会,要求学生们定期聚会,差不多每周一次,读一本指定的书,由一个人主讲,大家集体讨论。这个读书会的名字还是借用了费先生当年给我的博士论文题写的标题中的“公正”两字,由此称为“公正读书小组”,甚至还为这个读书小组印刷了每期很少数目的用来进行内部交流的通讯,觉得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我在阅读中就发觉,很多人都引述他在197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Action,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这本文集。2005年秋天来农大参加我所主持的“乡土中国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的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资深教授奥特纳(Sherry Ortner)在其论文中就频频地引用此文集③,这就更加引起我细致阅读此书的兴趣。实际上,这本文集1979年出版后便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那时也正是吉登斯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他虽然才40岁出头,但已经名声鹊起,在世界社会理论界的地位也已无法撼动的了。

  由此,我便专门找来这本书与学生们逐字逐句地读,逐段逐段地讲,一直到弄明白吉登斯究竟是怎么想的才为止。主持、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活动,我自己确实很有收获,这样的安排逼着自己每天都会抽出点时间去阅读,专门记录一些零乱的笔记,日久天长,在方便储存与编排的电脑的帮助下也凑成了一些看起来有系统的东西,至少对吉登斯最著名的“结构化理论”有了许多自以为心领神会的理解。可以说,我在撰写这本书时,《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现在自己的很多文字和叙述都脱不开它的风格。

  如果再向上,我最初接触吉登斯的作品大约是在1997年的早春。那时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王铭铭教授正着手组织翻译吉登斯的三本著作,其中有一本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最初由方文教授独自承担这本书的翻译,后来因为出版合同时间紧迫等原因,他便约我一起做这件事。以前,自己虽有一些翻译练习,但是很难成气候。接下这个合作翻译的任务之后,我几乎一整天都会泡在现在已经被拆掉的北大西门外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二层小楼的机房里,一边看着英文原稿,一边在电脑键盘上敲打汉字,困了就在办公桌或椅子上休息一下,这样坚持了大约三个多月才宣告完成。2000年,时任北大社会学系系主任的马戎教授又专门委托我主持翻译吉登斯撰写的拥有广泛读者的《社会学》教科书第三版的任务,但因为各种杂事的干扰,这份大家集体的翻译工作同样是一拖再拖,结果新的英文第四版出来了,只能再遵照出版社编辑的意思依据第四版重新核校,那几乎可以看成是一种全新的翻译。这个故事又在2012年翻译吉登斯《社会学》第六版中再次重复。不到一年时间,第六版的初稿就翻译出来了,但是出版社告诉我,吉登斯英文版第七版2013年面世了,结果照旧只能是一切重来,参考第七版重新翻译,直到2015年5月完成译稿,10月才正式出了中文翻译版。不过,在这耗费时间的漫长的翻译校对历程中,我也渐渐揣摩出一些吉登斯真正想要表达的那种社会学的要义,这对后来我讲授《社会学概论》这门本科生课程大有裨益。

  结识吉登斯

  在这期间,还很荣幸地有两次机会见到吉登斯教授本人。记得第一次是在北京三联书店韬奋图书中心二楼的会议室里。那时吉登斯陪同布莱尔首相访华,他在自己的行程中抽出一点时间和他著作的汉语翻译者进行座谈。那大约是1999年的冬天,由于是隔着圆桌的远距离对谈,也就没有多少机会去单独请教,这种感受多少有些像徐志摩笔下所描写的对康桥或剑桥的那份思绪,真的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恰巧吉登斯自己还是徐志摩的校友,都属于与剑桥这个地方有缘分的人,只是吉登斯显然少了徐志摩那份诗性的浪漫。另外一次见面则是笔者2002年到2003年之间在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作“英国科学院王宽诚学术奖”访问学者的时候。在伦敦经济学院主楼狭窄的大厅里,我不仅见到了鬓发染霜的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教授,她是几年前刚刚故去的英国最伟大的女人类学家之一,而且还见到刚刚主持完我参加的这一场演讲的吉登斯教授。那个时候感觉吉登斯教授特别繁忙,他跑出演讲大厅,站在那里,似乎也只是为了换换空气,休息一下之后,接着还要去参加下一场的演讲或同类的活动。因此,那时见到吉登斯教授本人,也不过与其打了个照面,寒暄几句,没有再多去讨教。中间因为《社会学》教科书第四版的序言撰写曾经发邮件去咨询过他,他也曾经答应为此书的汉语版写个简短的序言,但后来因为他事情多搁浅了,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不必那么规矩地叫他Anthony Giddens,只要叫他Tony Giddens或者Tony就可以了,这种称谓着实让人觉得他亲近和蔼,无一丝一毫世界知名大学者的架子。在翻译吉登斯的《社会学》第七版的时候我还就书中的一些问题和他有过邮件往来,这些陈年往事都在我给这本中文翻译出来的书所写的“后记”中一一交代了,在这里无须赘言。④

  研究吉登斯

  尽管跟吉登斯没有太多的接触,心里却一直很是崇拜,结果,凡是他出的书,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见到了总要买上一册,留在案头,有时间便去翻阅,今天想来也是一件极为愉快的事情。多年下来,他的书还是认认真真看了几本的。

  坦白地说,我自己并不是专门研究社会理论的,也不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刻意装扮成一个理论家的模样,那样看起来会更加不自然,多少像个小丑了。尽管自己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曾经专门研究过西方心理学史上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斯金纳(B. F. Skinner)的著作,为此还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其中甚至还有很大部分牵涉到了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研究。⑤可以这样说,在卡尼曼200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十年的1992年春季或者更早一点,我已经开始拿他的实验范式去在中国的被试中间加以验证了。但在那时的学术背景下,身处畿辅之地,偏安一隅,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什么人去真正关注你的研究,后来有机会与社会心理学家方文谈起这件事,他也觉得这事似乎很是值得去自我炫耀一番的。这事后来还真让自己一时晕了头,好一阵子沉浸于一种自我沾沾自喜的满足感之中,想来真的可笑。确实,后来冷静下来,再一思考,平心而论,那也只不过是一份闭门造车的没有太多自己观点的一般性验证而已,确实不值得再去提及了。把已经泛黄了的蜡板打印出来的文稿就丢在书柜的角落之中,让它尽情地变旧就是了。不过先前对西方心理学史中各位大家研究经历的探讨,确实使我对人类解释行为的各种理论都充满好奇心,不论是在此前的心理学中,还是在此后的社会学中,乃至到了现在所专注的人类学中,这种知识的追溯从来都没有真正停止过。

  而自从由心理学这个行当转到社会学之后,我发现有许多社会学的解释一开始就要把心理学排斥在外的,好像以前自己下功夫去阅读的心理学知识在社会学的广袤领地上一下子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但是,细细研读吉登斯的作品,却让我有一种能够重新找回心理学和社会学学科知识在阅读上的连续性的那种感受。换言之,在吉登斯写下的字里行间多了一份亲切感。可以说,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尽管大家路数有差别,但是一些基本问题在骨子里还都是能够相通的。由于吉登斯教授自己有心理学的背景,他在谈论人的社会行为的时候,还是会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人的感受,也就是他后来所称谓的人的“自我反思性能力”的发展,这实际上是行动者的一种认知能力,这种能力此前在心理学中也曾经一度被抛弃得很远,恨不得能够在心理学中将之彻底铲除掉才觉得痛快,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新、老行为主义在心理学中占据那么长久的一段时间。然后,随着一些有关人的认知现象的再发现,认知的概念才又被重新捡拾回来,由此自诩在心理学界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认知革命。这种认知革命也自然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学科,经济学首当其冲,博弈论的基本思路是隐含有这种革命的影子的,那位我早先曾经追踪过其研究的卡尼曼先生就是研究在人类的经济行为中,人的认知如何会发生一种误判,也就是非理性的决策如何在人的思考中发挥作用。⑥而吉登斯的思考应该是沿袭着这样一种认知革命的新思路的,只是他会更多地从社会学理论的唯理论的路径上去想问题,因此就会考虑一种思维的结构如何可能在社会中被创造出来,进而这种结构又会如何被固化下来,出现所谓的“结构的结构化”,然后又会在什么社会条件下发生一种新的改变,形成一种变迁之中的连续性的插曲。⑦这些不同于静态功能论和结构论社会学的考察,使得吉登斯真正理解了一种社会行为的真谛,也就是指一种变动性的存在,这多少有些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谓的“万物皆流,无物常在”的意思。⑧但是,在这一点上,吉登斯的表述更加社会学化,也就是他在考虑一个社会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延续性背后的运行机理的问题。他认为在这个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过程之中,真正体现出来的乃是一种他所谓的社会“控制的辩证法”。⑨

  甚至这样一种结构化的基本理论还可以应用到对于现代世界发展的考察中去。因此,吉登斯会有意地去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谱系。在这个过程中,他考察了现代战争与军事力量如何伴随着国家监视能力的增长而不断地得到加强的过程。另外,吉登斯还注意到了“亲密关系”的转型,⑩人们把这种亲密关系尽其所能地建立在一种信任之上,但是殊不知,这信任出现裂痕之时,便可能是风险来临之时。风险社会因此不仅是针对于公共的事件,还涉及到了人们最为私密的私生活,诸如生育上的对于种种生殖新技术的自愿选择。

  这种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实际是建立在一种现代知识发现的不确定性上的。今天的我们,也许并没有科学家那样的乐观,即认为大凡我们所发现和掌握的知识越多,我们对于自然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实际上,在面对多种视角的不确定性知识的生产之时,我们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适从的焦虑。而摆脱这种焦虑的做法却又是不断去掌握某种专门的知识来使自己能够脱离开既有的以及其他的经验,使其自身的经验得到一种隔离或者封存,远离自然的存在。当然,这也使得今天的自我认同变得越来越像是一种孤芳自赏下的弥漫于社会之中的“自恋文化”。

  今天的人,或者吉登斯所谓的晚期现代性时代中的人,就像一位悬在空中而手中托着一根竹竿来尽其可能地使自己保持平衡的走钢丝绳的杂技演员,稍一走不好,就会在悬在空中的钢丝上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如果再走得不好,就可能有从这悬在半空中的钢丝绳上面跌落到谷底的危险。这种摇摆也隐喻性地体现出一种当下人的存在状态:一方面是无地自容的漂泊感,而另一方面又有着强烈的再融入的归属感;一方面是以浪漫之爱为基础的亲密关系的建立,而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丧失了个人之间信任的疏离感;一方面是到处都充斥着专家系统的抽象社会的压迫感,而另外一方面,每个人都似乎必须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作出最后抉择的不知所措感;还有,我们那种逆来顺受地接受既定的社会秩序的无奈感以及一种为了生活政治以及个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而开展不懈的社会抵制运动的抗争和维权意识之间的那种不断摇摆……总之,如此查找下去,我们也许还可以翻检出很多的这方面的“社会事实”,以此来形成一种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生活中的那种悬在空中的摇摆的对立。

  我们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一点恰恰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所能够真正启示给我们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像照亮黑夜的一盏明灯,我们可以借着这盏明灯去查看一下在中国发生的种种社会变革究竟在哪些地方体现出来了这种摇摆性或风险性,而又是在哪些方面隐含着一种他所谓的“控制的辩证法”。这也许就是我们需要遵循费孝通先生的思路去补西方社会学理论这一课的根本缘由。

  现在,我们可能已经不会再缺少什么社会研究的题目了,也不缺乏大量的研究资料的蒐集,各种调查机构以及大量学术机构里的研究人员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展开的实地调查构成了中国所谓“大数据”的基础,但是我们确实缺少既切近本土社会思考而又放眼世界的那样一盏明灯,以此来照亮那些隐藏在暗处的种种不曾被人觉知的藏金之所。因此,在我看来,理论从来就不是像漂亮的花瓶一样摆在房间里供人欣赏和玩味的,它必须有一种影响力,特别是一种社会的实际影响力,它也必须对我们的生活有所触动,至少要使其向更为适合人的善良特点的那个方向上去进行转化,而且,我一直这样主张,特别是在我自己曾经讲授过的“社会学理论”的课上,这样的努力也许刚刚开始,我们需要有耐心地去一本本地阅读社会学理论大家的传世著作,当然也需要让大家的这些理论为我们沉闷的生活开启出一扇更加通透的窗户。这也许是我乐于花功夫写这本依据一个西方学人的社会思想而展开的书的初衷和归宿。也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共鸣。

  研究是为了理解,而理解必然是一种自我的启蒙。对于一个处在变动和转型之中的社会而言,吉登斯的理论构建充满了一种适切性,因为他所提出的社会理论直接面对的就是一个成长之中的变动与各种不确定性条件交织并存的社会世界。对今日中国而言,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其自身作为一个东方大国能够重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参与并融入到一种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中,而如何在其中摆脱历史上的左和右的极端主义道路而选择出取乎其中的一条发展之路,将可能是未来中国在世界性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诸多竞争中保持自身适恰姿态的必然选择。这需要有一种在变动不居之中把握行进方向的能力,这同时也是作为有主动意识的行动者必然要具备的认知能力。对于这种能力的要求既很实际也很急迫,必须从那种岌岌可危的共时性传统的维护中逃离出来,看到其为现代制度所瓦解而成一种碎片化倾向的动力来源,否则我们只能是看着思路略显简单和急躁之人随意地将一种似是而非的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而实际上,这可能根本解决不了对于所谓传统的保护问题,反会使得传统很容易地在这所谓的文化保护之中逐渐冰消雪融般地消解。但社会也不会完全去听任那种极端对立思想的影响,它会通过一种时间序列的种种事件去影响那些日显极端的制度和思维,这也恰是社会不大可能彻底极端化的根基所在。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逐渐抛弃功能论社会学的解释之后,我们注意到了社会也并非一定是一个功能运转良好的有机体,它的内部因为种种的变数而充斥着各种形式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所有社会的转型与变革都必然是因应着此种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而发生的,因此而产生某种结构上的新逆转。社会由此看去必然是一种成长之中的自我不断结构化的存在。与此同时,基于文化价值转变的文化转型也必然会发生,并随着承载文化内涵的传媒、传输以及互动交流技术的新发展而有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快速转变。(11)

  尽管人类学一直标榜自身对异文化的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现代世界的发展置若罔闻。甚至可以说,关注异文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去回望现代制度的种种根基如何离所谓的原始的制度并没有太过遥远,或者不过是走向了原始制度的反面而已。在此意义上,今日世界秩序的构建更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秩序的构建,其核心也必然是在文化差异的世界秩序之上的一种重新组合文化的要素以及产品的输出与引进,这些必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转型的前奏。在此种转型发生之时,也必然是个体凭借一种自我反思性能力的增强而出现文化上的自觉。对于这种文化自觉的理解,必然又会触及吉登斯所谓的结构二重性,更为重要的是还会触及在演进历程之中的道德化重塑,这些继而带动某一个社会新一轮的社会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出现。

  在当代社会思想的形塑之中,曾经涌现出来许多各执己见、彼此竞争的思想家,由此丰富了我们后来人对社会以及文化构成的种种认识,在这方面吉登斯算是一个西方社会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总结前人的社会思想之后提出了自己有特点的社会学的思想,这一点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是最值得敬佩的。可以这样说,今日的研究者尚有几人可以发此宏愿,将人类有关社会本身的思想脉络作一详尽的梳理,而后又能够成一家之言,将其运用于实际社会的理解?在这方面,吉登斯不仅做到了,并且发扬光大,至少他对于自己所浸润于其中的西方社会思想的传统,有着清晰的认识。他也试图将西方社会思想中那些无助于当下世界理解的东西放置到一个受到质疑乃至抛弃的行列中,而直接去面对一个种种转型正在发生的世界,为此他会鼓动喉舌,发出声音。不论是全球化、气候变暖以及风险社会,还是亲密关系、政治与民族问题上的极端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他都会不惜笔墨,似刀似枪,痛陈其利弊,毫不留情,以言语发声的实际行动去构造出社会世界中的一个事件、一种表达以及一种声音,实现对于世界转型发展走向的干预和影响,并且这种干预和影响所追求的是对于各种形式过于极端化的主张的纠偏。在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中,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针对的那种国家借助“共意”的专制操控的极端主义,借助市场幽灵的那种毫无方向性且恣意妄为的自由散漫的极端主义,他选择了在其中有着自己政治立场并捍卫自己政治权力的“第三种模式”的市民社会。(12)吉登斯在这方面也是一样,他从来都不否认希望自己的那些思想表述可以成为一种真正有效力于社会的思想而使得社会世界能够在一个更为良性的轨道上去发展或延续。

  在今天知识生产日益世俗化的时代里,我们可能并不缺少理论,就像机场免税店昂贵却易得的化妆品和烟酒一般,我们也在消费着同样是从那些地方转运出来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理论,但这些消费大量的是体现在翻译之中,在课堂的授课之中,或者是在各种形式有模有样的演讲和讨论之中,并非是体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实践之中。在一个越来越由所谓自由资本所驱动的时代之中,一切似乎都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被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经济杠杆所搅动起来的一个看似自由但却是无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或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生存无意义感的心灵状态,但他们实际却表达不出来。一种无意义生存状态的图景似乎已经浮现出来,人们无疑都在拼命地工作,但却不知为何而去工作;人们也都在忙碌地生活,却也实在不知道究竟为何而生活。心灵无处安定下来的浮躁之感充斥于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以及在那里的种种表述之中。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对这种存在状况保持了一种敏感,霍妮(Karen Horney)甚至为此专门写了书,书名即是《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直指问题的要害与核心。(13)理论在今天时代中已经成为一种极为苍白的存在,很多人会认为读理论可能只是极为少数的人才会去做的事情。神经症般的现实应用的紧迫性,使得那些在思想上本来就排斥理论之人变得更加厌倦理论及其在思想上的引领作用。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所作所为越是远离理论,越是看不到理论,心里就似乎越是舒坦,霍妮所说的现代人对于赞许和情爱过度依赖的“神经症人格”在他们的身上可谓表露无遗,由此他们宁愿使自己成为没有理论做武装的世俗之人。但吉登斯却没有这样去想,更没有这样去做,他从行动的实践当中看到了理论本身的生命力所在,同时也将理论直接抛向了这个他所谓的“社会世界”之中,并不断地将其转化升华,形成自己对于社会理解的一体性引导。而这恰是很多人喜欢阅读吉登斯的原因所在。在这方面,他的文字可能对于所有的社会领域都灌注了自己的理论智慧,或者所有的领域都可以从中扩展自己的进一步思考和反省的空间。

  直面当下社会世界

  显然,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社会已经并非纯粹的自然本身,我们更多地为社会的“第二性”或者“次起性”所装扮而要无可避免地去选择吉登斯所谓的“自然的终结”。这些在吉登斯看来,都属于现代社会晚期现代性的集中体现。确实,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多地不再是生活在一种实际发生的衣食住行之中,而是生活在股市、楼市因为言论、符号以及种种突发的生活事件所引发的起伏涨落之中。在中国大陆还没有那么多人进入股市,没有那么多人为楼市所累的20世纪90年代末,自己第一次去香港就注意到,那里的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所最乐于谈论的就是股市和楼市,报纸和电视报道弥漫着这种气氛和消息,他们会不分阶层地为股市、楼市的起落涨停而眉飞色舞或一脸愁苦。从他们的眼神之中可知,幸福是因为股市、楼市,而不幸福,也是由这两个城市的幽灵所导致。而转过来,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很多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房产、自己的股票,人们也过上有似十五六年前香港人的日子,他们每一个人一方面在制造着股市、楼市样貌的种种言论,一方面又在为这种种言论所刺激下的股市、楼市走势的“不幸言中”而欢呼雀跃或者因为预测的方向逆转而捶胸顿足,换言之,在生活的每一天之中,利好或者利空的消息都在不时地影响着他们的思考和行为。

  而社会的心态也使得人们不再可能生活在所谓的自然之中,而一定是生活在了语言所制造出来的种种麻烦之中。每个人所面对和即将面对的是可以方便在手发布消息的种种自媒体,表达和发声充斥于人们灵活的指尖之上,使得这个社会世界中的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和看法,但是可能越来越随意和方便说出的言语,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个人意见行为的表达,而是可以在一瞬间就让虚拟人群和朋友圈产生井喷式反应的有着实际社会效应的网络言语行为。而针对因为种种技术加入而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而言,人们越来越不知道究竟是谁在背后操弄,总之股市和楼市乃至一般的民意都会因为这些指尖上的言论而高升或低落。因此,今天社会秩序最为根本的问题可能已经并非是一种言论是否自由的问题,而是言论如何以及以何种方式去真正影响社会,使其不会走到极端主义的道路上去的问题。随时可以获得的海量的言论已经不再是人们在传统时代的街头巷议、见面聊天,或者茶楼酒肆、勾栏瓦舍的插科打诨。在今天的一个所谓互联网+的时代里,相互的交往已经变成是在一个面对面彼此漠视,但却可能在一个盈寸大小的手机屏幕上表现出疯狂的吐槽、彼此的叫骂、群殴以及日夜歌咏的狂欢场面。人们不再只是为了一种交流而说话和答话,而是在制造着各种的社会刺激,那个由各种形式的液晶屏幕所连接在一起的虚拟世界着实也需要这些刺激的活跃,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自身的热度,也使得社会更加远离了其应该有的一种自然的状态,成为一种超乎一般人想象的过度社会化的状态。如果你在某个朋友圈中,你就要作出点赞或评论的反应或回应。当然你还可以制造出各种刺激,以期待各种来自朋友圈中的似“熟人社会”的种种反应或回应,这些都可能是一转念之间不假思索的刺激、反应或回应的即刻交汇和并置,但却不用负一种什么约束性的责任,大家一吐为快、一笑了之可能算是最好的借口,“谨言慎行”、“讷于言而敏于行”以及“三思而行”等已经成为一种被抛掷到脑后的圣训。随意的发声、被迫的发声、言不由衷、词不达意、错字连篇、故意歪曲、搞笑吐槽、符号表情以及羞辱任何自己乐于羞辱的公众人物,种种语言的新游戏变换着自己的花样而在朋友圈、在互联网上求得一晒并散布开来,这种模式几乎成为今天年轻人每天生活的一种常态。

  而所有这些,在吉登斯奋笔疾书的时代里可能都并未完全地出现,但他所预言的“一个失控的世界”似乎正在向每一个并不知未来深浅的人走来,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因为一句话、一件事乃至一个举动而深陷网络的围攻之中。这个虚拟的世界所制造出来的负面刺激确实在对少数人产生一种缺少同情心的无端伤害。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一次发现了社会理论自身的价值所在,它应该对人类社会是一种实际的预测和修复,而非迂腐地作一种归纳整理以及冷冰冰的数字或所谓现在时髦的“大数据”的堆砌与罗列的工作。这个世界的变化之快,使我们着实感受到了在吉登斯写下他的《现代性的后果》、《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以及《亲密关系的转型》等恢弘著作之后,我们便已经生活在了一个所谓后吉登斯的时代里。他的一些说法开始逐渐得到应验,但如何去应对新的社会境遇以及差异性的文化场景,他自己似乎也并没有过多地加以说明,当然这种说明也自然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那可能才真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需要由我们自己来加以应对和解决。需要我们直面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种种现象,避免走向极端的不理智的冲突和零和游戏,以一种同理心去感受他人的存在,为自己也为他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找寻到一种合理的且不那样令人焦灼的行动方向以及生活的意义。

  以上所有这些便可以算是活在当下互联网世界中的研究者对于社会理论的一种最为基本的期许,这种期许不是凭空可以实现的,需要我们真正在把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置于世界之中来看待时才可能有一种发现与体验上的汇集和融通。我们需要知识,更需要理解,没有理解的知识,只可能是缺少心灵沟通的知识,它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跌入到极端冷酷、残忍、理性以及放纵自我的地步,但实际上知识在我们人的生活世界之中是不应该有那样一种凌驾于人的生命和尊严之上的地位的。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研究社会理论,明白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的意义所在。

  2016年3月9日上午写于京西南书房

 

  

  注释:

  ①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2.

  ②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③Sherry B. Ortner.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Society for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1984, pp. 126-166.

  ④吉登斯,萨顿.社会学(第七版)(上下册)[M].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01-1103.

  ⑤赵旭东对心理学上的两种阐释模式(行为模式与认知模式)的理论探讨和实验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硕士学位论文,1992.

  ⑥Daniel Kahneman & Amos Tversky.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⑦赵旭东,连续的插曲与插曲的连续——吉登斯对一般功能论关于社会变迁看法的批判[J].江海学刊,2012,(4):54-62.

  ⑧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440-454.

  ⑨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35.

  ⑩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1)赵旭东.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11-124.

  (12)泰勒对此曾有这样带有总结性的表述:“市民社会在很大意义上并非一种外在于政治权力的领域,而毋宁是深深地穿透于这种权力的一种力量,使权力处于分立、分散的状态。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确实是‘两栖的’。”在同一页,泰勒接下来说道:“我认为,较之于前两种模式,我无力掩饰我对第三种模式的偏好。我希望第一种模式现在已被放弃,却又担心第二种模式会因第一种模式的废弃而独当其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市民社会的概念将被置于次要地位,其力量将被消解,它所具有的对抗官僚权力的作用也将被消除。并且,我们政治传统中一个重要的构成因素,即政治自由的理想,也将会衰竭。”引自: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C]//邓正来,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31.

  (13)美国的女心理学家卡伦·霍妮在书中提出了现代人神经症的五种人格特征,分别为:对于他人的赞赏或对于他人情爱的过分依赖;内在的一种不安全感;对于自己观念和行为的过分肯定;对于他人的过分反对、攻击、贬低和侵犯;对于性行为的强迫性需要以及对于性行为的抑制性作用的种种怪癖的同时存在。参阅: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M].冯川译,陈维正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