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专题研究 > 图片新闻 > 战略与策略当今世界不缺钱不缺人缺好公共政策
作 者：李稻葵 来 源：来源：人民论坛
金融危机的时代呼唤全新经济思维
要解决当今世界经济的矛盾，必须依赖崭新的经济学思维，这个新思维必须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笔者看来，新一代的经济思维须在三个基本维度上创新，第一，必须建立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废除泛福利化体制;第二，必须在完善的、独立透明的法治基础之上建立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体制;第三，必须大力推进生产领域的市场化，鼓励实业投资。
危机时代最需要的是新经济思维
当今全球是乱世：欧洲仍然备受金融和债务危机煎熬，美国亟需的财政、金融改革步履维艰，危机的风暴仍在聚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基础不稳，风险暗藏。完全可以预见，新一轮的金融和经济动荡还将在世界范围内来临，其发源地最有可能就是至今没有进行深刻的公共财政改革和重大经济关系调整的美国。
动荡时代，经济的增长是低迷的，发达国家百姓的生活水平难以持续提高，甚至还在下降。毫无疑问，全球的政治领导、商业领袖、思想界精英都在寻找答案。那么，出路何在，动荡的世界怎样才能走出一条复兴之路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问，当今世界缺什么?又需要什么?
显而易见，当今世界不缺资金。发达国家、各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争先恐后地出台了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大量的资金积聚在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跨国公司口袋中也充斥着鼓鼓的现金。据美国方面统计，仅仅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就存有两万亿美元的现金。可惜的是，这些资金并没有转换为实际的投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是资金充裕，大量的外汇储备不断刷新历史纪录。仅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足以买下英国伦敦市场上市的全部股票，也抵得上美国上市公司20%的市值。我们的时代是不差钱的时代。
这个世界显然也不缺技术。有人讲，新的世界期待技术突破，事实上，有大量现成的技术等待着资金去投资，等待着市场去挖掘。碳纤维、纳米等新材料技术完全有可能改变世界，未来的汽车和飞机会更轻更坚固;互联网技术加自动控制技术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十年之内让马路上的汽车基本实现自动驾驶;互联网技术又会使得人类的交流方式发生改变，未来大量的国际会议完全可以通过电视会议的方式实现;更不用说在生命科学领域，人造器官、基因疗法、干细胞等技术突飞猛进，人的寿命在延长，而人类对延长生命的渴望却从来没有今天这么高。
当今世界缺少资源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石油开采领域裂压技术的突破已经带来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据美国自己统计，其在3年内不仅可以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出口。印度尼西亚、南非、智利、俄罗斯等资源发达国家，有大量的自然资源等待开发，它们担心的是未来供过于求，资源价格太低。亚洲的蒙古，非洲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地区大量已经探明的矿山也等待着实业投资者去开发。
这个世界也不缺人才。中国、美国、欧洲合计每年有上千万的年轻人经过高等教育的培养，走进不同工作领域。创新的精神在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等人引导下比任何时代都高涨。
这个世界唯一缺少的，是良好的公共政策，是应对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种种国际挑战的对策。在公共政策方面稍微取得一些进步、摆出前进姿态的国家，都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比如英国，尽管基本财政赤字仍然高达GDP的6%，却以过去200多年来最低的、创纪录的利率水平吸引了大量投资。在财政改革方面却步不前的意大利，尽管基本财政赤字为零，仍然遭受资本市场的怀疑和5%以上融资利率的惩罚。在我们中国，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账户，寄存于在上一轮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获得巨大收益的民营投资者的名下，他们看不清投资方向，摸不准下一轮政策的走势，因此不愿进行实业投资。
那么，良好的公共政策以及相关政策改革靠的是什么呢?说到底，靠的是崭新的经济学思维。
历史上每一次危机都由新经济思维终结
如今的世界，就像历史上一样，又碰到了一道坎儿，那就是在经济学思维方面要有所突破。一旦实现突破，世界经济的繁荣必将回归，并能持续十几到二十年。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若干轮巨大的挑战，每一轮挑战最终都是由经济思想的突破来解决的。19世纪末，工业革命后英国的市场经济遭受了严峻的挑战，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上议院的贵族主动提出了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措施，涉及基本福利制度、住房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公共健康制度，这一系列制度改革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保证了英国经济的稳定，也使得恩格斯当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预言的危机并没有爆发。
1910年，美国的经济尽管蓬勃兴旺，但是财富差距创下了人类社会的新高。在这种情况下，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推出了一系列所谓“新进步运动”的改革措施，极大地限制了新贵阶层的权力，解决了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保证了经济继续前进，奠定了美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基础。1929-1933年的大萧条又迫使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出经济新政，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方面入手改革，为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埋下了伏笔。
最近一轮的经济思维创新，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的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推出了所谓“供给学派”的经济新思维，大幅度减少政府干预，降低税收税率，这一系列政策带来了世界经济接下来20多年的蓬勃增长。后来的全球化、投资高涨、创新风潮等等都应该归因于那一场改革。
现今，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如何面对投资不利、入不敷出、金融市场混乱、收入差距加大等一系列社会经济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必须依赖崭新的经济学思维。
新经济思维的三个基本点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一个新的经济学思维必须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也必须超越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思维，必须针对当前世界的最大挑战，能够提出明确的方向，开出精准的药方。这种新经济思维在我看来必须包括三个最基本的维度，不管对发达国家、中国还是新兴市场国家，这三个维度都至关重要。而各国所面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讲都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解决。
第一，必须建立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极其昂贵，其效率又极为低下。根据发达国家自己的统计，其70%-80%的社会福利性开支用于补贴那些从本质上讲不需要社会福利支持的人群。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最大的隐性的社会福利开支是对买房阶层的利率补贴，包括联邦政府对房地美、房利美的兜底承诺以及家庭房屋按揭利率支出免个人所得税的措施。在中国，很显然，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机制是空缺的。返乡的农民工、生病的贫困家庭、失学的儿童、孤寡老人、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这些人群是中国社会必须有针对性地扶持的对象。援助这些人群既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是稳定社会、唤起民众拥护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竞争往往是残酷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是永远的优胜者，每个人都有可能沦为不幸的、被市场经济甩出去的失意者。更不用说，人类最大的不公是基因的不平等，而市场经济往往是放大了人类基因的不平等。如果不能对市场经济最大的失意者提供最基本的保障，那么市场经济不可能在中国进一步地深入人心。
尽管中国在最基本的福利制度方面的建设是缺位的，与此同时，又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在积攒社会能量，那就是泛福利化呼声。这一倾向的一个表现是，一些中高等收入的人群强势呼吁，自己需要政府提供事实上的福利补贴。比如说高速公路的免费，就是一种泛福利化的倾向，是中高收入阶层搭福利化便车的表现。首先，高速公路不是公共品，只有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人才受益，而高速公路上车流量到了一定程度时，这种服务又有排他性，是互相排斥的，高速公路服务不符合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定义。其次，高速公路不同于粮食和基本住房，它不是必需品，因为不上高速公路，通过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也能够达到远行的目的。因此，对高速公路的补贴，本质上是一种高福利的政策，是对有车阶层具有高度针对性的补贴。在家家有车的美国、德国，这种补贴也许具有普适性，但在很多低收入家庭并没有汽车的中国社会，这种补贴却是补贴了高收入阶层，其结果适得其反。
所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必须削减过头的福利;对于中国而言，必须抵制泛福利化倾向，集中财力补贴最贫困的阶层。根据笔者的计算，如果中国3亿个家庭中最贫困的10%，每家每年获得相当于1万元的补贴，其费用也就是3000亿元，仅仅占到整个GDP的0.6%、公共财政收入的2.9%，这完全是社会负担得起的，成本是可控的。
第二，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独立透明的法治基础之上的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体制。现代市场经济必须监管，不监管的经济一定会步入危机，这是因为现代金融体系具有太多的信息不对称、市场信号交易正反馈和共振等问题。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一个惨痛教训，就是放松了对金融体系应有的监管。
监管是必须的，同时也必须是有效的。对中国而言，必须强调这种监管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否则监管就会走向歧途，走向寻租，走向低效。对中国经济而言，法治是监管的基础，司法系统必须逐步走向独立，并把政府的行为列入监管对象。以证券市场为例，之所以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速在10%左右，考虑通货膨胀，中国名义GDP年均增速在13%以上，而A股的平均回报率只有1.3%左右，究其根本，就是证券的司法不到位，这与美国1933年之前的股票市场有类似之处，因此，本人提出要在北京、上海或深圳建立专门处理证券司法案件的检察院和法院(详见本栏目2012年9月文章)。
第三，必须大力推进生产领域市场化。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实体经济领域必须坚持市场化的基本取向，市场化的程度还要继续推进。在基本福利制度和政府法治监管到位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取向应当是唯一的选择，市场化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对中国而言，最直接的市场化目标，就是把大量国有的以及跟国有经济密切相关的部门进一步推向市场。国有企业必须按照市场的规则运行，国企高管必须和政府切断关系，国企工作人员不应再像目前一样潜在地纳入公务员体系，不能由政府直接任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按照市场原则去激励、去考核国企高管。国家对国企的干预要大幅度减少，要逐步放开国有控股的领域。同时，从公共财政的长期稳健来考虑，国家可以将从国有领域撤出的资金，按照市场分散化的原则，投入到非国有部门，形成维系国家财政稳健的资金基础。
只有在监管和福利制度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才能最终调动中国投资者的积极性，才能让中国经济的潜在需求和供给释放出来。
新经济思维支撑新一轮改革
我们的时代，是个动荡的时代。中国经济尽管已经取得辉煌的成绩，但是与民族复兴的远大目标相比，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矛盾、应对当前世界经济矛盾的根本，就是新的经济思维。现实中复杂的经济危机是经济学研究和思想最根本的推动力。我坚信，当今世界正在呼唤新一代的经济思维，而它最终必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新一轮的蓬勃发展。对中国而言，它必将带来长期稳定的繁荣和可持续的增长。
要解决当今世界经济的矛盾，必须依赖崭新的经济学思维，这个新思维必须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笔者看来，新一代的经济思维须在三个基本维度上创新，第一，必须建立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废除泛福利化体制;第二，必须在完善的、独立透明的法治基础之上建立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体制;第三，必须大力推进生产领域的市场化，鼓励实业投资。
危机时代最需要的是新经济思维
当今全球是乱世：欧洲仍然备受金融和债务危机煎熬，美国亟需的财政、金融改革步履维艰，危机的风暴仍在聚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基础不稳，风险暗藏。完全可以预见，新一轮的金融和经济动荡还将在世界范围内来临，其发源地最有可能就是至今没有进行深刻的公共财政改革和重大经济关系调整的美国。
动荡时代，经济的增长是低迷的，发达国家百姓的生活水平难以持续提高，甚至还在下降。毫无疑问，全球的政治领导、商业领袖、思想界精英都在寻找答案。那么，出路何在，动荡的世界怎样才能走出一条复兴之路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问，当今世界缺什么?又需要什么?
显而易见，当今世界不缺资金。发达国家、各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争先恐后地出台了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大量的资金积聚在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跨国公司口袋中也充斥着鼓鼓的现金。据美国方面统计，仅仅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就存有两万亿美元的现金。可惜的是，这些资金并没有转换为实际的投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是资金充裕，大量的外汇储备不断刷新历史纪录。仅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足以买下英国伦敦市场上市的全部股票，也抵得上美国上市公司20%的市值。我们的时代是不差钱的时代。
这个世界显然也不缺技术。有人讲，新的世界期待技术突破，事实上，有大量现成的技术等待着资金去投资，等待着市场去挖掘。碳纤维、纳米等新材料技术完全有可能改变世界，未来的汽车和飞机会更轻更坚固;互联网技术加自动控制技术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十年之内让马路上的汽车基本实现自动驾驶;互联网技术又会使得人类的交流方式发生改变，未来大量的国际会议完全可以通过电视会议的方式实现;更不用说在生命科学领域，人造器官、基因疗法、干细胞等技术突飞猛进，人的寿命在延长，而人类对延长生命的渴望却从来没有今天这么高。
当今世界缺少资源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石油开采领域裂压技术的突破已经带来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据美国自己统计，其在3年内不仅可以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出口。印度尼西亚、南非、智利、俄罗斯等资源发达国家，有大量的自然资源等待开发，它们担心的是未来供过于求，资源价格太低。亚洲的蒙古，非洲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地区大量已经探明的矿山也等待着实业投资者去开发。
这个世界也不缺人才。中国、美国、欧洲合计每年有上千万的年轻人经过高等教育的培养，走进不同工作领域。创新的精神在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等人引导下比任何时代都高涨。
这个世界唯一缺少的，是良好的公共政策，是应对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种种国际挑战的对策。在公共政策方面稍微取得一些进步、摆出前进姿态的国家，都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比如英国，尽管基本财政赤字仍然高达GDP的6%，却以过去200多年来最低的、创纪录的利率水平吸引了大量投资。在财政改革方面却步不前的意大利，尽管基本财政赤字为零，仍然遭受资本市场的怀疑和5%以上融资利率的惩罚。在我们中国，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账户，寄存于在上一轮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获得巨大收益的民营投资者的名下，他们看不清投资方向，摸不准下一轮政策的走势，因此不愿进行实业投资。
那么，良好的公共政策以及相关政策改革靠的是什么呢?说到底，靠的是崭新的经济学思维。
历史上每一次危机都由新经济思维终结
如今的世界，就像历史上一样，又碰到了一道坎儿，那就是在经济学思维方面要有所突破。一旦实现突破，世界经济的繁荣必将回归，并能持续十几到二十年。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若干轮巨大的挑战，每一轮挑战最终都是由经济思想的突破来解决的。19世纪末，工业革命后英国的市场经济遭受了严峻的挑战，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上议院的贵族主动提出了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措施，涉及基本福利制度、住房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公共健康制度，这一系列制度改革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保证了英国经济的稳定，也使得恩格斯当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预言的危机并没有爆发。
1910年，美国的经济尽管蓬勃兴旺，但是财富差距创下了人类社会的新高。在这种情况下，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推出了一系列所谓“新进步运动”的改革措施，极大地限制了新贵阶层的权力，解决了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保证了经济继续前进，奠定了美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基础。1929-1933年的大萧条又迫使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出经济新政，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方面入手改革，为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埋下了伏笔。
最近一轮的经济思维创新，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的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推出了所谓“供给学派”的经济新思维，大幅度减少政府干预，降低税收税率，这一系列政策带来了世界经济接下来20多年的蓬勃增长。后来的全球化、投资高涨、创新风潮等等都应该归因于那一场改革。
现今，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如何面对投资不利、入不敷出、金融市场混乱、收入差距加大等一系列社会经济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必须依赖崭新的经济学思维。
新经济思维的三个基本点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一个新的经济学思维必须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也必须超越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思维，必须针对当前世界的最大挑战，能够提出明确的方向，开出精准的药方。这种新经济思维在我看来必须包括三个最基本的维度，不管对发达国家、中国还是新兴市场国家，这三个维度都至关重要。而各国所面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讲都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解决。
第一，必须建立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极其昂贵，其效率又极为低下。根据发达国家自己的统计，其70%-80%的社会福利性开支用于补贴那些从本质上讲不需要社会福利支持的人群。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最大的隐性的社会福利开支是对买房阶层的利率补贴，包括联邦政府对房地美、房利美的兜底承诺以及家庭房屋按揭利率支出免个人所得税的措施。在中国，很显然，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机制是空缺的。返乡的农民工、生病的贫困家庭、失学的儿童、孤寡老人、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这些人群是中国社会必须有针对性地扶持的对象。援助这些人群既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是稳定社会、唤起民众拥护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竞争往往是残酷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是永远的优胜者，每个人都有可能沦为不幸的、被市场经济甩出去的失意者。更不用说，人类最大的不公是基因的不平等，而市场经济往往是放大了人类基因的不平等。如果不能对市场经济最大的失意者提供最基本的保障，那么市场经济不可能在中国进一步地深入人心。
尽管中国在最基本的福利制度方面的建设是缺位的，与此同时，又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在积攒社会能量，那就是泛福利化呼声。这一倾向的一个表现是，一些中高等收入的人群强势呼吁，自己需要政府提供事实上的福利补贴。比如说高速公路的免费，就是一种泛福利化的倾向，是中高收入阶层搭福利化便车的表现。首先，高速公路不是公共品，只有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人才受益，而高速公路上车流量到了一定程度时，这种服务又有排他性，是互相排斥的，高速公路服务不符合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定义。其次，高速公路不同于粮食和基本住房，它不是必需品，因为不上高速公路，通过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也能够达到远行的目的。因此，对高速公路的补贴，本质上是一种高福利的政策，是对有车阶层具有高度针对性的补贴。在家家有车的美国、德国，这种补贴也许具有普适性，但在很多低收入家庭并没有汽车的中国社会，这种补贴却是补贴了高收入阶层，其结果适得其反。
所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必须削减过头的福利;对于中国而言，必须抵制泛福利化倾向，集中财力补贴最贫困的阶层。根据笔者的计算，如果中国3亿个家庭中最贫困的10%，每家每年获得相当于1万元的补贴，其费用也就是3000亿元，仅仅占到整个GDP的0.6%、公共财政收入的2.9%，这完全是社会负担得起的，成本是可控的。
第二，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独立透明的法治基础之上的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体制。现代市场经济必须监管，不监管的经济一定会步入危机，这是因为现代金融体系具有太多的信息不对称、市场信号交易正反馈和共振等问题。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一个惨痛教训，就是放松了对金融体系应有的监管。
监管是必须的，同时也必须是有效的。对中国而言，必须强调这种监管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否则监管就会走向歧途，走向寻租，走向低效。对中国经济而言，法治是监管的基础，司法系统必须逐步走向独立，并把政府的行为列入监管对象。以证券市场为例，之所以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速在10%左右，考虑通货膨胀，中国名义GDP年均增速在13%以上，而A股的平均回报率只有1.3%左右，究其根本，就是证券的司法不到位，这与美国1933年之前的股票市场有类似之处，因此，本人提出要在北京、上海或深圳建立专门处理证券司法案件的检察院和法院(详见本栏目2012年9月文章)。
第三，必须大力推进生产领域市场化。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实体经济领域必须坚持市场化的基本取向，市场化的程度还要继续推进。在基本福利制度和政府法治监管到位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取向应当是唯一的选择，市场化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对中国而言，最直接的市场化目标，就是把大量国有的以及跟国有经济密切相关的部门进一步推向市场。国有企业必须按照市场的规则运行，国企高管必须和政府切断关系，国企工作人员不应再像目前一样潜在地纳入公务员体系，不能由政府直接任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按照市场原则去激励、去考核国企高管。国家对国企的干预要大幅度减少，要逐步放开国有控股的领域。同时，从公共财政的长期稳健来考虑，国家可以将从国有领域撤出的资金，按照市场分散化的原则，投入到非国有部门，形成维系国家财政稳健的资金基础。
只有在监管和福利制度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才能最终调动中国投资者的积极性，才能让中国经济的潜在需求和供给释放出来。
新经济思维支撑新一轮改革
我们的时代，是个动荡的时代。中国经济尽管已经取得辉煌的成绩，但是与民族复兴的远大目标相比，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矛盾、应对当前世界经济矛盾的根本，就是新的经济思维。现实中复杂的经济危机是经济学研究和思想最根本的推动力。我坚信，当今世界正在呼唤新一代的经济思维，而它最终必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新一轮的蓬勃发展。对中国而言，它必将带来长期稳定的繁荣和可持续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