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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方法

论空间的社会性——一个理论议题的探讨

作 者:林聚任       来 源:《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

  内容提要:空间是一个早已存在且似乎为人们习以为常的基本范畴。然而,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兴起,空间的社会性意义这一问题被提了出来。关于社会生活空间性的讨论已成为当今社会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并出现了各种理论“空间化”的观点。本文结合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试图通过对社会空间概念的辨析,从社会理论上提出深入探讨空间的社会性问题的一些议题。

  关键词:空间 空间性 社会性 后现代主义 理论议题

  

  一、引言:理论的“空间化”问题

  

  随着后现代主义观点的勃兴,学术研究的空间转向带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是理论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趋势(苏贾,2004;Shields, 2013)。当今社会理论的这一新发展,不但开始扭转社会科学对空间忽视的问题,而且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空间社会意义的探讨,赋予空间以新的内涵。因在以往的社会理论中,“空间被当作是死的、凝固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Foucault, 1980:70)。或者把空间看作是一种附带现象,“这意味着就空间组织被称为空间组织而言,任何对它的解释不得不在一种主要是去‘空间的’或者一些人所偏爱的‘组构的’社会理论内部寻找。”(格利高里、厄里,2011:2)

  

  尽管地理学家一直关注空间分析,但传统上地理学研究似乎跟社会理论也一直是脱节的。随着“后现代地理学”的兴起,这种局面开始被打破,关注空间问题成了其结合点。如后现代地理学爱德华·W·苏贾(Edward W. Soja,又译索雅)指出:“对空间的重申以及对后现代地理学的阐释,不仅仅是经验性考察的一个聚焦点,也是对这样一种需要的回应:对具体的社会研究和熟悉情况的政治实践中的空间形式,需要加强注意。对空间的重申,也不仅仅是简单地对社会理论进行一种隐喻性的重构——这是一种表面化的语言学空间化,使地理学看起来如同历史一样在理论上显得重要。若要严肃认真地对待空间,那就需要在抽象的每一个层面上,包括本体论在内,对批判思想进行一种更加入木三分的解构和重构。”(苏贾,2004:10)其结合的理论基础是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性观念。他进一步指出了推动社会理论“空间化”的三个主要途径:“后历史决定论”、“后福特主义”、“后现代主义”。(苏贾,2004:94)后现代主义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又译詹姆逊)更明确地指出:对现代主义理解的关键术语是时间化,而对后现代主义理解的关键术语是空间化(Jameson, 1991)。所以,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空间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语或理论范畴。当然,后现代性概念也正在重塑社会理论和人们的认知。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后现代性概念的引进,不仅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形态、一个新纪元或新时代的存在,同时也试图描述一个相当新颖的‘状态’(conditions)或‘状态’(mood)的发展,这种状态形塑了个人行为与经验,并在其上表达出来。”(Smart, 1997:23)

  

  二、后现代主义与新的社会空间观

  

  近年来,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出现的空间转向成了一个突出的新生长点,形成了一些非常有影响的新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来自不同学科,尤其是人文地理学,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有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W·苏贾、多琳·马西(Doreen Masscy)等。

  

  这种空间观的转向是跟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的。如后现代主义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指出:“我们分析的这一轨道暗示了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但要使空间化这一概念具有暗示的意义,我们就必须强调其内涵,即把它所指的空间看作一种新的空间形式,而不是那种旧的空间形式,也不是材料结构和物质性的空间形式,而是排除了深层观念的文字纯表面之间的捉摸不定的关系、对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的那种关系。”(詹明信,2013:238-239)可以说,詹明信将空间概念引入对后现代社会及文化的分析,成了后现代社会理论的突出特征之一。就如乔纳森·克拉克对詹明信的理论所评价的,其“对后现代的理解及其文化政治事业的关键之处,就是从一种时间性的逻辑过渡到后现代的空间逻辑。”①

  

  显然,詹明信所说的空间不同于传统上一般意义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后现代的理论概念。即其时空观是全新的,所强调的不是一个真实的空间,而是一个包含多维社会要素的“超现实”的空间。于是,詹明信使用了“超空间”(hyperspace)这一术语,以此来分析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秩序。他提出,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是一种“超空间”,伴随着跨国资本的扩张,这种“新的空间涉及对距离的压制,和对仅存的空无和空地的无情渗透。”②因此,超空间是一种幻象,承载的是摹拟体和仿真,它“成功地超越个人的能力,使人体未能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四周的一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指导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詹明信,2013:407)

  

  要理解詹明信的这一空间概念,需要跟他所提出的“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联系起来。詹明信通过所谓的“认知绘图”把空间分析运用到了分析社会结构。这种方法是一种美学性的文化认知模式。此模式不是去“再现”事物,而是找出认知主体与所认知对象的社会联系。“广义的认知绘图正要求我们把经验资料(主体的实际方位)跟非经验的、抽象的、涉及地理整体性的这种观念互相配合调节。”(詹明信,2013:419)詹明信认为,借助于这种新的文化模式,我们可以呈现出一个新的后现代世界的空间。他把这一点看作是后现代主义分析的重要使命。“假如我们确能发展一种具真正政治效用的后现代主义,我们必须合时地在社会和空间的层面发现及投射一种全球性的‘认知绘图’,并以此为我们的文化政治使命。”(詹明信,2013:422)

  

  戴维·哈维则在詹明信和法国著名新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又译勒菲弗)等人观点基础上,更鲜明地强调了空间的社会性意义。在他看来,时间与空间都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在各种情况下都是由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所赋予的,由于这些实践活动在地理上和历史上是变化的,因而我们发现,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是以不同方式被建构的。简言之,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组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和概念。”(Harvey, 1989:204)因此,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结构中,人们所体验的时间和空间形式存在着差异。哈维特别对比说明了时空观念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根本差别。比如传统上,人们把空间看作是一种客观外在的存在,看作一种“自然化”的东西。然而,到了后现代社会,哈维指出随着现代科技和通讯的发展,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完全变了。时间消解了空间,且各自不同的空间叠加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空间组合意象。哈维说:

  

  大众电视跟卫星通信一起使得人们有可能几乎同时体验来自不同空间的形象的冲击,从而在电视屏幕上把世界空间碎片化为一系列意象。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观看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杯足球赛、一位独裁者的垮台、政治高峰会议、致命的悲剧……而大众旅游、特定场景拍摄,使得许多人可以获得极为广泛的世界范围的模拟性或间接的体验。各种场所和空间意象跟其他东西一样,已变得向生产活动和短暂使用开放。(Harvey, 1989:293)

  

  但哈维同时指出,空间障碍的消除并不意味着空间意义的缩小。于是,他用“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新术语对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做了概括。他说:“这个术语的意思是指,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属性革命化了的过程,使我们被迫做出改变,有时是以相当激进的方式改变我们如何去呈现这个世界。我用‘压缩’这个词是因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上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这个世界有时在我们看来似乎要崩溃了。”(Harvey, 1989:240)伴随着时间维度的粉碎和空间障碍的崩溃,人类的时空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或者说时空压缩现象和紧张“对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方向错失和颠覆性的影响”(Harvey, 1989:284)。这种文化与知识层面的变革深深影响着现代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将人类推进到一个转瞬即逝的、不确定的多样性世界之中,使人类实践活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哈维正是基于后现代主义观点,同时又在借鉴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础上,说明了现代社会生活的“时空压缩”特性,并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属性的变化做了批判。

  

  后现代地理学家苏贾同样既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又深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他在其代表作《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中,试图从批判性社会理论的角度确立一种新的社会空间概念。通过追溯西方社会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发展,他认为空间观念的变化是一个关键方面,并分析指出,在传统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中存在着明显的“去空间化”倾向,空间问题一直是被忽视的,或者长期处于从属地位。他说:“在对现代化和现代主义进行这一明显具有宽泛和囊括性的描述里,我希望建立的这一主要论点,不仅仅在于空间性在批判社会理论里处于从属地位,而且空间的工具性在政治和实践话语里逐渐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苏贾,2004:53)

  

  而这一理论困局的突破,苏贾认为主要归功于一批当代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是列斐伏尔。他指出:

  

  在勒菲弗的作品中,何谓这种标志性的荣誉、卓越的坚定不移的精神和沉着冷静的原创性?我认为,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有伟大的人物中,勒菲弗也许是最不为人所了解,也是最被人误解的人物。他卓尔不群,是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滥筋,是攻击历史决定论和重申批判社会理论空间的主要源泉。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引发了一大群人开展其他形式的空间化……(苏贾,2004:65)

  

  因此,由列斐伏尔所发动的这一理论革新,可以称为是理论的“空间化”运动,旨在挖掘空间的社会性意义。这一理论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包括福柯、吉登斯(A. Giddens)、哈维和詹明信等人。其中,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屈一指的空间理论学家,并成为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最强有力的倡导者。”(苏贾,2004:73)苏贾认为,列斐伏尔所提出的具有重建意义的空间理论,在强调空间性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空间问题的分析上,是最强有力的理论主张和政治主张。因此,苏贾在其观点基础上,极为重视空间的社会性问题,并阐述了自己关于“社会与空间的辩证法”。他特别强调,空间的组织和意义是社会变迁、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因此。这种空间观完全不同于强调物质性和客观外在性的传统空间观。为此,苏贾专门用“空间性”(spatiality)这一概念去强调说明空间的社会生产性,他说:“我精心选择的‘空间性’这一术语专门指社会生产的空间,也就是社会创造的广义人类地理的形式和关系。并非一切空间都是社会产物,但是一切(我这里定义的)空间性都是社会产物。”③苏贾又指出:“一旦承认空间组织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它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实践,那么对于这一点就不再有疑问,即它有独立的结构,本身有建构和转变的规则,这些独立于更大的社会框架。”(Soja, 1980:210)他由此主张,有组织的空间所体现的是社会关系,空间具有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我们生活的空间维度,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深深关牵着实践和政治。无论我们有意应对日常生活中与日俱增的电子传媒纠葛,寻求政治的方式来解决日益增长的贫困、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恶化问题,还是试图理解全球范围头绪纷繁的地理政治冲突,我们日益意识到我们古往今来,始终生来就是空间的存在,积极参与着我们周围无所不在的空间性的社会建构。”(Soja, 2005:1)列斐伏尔也明确指出:“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种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勒菲弗,2008:46)所以,苏贾后来极为重视对“空间正义”问题的研究(Soja, 2010)。

  

  此外,苏贾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和福柯的空间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空间”(third space)概念。苏贾所说的第三空间,既不同于物质性的物理空间(第一空间),也不同于观念性的精神空间(第二空间),是超越二者的“第三化”的“他者”。但第三空间又是跟这二者密切相关的,它既是生活空间又是想象空间,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和选择的场域。“第三空间和列斐伏尔的那最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间概念都包含三种空间性——感知的、构想的与实际的,谁也不具有内在的、先天的优先地位。”(Soja, 2005:87)苏贾同时指出:“我将《第三空间》界定为理解和行为的一种他者方法,目的在于改变人类生活的空间性,它是一种独特的批判性空间意识,正可适应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重新平衡之三维辩证法中体现新范域、新意义。”(Soja, 2005:12)可见,苏贾第三空间主要的理论分析宗旨在于超越传统理论的二元对立等问题,以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探讨社会生活的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之“三元辩证法”。“它对另外的他性彻底开放,对空间知识的持续扩展彻底开放。”(Soja, 2005:77)苏贾正是通过这种辩证法,运用第三空间这一全新的后现代思维去解释社会空间,解释社会生活的空间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新的社会空间概念的出现,首先是后现代主义观点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跟新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带来了空间观的一场变革,根本改变了以往人们的时空观念。按照新的社会空间观,空间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是社会关系和意义的组合,其中充斥着各种利益、权力和矛盾。因此,这里所说的空间本质上既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自然物理空间,也不同于抽象的精神空间。同时,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的影响,关注社会空间研究的这些学者,其分析的主要对象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空间概念成了学者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话语武器。

  

  三、空间及其社会性要义

  

  要深入认识社会空间概念和空间的社会性意义,需要进一步厘清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此也有不同的理论分析,涉及不同的学科范式。其中,按有的学者总结,关于空间的社会理论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的研究传统:一是“城市社会学”,另一个是关于“空间与社会”的基本理论(Hillier, 2008)。这两个研究传统尽管侧重分析方面不同,但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把空间看作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比如这方面的学者都非常关注大都市这类“人造环境”的研究,他们同样把城市空间看作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因此,这种强调“社会优先”的分析理路被称之为“空间性范式”(the spatiality paradigm)。

  

  在这里,如何认识空间与社会或人类行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按照物理学的空间概念,空间作为物质存在的广延性,是一个客观外在的东西。其存在似乎跟人们的社会活动没有直接联系,它至多提供了一种事物存在的环境。但是,新的社会空间概念赋予了空间完全不同的含义。即这种空间并不外在于社会或人类活动,而是社会活动的构成部分。或者说,正是社会活动本身形成了社会空间,由此我们可以把社会空间看作是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存在的广延性。

  

  对此,列斐伏尔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明确提出:“(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的)产物”(Lefebvre, 1991:26)。因为空间体现的是社会关系,故社会空间既不同于精神空间,也不同于物理空间。或者说,社会空间既不是由事物或数据资料堆积而成,也不是像可以容纳各种东西的空壳。列斐伏尔进一步指出,社会空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即性别群体、年龄群体以及家庭这类特殊组织之间的生物—生理学关系;二是,生产关系,即劳动分工及其以等级性社会功能形式存在的组织。列斐伏尔接着指出,社会空间还包含以上两者之间双重或三重互动性的特殊的符号表征关系。(Lefebvre, 1991:32)他说:

  

  因此空间可以说具有多重的交互关联性,每一者都有自己的一定位置。至于生产关系的表征,这体现着权力关系,它们也发生在空间之中:空间以建筑物、纪念碑和艺术作品的形式呈现它们。(Lefebvre, 1991:33)

  

  列斐伏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空间概念的三重意涵(Lefebvre, 1991:33):第一,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这是空间的感知层面的意涵,包括每一种社会关系形式的生产与再生产,其具体定位及空间集合特征。空间实践可保证社会的连续性和某种程度的团聚性。“空间实践是生产社会空间性之物质形式的过程,因此它既表现为人类活动、行为和经验的中介,又是它们的结果。”(Soja, 2005:84)。第二,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al of space),这是空间的意识或概念层面的意涵,与生产关系相关联,也关联到这些关系所施行的“秩序”,因而关联到知识、符码等。列斐伏尔认为,这是通过语言符号或思维观念而形成的空间。第三,表征性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这是空间的实际层面的意涵,体现为复杂的符号意义,有时跟社会生活的隐秘或地下方面相关联。列斐伏尔认为,这是“实际的”日常生活领域的空间,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因而也包含了前两个方面的内容。这种空间体现着统治、服从和反抗的关系,接近于苏贾所说的“第三空间”(Soja, 2005)。列斐伏尔正是通过对社会空间概念的这三重意涵的界定,强调空间生产的社会性意义。

  

  实际上,按照列斐伏尔和苏贾等人的观点,社会性与空间性是相互建构的。所以,空间的生产与社会的生产是统一的。如列斐伏尔明确指出:

  

  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究竟是什么?它们是实实在在的?自然的?还是抽象的形式?空间研究提供了回答,即生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存在,这意味着它们是一种空间存在;它们将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在其中留下写照,同时在此过程中空间生产着自身。(Lefebvre, 1991:129)

  

  列斐伏尔进一步总结了空间生产的逻辑,即由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首先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然后形成社会性的空间。因此,空间生产的实质就是建构符合人们需要的社会空间。“每个社会都诞生于某一既定生产方式的框架之中,这一框架所具有的内在特殊性形塑了其空间。即空间实践界定了其空间,它在辩证的互动过程中制造空间和设定空间。……因此,社会空间总是一种社会的产物。”(Lefebvre, 1979 :286)

  

  可见,列斐伏尔深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论的影响,主张空间的社会生产类似于经济生产过程,各种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共同作用,从而形成了社会生活的时空结构。苏贾指出:“空间的生产(和历史的创造)既可以说成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媒介,也可以说成是二者的结果。时空结构化过程的双重性把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联系起来,从而社会结构在空间结构中以具体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物质形式。社会生活在其空间性中由物质构成——这一认识是当代对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的理论基础。”④从这个意义上说,时空结构与社会结构具有同构性。

  

  这种同构性一方面肯定了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但同时也表明了社会空间的社会建构性。尽管列斐伏尔的社会建构论色彩不突出,但他关于空间生产过程的论述,实际上为我们理解社会空间的社会建构性确立了基础。他说:“(社会)空间既不是跟其他事物一样的事物,也不是跟其他产品一样的产品。相反,可以说它是产生出的东西,包含着事物在其共同存在和同时性中的相互关系——其(相关的)秩序和/或(相关的)无序。它是一系列‘活动’运作的结果,因此不能化简为某种简单物。……社会空间本身是以往行动的结果,它也允许有新的行动发生,同时既可能支持其他行动也可能阻止其他行动。”(Lefebvre, 1991:73)譬如,列斐伏尔以城市空间为例做了分析,说明了城市作为人类建构的社会空间有很大的社会差异性或独特性。他说,城市是被生产出来的不同的时空,是空间生产实践活动的结果。或者说:“空间不仅仅是被组织和建立起来的,它还是由群体,以及这个群体的要求、伦理和美学,也就是意识形态来塑造成型并加以调整的。”(勒菲弗,2008:66)空间生产的结果,就是形成了有差异性或异质性的空间结构。

  

  因为在空间生产过程中,社会生产者或实践者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他们不断实现空间的再造。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空间中所发生的一切使思想具有了一种神奇的品质,这种品质通过‘设计’(有其双重含义)而得以体现。这种设计在意识活动(发明)和社会活动(实现)之间充当一种本身非常忠诚的中介;它在空间中展开。”(Lefebvre,1991:27-28)这种实践活动的结果便为形成异质性的空间提供了可能性,从而在这样的空间中,存在着“不同的东西”。“这种‘不同的东西’不一定产生于有意识的计划,而更简单地说是来自于人们的所做、所感、所想,并在人们日常生活追求意义的过程中得以实现。这种创造异质性空间的实践活动随处存在,因此我们不需要等待一场大革命去建构这样的空间。”(Harvey, 2012:xvii)

  

  在空间生产过程中,话语或符号也发挥着重要的建构功能。因为一方面,“空间表征”需要借助于各种语言或符号得以实现,变成人们的空间观念和意识;另一方面,“表征性的空间”体现着复杂的符号性意义,即“空间具有符号性价值”。因此,社会空间中存在着不同的“空间符码”(spatial code),他们限定着空间实践者的行动。“空间中的活动受此空间的制约;空间‘决定’哪些活动可以发生,但这一‘决定’也受所处空间的限制。空间确立了其法则,这意味着确立了某种秩序,因而也会有某种失序。”(Lefebvre, 1991:143)

  

  按照列斐伏尔的观点,空间生产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其中充斥着空间矛盾和问题。“空间中存在着冲突与矛盾。没有这些冲突和矛盾,人们就不可能了解‘批评’的冲突。”(勒菲弗,2008:49)或者用苏贾的话说就是:“关键是,这些空间也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充满了相互纠结着的真实与想象的内容,充满了资本主义、种族主义、父权制,充满了其他具体的空间实践活动。它们是生产、再生产、剥削、统治及服从的社会关系的具体体现。再现的空间是‘被统治的空间’,是外围的、边缘的和边缘化了的空间,是在一切领域都能够找到的‘第三世界’。它们在精神和身体的物质存在中,在性和主体性中,在从最为地方性的到最为全球性的个人和集体的身份之中。它们是为了斗争、自由与解放而选择的空间。”(Soja, 2005:87)所以,空间是充满了社会再生产斗争的场所。

  

  承认了社会空间的政治性和矛盾性,实际上也找到了空间变革的动力机制。因为,空间矛盾既体现着空间生产与空间消费之间的紧张关系,体现着空间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不同,也体现着社会关系的紧张——比如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由此,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特性与问题做了分析批判。他指出,抽象空间是资本主义关系的集中体现,具有同质性、控制性和碎片化等特征。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表现出突出的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和矛盾,而未来社会的目标是建构具有开放性的差异性空间。

  

  四、结语:未来研究议题

  

  关于空间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涉及许多不同领域或学科,人们关于空间的界定也存在很大的差异(Crang & Thrift, 2000)。但我们这里主要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探讨空间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以明晰空间的社会性问题。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列斐伏尔、苏贾等后现代主义者对空间性与社会性问题做了创新性的分析,但受其各自学科或理论视角的限定,关于社会空间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关于社会空间的一些基本理论议题。

  

  第一,如何认识空间问题在社会理论中的地位?人们一般认为,空间问题在社会理论中长期以来是缺位的,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正如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所指出的:“从某些方面来看,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⑤但20世纪末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这种局面发生了极大改变,社会理论研究出现了所谓的“空间转向”。这种转向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带来的一个结果,另一方面直接受到了后现代地理学观点的影响。不过,目前在整个社会理论界,人们对如何定位空间问题,空间理论与社会理论的发展具有怎样的关系等问题似乎还存在不同的认识,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如何认识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以往的社会理论中,空间只是社会活动或现象的外在环境因素,并没有把它纳入社会过程之中。但按照新的社会空间观,空间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既是社会实践的中介,也是社会实践的结果。空间并不外在于社会,而是社会本身。如苏贾指出:“空间性就是社会,不是作为社会的定义或逻辑等价物,而是作为社会的具体化,社会的形成性构造(formative constitution)。作为明显的社会产物,空间性和时间性对于一切社会互动的构建都是至关重要的……”⑥或者更明确地说,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关系的空间。如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由社会关系所充斥的;它不但由社会关系所支撑,而且由社会关系所生产与被生产。”(Lefebvre, 1979:286)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也指出:“‘社会实在’就是一套看不见的关系,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外在于彼此的位置空间,并根据彼此间相邻的近似性或者彼此间的距离来划定空间,也可根据其上下或中间边缘的相对位置来划定。社会学从其客观主义意义上说,是一门社会拓扑学,……是对相对位置以及这些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分析。”(Bourdieu, 1986/1990:126)但是,空间的社会性本质到底是什么?如果空间就是社会本身,那么其主要结构性要素是什么?这些要素跟通常意义的社会要素有何关系?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探讨。特别是按照后现代主义观点来看,社会空间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那么,其社会建构的机制是什么?

  

  第三,空间过程是一个怎样的社会过程?空间变动的动力机制是什么?空间生产与社会建构之间有何关系?这些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观点,仅仅是借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做的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其观点尽管较为系统并有一定启发意义,但在分析思路上具有典型的照搬或模仿色彩。同时,他把空间过程主要看作是一种政治过程,也有所偏颇。多琳·马西则从劳动的空间分工提出了另外一种空间过程解释。她提出:“新的空间分工不仅仅是新的就业类型,不仅仅是同样一副牌在地理上的一种重新组合。它们体现了不同地点的活动之间的一系列全新的关系、社会组织的新的空间形式、不平等的新维度和新的支配与依附关系。每一种新的空间分工,代表着一种真实、全面的空间结构化。它是一种新形式的地区问题(regional problem)的标志;从更根本上说,它不是标志着关系在空间中的一种新的重组,而是标志着一种新空间的创造。”(马西,2010:4)但实际的空间过程可能是极为复杂的,既跟空间过程的实践主体因素有关,也跟其他社会文化等因素有关。或者说,空间结构因素跟社会结构因素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应该从社会过程的层面把它们结合起来去分析空间过程的变动机制。

  

  第四,如何进行社会空间分析?社会空间仅仅是一个概念工具还是分析的对象?随着人们对社会空间问题关注度的提升,空间分析逐渐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或方向。甚至列斐伏尔提出,其关于空间的研究可以称为“空间分析”或“空间学”(Lefebvre,1991:404)。但目前来说,人们对空间分析的应用还存在较大的分歧。有的人仅仅把空间当作是一个概念工具,或者把空间当作一种隐喻来使用。例如所谓的“发展的空间”、“活动的空间”,等等,接近于日常含义的“空间”术语,只是一种隐喻性的使用。而从作为分析对象的方面来说,地理学通常被看作是对空间研究的一门学科。不过,地理学意义的空间主要是指有一定区域界线的位置分布,且更多地基于自然或物质性的地理分布。这跟强调社会活动性或社会建构性的社会空间概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此外,有些学者也明确提出,在社会学领域空间分析与位置(place)分析是不同的(Gieryn, 2000;Logan, 2012)。一般认为,位置分布是相对具体的,有一定的物体或社会对象的存在,且跟一定的事件或现象的发生密切相关。但是,空间常被看作是脱离物质形式的抽象概念(几何空间)。所以,从本体论上来说,有些人主张空间只是一种概念物。而新的唯物主义观点或社会建构论则主张,社会空间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如苏贾指出:“空间性是由社会生产的,而且如同社会本身一样,既以各种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形式(各种具体的空间性)存在,也以个体与群体两者之间的一套关系,即社会生活本身的一种‘具体化’与媒质而存在。”(苏贾,2004:182)因此,按照这种观点,社会空间既不同于物理空间,也不要精神空间,而是跟社会活动或社会关系密切相关的一种社会存在。那么,由此所带来的问题是,我们把社会空间当作研究对象去分析时,如何将其区别于其他社会对象?这个专门的研究对象有哪些要素构成?或者说,专门的空间社会学将研究哪些方面的特有问题?这也有待于深入探讨。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社会空间研究思潮的持续高涨,国内的社会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尤其是以景天魁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组织推动了对时空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他们明确提出了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议题,认为时空结构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他指出:“从研究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时空特性也是一个基本的因素,或者说,也是研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景天魁,1999:54)总之,关于社会空间问题的研究,我们一方面需要深入探讨其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另一方面也要从应用研究的角度出发,考虑如何从经验上进行空间分析。

  

  参考文献:

  爱德华·W·苏贾,2004,《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Barry Smart,1997,《后现代性》,李衣云等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编),2011,《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谢礼圣、吕增奎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多琳·马西,2010,《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梁光严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dward W. Soja, 2005,《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景天魁,1999,《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勒菲弗,2008,《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詹明信,2013,《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严锋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Bourdieu, P., 1986/1990,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rang, Mike & Nigel Thrift, 2000, Thinking Space, London: Routledge.

  Foucault, M., 1980, “Questions on geography,” in C. Gordon(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Gieryn,Thomas F., 2000, “A space for place i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Sociology, Vol. 26, pp. 463-496.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s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Hillier, Bill, 2008, “Space and spatiality: What the built environment needs from social theory,” Building Research & Information, Vol. 36, No. 3, pp. 216-230.

  Jameson, F.,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Lefebvre, Henry,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Lefebvre, Henry, 1979, “Space: 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in J. W. Freiberg (ed.), Critical Sociology: European Perspectives, New York: Irvington.

  Logan, John R., 2012, “Making a place for space: Spatial thinking in soci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Sociology, Vol. 38, pp. 507-524.

  Shields, Rob, 2013, Spatial Questions: Cultural Topologies and Social Spatialisation,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Soja, E., 2010, Seeking Spatial Justi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oja, E., 1980, “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70, pp. 207-225.

  注释:

  ①参见乔纳森·克拉克:《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王晓路译,载《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0页。

  ②詹姆逊:《认知的测绘》,陈永国译,载《詹姆逊文集 》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第298页。

  ③参见爱德华·W·索雅:《社会生活的空间性:迈向转型性的理论重构》,载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编):《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第93页。

  ④同上,第95页。

  ⑤J·厄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载布赖恩·特纳(编):《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页。

  ⑥参见爱德华·W·索雅,《社会生活的空间性:迈向转型性的理论重构》,载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编):《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第95页。

  

  林聚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Lin Jure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