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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方法

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的学派建设——以郑杭生及其社会运行学派为例

作 者:黄家亮       来 源:《福建论坛》2015年第11期

  摘要:促进我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和推进我国社会学的学派建设是贯穿郑杭生先生学术生涯的两条主线,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学提升自身品质、构建自身主体性的 切入点。二者是相互推动、彼此促进的。一个学派最重要的两个支柱是理论学说和团队人才,从郑杭生及其社会运行学派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在理论构建中还是在团队人才培养中,都需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同样,只有在通过扎实实的理论建构和团队人才培养,理论自觉这一理念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关键词:社会运行学派;主体性;理论自觉;学派建设

  

  自恢复重建以来,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在近些年,“我国社会学的学科队伍有了较大的扩展,科研成果也比较可观,学科影响有所扩大,学科地位显著提高,党和政府对社会学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客观来看,离众所期待的“社会学的春天”还有较大的距离,还“没有发生‘季节性’变化,没有那样一种进入‘新阶段’‘新时期’的感觉”,要真正“迎接或‘创造’这样的‘春天’,应该在学科目标、学术发展上做一些改变”。[ii]在这一背景下,认真梳理郑杭生先生所提出理论自觉和学派建设的思想和实践,对于推动新阶段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构建

  与其它社会科学一样,中国社会学建立的过程是以“知识移植”为手段的,因此,在建立起庞大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了西方社会学话语对于中国社会学的“文化霸权”。面对西方强势话语的冲击,中国社会学从引进伊始就面临着主体性丧失的危机,这使得在中国科学看似繁荣,却处于一种尴尬甚至荒谬的境地——在我们用以观察中国的理论,“中国”却一直处于“缺席”状态。这极大制约了社会学对于中国社会深刻变迁和巨大转型的解释和引导能力,也使得中国社会学长期以来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之中处于边陲地位,缺乏平等交流和对话的能力。[iii]构建中国社会学主体性,形成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实践,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是几代中国社会学家共同的追求与使命。正是基于如何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命运、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如何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iv]作为继费老之后中国社会学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郑杭生先生同样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也同样在晚年提出了一个统摄性的概念——“理论自觉”。正如费老虽然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1997年)才清晰形成并正式提出“文化自觉”这个概念,但他毕生所思所行所研所写始终没有离开这个主题一样,郑杭生虽然在2009年才正式提出“理论自觉”的概念,但这一命题也是他整个学术生涯中所孜孜追求和实践的。

  在郑杭生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学要走出主体性危机,首先必须确立理论自觉意识,明白我们所使用的理论的来历、形成过程、前提预设及解释限度等,并立足于中国传统和本土实践,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社会学会2009年西安学术年会开幕式的主题报告中,郑杭生先生第一次明确提出和系统阐发了“理论自觉”这一概念和命题是。当时,正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周年之际,他是从社会学学科发展历史使命和未来方向上来阐述这一命题的,他认为“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总结过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规划将来,以便更好地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转型服务,为增进我国人民的福祉服务,为健康发展社会学学科服务。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学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一种形式”,而“要正确把握现在、规划将来,我认为‘理论自觉’很重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v]为什么说“理论自觉”对于中国社会学正确把握现在、规划将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呢?他主要是从提高社会学的自主性的角度来论述的,认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或者说,中国社会学把什么样的社会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还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vi]他认为自觉的主要内容或“首要自觉”就是中国社会学界通过对自己理论和别人理论的反思“自觉到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vii]之所以将其称为“首要自觉”,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目标的定位和发展路径问题,影响到如何办社会学系、如何办社会学研究所、如何办社会学杂志、如何进行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如何培养社会学的学生、如何总结“中国经验”、如何形成中国社会学派、如何进行社会学的学术争鸣,等等。

  到底如何理解“理论自觉”这一概念呢?这离不开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概念的理解。郑杭生先生多次强调,“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在社会学这一门学科中的特殊表现。他从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论述中,归纳和发展出了“理论自觉”的一些基本意涵,如:(1)“理论自觉”的定义和含义。如同“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其含义包括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viii];“理论自觉”同样首先是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即要明白它们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分清楚哪些是我们创造的,哪些是汲取西方的,其含义也应该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2)“理论自觉”的使命,他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面临着双重使命:一是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二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3)“理论自觉”的目标,他认为是“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4)“理论自觉”的艰巨性,他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即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的过程”。[ix]

  虽然“理论自觉”这一概念正式提出来的时间并不长,但实际上在郑杭生先生社会学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就有强烈的的理论自觉意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回想起来,应该如实地说,我的‘理论自觉’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如果追溯起来,大约可以从上世纪80年代初在英国进修时算起,一直持续到现在,只是当时还没有形成‘理论自觉’的新概念,还没有意识到可以用这个新概念来梳理自己的以至中国社会学界的学术历程。”[x]早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xi]和《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xii]等社会运行论的开创性文章中,就体现出明确的理论自觉意识,表现在对严复等中国社会学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开发利用,对西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大传统的重新认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自身存在革命批判型和维护建设型两种形态的“发现”。此后,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等理论的提出和论证,其实都是“理论自觉”的一个一个的轨迹点、支撑点。

  二、学派意识与学术发展

  与理论自觉意识和实践一样,明确的学派意识和学派实践也是贯穿郑杭生先生整个社会学学术实践的一条主线。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郑杭生是“中国社会学界第一个自觉地提出要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学派的一个人”,他所开创的社会运行学派则“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由中国社会学家自觉提出来的最早的一个系统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xiii]早在1988年8月中国社会学会在黑龙江伊春市举行的“全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学学术讨论会”上,郑杭生先生就正式提出了“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的命题。之后在各种场合,他反复论述学派发展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其生命历程最后阶段,他还在积极呼吁应该重视培育、发展学派,如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2014年7月11日的武汉年会上,他致辞的题目就是《学会学派 学术》;在他辞世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学术会议——2014年9月18-19日,在陕西杨凌召开的由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与西北农林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论坛”上,他致辞的题目是《打造农村社会研究“关中学派”的抱负应该肯定》。

  纵观国内外学术发展规律,学派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学术继承和思想创新的载体,学派林立、良性竞争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学术繁荣的最直观的表现。不论从一个国家来看一门学科,还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一门学科,如果没有形成几个学派,这门学科就缺乏支撑力量,也缺乏共同语言的凝聚力,不易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争论与对话推进学科进步的局面。[xiv]郑杭生先生也反复强调“学派是学术发展的最实质性的平台 [xv],“有无学派,特别是有无著名的学派,是一个学科是否繁荣、是否有活力、是否成熟、是否有社会影响力以致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xvi]。他认为“社会学的中国理论学派,是中国社会学的支撑点。这样的学派越多,表明中国社会学的力量越雄厚、水平越高超,越有生命力和创造力。”[xvii]

  当然,要真正形成一个学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硬件和软件的支撑。所谓“硬件”,就是指学术共同体;所谓“软件”,就是基本上一致的学术观点,尤其是根本观点,也就是一种学术观点特别是其中的根本观点变成学术共同体的共同观点。学派的形成、成长主要奠基在主导观点、核心理念以及体现这些主导观点、核心理念的论著上,奠基在一个学术团队能够自觉地、创造性地贯彻、运用这些主导观点、核心理念上,并反过来在实践检验基础上进一步在理论上深化、拓展、推进它们。[xviii]一个学派形成以后,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内外部的条件。内部条件包括基本上一致的学术观点及活跃的学术气氛。他曾经将学派保持活力的条件归纳为“习思勤精,范式遂现;疑辩勉诚,学派自成”,即一个学派内部,每个成员要不断学习、思考、勤奋、求精,相互之间则要经常质疑、辩论、互勉、坦诚,这样才能求同存异,真正形成基本一致的共同观点,逐步形成学派。[xix]外部条件,是指学派需要在正常的学术争鸣中不断往前推进,“如果一个学派经不起评述,就表明它还没有资格成为学派,因为古今中外所有的学派都是在百家争鸣中兴起或者被淘汰的”,“学派应该是从不同的方面抓住和体现时代的精神,这是学派的灵魂、学派的生命,否则所谓“学派“就只是徒具形式,而无实际内容的空壳”。[xx]

  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学是有学派传统的。最为著名的是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xxi],国内又根据其研究方法及代表人物所在单位称之“社区学派”和“燕京学派”。郑杭生和李迎生曾将解放前的中国社会学概括为四大学派,即以晏阳初和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孙本文为集大成者的综合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社区学派,以李大钊、瞿秋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xxii]应该说,解放前我国社会学所取得的成就,是与各个学派的充分发展和良性竞争是分不开的。

  遗憾的是,在恢复重建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社会学的学派意识和学派传统的恢复并没有与社会学研究的恢复保持同步。这既与我国社会学发展历程中遭遇的严重挫折在老一辈社会学家心理留下了严重的阴影相关[xxiii],更与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明显的“实用品格”[xxiv]、“实用性格”[xxv]、“实用导向”[xxvi],“社会学工作者对社会学理论的兴趣和自觉意识都不是很强”[xxvii]相关。这种状况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有所改变,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的理论雏形”,如社会运行学派、理性选择(与社会交换)学派、结构—制度分析、过程—事件分析、话语分析(或“话语—文本分析”)[xxviii]。但总的来说,我国社会学的学派意识还不够强烈,学派建设的自觉性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理论自觉与学派建设的相互推动

  在郑杭生先生辞世后,经各方充分酝酿、讨论,最终将其官方挽联确定为“国之翘楚,立运行学派,光大群学,文章垂典范;一代宗师,倡理论自觉,感召桃李,上庠育菁英”,以此高度概括他一生的主要贡献。其中,倡导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和创立社会运行学派是他的两个突出贡献。其实,理论自觉与学派建设是相互推动、彼此促进的。

  一个学派最重要的两个支柱是理论学说和团队人才[xxix],没有系统的、能“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性理论,学派就无从谈起;同样没有认同这种理论主导观念并自觉在该范式之下开展学术工作的学术共同体,也无法构成学派。无论是理论学说的构建,还是团队人才的培养,理论自觉都十分重要,正如郑杭生先生所说“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科学产生自己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派的必然要求” [xxx],“理论自觉还是形成社会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因为只有理论自觉,才能推动学派核心理念的提炼,促进核心团队的凝聚,推进学派氛围的形成。”[xxxi]一个学派的灵魂和生命,在于其能够从不同方面抓住和体现时代精神,并对其进行理论提炼和诠释,从中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否则所谓“学派”就只是徒具形式,而无实际内容的空壳。而一个没有理论自觉意识的学者往往只能与时代精神擦肩而过,更无法凝聚一批具有理论自觉意识的人才。同样,理论自觉也离不开学派的支撑,“真正的学派是理论自觉的高层次形式——理论自觉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共识。”[xxxii]

  社会运行学派之所以能够形成并逐渐发展壮大,就是与其开创者及学术团队成员的理论自觉意识分不开的。回顾社会运行学派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还是在其人才培养过程中,都有非常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的支配之下,社会运行学派始终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历史变迁的这一“肥沃土壤”,借鉴国内外社会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其进行提炼,先后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等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也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的支配之下,社会运行学派逐渐形成了丰富的社会学人才培养的思想。

  四、理论自觉与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建构

  社会学与现代性相伴而生,“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现代社会学是对十八九世纪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学术回应”[xxxiii],西方社会学理论实际上是西方现代性过程的理论表达,其在理论视野、理论思维、理论品格等方面也必然带有西方现代性的种种局限性。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在欧洲支配整个世界体系的历史时刻,社会科学为回答欧洲的问题而兴起”,“它在选题、推理,方法论和认识论上都反映这个熔炉的局限”[xxxiv]。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必然应该植根于中国的现代性过程,并对这一过程进行提炼和理论建构。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建构中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那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包括对西方现代性的建设性反思批判和对中国现代性特征与路径的理论诠释。[xxxv]

  社会运行论是对“现代社会”运行规律的理论建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郑杭生先生说社会运行论虽然借鉴了严复将社会学看作是“理解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和提出良政之条规”的思想,但“两者的区别远远超过了共同之处”,二者在理论眼界和理论预设上大相径庭,“严复对‘社会治乱兴衰’的理解尚未具有足够的现代性意识”。[xxxvi]社会运行论的基本思想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规律性。”[xxxvii]结合中国的历史实践,郑杭生先生将社会运行和发展类型概括为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性运行与模糊发展、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并系统分析了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保障机制和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社会心理条件。由此,整个社会运行论的理论框架得以建立。基于对西方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发展之上、物质至上等缺陷,他提出社会运行和发展必须遵循综合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满足需要原则,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xxxviii]

  社会转型论是对社会由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过程的理论建构。社会转型论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社会正处在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xxxix]社会转型论从“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两个视角来把握这种现代性变迁,前者主要用来衡量社会转型的整体状况,具体包括转型的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向度;后者主要用来衡量转型能力、转型态势,具体又包括转型域、转型势的势位、势级、势极等子概念,据此可将中国社会区分为优势极、中势极、弱势极。在上述概念框架下,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对城乡社会结构转型、利益格局转型、社会控制转型、社会支持系统转型、文化模式转型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系统分析了我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生成规律。贯穿在社会转型论中的一个核心理论问题是如何看待现代性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传统与现代’的截然二分和对立为他们分析现代性的全部出发点的——滕尼斯的‘社区vs社会’、杜尔凯姆的‘机械纽带vs有机组带’,梅因的‘身份vs契约’,韦伯的‘传统治理与官僚治理’,等等。在这样一种截然两分的世界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乃是你死我活的关系。”[xl]社会转型论认为传统与现代并无绝对的“断裂带”,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在社会转型中,传统绝非包袱,应该“开发传统、服务现代”。在这种意义上,郑杭生将其社会转型论看作是“新型现代化理论”。[xli]后来,他又用“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来表述他对这一关系的认识。[xlii]

  学科本土论是对现代社会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反思和理论建构。该理论全球社会学知识场域中权力支配关系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西方处于中心地位,我们处于边陲地位,我国社会学应该不甘边陲,构建社会学的主体性,培育学术话语权。郑杭生先生关于社会学的“中西”关系有一系列题词,如:中国特色社会学所处的世界格局——“世界格局、欧美占强、中国仍弱、不甘边陲”;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国际品质——“国际眼光、全球视野、世界观点、五洲胸怀”;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本土根基——“神州气派、本土风格、中国特质、华夏品位”;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国际化之路——“建构本土、超越中国、培育实力、平等对话”。[xliii]该理论还对我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路径、未来方向,以及我们本土化所具有的历史资源——社会思想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这体现在郑杭生先生陆续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等多部著作以及“先秦社会思想”系列论文中[xliv]。

  社会互构论是西方现代性的过程、特征、危机,及中国现代性过程及未来趋向的理论建构。社会互构论的基本思路是:第一,个人与社会关系是社会学元问题和基本问题,社会学理论尽管设问方式和理论范域复杂多变,但都是围绕个人与社会关系进行理论建构的。第二,西方现代性是建立在人的理性扩张、人对自然征服的基础之上的,随着现代性的扩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现代性陷入了全面危机状态。传统社会学面对这一危机一筹莫展,于是出现了彻底否定和解构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第三,社会互构论旨在现代性弊端日益显露的情形下,对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彻底反省和检讨,以便找到一条修复人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实现自我知识的重建之路。社会互构论论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互为存在、“互构共变”关系,并从互构主体、互构时空、互构内容、互构形式、互构效应等不同方面对这一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xlv]这一理论既避免了西方社会学中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又避免了用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消解思维”,实际上是用“互构”超越了“对立”,解决了社会学的一个关键性难题。社会互构论还提出了“新型现代性”这一概念,以区别与西方的“旧式现代性”,显示了社会运行学派强烈的反思和建构的意识。

  实践结构论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过程的理论建构。该理论分析了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八种趋势,并提出从“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这两个维度来理解这种变迁。[xlvi]这是对全球化时代现代性最新境遇的理论自觉和理论探索。

  以上每一个理论的提出,都是一个理论自觉的过程,也是理论自觉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一个个理论不断提出和完善的过程中,社会运行学派逐渐形成并得以发展。同时,也正是在明确的学派意识和学派主导观念的支配下,团队成员的理论自觉意识越来越强,理论成果越来丰硕、越来越成熟。从中可以看到理论自觉与学派建设相互推动的轨迹。

  五、理论自觉与社会运行学派的人才培养

  除了理论学说的构建外,团队人才的培养是学派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社会运行学派之所以能形成并保持活力,是与其十分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青年人才的培养分不开的。着力培养具有理论自觉意识和能力的人才,也是当前我国社会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社会运行学派在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也体现着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

  (一)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路线”

  所谓“学术路线”,是指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所应秉持的根本取向、基本原则、价值追求,以及作者据此所作的路径选择。[xlvii]“理论自觉”,以及通过“理论自觉”构建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质兼具的中国本土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学派,从而“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有所贡献,对转型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并对“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构建美好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是社会运行学派整个学术活动的根本取向、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而对于如何做到“理论自觉”,郑杭生先生曾经通过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历史轨迹的考察,归纳出四句话,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所谓“立足现实”,就是要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所谓“开发传统”,就是要注意挖掘和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所谓“借鉴外国”,就是中国社会学界要注意借鉴国外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所谓“创造特色”,就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创造。这四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相互分割,缺少其中之一,都会影响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成熟。[xlviii]

  后来,在深入探索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的过程中,他又将这四句话发展为“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正确总结‘中国理念’,科学概括‘中国经验’”。[xlix]这一补充,更加强调了在处理“理实”、“古今”、“中西”等学术研究中的几对核心关系上要有理论自觉和反思意识,不但要立足现实,还要对其进行理论提炼;不但要开发传统,而且要超越传统;不但要借鉴国外,而且要跳出国外;更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学术与实践的关系,要在正确处理古今中西关系的基础上,高度重视中国实践经验的意义,对其进行科学概括,并对其背后有别于西方社会发展的理念进行剖析。近年来,他更是反复强调,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要不断地反思这几对关系,时刻保持反思的状态和清醒的理论自觉意识。在2013年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开幕式的致辞中,他提出对中西关系要“再评判”、对古今关系要“再认识”、对理实关系要“再提炼”,并将这几个方面称为“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l]。实际上,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的学术实践正是沿着这一“学术路线”开展的,也正是在实践这一学术路线的过程中,社会运行学派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了。

  (二)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立场

  洪大用教授在总结郑杭生先生的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思想的时候,特别强调“秉持坚定的学术立场”在其中的重要性,认为“作为一个学术人,先生非常强调要有远大的学术抱负,要有坚定的学术立场。先生始终认为,做学问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非常重要,否则难成大器。”[li]对学术立场的强调,是社会运行学派人才培养的鲜明特色,其中也体现出明显的理论自觉意识。归纳起来,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立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强调在借鉴西方社会学的基础上,主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传统中丰富的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者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正如洪大用教授所说“先生最为坚定的学术立场是推进社会学的中国化,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派,这是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一开始就为自己确立的目标,并且为之奋斗终身。”[lii]

  第二,要站在民族、国家、人民的立场上做学问。郑杭生先生经常对社会运行学派的学者们强调,作为一个社会学学者,有几条最根本的原则是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要坚持的,譬如说:要维护国家利益;要多关心弱势群体;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秉持“促进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一社会学的深层理念。这些都绝不是空洞的口号。

  第三,要秉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的立场。在分析中国社会时,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种立场才是有助于引导中国社会成功转型、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的学术立场。[liii]坚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立场,就要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方法论,做学问一定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能走极端,不搞片面性。

  第四,要坚持“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就是要有站在国际学术的最前沿的“前沿意识”;所谓“立地”,就要有扎根中国社会最基层的“草根精神”,通俗地说就是要“接地气”。后来,他对“接地气”的内涵进行了扩充,认为包括三个方面——接现实中国的地气、历史中国的地气、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并提出“只有接‘地气’才能有‘底气’”这一命题。[liv]

  (三)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平台建设

  学派的发展,尤其是学派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学术平台的建设。社会运行学派之所以能够持续蓬勃发展,是与其注重通过学术平台建设培养大批学派人才分不开的。在郑杭生先生的主持下,人大社会学学科先后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1984)、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硕士点(1985)、社会学系(1987)、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博士点(1993)、博士后流动站(1998)、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1999年组建,2000年被评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之下,又建立了学术网站(社会学视野网,2007开通)、学术刊物(《社会学评论》,2013年创刊;《社会建设》,2014年创刊)。2011年,以郑杭生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正式成立。除此之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还每年定期出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报告》(从2003年开始,每年出版一部、聚焦一个主题),定期召开中国社会发展高层论坛(每年举行一次),组织实施“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牵头出版“面向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社会学文库”等等。所有这些学术平台,都是社会运行学派的重要支撑力量和载体,在人才培养及学派思想传播和传承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社会运行学派的学术平台建设过程中,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是体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如在2013年创刊的《社会学评论》杂志发刊词中,郑杭生开宗明义就强调办刊的基本理念是“崇尚学术,追求真理,理论自觉,建设反思”;在2014年创刊的《社会建设》杂志发刊词中,他再次强调了办刊的理念是“崇尚真理,探索人文,理论自觉,建设反思”。第二,十分注重对青年学者的培养,除了在学派内部注意发挥青年学者的作用之外,还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在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主要资助青年学子和青年学者,设立“硕士生项目”、“博士生项目”和“青年学者项目”;《社会学评论》和《社会建设》杂志都倾向于刊登青年学者的论文,甚至开设专门的“青年学者论坛”专栏。

  六、结语

  社会学从引入中国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恢复重建至今也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社会实践的空前巨变为我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当前国家对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空前重视为我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我国社会学到了应该有一个质的提升的时候了!而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首要任务是要确立正确的发展目标和科学的发展路径。

  郑杭生先生及其社会运行学派多年的学术实践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道路。中国社会学必须以建构自身的主体性为目标,扎实推进社会学的本土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有两个方面至关重要,那就是全面提升我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意识和大力培育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二者是相互推动的。只有在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的驱动下,才会有自觉的学派建设意识和扎实的学派建设行动;也只有在学派建设过程中,整个学科的理论自觉意识才能进一步得到提升。

  理论学说的构建和团队人才的培养,是学派建设的两个最主要的方面。社会运行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表明,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人才培养,都需要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在本土理论学说构建过程中,需要对支配当前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中西、古今、理实三大关系进行深刻反思,并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建设性反思批判、对中国现代性特征与路径进行理论诠释和理论建构。在学派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学术共同体共同认可和遵循的学术路线和学术立场,并将其贯彻到学术平台的建设之中至关重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100872)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度统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专项“法律社会学学科建设”项目(黄家亮主持)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郑杭生与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研究”(15BSH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家亮(1980-),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城乡社区治理。

  [ii]景天魁,《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从“社会学的春天”谈起》,《学术界》2014年第9期。

  [iii]黄家亮,《“顶天立地”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和使命》,《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期。

  [iv]李友梅,《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费孝通文化观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v]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vi]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vii]郑杭生,《“理论自觉”与中国风格社会科学——以中国社会学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viii]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ix]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x]郑杭生,《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自序第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xi]郑杭生,《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光明日报》1985年7月29日。

  [xii]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

  [xiii]谢立中,《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努力与不足》,《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xiv]叶嘉国、风笑天,《我国社会学“学派”的现状与展望——以此谈谈我国社会学存在的几个问题》,《学术界》2000年第1期。

  [xv]郑杭生,《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2013年7月20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071.html

  [xvi]郑杭生,《学会 学术 学派》,《北京日报》2014年8月25日。

  [xvii]郑杭生等,《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第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xviii]郑杭生主编,《社会运行学派成长历程——郑杭生社会学思想述评文选》,第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xix]郑杭生,《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自序第5-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xx]郑杭生等,《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第3-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xxi]李培林,《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

  [xxii]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第10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xxiii]郑杭生,《中国研究与中国社会学学派》,《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

  [xxiv]谢立中,《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努力与不足》,《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xxv]赵旭东,《超越社会学既有传统——对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思考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xxvi]应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1日。

  [xxvii]谢立中,《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努力与不足》,《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xxviii]谢立中,《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努力与不足》,《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xxix]郑杭生,《中国研究与中国社会学学派》,《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

  [xxx]郑杭生,《“理论自觉”与中国风格社会科学——以中国社会学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xxxi]郑杭生等,《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第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xxxii]郑杭生等,《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第3-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xxxiii]洪大用,《理论自觉的必要性及其意涵》,《学海》2010年第2期。

  [xxxiv]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第183页,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xxxv]黄家亮,《中国现代性的探寻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构》,《西北师大学报》2012年第3期。

  [xxxvi]郑杭生,《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第673-67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xxxvii]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第1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xxxviii]郑杭生、李强、李路路,《试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5期。

  [xxxix]郑杭生,《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第202-20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xl]甘阳,《中国社会研究本土化的开端——<江村经济>再认识》,《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春季号。

  [xli]郑杭生,《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第205-20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xlii]郑杭生,《论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xliii]郑杭生,《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一——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自序第9-1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xliv]郑杭生,《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四——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第961-108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xlv]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xlvi]郑杭生、杨敏,《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制度创新——实践结构论及其运用》,第3-1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xlvii]景天魁,《“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怀念与学习陆学艺先生》,《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3期。

  [xlviii]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的百年轨迹》,《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

  [xlix]郑杭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的使命》,《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

  [l]郑杭生,《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2013年7月20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071.html

  [li]洪大用,《社会学如何培养专业人才——怀念作为社会学家的郑杭生》,《社会建设》2015年第1期。

  [lii]洪大用,《社会学如何培养专业人才——怀念作为社会学家的郑杭生》,《社会建设》2015年第1期。

  [liii]郑杭生,《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liv]郑杭生,《学会 学术 学派》,《北京日报》2014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