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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方法

《从大清到民国》:解读“中华民族”近代构建的一个视角

作 者:马戎       来 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摘要:民国时期的国家思想史、民族概念史是中国历史转型时期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决定了“国家”和“民族”之间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和政治冲突中,各政党和重要学者的民族理论、民族政治纲领如何演变,这些历史的梳理更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者必须关注的研究专题。

  

  清朝在鸦片战争的惨败开启了亚洲历史的一个新时代。

  一直位于东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中国从此陷入一个在帝国主义列强持续侵略战争中割地赔款、极尽屈辱的恶性循环之中。几千年来以自我为“天下”中心、俯视“蛮夷”的中华文明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相遇后,在只懂“丛林法则”并且“船坚炮利”的西方文明体系无情攻击下,这个“天下帝国”竟显得如此不堪一击,故李鸿章惊叹“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林则徐主持编辑的《四洲志》让中国人第一次真正睁开了眼睛看世界。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一再败绩,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感叹:“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危同累卵。……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这是与儒家传统、道家理念、佛教伦理等中国人熟悉的文化传统全然不同的另一种生存与发展之道。甲午战争再次让中国人通过切肤之痛真正地认清了自己是“弱者”。眼见中国人即刻面临“亡国灭种”的万古劫难,谭嗣同悲怆地感叹:“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中国人应当如何想、如何做才能做到“救亡图存”呢?

  这是清朝后期、民国初年中国各族无数官员、学者、军人们都在苦苦思考、反复探索的问题。中国从东亚“天下帝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这个过程,也是传统中华文明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文化与伦理秩序分崩离析的过程,是中华民族被迫探索新的生存之道的过程。上至朝廷中的重臣督抚,下至民间的文人志士,凡是有爱国心和关心时事的人,无不参与到这一事关国家命运和亿万民众生存的思考与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特殊时代。郑观应建议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商战”抵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康有为提出了一个世界大同的乌托邦,主张改良维新;梁启超力主变法,构建“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章太炎、邹容鼓吹“种族革命”,主张通过排满来建立一个新的汉人国家;孙中山则最初主张学习美国模式进行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民族构建”,在他对美国失望后又转向苏俄道路,提出“以俄为师”。从美国归来的胡适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李大钊、陈独秀既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主张介绍进中国的先驱,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到了30年代以后国内各界人士提出的各种政治主张,大多是以上种种学术理念、政治光谱的延续。

  应对世界性的大变局,需要中国人从根本上调整大思路。反思历史足迹,对比国际经验,这是当年这些思想家们拓展视野和思路,寻求更新政治理念、充实分析工具的基本方法。总之,系统了解清末尤其是民国时期围绕“中国应当选择何种道路”这个大议题所发生的理论争辩,包括“武器的批判”的种种实践,不仅是今天的中国人认识并理解这段重要历史的切入点,也是我们认识当前中国社会面临许多重大问题的历史根源的思想基础。中国的近代历史是那么厚重!几代人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绞尽了多少脑汁!付出了多少血泪!我们真是不应淡忘了这段历史。

  转眼之间,新中国已经成立60多年了。近些年来,由于边疆一些地区的民族问题有所凸显,推动了学术界在对于“民族”定义、中国“民族构建”模式的大讨论,并引发对1949年以来中国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这些讨论和反思又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把一些核心问题的讨论追溯到民国年代。例如对于“民族”定义的讨论,使人们重新阅读1939年围绕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文章所引发的争论;对孙中山从最初的“兴中会”“同盟会”的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辛亥革命后转变赞同“五族共和”,提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之后,他在内心是否仍然坚持“大汉族主义”,在学界也出现一些评议;又如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最初提倡联邦制转变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对于这一重大转变的原委,人们也有不同的解读。我们今天如何回答这些理解近代中国“民族构建”过程的核心问题?当前中国学者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对这段历史相关的所有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细致的梳理,以可靠的史料文献为证据,揭示这些文献背后的那些当事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思想和思维逻辑。

  在改革开放之前,这样的文献研究工作是难以预想和不可能完成的。尽管国民党政府的许多文件档案今天仍未公开或难以看到,但是近些年不知不觉间已经有大量历史文献正式出版,如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21-1949)》(18册)1989年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21卷)1997-2013年出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1994年出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1985年出版。另外建国以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文稿》自80年代以来也陆续出版。大陆学者不仅能够看到台湾出版的民国人物回忆录,台湾的许多历史档案也向来访的大陆学者开放。这些浩如烟海、看似枯燥的历史档案和文献当中其实蕴藏了许许多多值得认真发掘的重要信息,只要研究者肯下功夫,必有所得。与此同时,一些民国时期重要学者的论著也在近些年编撰出版,如《傅斯年全集》在2003年出版;《顾颉刚全集》在2010-2011年出版。这些珍贵史料与历史文献的系统出版为今天的学者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思想史和政策演变史提供了条件。

  今天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史、思想史和社会史,需要面对的是两方面的困难。一是上面提到的研究者是否能够看到各种重要和核心的档案史料文献,缺乏这个基本条件,一切无从谈起。二是政府和主流社会是否在意识形态方面给研究者设立了一些“禁区”,这些禁区让研究者无从下笔,动辄得咎,甚至令人对一些敏感题目望而却步,退避三舍。从笔者这些年的经验看,现在研究者所处的学术环境和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一是许多历史文献和材料已经公开出版或能够查找到,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但是,我们期望在这些方面主管部门的思想可以进一步地解放,使民国重要政治人物的文集、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一些重要历史档案材料可以正式出版,这无疑将推动民国史的研究更加深入。另外,有些传统的“敏感”话题也能够讨论了,比如笔者写的关于“民族”定义和讨论我国民族政策的文章,有些杂志不能登,但在另外一些杂志还是能够刊出的。总体来看,我们这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和包容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研究者自身了,就看我们肯不肯、愿不愿意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去查找资料、阅读文献和认真思考。

  现在年轻学者压力很大,负担很重。所在单位的各种指标性考核逼着他们不得不去写一些“短平快”的文章,研究成果的数量有了,质量却难以提高。但是,也能读到一些精彩的好文章,作者踏踏实实地讨论问题,引证了许多别人很少注意但却十分重要的史料。笔者以前不认识熊芳亮,而是从《中国民族报》上读到他写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其对民国民族政治的影响”“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等文章,感到他对文献、史料的发掘和独立思考超过笔者以前读过的相关文章。因为自己是没有读过《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更不了解孙中山和苏俄顾问鲍罗廷之间对此的争议,读后觉得很受启发。

  《从大清到民国》,笔者认为这是一本在历史文献方面认真下了功夫的研究成果,全书共分十章再加一个“附论”。第一章系统分析清朝政府的族类政治是如何从初期和中期以“种族隔离”为宗旨的“多元化治理”体系,在晚清的变局中不得不推行“新政”,试图转型为“民族国家”。第二章讨论“五族共和”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局限,革命党和共和派在辛亥革命的大潮中联合起来,并顺应时势把“驱除鞑虏”的偏狭种族主义主张调整为全国民众更易接受的“五族共和”,但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究竟如何诠释,中国究竟有多少民族,这些核心问题仍然缺乏明确的诠释。第三章的主题是“民族自决”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历史真相,孙中山转向 “以俄为师”后,苏联顾问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和国民党的改组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明确支持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民族自决权”的条款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对孙中山施加了哪些压力,熊芳亮在这一章中给与详尽的介绍。第四章和第五章介绍了戴季陶在国民党中央的民族理论制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国族-宗族”论是如何出台的。第六章和第七章里系统分析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提出的“国族主义”理论,特别介绍了围绕顾颉刚先生1939年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文章在国内各界掀起的大讨论。从笔者个人的观点来看,是完全同意顾先生的观点的,而且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形势最危急的1939年提出这样的观点,具有特殊的正面意义。今天中国民族关系出现了新的严峻局面,更认为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在21世纪仍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大命题。

  第八章和第九章主要讨论“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纲领方面的重要影响。不仅“国民党一大宣言”主张“民族自决”,共产党二大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也主张“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宣布“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可见苏联模式对中国共产党影响之深。第十章以孙中山到毛泽东为例,对“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进行了对比。随后的“附论”集中讨论“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介绍了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对相关问题开展的争论,毫无疑问,这是民族问题研究中最核心的政治议题。

  从1912年到1949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持续动荡,这部书特别注意以形势变化为历史背景来分析孙中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概念、民族理论、民族制度设想的演变历程,这是很难得的。当然,在部书中应用的一些概念和从文字解读中引出的一些因果关系是否适当,对一些历史人物“民族主义”思想的概括是否准确,这些都是可以在今后进行讨论的。任何研究成果也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但是我们需要对作者认真做学问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民国时期的国家思想史、民族概念史是中国历史转型期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决定了“国家”和“民族”之间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和政治冲突中,各政党和重要学者的民族理论、民族政治纲领如何演变,这些历史的梳理更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者必须关注的研究专题。

  

  [作者简介]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