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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方法

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继承与当代转向

作 者:刘红旭       来 源:《江淮论坛》

  内容提要:

  现代性是生成社会学的历史现实和思想土壤,社会学也正是在现代性铺展的时空坐标里“反思性监控”民族国家构成的“地球村庄”。社会学传统思想史上先后形成三种研究进路:孔德、涂尔干开创的实证主义,韦伯开创的人文主义和马克思开创的批判主义。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福柯权力的谱系学,甚至布希亚、利奥塔代表的后现代主义,都是在整合中书写自我,解构中建构自我。网络共享与文明冲突同在,风险社会与地球扁平化共行的当代社会场域,社会学理论中既有种族、性别的元素,也有后殖民主义的思潮,融合了多元化思维的社会学想象力继承着经典的本体论,发展了传统的认识论,超越了凝固的方法论。

  

  关 键 词:

  社会学理论/现代性/范式/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一、社会学:现代性生成与反思

  现代性催生了社会学,社会学的生成和成长皆发生在现代性铺陈的世界里。现代性一个重要的向度即现代化,现代化表征的现代社会,也正是社会学理论扎根之处,社会学学科的安身立命之地。当社会学的人文性与科学性各显特质并日益相得益彰的时候,社会学不再满足于现代性占据的世界,向后现代迈开了前行的步伐。回顾孕育和生成社会学的历史场域,显现了社会学的发展轨迹,也更能借此反思社会学的朝向。工业革命以来,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捣毁了恬雅的生活镜面,工业化、城市化、制度化作为表征的现代化成为人类生活最为时髦的概念,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精神——守时、勤奋、节俭的个人品格[1],焕发出积极的集体风貌,催生出一个物质产品极大丰裕的现代社会。“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马恩的这一经典概述,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之时的真实写照。资本主义车轮所到之处,大生产取代手工业作坊的计划紧锣密鼓地展开,社会迸发出无尽的创造力。但与此同时,失业、犯罪等各类社会问题的日益蔓延困扰着社会,引起了社会思想家的观照并着力于社会现实的诊断和社会理想的建构,“肇始于英法的启蒙运动高扬人的理性,对传统的迷信、无知予以猛烈抨击,并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抽象形而上学玄思发出挑战。此时,社会学便从哲学中脱胎出来,充任现实社会的解说人和建设者。”[3]在此场景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凸显了对人的解放,自然科学行之有效的方法令人文社会学者艳羡,意欲找寻社会规律的哲学家孔德率先破题,“将自然科学中卓有成效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建立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既势所必然又合情合理”。[4]于是,发轫于19世纪初叶的社会学“俨然成为一门探究社会秩序经世致用之学,从其诞生之日就强烈关注社会问题,找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在探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延续学科价值,在西方国家被誉为‘社会医学’”。[5]

  吉登斯认为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的来临,并指出,“随着工业主义的到来,数以百万的人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尤其是大众民主化的发展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制度性变迁,使得新旧世界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场始发于欧洲和北美内部一系列变革正日益推向全球,且至今仍在全球各地风驰电掣般疾驰着。社会学就是产生于对这种变革道路的探索,且直到20世纪还深深地留有其初创时的痕迹。”[6]如果追寻作为现代性的解说者——社会学思想长廊里竞相绽放的理论之花,就可以捕捉社会学在多大程度上从现代性中汲取养分,成长为一个日渐独立学科的轨迹。面对急剧变动的全球世界,悲观论者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7]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8],敏锐指出当代世界无法破除的谶语——隐藏在国际互动背后撕裂世界的“原罪”和结局,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在肯定两位政治学家观点重要性的同时,从社会学的眼光指明世界变迁只是多元现代性的发展,“必须将现代性的扩张视为一种新型文明的成形,它不同于过去时代的大宗教扩张或大帝国扩张。因为,无论如何,这种文明的扩张几乎总是并且不断地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扩张结合在一起,它施加给所到之处社会的影响力比大多数历史情形下要剧烈得多。”[9]社会体系的复杂化和世界体系的多元化,成为社会学反思性增强的缘由。继承传统社会学借由社会结构关涉社会秩序,借由社会行动探讨社会关系,借由社会批判探讨社会进步的特点,当代社会学研究议题增加了性别和种族的因素,放置在信息爆炸的网络社会场域里,以流动的反思性监控瞬息万变的社会世界。“这种趋势孕育出的社会气候与知识氛围,正是产生社会科学‘专业化、职业化’话语的源泉,而后者在表述前者的同时,又推动着它们的发展。”[10]从社会学的传统理论范式起锚,指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谱系,并注意到本学科所发生的转向,自有其批判性反思的学科特质。

  二、社会学传统理论范式

  孔德《实证哲学教程》首开社会学以来,深深烙印着自然科学印记的实证主义至今仍然大行其道,并给社会学披上科学主义的外衣。一代代宣称从孔德那里得到灵感、不遗余力地发展社会统计学,试图以数据模型探求“人类理性的进步”的“科学社会学家”,正在全面解析世界,却没有超越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的实证研究方法滥觞。从实证主义者相信社会现实的客观实在性、规律性和可认知性,到建构主义者剖析适当的社会事实而非切实的社会实在,并更多关注隐于事实建构背后的权力关系,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经典理论范式一枝独秀的时代早已过去,米尔斯所言社会学想象力激发的多元化视角促成了社会学本身的发展、反思和超越。

  在科学史学家库恩看来,范式(paradigm)是指“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11]范式的发展中,范式Ⅰ会导向常规科学,而从异例到危机再到革命,也就意味着范式Ⅱ的产生。[12]社会学矢志于社会事实的描刻与解释,已然形成了不同取向的理论范式。瑞泽尔认为,社会学是多范式的科学,社会学具有三种基本的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行动范式。三种范式存在着融合的可能性,却难以综合成一。只有将其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完整的社会图像。[13]周晓虹则在瑞泽尔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批判范式,从宏观—微观、自然主义—人文主义两种理想类型建立了社会学理论基本范式,见图1。[12]由此形成的四种社会学理论基本范式,或侧重于宏观层面的社会事实深挖,遵循自然主义的路向;或侧重于宏观层面的社会批判,体现在人文主义的价值;或侧重于微观层面的社会行为勾画,依然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之内;或侧重于微观侧面的解释阐发,始终紧贴人文主义的面向。复杂社会的场域中,社会学的基本范式给予社会学学科更多的解释力,也呈现出社会学的想象力。

  哈贝马斯从人类社会生活三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劳动、语言或沟通、权力或支配出发,衍生出三种认知兴趣:技术的认知兴趣、实践的认知兴趣、解放的认知兴趣。三种认知兴趣衍生于社会文化生活,又决定三种学术研究取向及知识形式如下。黄瑞祺据此理论基础把社会学思想类型化分为实证社会学、解释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并绘制了哈贝马斯的知识论框架,见图2。[14]

  正如特纳所认为的,“理论关注的不是特定条件下人们的具体行为和互动,而是一般意义上人类行为的本质”[15],社会学理论传统范式都属于元理论的层面,揭示了社会学论域内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围绕传统理论范式,现代社会学有四个被视为根本的论题:行动、理性、结构和系统。[16]我们认为,这四个理论命题勾连着社会学传统理论与当代走向,只有统合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交集中,才能更好理解社会学理论的历史逻辑,把握社会学理论当代变轨与未来路向。

  三、本体论继承:社会是如何运行的?

  本体论(ontology)的出现可追溯到克劳伯。他把本体论称为“第一科学”,是研究作为存在的科学,认为这种研究运用于与创造存在物的上帝一样的一切实体。正是因为本体论与存在(being)相关,而存在(being)的界定本身众说纷纭,本体论因此莫衷一是。“大体上说,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所用的本体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别。从广义说,指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这种本性需要通过认识论而得到认识,因而研究一切实在最终本性的为本体论,研究如何认识则为认识论,这是以本体论与认识论相对称。从狭义说,则在广义的本体论中又有宇宙的起源与结构的研究和宇宙本性的研究之分,前者为宇宙论,后者为本体论,这是以本体论与宇宙论相对称。这两种用法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同时存在。”[17]为了既避免意识形态的纠葛,又不拘泥于人本哲学关于存在(being)的本体论研究,语言哲学家的本体论认知之于社会学更具借鉴意义。维特根斯坦反对传统本体论的终极存在或终极结构说,认为以前的哲学家都认为世界是由各种具有时间或空间关联的个体或实体构成的最大的类聚物,而他则认为它是已经实现的事态的最大类聚物——所有事实的总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作为世界的最终实体的对象不能独立存在,只能存在于与某些其他对象的特定结合或配置之中,即只能存在于基本事态或事态的关联之中。”[18]语言成为世界的主体,语言的结构映照着社会的结构。语言的主体性、自明性和完满性,都是社会的另一种表述。“世界是怎样的,这属于认识的问题,世界是这样的,或者说,世界如其所是地存在着,这唤起了本体论问题。”[19]社会学倾注于结构与系统的关怀,就是在回答社会是如何存在的,经验资料的验证是在证明一个特定社会的样态,理论提升总是要抽象出社会的同源性,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学概念体系。

  孔德笔下的社会是道德生活之所在,人的精神发展状态会直接决定知识的类型和社会组织形式。神学阶段对应于神权政体,形而上学阶段对应于王权政体,科学阶段对应于共和政体。科学即实证,“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20]。毛斯认为,社会表现为具有总体性的社会现象,具体体现为各种法律、宗教、道德和经济制度。“只有通盘考虑整体,我们才有可能体会其本质、其总体的运动、其活生生的面向,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与人对其自身、对其面对他者的情境生成感性意识的那一生动瞬间”。[20]社会唯名论者韦伯的论著中没有确切的社会概念,社会行动为根基、社会关系为纽带的“组织”体现了社会的特征,“行动,特别是涉及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可以指向参与者相信存在的正当秩序”。[20]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论断,是另外一种关于社会的认知。总体而言,古典时期的理论家怀揣“生物学的隐喻”[21],相信社会的有机体属性,虽然不乏有人更倾向于社会的建构特质,但总是从维护社会有序运转的角度生发理论思维,这一点时至今日仍然意义重大。

  现当代社会学理论逐渐脱离了哲学的思辨,却融入了其他学科的理论视角。卢曼援引了语言学自体生成的概念(autological concept),提出“社会显然是一个自我描述的客体……换言之,社会概念必须是自体生成的,它必须本质上包含自身。”[22]布希亚目光指向符码控制的消费社会,从消费观看社会地位和意义的分层,从生产—交换—消费构筑的复杂社会关系中看到“人际关系已经被转变为与物品的消费之间的关系”[23]。更进一步,布希亚犀利地肢解了世界,认为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拟像,“模拟的广泛存在是导致现实与想象,真与假之间界限消失的一个重要因素”[23]。符码、时尚、拟像、片段化秩序、迷狂,这一系列当代世界在社会理论里的映像,呼应着社会的超现实巨像。社会是由众生构成的整体,突生的特性和新的诱因始终存在,社会学脑海里社会的本质仍然在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永远萦绕在心间。

  四、认识论发展:我们如何面对社会?

  “认识论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指研究人类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的哲学理论,亦称知识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等等。认识论必然以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为出发点,而且将其贯穿于全部认识论的内容之中,由此引出不同的认识论结论。”[17]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决定了社会学兼备科学与人文的双面性。社会学研究者认知和研究社会的过程,自身无疑是研究的工具,研究者的价值判断难以完全从事实的“认定”中抽离。韦伯以“价值中立”匡正研究者摇摆的立场,也赋予社会学客观公正的价值基线。社会物理学的自然科学冲动,社会行为的人本意蕴,分别是社会学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原始动力,导致社会学学科内部的认知张力始终存在。当科学主义的大旗冉冉升起,社会学知识堕为数字化模式的时候,社会学认识论的钟摆开始回归于人本,力求以人的方式研究人,以人的方式言说人。

  面对扁平化的地球空间,社会中人际互动的网络密度空间复杂,反对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却也不得不指出,“个体并非那么举足轻重。个体不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体都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更加易变的关系网中。”[24]整个社会关系蜕变成语言游戏,正如孩子在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被定置于语言游戏的网络中。[25]消费主义与电视画面的兴起已经加速了现实的“内向破裂(implosion)”,模糊了以往备受珍视的高贵与低贱的界限、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历史成为“遗产”,陈腐的博物馆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多媒体体验场所。[26]

  舍勒提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把握,也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27]现代性孕育的社会学,不仅需要认识结构与系统为核的宏观社会学,也在日常生活情景中探析话语的生产逻辑。多元化的人际互动,虚实结合的社会关系,都给社会学认识自我提供了机遇。当代社会学固守了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学认识论本问题,并在发掘人与社会突生的互构关系中发生了跃迁。

  五、方法论超越:我们如何认识社会?

  “方法论是普遍适用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并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总和。”[17]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主要探讨“研究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规则、程序等问题,它是指导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学”[28]。对应于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者遵循的方法论也集中于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并可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进行区别(见表1)。

  如果说实证主义浸透着自然科学的认知取向,体现了社会物理学的科学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各自代表的相对性、批判性和建构性,瓦解了实证主义的大厦,也让社会学的视角呈现出更多的面向。“这三种范式都注重在自然情景而不是人为的实验环境下进行研究,都强调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的探究,而不是对其中一些孤立的变量进行调查;都要求对当事人的意义建构获得理性解释性的理解,而不只是对他们可观察到的外显行为进行测量,也不只是对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假设进行证实;都注意反思研究者个人因素对研究过程及结果的影响,而不是力图排除或否认这些影响。”[30]

  当代社会学风起云涌的理论思潮,纷纷指向社会生活丰富的多个面向,不再守望社会学先辈遗留的财产,固守边界以至于湮没于世界变幻的洪流中。作为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全球化“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它制造了风险和危险的新形式,同时它也使全球安全的可能性延伸到了力所能及的地方”[31]。民族国家独立之后的世界格局中,东西方不再单纯囿于地理的区隔,当代世界体系重构的速度和深度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任何非集权的社会,某些文化形式都可能获得支配另一些文化形式的权力,正如某些观念会比另一些更有影响力;葛兰西将这种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称为文化霸权,要理解工业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权这一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主义以我一直在讨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32]东方学为旗帜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正是对武力征服和殖民掠夺之后,新兴的文化殖民化运动一次深刻的审查。女性主义社会学不再认同由“他(he)”为主体书写的历史,试图建构两性对等的认知框架,重新思索权力、语言、结构和文化诸要素。“女性主义社会学至今依然处于边缘状态,但也正是这种边缘状态使她们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使女性主义社会学在社会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引人注目,也因此具有更多无法预知的愿景。”[33]

  族群理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消解了社会学方法论隐含的世界体系假设;网络访谈与问卷调查、多媒体影像技术的应用,正在扩展社会学资料搜集的方法;社会本质建构的论调,颠覆了追寻隐于表象背后真实的方法承诺。“正如德里达在解构传统戏剧的过程中提出,我们不用借过去来发现未来,也不应该顺从地等待自己命运的展现。实际上,在我正在进行的事情中未来已经被发现、被创造出来。我们现在即处于写作未来的过程中,但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未来会是怎样。”[23]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丰富,只是顺应复杂社会的产物。社会还在剧烈变动中,社会学方法论远未成形。

  六、小结

  西方社会学理论正在经历文化、身体、空间、语言学、历史学和全球化转向[33],非西方社会学理论也正逐渐脱离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形象,从本土化实践中提炼更富解释力的社会学理论。现代化是现代性一个更具扩张的向度,也是当代社会学借助现代性反思的世界图像。在亚历山大看来,现代化模式是一种理想类型,“现代尤其是根据西方社会的社会组织和文化来界定的,这些社会是个人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科学、世俗和稳定的类型,以特定的方式把劳动从家庭中分离开来”。[34]桑德拉·哈丁正确指出:“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实现现代化被看作是社会、政治和智力进步的一个特殊标志。然而怀疑论者指出,并非所有人都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只是结构的形成中获得好处,而那些从中得到的人则很少完全承认这种社会变革要付出的沉重代价,甚至难得完全察觉到。”[35]既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又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雄心勃勃的实践者,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勾勒了后现代社会的状况:后现代文化给人一种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后现代给人一种愈趋浅薄微弱的历史感;一种崭新的“精神分裂”式的文化语言已经形成,产生出新的语法结构和句型关系;晚期资本主义跨国企业的统制之下,我们处于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空间里。[36]

  如果说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原本单调的社会沦陷于铺天盖地而来的讯息包围圈里,那么人们也随之沦为信息的俘虏,目不暇接中浑然不知所措。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肩负社会解释功能的社会学虽然不断纵深拓展,但仍难以步其后尘。反观西方社会学理论从帕森斯以来的研究理路,不难发现社会学理论建构者忽而整合忽而分离的矛盾和事后诸葛般的无奈,也正好反映了在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步伐之后,拼命追赶的社会学。相形于西方社会学的尴尬,中国社会学一个世纪以来的轨迹,一方面显现了社会学之于社会发展进步的贡献与意义,另一个方面更加凸显了严重的滞后性和多重缺位。无论是得益于严复先生群学的意蕴激励,还是费孝通先生经世济民思想的感召,都在赋予每一位中国社会学研习者更大的担当。在这样一个变化迅猛的时代,复杂社会几乎成为社会唯一的属性。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宗教、价值、生态、性别和异质性等已经进入中国社会学论域。鲜活的社会生活时时勾连历史记忆,又不断与世界对话碰撞,丰富了社会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而网络调查、方法伦理、行动研究、实证技术与洞察艺术等,都在方法和技术的更新中助力方法论贴近社会的本相。当然,理论与方法的整合,尤其是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不只是沿着西方学者的学理脉络梳理、反思和批判并存,而且要借鉴和创新并举,促成中国社会学的学科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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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刘红旭,西藏民族大学社会学教研室,陕西 咸阳 712082 刘红旭(1982- ),甘肃岷县人,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民间信仰与村庄治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

  

  标题注释:

  基金项目:西藏民族大学重点课程“社会学概论”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