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是学术范式之一，对于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国际地位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证研究分为政策导向和理论导向两种，后者以“想问 题、究理论、重证明”为特征，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的方面，中国社会学能否真的“走出去”，关键看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如何加强，这就需要大力挖掘和有 效积累本土知识，同时坚持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从而让世界了解我们，促进有效交流，增强理论自信。

　　[关键词]:学术范式 理论导向 实证研究 社会学 社会科学

　　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指的是以探索社会现象的理论内涵(本质和内在变动逻辑)、证明理论的真伪及其条件性为目标的经验研究；以这一范式为核心理念和规范的社会学研究，即为理论导向的实证社会学研究。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是多年来我在各地讲学、讲演、讲话中提出和使用的一个理念，但尚未以论文的形式正式发表过。借《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的园地，我用本文梳理和阐述这个理念。

　　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实证研究是社会学的基本学术范式之一，有其学术渊源，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第二，实证研究分为政策导向和理论 导向两种，后者以“想问题、究理论、重证明”为特征，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的方面，中国社会学能否真的“走出去”，关键看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如何加 强；第三，加强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必须大力挖掘和有效积累本土知识，但同时需要坚持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从而让世界了解我们，促进有效交流，增强理论 自信。

　　一、实证社会学范式的学科渊源

　　社会学创立伊始的19世纪上中叶，孔德仿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建立他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他发明的Sociology一词，是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混合体，意为 “社会的科学”(Science of society)。孔德最初将其称作“社会物理学”，意在强调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尽管社会现象相对于自然现象来说，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 性。①涂尔干赞同孔德的科学原则，提出“社会事实”的概念，为实证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概括地说，借用自然科学方法探索社会现象，基于经验事实的 观察与分析，找出社会行为背后的深层结构，进而产生区别于思辨哲学的实证社会学概念和理论，用以预测、解释、理解社会的本质及内在变动逻辑，是孔德、涂尔 干为社会学提出的学术范式，称之为实证社会学范式，也被称为社会事实范式。②

　　与实证社会学范式相并行的是诠释社会学范式。诠释社会学，也被称为社会定义范式，它关注社会情境下人类行为的社会意义及其理解。韦伯是诠释社会学范式的典 型代表，他以社会行动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强调行动是主观而有意义的，相对于实证社会学强调经验观察，韦伯倡导对人类行为主观意义的理解。③现象学派的舒 兹和胡塞尔接受了韦伯的立场，进一步发展了诠释社会学。诠释社会学强调社会行动的共有意识、意义、意愿，用根源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客观普适性标准去探索主观 意义，“使社会实在不至于被科学观察者所建构的不存在的虚构世界所代替”。④

　　实证范式和诠释范式各有其追随者和成就者，代表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学术传统的长期对话。概括地说，科学主义以求真为唯 一目标，而人文主义则更重视求美和求善。例如，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派克，是人文主义的倡导者。他认为，社会学家应植根于具体社会生活，开 展实地调查，关注民众的生活与疾苦，为改良社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派克的价值倾向反映了当时一大批社会学家追求进步、要求平等、积极参与社会改造的人文关 怀。但是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奥格本则认为，社会学家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科学研究，而不是成为社会活动家。奥格本认为，所有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努力，都属 于伦理、宗教、新闻界的工作，而不应由社会学家来完成。在他看来，社会学的目的不在于通过影响公共政策来改变世界，而更多地在于科学研究和发现。派克有着 强烈的人文主义倾向，而奥格本则信奉科学主义原则。⑤

　　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知识是求真的，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内在变动规律，这是首要的。其次，知识的目的是求善、求美的，知识有助于社会进步、国家昌盛、 人民幸福，有知识的人可以更好地内化社会价值规范，更大程度地设想和创造美好未来，更主动和自觉地对国家和人民作贡献。与之不同，科学主义的诉求是求真， 即生产关于认识客体的本质和内在变动逻辑的理论知识，认识过程不受主观价值取向或社会流行思潮的影响，是价值中立的。研究者的理论是否偏离被认知的客体的 本质及内在变动逻辑？为了解决这一真理性问题，科学主义的方法就是实证，用经验事实检验理论的真伪及其条件性，即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由此来看，人文主义 和科学主义在其起点上具有一致性：研究者只有首先获得真理性的知识，然后才能立诤言、建善策、绘美景，为人民服务。

　　二、实证研究的政策导向和理论导向

　　国内公开发表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导向，即政策导向和理论导向。持有不同导向的研究者虽然都从“问题”出发，但前者关心的是现实困惑，解决 “怎么办”的问题，其研究思路是“抓问题、摆事实、提对策”，属于人文主义的范畴；而后者关心的是理论困惑，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其研究思路是“想问 题、究理论、重证明”，属于科学主义的范畴。

　　持有政策导向的研究者强调实证研究的应用性和对策性，以献计献策为己任。中国社会学于1979年3月恢复和重建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实证研究是以政策导向 为主的。这类研究的主旨在于揭示和描述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而大多不涉及理论预设和理论解释。刘少杰在综述《社会学研究》1988-1998年间发表的 131份调查报告时发现，这些研究报告有“明确理论前提”的仅占29％，其余文章不是缺乏理论前提，就是对隐含的理论假设未作明确和充分的讨论。⑥费孝通 先生认为，很多这些调查报告缺乏理论解释，缺乏对文化模式和社会心态的研究，“见社会不见人”。⑦

　　理论导向实证研究中的理论，是指关于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变动逻辑的抽象表述。对于不同的理论导向的研究者，研究可能停留在纯理论研究阶段，也可以 进入、从而完成实证阶段的研究。在社会学领域，科学主义旗帜下的理论研究必须通过实证阶段完成对理论的证明。没有经过实证的理论是思辨的理论，停留在抽象 层次；如果我们关心任何理论的真伪，关心它成立和发生作用的条件，我们就要进行实证研究。

　　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根据其作用的不同，分为三种类型，也可以视为大型研究项目的三个步骤，即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第一步，对于任何一个 新问题，研究的开端都属于探索性的：没有现成理论参考，缺乏系统的理论认识，研究任务是去发现理论逻辑的存在，认识和表述它。第二步，理论逻辑的探索可以 基于个案研究和局部研究，但是对于任何理论逻辑是否成立的时空条件，必须超越个案和局部从相关现象和分析单位的总体来考察，这是描述性研究的任务。第三 步，也是极其重要但颇为艰难的一步，就是解释性研究和为之服务的数据分析与证明。

　　解释性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技术策略就是建立因果模型。对因果关系思想影响最大的两位哲学家是马克思和休谟。马克思的基本哲学思想之一就是普遍联系的论点。这 一经典论断成为理论导向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基石：如果社会现象不是普遍联系的，那么我们不可能认识某一现象的本质及内在变动规律；正是由于普遍联系性的存 在，我们才能从经验层次用数据测度它，从而才有实证研究的必要和可能。休谟的主要贡献是条件因果论：由于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所以，当时空条件在实验条件下 得到控制时，人们就可以找出x导致y的变化、y又导致z的变化的因果链。这样的因果链可以是一因一果、多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多果的。因此，解释性研究 中的因果模型，事实上是用来证明一定条件下因果关系的发生机制，也就是利用对“因”和“果”的联系性的观察，来解释和预测“果”的变化规律性。

　　解释性研究及其实证方法是社会学的学科性的重要体现，也是人才培养的学科门槛。虽然较高的认知能力、抽象能力、推理能力是对学术工作者的普遍期待，但是不 同领域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也有其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形成了学科门槛：如果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门槛是数学，哲学的门槛是抽象思辨，文学创作的门槛是形象思 维，那么，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所有实证社会科学的门槛是定性和定量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能力。这正是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的社会学专业，都以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 究方法、社会统计分析为三大必修课的原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算机和统计模型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长足进步，把理论导向的实 证研究打造为学科品牌，同时也形成了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在学术层次上的差距。在过去的近40年间，我国到发达国家学习社会科学的留学生，其主要训练就是如何 从事和完成高质量的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进而成就了他们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⑧这一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社会学要想有大发展，必须教育年轻一代，多 花力气进行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

　　按照“想问题、究理论、重证明”的三段式开展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首先要求研究者提出一个理论问题。什么是理论问题呢？就是从现象的本质和内在变动逻辑上 看问题，提出问题，其标志是用概念来表述这个本质，用因果命题来表述这个逻辑。理论是有抽象层次的——社会学领域有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和中层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之分，而后者往往需要经验数据作为实证依托。也就是说，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发生在社会学中层理论这个层次。

　　如何提出理论问题呢？扼要地说，提出理论问题就是指出现有理论出现了如下三种问题：一是现有理论存在解释残缺，其前提和内在逻辑有问题；二是生活经验缺乏 理论解释，这些经验背后的规律性有待挖掘；三是现有理论与生活经验存在矛盾，其因果机制和适用条件需要进一步研究。对于这些问题的认知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就形成了理论困惑。例如，在社会网络研究领域有一个经典理论命题，即Granovetter⑨提出的弱关系是信息桥的命题，这一理论被西方实证研究反复证 明。但是，中国的生活经验是，强关系往往是目标达成的中介机制。这是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的矛盾，是一个困惑。产生这个困惑，是由于我们尊重生活经验，不轻 信已有理论；如果轻信现有理论和理论权威，就不会发生疑问，任何困惑也无从产生。但是，根据我的中外教学经验，形成理论问题是我国本、硕、博学生的普遍弱 项。这很可能是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学生习惯于记背标准答案，而提问和质疑的能力严重缺失所致。

　　提出理论问题以后如何“究理论”呢？重要的一点是思考不同理论逻辑的相悖性。例如，弱关系成为网络桥梁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是非重复性信息在不同群体之间的 流动需要关系桥梁。而强关系之所以成为目标达成的中介，其机制不是信息的流动，而是人情的交换。机制不同，因果关系相异，从而提出新的理论假设。善于表述 理论也很重要。表述理论一般有三步工作：严格定义概念、确定概念联系、阐述因果机制。概念可以与众不同，但绝不是术语的简单替换，须为其他学者接受，特别 是中心性的分析概念，一定要满足这些条件。严格定义之后，再把概念与概念、变量和变量联系起来，表述命题和假设，解说这些联系，提出因果机制。需要注意的 是，理论命题是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研究假设则是已经测量的因果变量之间的关系。

　　理论导向实证研究的收尾是“重证明”。实证证明方法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种，前者包括历史比较、典型个案、参与观察和访谈等方法，后者主要是统计调查方法。以 统计调查为代表的定量方法，由于随机样本的分布来自于相关总体，分析单位之间的差异性保证了观察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满足了证明理论真伪的条件性要求。由于 使用变量编码和分析程序，统计调查产生规范性数据，可以共享和长期使用，满足了科学研究的复制(replication)和验证 (verification)原则，是重要的优势。这方面，“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调查数据库的建立，大大缩短了国内实证研究水平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⑩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统计分析手段层出不穷，大数据分析也拓宽了统计模型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推动了实证社会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的数据分析水平。 我国自恢复重建社会学以来，条件较好的教研单位举办了系列暑期班和研讨班，为定量方法和统计模型的培训提供了大量的学习机会和有效的交流平台。

　　三、本土关怀与理论导向

　　本土关怀和理论导向是实证研究中的一对矛盾。首先，实证研究要求本土关怀，因为没有本土关怀，就失掉了经验事实的文化含义和生活形态。如果一个调查问卷中 的全部问题都从外国调查翻译而来，那么可想而知，收集得来的数据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其次，理论导向又必须保证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的普适 性，从而有利于推广理论创新和实证发现。一个调查数据即使再真实，如果它的行为含义不具备跨群体、跨地域、跨文化、跨体制的应用性，其理论意义是相对有限 的。这说明，本土关怀和理论导向的结合才是实证研究应取的态度和方向。这里面的关键是“度”的问题。

　　从问卷调查角度说，处理这个“度”的关键是概念的操作化。如何将一个学术性的理论问题转化为适合调查地文化环境的本土化问题？如何将一个学科性的概念转化 为符合本土经验的操作化指标？总的来说，在操作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好好把握概念与指标在三个维度上的关系，即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普遍与特殊的关系、精确 与模糊的关系。我以我参与主持的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为例，来说明如何处理这些关系。(11)

　　1.社会分层议题

　　社会分层的本土化关怀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阶级关怀。阶级概念是否包涵剥削的含义？如果剥削仍然是阶级概念的重要内涵，我们怎样去评价改革开放以来的 阶级分化？各级干部参加生产资料的管理和经营，并因此获得经济利益，是否表明他们参与了剥削？第二个方面是对不平等的原因和后果的关怀。在1978年至 1997年间，人们关怀不平等的增长态势是否过大？不平等的迅速提高是常态还是非常态？不平等的直接后果是否产生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这些关怀，除了可以 从国内报刊文章感悟到，相关社会学分析也见于学者的著述中。(12)所有这些本土关怀都是必需的。但如果仅仅按照上述本土关怀去设计问卷，那么数据的使用 价值就会受到限制。

　　扩大数据的使用范围，需要将本土关怀与社会学理论的一些普适性概念结合起来。在阶级关怀问题上，现代社会学理论存有三种明确的观点，即新马克思主义的剥削 观、新韦伯主义的权威观、法国学者布迪厄的惯习观(habitus)。(13)新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观强调，在阶级划分时应该注重产权的确定和测量。这在中 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有相当的难度。我们的努力体现在个人经济身份的分类上：雇主、雇员、自雇。新韦伯主义的权威观重视对劳动力的控制权，即职场中的管理概 念，而在我国必须同时注意管理权的性质区分，因为党、政、经、社等管理权限具有不同的社会学意义。布迪厄的惯习规则强调，人们的文化品位和生活方式是阶级 分野的基础。赖特将工作技能(skill)作为惯习的指标。在我国，工作技能可以从职业分类中得到比较确定的信息，因此我们的实证调查需要详细询问职业状 况。在对不平等问题的理论关怀上，近年西方社会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的讨论，我的同名译作(14)对这一讨论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 讨论的焦点是：伴随市场的发育与发展，社会分化机制也发生变化。具体地说，再分配经济的权力主导机制是否将让位于以人力资本为主导的机制，进而造成人力资 本升值和权力贬值的双重后果？为此，我们将不平等问题的本土关怀和分层机制变迁的学术关怀相结合，设计了诸如收入、财富、权力、职位、人力资本等客观指 标，同时还设计了对不平等现象和社会分层结果的主观评价指标。

　　2.社会流动议题

　　社会流动的本土化关怀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地区差异，特别是城乡差异，使地区之间的流动成为地位获得的手段，但是地区间的流动受户籍身份制度的制约。二是社 会地位流动的机会不平等问题：当人们开始受教育时，家庭背景差异是否使这种机会的分布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不平等；人际社会网络的差异是否在人们的就业机会、 职位升迁中也加入了不公平的成分。前者关怀属于结构制约问题(它的美国本土化问题是族群和性别差异问题)，后者关怀属于先赋机制和获得机制的相对作用问 题。这些关于社会流动的本土化关怀与社会学者的学术理论关怀不谋而合。

　　我们采取的具体策略是将两个既有的理论模型本土化。第一个模型是地位获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由美国学者布劳和邓肯(15)首先提出。他们用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子女地位获得的先赋性变量，将个人教育水平作为后天获得性变量，将个 人职业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这个模型的总体思想是：如果社会地位的获得更多地由先赋性条件所决定，而不是以获得性的教育地位所决定的话，那么社会流动 体系就是僵硬而封闭的。布劳和邓肯认为，这种体系适合于农业社会。相反，假如社会地位的获得由获得性的教育水平决定，其解释程度大大重于先赋性解释的话， 则社会流动体系是开放的，即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相应的社会经济地位。布劳和邓肯认为这是工业社会的特征。虽然这一模型最初用于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 社会流动之比较，但是，社会学者将它应用到了研究不同阶段的工业化国家以及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如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对这一模型的本土化努 力体现在四方面：(1)在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上考虑了“单位地位”的概念；(16)(2)在获得性社会地位指标上，除了教育以外，我们增加了政治团体的变 量(如党员身份)；(3)在社会地位流动中考虑了社会网络的机制；(4)增加了地区、户籍的结构制约变量。这四方面的调整使我们在社会学地位获得模型所隐 含的普适性过程中加入了符合中国本土经验的内容。

　　第二个模型是职位升迁模型(career mobility model)，这一模型由魏昂德(17)提出。他探讨了职位升迁过程中出现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机制的相对作用问题。在地位获得模型中，布劳和邓肯所关心 的获得性机制是普遍主义的资源，即教育。魏昂德则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们的职位升迁并不能完全由普遍主义的教育程度来解释，这种体制要求升迁的人必 须具有政治忠诚，而政治忠诚是一种特殊主义的资源。魏昂德通过对天津资料的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是政治忠诚的指标，在这一制度条件下，虽然人们成 为专业技术精英只需要教育程度标准(如大学、研究生等)，但成为行政、政治精英则必须通过对其政治忠诚的审查。

　　魏昂德的这一模型是针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而提出的，突破了以往同类研究的理论视野。我在1999年中国五城市调查中就对此模型作了修正，具体做法是将政治 忠诚概念附加了时代特征。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忠诚的指标是“家庭出身”或“家庭成分”；“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忠诚的含义除“家庭出身”以外加 入了“重在政治表现”；而1978年以后，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态度是政治忠诚的表现之一。(18)基于此，“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询问了被访者入党时间和获得 其他政治资本的年代，并收集了个人职业史和教育史的资料。

　　3.社会网络议题

　　社会网络研究的本土化关怀集中表现在“关系”及其含义的时代变迁上。梁漱溟、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认为，人际关系是伦理本位社会的中心结构，以血缘、姻缘为 基础，以情感和义务交换为特征。研究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学者看到，人际关系的工具性成分日益上升，它的核心已变成了人情交换网络。 (19)1978年以后，郑也夫提出，这种人情交换的恶性发展的新趋势是利用熟人，即所谓“杀熟”，(20)导致了人际间的信任关系恶化。这些关于人际关 系的不同见解，虽然提高了我们对此问题及其变化趋势的认识，但是由于“关系”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存在意义上的变化，(21)所以很难操作化，不易进入研 究模型。与此同时，当代社会学的社会网络学派提出了一整套网络概念，如网络规模、关系强弱、网络资源、网络中心性、结构洞概念，以及测量社会网络的“讨论 网”、“提名法”、“定位法”等测量方法。这些概念和测量方法的背后都隐藏一个假设，即这些概念或工具适用于所有文化和不同的社会经济体系。这种普适性是 值得斟酌的。

　　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我们将“关系”的本土化关怀和社会网络的普适性概念相结合，使“关系”进入社会网络分析的测量体系。具体说来包括两方面：一是 在提名法中作了情感网络和工具网络的区分。社会网络分析中提名法要求被访者列出比较重要的3-5个关系人，对关系人特征、关系强度进行测量，但没有区分关 系的情感性和工具性。在中国，人际关系的历史变迁主要是在情感性和工具性的相对比较维度上完成的，因此，我们在提名法上增加了这一测量，询问被访者与关系 人的近期交往在情感和非情感问题上的发生频率。这一区分有助于检验有关情感网络与工具网络发展变化的研究假设。二是在定位法中，预设了文化事件的前提条 件。西方社会学提出的定位法是测量被访者的相识关系的职业地位。这一测量手段假定相识者即为关系人。该假设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中国文化中关系 人往往不是一般的相识，而是熟人，而熟人是否出现在当事人的重要人生事件中(如婚礼、生日、节假日等)才是关系人的重要标志。根据前期研究，(22)我们 选择春节拜年作为事件依托，测量拜年网中关系人的职业地位和单位地位。

　　四、理论自信与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

　　理论导向实证研究的基本材料是经验事实和本土知识。在全球化的今天，关于我国社会实践的本土知识需要跨边界的概念化工作，使用已有的国际学术规范、普遍接受的学术概念来完成这个工作。这个过程我称之为“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

　　1.本土知识国际概念化的时代意义

　　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具有很强的时代性。首先，实现人文社会科学“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我国的本土知识必须被其他国家的民众理解，让国际社会听得懂、能接 受，这要求我们对本土知识开展国际概念化的工作。其次，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功，提高了我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如果用国际话语来表达我国的成 功经验，最大限度地赢得国际人士的理解，那么我们就能从国际的这面镜子中看到自己，增强自信。

　　如何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内在变动逻辑？这是摆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而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预示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的问题也就超出 了国界，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不但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特殊性、社会特殊性的本质，用本国人民听得懂的语言、容易接受的方式从 事理论表述，同时又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文化、跨结构的一般性本质，让世界各国的民众也听得懂我们的理论表述，进而愿意接受我们对中国道路及其实践 经验的理论表述。为此，实证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迎接两个重大的理论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概括和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特殊性本质和社会特殊性本质。既然是中国特色的，那么它是具有文化特殊性和社会特殊性的，也就是说，我 们正在实践着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受特殊的中华文化要素和特殊的社会结构要素的制约而做出的选择。那么，这些文化和结构的要素是什么？具体地说，占主导地位 的信仰、价值观、思想意识形态等文化要素是什么？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都有哪些基本要素？它们是如何制约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在哪些方面反映着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以至于我们的体制安排和发展模式是可以跨境复制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世界上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 制有哪些根本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初级阶段向较高级阶段迈进的基本条件都有哪些？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精确的理论表述。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概括和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文化、跨结构的一般性本质。我们可以满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特殊性和社会特殊性本质的理论表述，因 为我们走的这条道路是对中国人民负责的，不需要刻意地对别国民众或国际社会负责。但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必将更多地承担参与国际事务、影响世界走 势的责任，理性地维护和扩大我们的国际发展空间。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必须探讨我们成功经验的跨文化、跨结构的一般意义的理论本质。对这个本质的表述应该 用国际概念来完成，不然，国际友人和国际利益相关人就不明白我们的经验的国际价值。在这方面，我们特别要研究国际流行或具有共议的理念，比如市场经济的理 念、民主政治的理念、民间社会的理念、个人尊严的理念、文化能力的理念、社会资本的理念、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等等。不是说必须同意或委屈地接受所有这些理 念，而是说要了解这些理念，区别我们的理念与这些国际理念的异同，从比较的视角来完成关于我们道路选择和成功经验的理论表述。这是能够争取朋友、发展友好 关系、获得广泛理解、减少不必要交流困惑的视角。

　　2.本土知识国际概念化的跨文化视角

　　概念是关于研究对象、研究事物的本质特征的表述。受社会文化的影响，相同的概念术语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具有相等、相似、相区别等几种行为含义和行为表现， 即使全球化的今天，相似和相区别的现象不但是可能的，甚至是常见的。确定概念术语的文化特殊性的行为含义和行为表现，是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的跨 文化比较研究的首要任务，也是研究的复杂性所在。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西文化之间，就其行为含义和行为表现而言，阶级和阶层的概念具有跨文化的相似性，但 是人际社会关系不具有这种相似性，所以关于中国“关系”的表述，西方研究文献中不是英语的connection或relation，而是汉语拼音的 guanxi(或Wade-Giles翻译的kuan-hsi)，以示区别。家、友、孝、忠等概念，都属于这种情况。所谓本土知识，就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文 化特殊性本质及其行为含义、行为表现的知识。

　　概念的文化特殊性本质是一种理论抽象，即从个体向群体的抽象，这个过程也称为个体特殊性向群体一般性的概念化。这种抽象和概念化可以发生在一个群体内部、 一个文化的内部。当概念化过程发生在群体之间，理论抽象的层次上升为跨群体的一般性本质，而当这一过程发生在不同文化之间，理论抽象的层次又进一步上升为 跨文化的一般性本质。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特别关心文化之间的认知差异及对跨文化的理论抽象和概念化过程的影响。

　　所谓认知差异就是关于研究对象、研究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和知识的差异，发生在个体之间、群体之间、跨文化的群体之间。跨文化的认知差异有些来源于宗教信仰、 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等人文要素方面的差异，大量的认知差异则基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以，世界各民族对人类文明的 贡献是非均衡的；阿拉伯数字和十进位、希腊的逻辑推论和抽象思维、中国的四大发明和谋略学说、近代欧洲的资本市场和民主政治、现代美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理 念，对人类进步的贡献是世界公认的。

　　不同文化的认知差异是可测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即科学知识的编码化。(23)编码化就是按照一般的理论准则将相关知识进行 系统的组织，就像图书编目一样方便积累、搜索、传播，而编码化的知识是带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知识。贝尔认为，20世纪人类文明的最大进步就是科学知识的编 码化，为此大量的理论知识得以在全世界范围传播，促进科技发展、经济改善、社会进步。按照知识编码化的逻辑，最大限度地掌握编码化知识的民族、社会、文化 体，就是群体认知水平相对高的民族、社会和文化体。同理，那些拥有编码化理论知识创造能力的民族、社会、文化体，就获得了相对强势的国际地位。一般看来， 市场经济是一个信息编码化的体系，也就是市场信息的传播是规范的、公开的、有序的。两位英国管理学者马克斯·博伊索特和约翰·蔡尔德，发现我国市场经济的 最大特征是市场信息的非编码化，因为有效市场信息是通过亲族网络、朋友网络、人情网络流通的。(24)

　　本土知识如何实现国际概念化？知识编码化的观点给了一个简明的思考方式。这就是，一个民族、社会、文化体的本土知识可以是地方编码的，也可以是国内编码 的，还可以是国际编码的。地方编码的本土知识强调了较小地域的文化特殊性，具有地方意义；国内编码的本土知识强调了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文化一般性，具有全 国意义；而国际编码的本土知识超出了国界，以世界先进民族、社会、文化体的认知水平为参考，使用了国际化概念来表述，强调了本土知识的跨文化的一般性本 质，具有国际意义。

　　上述判断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领域不存在非议，因为自然科学是没有文化和结构边界的，没有国界的。人文社会科学呢？估计许多人胸无成竹，疑窦重重。我认 为，问题是可以探讨的，争鸣是可以期待的，但是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国际编码化是大势所趋的。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实证社会科学的公共数据库，特别是跨国、跨地 区协作共商、联合收集、共同享有、各自开发的公共数据库，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学界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基础是，社会科学是探讨社会事实的理论逻辑和真伪条件的 科学，所使用的概念和指标带有很大的普适性，研究者在共同数据平台的基础上，形成学术争鸣，检验研究假设，构建符合实践活动的理论知识。国际公共数据库的 服务对象是世界范围的研究者，概念和指标是国际编码的；全国公共数据库的服务对象是全国范围的研究者，概念和指标是国内编码的；地区公共数据库的服务对象 是地方性的研究者，概念和指标是本地编码的。这预示着，一个研究者、一个文化体、一个国家，想在国际范围内产生影响，其理论概念和数据指标应该是国际编码 的。

　　3.本土知识国际概念化的三项关键任务

　　一是对本土知识去粗取精，把握本质特征，形成理论知识。二是区别文化特殊性本质和跨文化一般性本质，在此基础上，将知识编码上升为国际编码。三是采取丰富 内涵、扩大外延的策略，结合本土知识和国际知识，解析概念的跨文化含义。下面，我以“关系社会资本”为分析范例作一说明。(25)

　　社会资本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含义是指行动者之间的交往联系及其蕴藏的各种情感性和工具性资源。以英语为交流语言的西方研究文献中，社会资本有 三种存在形式：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纽带、多个关系纽带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在关系纽带和关系网络中流动着的关系资源。根据西方社会文化特征，倾向性的命题是： 第一，弱关系纽带增加行动者的联系广度，减少资源的重复性，所以产生较多的社会资本；第二，由弱关系纽带所构成的松散网络跨越了团体和阶层边界，蕴藏了联 系桥和结构洞，所以产生较多的社会资本；第三，关系资源的运作是非预设、非目的性的，影响方式是潜在的，所以，有效信息增量是关系资源的主要形式。 (26)

　　西方的社会资本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此前的漫长时期，我们中国有着丰富的关系主义文化，也就是通过人际关系来交换资源的现象，俗称“人情交换”。 我们有自己的一套表达方式，如感情深浅、人情薄厚、面子大小、回报义务强弱，等等，而在西方的关系纽带、关系网络、关系资源中没有涉及这些行为含义，所以 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中的关系不作翻译，直接使用汉语拼音guanxi，斜体表明是外来语，属于中国文化的“本土知识”。这给跨文化研究带来挑战：西方的社 会资本和中国的“关系资本”是一回事，还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是一回事，那么如何既保护文化特殊性的本土知识，又建立起跨文化的概念同一性呢？

　　首先应该对本土知识有一个学术的把握。中国文化条件下“关系”的核心含义是什么？根据我的研究，是行动者之间特殊主义的、带有情感色彩的、具有人情交换功 能的社会纽带。(27)在这一定义之下，血亲纽带和姻亲纽带是原初的关系，而非亲缘纽带由于互动双方人情和义务的增加可以升级为稳定的亲密关系。关系需要 投入相当的时间与资源来建立、维系、发展或重建。(28)特别是一些在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时刻和场合，比如传统和法定的节日、婚礼、生日宴会、社交餐 饮，等等，都被看作是建构、维系关系的重要契机。(29)关系最为重要的属性之一就是人情交换。而且中国人所说的人情在内容上也远远比传递有用信息更加丰 富，它是一种实质性的帮助。简单地说，在关系文化中，人们有义务向关系人或关系户提供人情帮助，相互期待未来获得人情回报。

　　其次是把握跨文化的知识内涵，方法是中西特征比较。在西方，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有三大要素，即关系纽带的弱连带性、承载功能的单一性、互惠行为的偶发 义务性。(30)而构成中国的关系社会资本也有相对应的三个要素，即强关系纽带的特殊性、功能复用性、频发义务性。这就是说，在中西方之间，社会资本的含 义是同位的，但是构成要素的特征差异很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和张磊提出“关系社会资本”的概念，(31)其中“关系”表明知识本土性，“社会资本”表 明概念的一般性，并与西方社会资本的概念作了理论模型化的处理，见表1。

　　表1展示的是一种理论理想型：关系社会资本在三个要素上都取高分，而一般社会资本则至少在某一要素上取相对较低的得分。左上角的类型I，体现了强特殊主 义、强复用、强互惠义务的组合，其相应的例子就是中国关系以及西方的“发小网络”(old boy networks)。右上角的类型II，特殊主义水平较低，但是复用较多，同时具有中等程度的互惠义务，其相应的例子是商会会员网络以及精英网络。右下角 的类型III，在上述三个维度上水平都很低，我们常说的西方弱关系网络以及结构洞网络都属于这一类别。最后是左下角的类型IV，特殊主义程度和互惠义务相 对较高，但是复用程度低，我们常说的亲属网络和同一种族民族成员形成的网络都属于这一类。

　　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是重要的学术范式，探索社会现象的理论内涵、证明理论的真伪及其条件性为其目标和规范。我国社会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学术品质的 提升，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的加强，依赖于这个领域的成果涌流、人才辈出。中国对于国际社会的影响和贡献正在上升，时代呼唤我国人文社会 科学对于国际学界的参与和贡献，理论导向的实证社会学和实证社会科学肩负着重任。

　　*致谢：本文的中心理念“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曾于200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重建20周年纪念活动讲演时首次提出，并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系列讲座、2006年暑期课程)、中山大学(2004年讲座)、清华大学(2005年讲座)、南京大学(2005年校庆国际学术研讨 会)、中国社会学学会(2007年年会)、南开大学(2009年讲座)、西安交通大学(2009年秋季课程)、上海大学(2010年“社会网及关系管理” 年会)、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2012年年会)等场合再次讲述过，特向邀请者和提问者致谢。此次整理得到李煜和张磊的修改意见及技术支持，特别感 谢。

　　注释：

　　①金耀基：《范典与社会学的发展》，《金耀基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5-201页。

　　②Walter L.Wallace,"Overview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in Walter L.Wallace,ed.,Sociological Theory,Chicago: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9,pp.1-59.

　　③Max Weber,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trans.A.M.Henderson and T.Parsons,New York:Free Press,1947,pp.89-96.

　　④金耀基：《范典与社会学的发展》，《金耀基自选集》，第184页。

　　⑤Mitchell Duneier,"Qualitative Methods," in George Ritzer,ed.,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ology,New York:Blackwell Publishing,2012,pp.73-81.

　　⑥刘少杰：《实证社会学调查的理论前提：对大陆社会学调查前提的反思》，边燕杰、涂肇庆、苏耀昌编：《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方法与发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3-80页。

　　⑦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⑧Elsevier发布的2014年中国高被引学者，社会科学类榜单共33名，几乎全部从事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http://china.elsevier.com/ElsevierDNN/Portals/7/SocialScience.pdf.

　　⑨Mark S.Granovette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78,no.6(May 1973),pp.1360-1380.

　　⑩Yanjie Bian and Lulu Li,"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2003-2008):Sample Designs and Data Evaluation,"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vol.45,no.1(Fall 2012),pp.70-97.

　　(11)参见边燕杰、李路路：《社会学研究与问卷设计》，边燕杰、李路路、蔡禾主编：《社会调查实践：中国经验及分析》，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

　　(12)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北京：中 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 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3)Erik Olin Wright,Class Counts: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204-207.

　　(14)边燕杰：《美国社会学界的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边燕杰、卢汉龙、孙立平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代序言”，第1-40页。

　　(15)Peter M.Blau and Otis D.Duncan,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New York:Wiley,1967,pp.165-171.

　　(16)关于单位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可参见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Nan Lin and Yanjie Bian,"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7,no.3(November 1991),pp.657-688; Yanjie Bian,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pp.30-43；王奋宇、李路路等：《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移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

　　(17)Andrew G.Walder,"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0,no.3(June 1995),pp.309-328.

　　(18)详见Yanjie Bian,Xiaoling Shu and John R.Logan,"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and Regime Dynamics in China," Social Forces,vol.79,no.3(March 2001),pp.805-841.

　　(19)Andrew G.Walder,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79-181; Mayfair Yang,Gifts,Favors,and Banquets: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pp.159-166; Yanjie Bian,"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Indirect Ties,Network Bridges,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2,no.3(June 1997),pp.366-385.

　　(20)郑也夫：《信任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222页。

　　(21)Alan Smart,"Gifts,Bribes,and Guanxi:A Reconsideration of Bourdieu's Social Capital," Cultural Anthropology,vol.8,no.3(August 1993),pp.388-408.

　　(22)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

　　(23)Daniel Bell,"The Codific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的书面讲话稿，2002年。

　　(24)Max Boisot and John Child,"From Fiefs to Clans and Network Capitalism:Explaining China's Emerging Economic Orde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41,no.4(December 1996),pp.600-628.

　　(25)参见边燕杰、张磊：《论关系文化与关系社会资本》，《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Yanjie Bian and Lei Zhang,"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in Chinese Guanxi Culture,"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vol.40,2014,pp.421-443.

　　(26)边燕杰：《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27)Yanjie Bian,"Guanxi," in J.Beckert and M.Zafirovski,eds.,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Sociology,London:Routledge,2006,pp.312-314.

　　(28)Mayfair Yang,Gifts,Favors,and Banquets: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pp.109-139.

　　(29)Yanjie Bian,"Guanxi Capital and Social Eating in Chinese Cities: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Analyses," in N.Lin,K.Cook and R.Burt,eds.,Social Capital:Theory and Research,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2001,pp.275-295.

　　(30)J.Nahapiet and S.Ghoshal,"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23,no.2(April 1998),pp.242-266.

　　(31)边燕杰、张磊：《论关系文化与关系社会资本》，《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