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中的理论品质

　　作者：缑文学

　　来源：《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1期

　　提要：中国社会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经历了传入引进—发展壮大—取消停滞—恢复重建几个阶段，走过了不平凡的坎坷历程。这期间使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是中国社会学百年以来孜孜以求的学术目标。中国社会学在本土化历程中，也形成了其特殊的理论品质：实用品质、实证品质、人文品质和反思品质。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实用品质；实证品质；人文品质；反思品质

　　展开中国社会学史，实为一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画卷。1896年，谭嗣同在其著《仁学》中，首次提及“社会学”一词。随后，严复于1898年始译斯宾塞之《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cciology），于1902年完成，名为《群学肄言》。在《群学肄言》出版前一年，章太炎翻译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译本出版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8月23日。“中国之有成本社会学书籍”，当以此书为始。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正式输入中国，即当在光绪二十八年。①按此算起，中国社会学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中国社会学百年，可以分为两大时期，这就是以新中国建立为界，分为前一段近50年的中国早期社会学和后一段50年的中国当代社会学。”②尽管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被人为取消，但从其发展历程来看，依然有其自身特点可供总结与归纳。

　　一、中国社会学的实用品质

　　中国社会学一开始即受到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潮流所左右。③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实用品质是受到国家集体危机意识的影响而形成的。张灏指出，在晚清思想形态中，有一个最占优势的形态，即是以救亡图存的群体意识为中心思想而展开。④社会学有实用品质其实无可厚非。回溯西方社会学发展史，我们也可以发现，社会学一开始就具有了实用的品质和性格。西方社会学是应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动荡不安的局面和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剧烈冲击而诞生的，因此，社会学肇始于法国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社会学传入中国时，正值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仁人志士寻求救亡图存之时。与在欧美社会一样，社会学传入中国后，逐渐被许多人视为犹如自然科学与工程学一般，成为具有操作性的知识，强调的是实际运用在现实的社会世界里。长期以来，社会学被认为是一种“工具之学”，被定位为用于了解社会现象，并增进、改善人类社群关系，以达到控制功效的一门“社会工程”学问。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社会学展现出其实用品质，常常被用来研究诸如人口、家庭、医疗体制、青少年问题、民族关系、老人问题等实用层面上”⑤。

　　中国早期社会学在近50年中，最集中地表现为两大类：主流或“正宗”的学院派社会学和非主流或非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派社会学。⑥实际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管是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是主流的资产阶级社会学，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其实用取向。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具体考察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研究劳动、青年、妇女、人口等社会问题。他认为，“研究社会问题一定要和社会上多数人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社会运动’，那就是‘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主义具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二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⑦。如果说李大钊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石的话，那么，胡适则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社会学提出了方法论原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注重事实，服从经验等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确实开了中国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先河。⑧另外，中国早期主流社会学派中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主要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孙本文为集大成者的综合学派和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主要代表的社区学派，都在研究取向上表现出了实用品质。乡村建设学派主张用改良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孙本文侧重于社会文化因素与心理因素的研究，着力阐释文化与态度的交互作用，运用文化与态度二因素（积极活动的要素）剖析社会现象，说明社会问题；社区学派的实用思想就更加显著了，费孝通老先生一生的追求就是“志在富民”，富国富民是他矢志不渝的学术信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要求任何社会学科的研究，都必须要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其理论指南。面对这种政治体制的要求⑨，当时的社会学家为了保留社会学的合法地位，就不得不论证社会学的有用性，其最好的办法就是坚持马列主义为社会学最高指导原则。1952年，院系调整结束后，除了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系，其他的社会学系和有关专业皆被取消。在1953年高校院系的进一步调整中，仅有的这两个社会学系亦被并入其他专业。至此，中国国内社会学被正式取消。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下，大批社会学家被迫转行，开始转向其他学科从事研究和教学。这个时候，社会学系教师除少数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外，多数还留在高等院校，主要从事民族学、劳动经济相关学科、政治经济学、政治理论、历史学等方面的教学。⑩开展社会调查成为他们与社会学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主要集中在人口、家庭、养老、知识分子的再教育与就业等问题上。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也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譬如，费孝通在1957年即宣告说：“对于今后，社会科学建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此点，我们绝无异议。因此，无论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与哲学，均须以共同的基础，从各自持有的角度发展不同的学科。从此，在各学科间的互惠将更容易……与此同时，社会学系的主要课程，将作为学院中的基础科目。”他进一步指出：“现在不论哪个地方，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养老问题、儿童问题、人口问题等有一大堆，但是这些问题无人研究，不研究并不是说没有问题。”他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用科学方法来调查研究比闭了眼睛说没有问题对我们有利”，应该搞一批人专门出来做这些事，这样可以搞出一套学问。11

　　1979年以后，中国社会学进入恢复重建的新时期。1979年3月15日-1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主持的“社会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16日上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长期主持中共思想理论工作的胡乔木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代表中共中央为社会学恢复了名誉。1979年3月30日，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报告，提出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赶快补课”的问题。12至此，社会学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从政治体制上解决了社会学是资产阶级学科的错误认识问题。中国社会学也如同经过十年“文革”后的中国社会一样，百废待兴，但其使命已经从早期的救亡图存和取消期的“明哲保身”转变为协助国家全面恢复社会秩序，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如费孝通所说“开始筹建社会学的时候，我们一直遵循着一条原则：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在社会学重建初期，重视社会调查，解决实际问题，就成为了整个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和主要任务。“我们需要对当前现实的社会生活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以便帮助党和国家解决一些急迫的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减少一些前进中的障碍，使社会的各方面都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地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急切需要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原因。”13

　　根据周贵华对1979年至1987年《全国报刊索引》中社会学文章的统计，2562篇文章中“社会问题”类的占了44.2%，理论、历史和方法类的仅占11.4%。周贵华还对《中国社会学研究机构人员名录手册》进行了分析，统计了部分社会学所（室）、院校的社会学系（专业）的研究方向（重点）、科研项目（正在进行或已完成的项目），发现“社会学的科研和教学机构，无论是已确定的研究方向，还是已进行的项目，都偏重于应用性，对与日常生活较接近的社会问题，投入了较大的力量，以社会问题所占的比例看，前者占32.8%，后者占40.2%”。14林彬等人对1990-2000年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1211篇文章中的341篇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社会学理论、方法、社会学史’方面的经验研究论文只有7篇，占总体的2%。从‘研究目的’分类统计上看，理论性的经验研究论文只有18篇，占5%（应用研究的论文占95%）”15。这说明，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至20世纪末，中国社会学研究确实存在“重经验研究、轻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轻学术研究”的实用品质。在现实中，应用知识的研究经费比基础研究的要高很多，从事应用研究的学者偏多，而从事基础理论知识研究的学者严重不足。

　　实际上，实用性本是社会学初创时的初衷之一，本无可厚非，加之中国的曲折命运和国人不甘落后的民族心态导致我国更加重视应用社会学的研究，在这种急于富国富民的心态驱使下，重视社会学的实用性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可以说，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实用品质主要是源于国家集体危机意识；新中国成立后，脱离了列强的形式控制，中国社会学的实用品质则是与特殊的国家意识形态相联系的，主要是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一种理性妥协的表现，恢复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则更多的是受到国家建设意识的动力推动，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不断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实用品质是自发的，无意识的，而新中国成立后则是主动地迎合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建设环境。

　　二、中国社会学的实证品质

　　实证主义，乃是中国社会学的第二个品质。了解西方社会学历史的人都熟知，被誉为社会学创始人的孔德将人类知识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科学阶段（实证阶段）；并认为，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发展到实证阶段，实际上代表着人类认识的一次巨大进步。在他看来，真正科学的社会学应该是以实验比较的实证方式来研究人的社会。尽管孔德本人并没有从事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但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经过斯宾塞，尤其是迪尔凯姆之后便确立了其西方社会学的正统或谓主流地位。实证主义认为，在基本方法论上，社会学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无不一样，具有自然科学的品质。诚然，实证主义在社会学初创期为其赢得学科地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实证主义的深层次的支撑理念是科学逻辑，是由外在研究自然界而转向研究人类社会，其暗含的基本法则是人类社会等同于生物有机体，自然科学的研究法则同样适用于研究人类社会。

　　社会学传入中国时，正是中国社会大量引进和借鉴西方科学技术的时期，也是西方实证主义社会学大行其道时期。在当时，中国社会最崇拜西方的便是民主和科学，即当时流行的说法——“德先生”和“赛先生”：在政治方面，表现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政权；在文化方面，表现为强烈地膜拜西方的科学技术。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具有自然科学方法和程序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就被不加批判地完全移植过来。因此，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实证品质非常明显。

　　自严复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翻译成《群学肄言》，把西方社会学引入到中国以来，中国社会学的主流始终是实证主义的。首先是因为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一书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即国人在一开始接触的社会学思想就是实证主义的；其次，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初期，正是欧美实证主义社会学的鼎盛时期，中国社会学形成之初就受到实证主义思想的洗礼；再次，从西方社会学传入至今，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变革、革命、转型的时期，激烈的社会转型需要实证主义的高效社会调查来研究、解释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因此，中国社会学天生是实证主义的，重视实证调查，方法上以定量分析为主。16

　　社会学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其与现代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处于“边陲”的亚非社会为了加快自身现代化的进程，纷纷选送优秀人才到处于“中心”的欧美社会（尤其是美国）留学是一条快速而有效的方式。中国社会依然如此，在普遍对自身文化感到迷茫和绝望的自卑心态驱使下，面对蒸蒸日上的欧美文明很容易出现非理性反应，要么就一味地抗拒，要么就不加反思地一切照章收单，而后者则明显占据了上风。

　　二十世纪初期，一方面由于“庚子赔款”中国派出了大量留学生至美国“取经”，另一方面，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高等学校中大多开设了社会学系。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有二十二所大学或独立学院设置了社会学系或历史社会学、社会事业行政学系。其中有十所是教会学校，而美国教会所办的就占了八所，其中四所二十年代就设立了社会学系。据孙本文在1947年12月的调查，“在各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共144人，其中10名美国人，其余134位教师中有107位曾是留学生，也就是说在中国籍的教师中有79.83%都曾经留过学。在留过学的教师中，只有10人是留日的而留学欧美的占90.65%”17。

　　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们面对充满魅力的实证主义时，对其表现出了无比的膜拜和景仰，逐渐丧失了重视人文品质的中国传统文化。留学本来是继续社会化的过程；然而，当中国留学生在缺乏培养建立独立反省与批判意识和能力的客观条件下时，留学成了地地道道的重新社会化。“它虽未对一个人产生完全脱胎换骨的效果，但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文化品位和认知模式。”18海归们仰慕美国的实证主义，认为实证的方法才是社会学的方法，是科学的，其余都是不科学的，排斥和蔑视从事非实证的研究人员,大量移植和模仿美国社会学的研究方式，在社会学界视实证主义为唯一的学术权威。例如，“作为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学最主要的专业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社及其前身东南社会学社一直由留美生主持大局，其自身的发展也因此呈现出典型的美国社会学风格。其特点在于，成立以来即不断强调作为‘纯粹学术团体’的社团性质以及实证主义的研究风格，从而体现了美国经验社会学理论与实际结合，而尤其注重与实际问题相关的社会调查的特色。这一特征，影响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学的走向。”19

　　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实证品质是对西方尤其美国社会学的过于崇拜而产生的，新中国成立后则是出于政治体制的要求而形成的。“主要是因为不得不顺服政治意理下所产生的权宜结果，为的是服务政治体制及其理论的‘科学’工具。”20Siu-lun Wong称中国社会学这种具价值中立之工具性的社会学为Z型的理想型(ideal type Z)，以区别于英格尔斯与史密斯(Alex Inkeles & David H. Smith)所强调的A 型理想型（idealtype A）。21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知识是中性的，因而社会科学家也是价值中立的，这是一种“科学的理想”。而中国社会学在价值立场上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塑造，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又力图做到价值无涉，所以社会学被技术化和去政治化了。

　　实际上，实证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是建构中国社会学本土理论必须经历的阶段。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也并不是批判实证主义本身，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作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之一，依然有其研究优势和不可替代的学术功能。但是如果迷信实证主义，将其视为神明，作为唯一的“学术信仰”是不可取的，是一种缺乏反思批判意识和能力的表现。

　　三、中国社会学的人文品质

　　长期以来，实证社会学虽然占据中国社会学的主流地位，但实证社会学并非中国社会学的全部。同西方社会学一样，中国社会学同样有着超越实证主义的品质和传统，主要体现为中国社会学的人文品质。作为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社会学，本身既具有科学品质又具有人文品质。费孝通在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中指出，“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学的科学性，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然而，社会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今天的社会学，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社会学科研和教学，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一部分”。22中国社会学长期受到美国科学主义社会学的影响，出现了科学与人文、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失衡，忽视了人文主义研究取向。美国主流社会学界由于过分倡导“实证化”的科学主义社会学己经为此付出了代价——自帕森斯后多年以来已经出不了大社会学家，而与此同时，出现了世界社会学中心从美国向欧洲回归的趋势。忽视社会学的人文性，就会重蹈美国社会学的覆辙。中国社会学长期以来由于对科学精神的盲目崇拜和对人文精神的简单排斥，导致其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恢复重建后有明显表现。“费老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与‘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实际上是将这种僵化的对立融化了。保持‘科学’与‘人文’的适当平衡，相互借鉴，对一个国家社会学的繁荣是非常重要的。”23

　　然而，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建立在以直觉体验为基础，以冥思演绎方式为主轴的知识体系，人文道德伦理是知识体系的核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代西方的主导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以感官经验为基础，而以实验归纳分析方法为主干的认知模式上面，科学遂成为其知识体系的核心。24因此，与西方知识体系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具有人文色彩，中国社会学家开始重视和挖掘其重要价值，并体现在社会学研究中。刘少杰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学与中国学术传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他认为“以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晚清今文经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学术传统，孕育了中国社会学关怀人生、体察社会、经世致用和重视道德教化的学术风格”25。中国社会学的先驱严复对于科学精神有着高度评价，但其也将实证原则与价值理想高度结合，他将社会学翻译为“群学”就是受到了荀子关于“人生不能无群”等思想的启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梁漱溟的伦理社会说等都揭示了中国社会是一个以亲情关系为纽带的圈子社会、熟人社会；郑杭生在社会运行论中提出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等也是受到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等思想的启发。“近几年，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两极分化的研究、对底层社会群体困苦生活的关注、对社会不公现象和公正原则的讨论、对社会冲突和社会协调的探索、对社会失衡与社会结构断裂的分析、对弱势群体和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等等，其中都浸透着强烈的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26

　　中国社会学重视其研究的人文品质并非是要反对实证研究，而是将社会学的人文精神同科学精神同等重视，体现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中就是要将价值理想与实证原则结合起来。中国社会的历史与实践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仅仅用实证主义的方法与原则难以对其作出深入的分析与解释。实际上，任何社会学研究（包括以实证主义著称的美国社会学）都无法脱离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标榜自己的研究是最科学、最客观的。帕森斯一生都在说，他的理论已摆脱了政治与文化价值——也就是达到了科学阶段。然而，“近期哈佛大学档案馆所发现的文件证实了人们对帕氏的某些批评，即结构功能主义的价值中立不过是其维持美国的地位与冷战的意识形态”27。产生于欧美的社会学绝非是完全持中立态度而“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反而是一套以欧美社会价值与信仰体系为基础形成的具有正当意义的制度化权威体系，其本质是维护欧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其本身具有浓厚的价值色彩。

　　中国社会学的人文精神转向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的人文主义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埃利亚斯的历史社会学、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理论、布西亚的消费社会理论等等都是当代重要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精神的新社会学流派，这些广泛流行的社会学理论形成如此宏大的人文主义思潮，不仅对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壁垒形成了巨大冲击，而且也直接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而引起的深刻变迁。从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发展轨迹来看，尤其是自恢复重建以来的研究和教学实践来看，深入挖掘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借鉴国外前沿社会学理论，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特色理论，是中国社会学能够被纳入世界社会学体系之中，为人类的文明作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

　　四、中国社会学的反思品质

　　中国社会学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第四重品质，就是反思品质。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包含三种类型：即经验分析知识、历史—释义学知识和批判—反思性知识。经验分析知识侧重对普遍规律的探求，它是以普遍命题推演出经验命题来达到对现实事物的解释、预测和工具性控制。历史—释义学知识侧重于理解、阐释历史和他人所表述的主观意义，这种理解实际上是通过与历史（或传统）、与他人的对话和相互沟通而对社会历史现象达到主体间的共识。批判—反思性知识侧重对社会现实、对各种意识形态理论的反思与批判，它通过对社会弊病和意识形态教条的揭露、批驳，使人从各种压制中解放出来，并提供一种理想的价值观。28三种知识类型分别反映了人类的三种基本旨趣：（1）技术的认知旨趣，其关注对客观的或客观化的世界过程作正确的预测及有效的控制；（2）实践的认知旨趣，其关注人际间动机、意向和意义的理解；（3）解放的认知旨趣，其关注如何争取自由成长和进步，实现人的解放。29解放旨趣作为社会学知识的基本旨意，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它带有意识启蒙的作用，往往成为一股实际的社会力量来引导变迁。马克思的理论即是一个明例。30相对于西方社会学这样的传统，反观中国社会学，以往我们的社会学大多数依附在前二者的旨趣下发展，而忽略了社会学的反思—批判的品质，即解放的旨趣，导致中国社会学社会功能的狭隘化。故社会学的知识不仅仅应该被看做一门技术和具有实用意义的实证学问，它更可以是一门具有解放人类社会的学问。立足于这样的认识，一方面需要不断地对产生于特定文化与社会条件下的西方社会学进行反思，另一方面需要对自己特有的社会思想和文化传统进行了解和解析；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社会学也才能有其特色，并为世界社会学提供宝贵的另类经验。

　　自社会学传入中国以来，具有学术责任和敏锐洞察力的中国知识分子丝毫没有蜕变其反思—批判的品质和能力。在中国社会学的草创时代，基本上是处在模仿或照搬西方模式的状态。“当时虽有不少大学开设社会学和民族学课程，但讲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照抄欧美模式，有的学校甚至教材和教员都是‘洋’的。”31据1925年的调查，社会学课程首见于教会大学，授课者多半为美国人。32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关。在当时，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图存救亡的时期，也正是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向边陲社会的时期。在救国意识的笼罩下，接受西方思想与知识，成为当时认可而且必要的手段。因此，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学，由外传入中国时，学习模仿西方知识是可以理解的，移植和照搬西方社会学理论成为当时的主要潮流。但即便如此，依然不乏中国社会学的反思品质和性格，吴文藻、孙本文等人倡导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即社会学的中国化就是中国社会学反思品质的明例。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吴文藻先生开始反思中国社会学。在燕京大学教学过程中，他悟出了一个思想，就是要想使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有较大的改观，就必须发动起广大民族学和社会学工作者，共同来创造出一种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结合中国国情的新式教学和研究方法。于是，他提出了民族学和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他说，中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资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民族学和社会学在知识文化的市场上，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物”；并呼吁，学术界同仁们共同起来，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并把它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努力训练出中国“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使中国式的民族学和社会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从而实现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彻底中国化”。33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写道：“引证事实之处，凡可得本国材料，即用本国材料……盖欲使此书成为我国人适用之书。”他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也提到，该书有几点“为他书所无，而对于我国社会心理学不无贡献可言”，其中一点即“此书尽量引用本国材料，确已做到社会心理学中国化的地步”。他的《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一书，更是一部运用社会学理论讨论中国现实问题的著作。此外，针对“社会学中国化”事业进展不快的状况，孙本文于《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的结束语部分，还分别提出了理论社会学中国化与应用社会学中国化今后应当努力的几个方面，非常详细、具体。可见，社会学的反思品质在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那里就已经开始具备了。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其反思品质愈加明显。中国社会学的反思不仅是要反思西方社会学理论，这是大家的共识，但同时更重要的是自我反思。自我反思中有时候会有否定自我，因此往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需要极大的学术自觉和勇气。哈贝马斯指出，解放的旨趣是人可以透过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机制，从历史的种种制约限制中，寻找自我解放的途径。34费孝通在晚年提出要扩展社会学研究的传统界限，这既是对我国学科发展提出的中肯建议，实际上也是他对于自己前半生学术生涯的反思和检视。同时，面对当代世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冲突，费孝通进一步提出了“文化自觉”。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认为文化冲突是导致人类分裂和国际政治冲突乃至战争的主要根源。而费孝通则认为，文化冲突不一定会引起人类分裂与国际政治冲突，只要不是“定于一尊”，放弃西方中心论，建立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世界体系，化解冲突、避免分裂是可能的，35从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的。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对于化解当前全球多元一体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各种文化冲突较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具有更积极、更深远的意义。“文化自觉”不仅是处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的基本途径，更是处于“中心”的西方文化处理与世界各“边陲文化”的不二选择，这是中国社会学家对世界社会学作出的富有特色的贡献，既具有中国气派，又具有世界眼光，既有本土特色，又超越本土特色。

　　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是同步的。伴随着中国社会体制的转型与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社会学也逐步走上了一条健康的反思道路。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郑杭生教授就深刻反思了中国社会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说，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革命批判性的形态和维护建设性的形态。这个观点的提出对于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客观地评价西方社会学，指引中国社会学走上正确的发展的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学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对中国社会学尤其是“取消期”中国社会学的深刻反思，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社会学的繁荣局面。在这之后，郑杭生教授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具体分析、对于“价值中立”的深刻分析，以及“新型现代性”、“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等理念的提出，都是对于中国社会学不断反思的过程与成果。进入新世纪以来，郑杭生继费孝通的“文化自觉”之后又提出了“理论自觉”这一振聋发聩的社会学命题。“理论自觉”的提出是对中国社会学又一深刻反思的结果，它“是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改变话语权状况的必要条件，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增强自主创新力的必备前提”。36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学深具其反思品质，才逐步形成了社会运行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以及深具中国气派的社会运行学派。

　　总之，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经过百余年的风雨，经历了传入引进—发展壮大—取消停滞—恢复重建这么几个阶段，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也形成了特定的品质：实用品质、实证品质、人文品质和反思品质。其中，实用品质和实证品质是其在早期或幼年时期的典型表现，中国早期社会学在本土化过程中，首先表现的是对西方的学习和引进所以西方社会学的实用品质和实证品质也体现于中国社会学；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学的逐渐发展和壮大，尤其自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越来越趋向于成熟，其人文品质和反思品质逐渐凸显，成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不可或缺的理论品质，也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中具有时代意义的性格特点，因为我们恢复和重建的不再是所谓“正统”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而是具有中国特色和深具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这样的理论品质的指引下，中国本土社会学理论也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社会运行学派的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和实践结构论；刘少杰的感性选择论等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社会学的繁荣景象。因此，实难以上述四种品质概括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历程中的全部，比如中国社会学的批判建设品质、对西方社会学的回应性品质以及移植加工等品质，但它们与文中论述的四大主要品质均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此再无须赘言。

　　注释：

　　①③⑤18、20、30、34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6-9、42、11、27、2页。

　　②⑥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载《东南学术》，1999（5）。

　　④张灏：《晚清思想》，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第31页。

　　⑦李保平：《李大钊史学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第132页。

　　⑧陈树德：《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反思》，载《社会学研究》，1989（4）。

　　⑨在1957—1958年间，胡绳写了《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输入中国的意义》、《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札记》等洋洋数万字的对社会学的批判论文。转引自奂平清：《“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⑩13、费孝通：《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在社会学座谈会上的发言》，载《社会学研究》，1980（1）。

　　11、费孝通：《关于社会学的几句话》，载《文汇报》，1957-02-20。

　　12、郑杭生：《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社会学——纪念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20周年》，载《中国社会学年鉴（1995—199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84-100页。

　　14、丘海雄、严祥军：《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的实用性格——兼谈社会学的学科建设问题》，载《社会学研究》，1991（6）。

　　15、林彬、王文韬：《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及研究方法的分析与反思——90年代社会学经验研究论文的内容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0（6）。

　　16、叶南客，王向伟：《中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道路能走多远》，载《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17、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959页。

　　19、陈新华：《近代留美生与中国社会学社》，载《求索》，2005（4）。

　　21、Siu-lun Wong. Sociology and 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9; Alex Inkeles, David H. Smith. 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22、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23、郑杭生：《对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纪念费孝通先生从事学术研究79周年》，载《江苏社会科学》，2006（1）。

　　24、参见胡适等：《胡适与中西文化》，台北，水牛出版社，196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台北：问学出版社，1977；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7页。

　　25、刘少杰：《中国社会学的双重发端》，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1）。

　　26、刘少杰：《扩展中国社会学新境界》，载《社会》，2006（2）。

　　27、[加]B. J. 安德森：《社会学与本土化问题:历史视野中的加拿大与中国》（续），载《社会》，1990（5）。

　　28、参见林彬、王文韬：《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及研究方法的分析与反思——90年代社会学经验研究论文的内容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0（6）。

　　29、转引自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1-182页。

　　30、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吴文藻传略》，转引自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596-597页。

　　31、Leonard S. Hsü，The teaching of sociology in China.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27（3），pp.11-17。

　　32、郑杭生、李迎生：《中国早期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孙本文的社会学探索》，载《江苏社会科学》，1999（6）。

　　35、杨心恒、刘豪兴：《费孝通文化自觉论探源》，载李培林主编：《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327页。

　　36、郑杭生：《“理论自觉”简要历程和今后深化的几点思考》，载郑杭生等著《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