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社会活力的走势与其所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经济、政治、文化、族群关系的变化等息息相关，因而是观察美国实力地位的重要指标。受全球化、反恐战争、金融危机及人口变迁等因素影响，近十年来美国出现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规模萎缩、福利负担加重、社会资本和移民相对减少等现象，族群矛盾和社会裂痕也有加深的风险，其社会活力遭遇一定困境。奥巴马政府的改革延续了美国社会的改良传统，是美国重振硬实力和社会活力的重要方略。目前这些改革虽遭遇不小的阻力和挑战，但美国社会活力得以延续乃至兴盛的社会制度和人口基础依然存在。

　　【关 键 词】美国/社会活力/奥巴马/社会改良

　　【英文标题】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Plight and Trend of U.S. Social Vitality

　　【作者简介】张文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美国内政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分化和政治极化现象愈演愈烈，继2010年爆发“茶党”右翼民粹运动后，2011年9月以来一些城市又爆发以“占领华尔街”为标志的左翼群众运动，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9·11事件”十周年的到来，亦使“反恐战争削弱美国实力”的讨论再度升温。另外，尽管奥巴马战胜种族和肤色的困扰当选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2010年亚利桑那州通过“最严苛移民法”后激起的社会涟漪，仍表明美国种族关系的敏感性。美国社会呈现的一些乱象是其社会活力遭遇困境的表现。奥巴马的改革旨在重振美国的软、硬实力及社会活力，但面临不少的阻力与挑战。美国社会活力的源泉是否枯竭？美国社会活力的走势如何？本文拟对此做一初探。

　　一、当前美国社会的乱象与隐忧

　　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健康的社会至少应具备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和谐融洽、社会改良卓有成效、社会秩序稳定、福利负担较轻等因素。相反，一个陷入衰败的社会常呈现发展停滞、社会关系紧张、国民凝聚力下降、社会秩序混乱等征兆。美国能够从大西洋沿岸的蕞尔小国发展起来并长期保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激烈的社会竞争、发达的社会福利、与时俱进的社会改良、开放多元的社会文化等因素功不可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虽然保持着超强实力并最终赢得冷战，然而其社会内部已呈现某种疲态。“9·11事件”和金融危机则使美国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剧，乱象凸显。这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流动性减弱，导致社会分化加剧、社会凝聚力受损。2011年9月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年度生活标准简报”显示，2010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4.94万美元，比1999年下跌7.1％；贫困人口达4620万人，创有此项调查记录52年来的最高值，贫困率升至15.1％，达到1993年以来的最高值。①单亲母亲家庭的绝对贫困状况更趋恶化，18岁以下儿童中竟有22％生活在贫困线以下。②25岁－34岁的青年人2010年春天仍与父母同住的人数为590万，比2007年衰退开始时增加了25.5％。如果这些人独立生活，接近半数将归入贫困群体。③相伴而生的是“财富鸿沟”不断扩大。长期以来美国就是发达国家中经济最不平等的国家，近期多项调查表明其社会贫富差距更是“突破历史记录”。2010年12月，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最富的1‰家庭的平均财富是全美家庭平均财富的225倍，为1962年有此项调查以来的最大差距。④另外，受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学校教育的影响，美国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比很多西方国家都多。但近年来美国社会向上流动的趋势明显放缓，中产阶级的命运变迁是这一趋势的真实写照。2000年前后，美国中产家庭开始对“美国梦”产生担忧，称自己长期以来认定的“每代人会比父辈过得更好”的期望正逐渐消失，千百万中产家庭担心跌入工人家庭的境地，工人阶级中的边缘成员则面临陷入贫困的危险。⑤实际上，近十年来美国中产家庭的收入在排除通胀因素后几乎没有变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部分中产家庭不仅积蓄蒸发、失去工作和房屋，还背上数额不小的债务，不得不告别过去的舒适生活。

　　在高失业和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美国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矛盾趋于尖锐。2011年9月以来，肇始于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全美迅速蔓延，失业者、年轻人、工会和其他弱势群体不满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拯救大银行而银行家仍大笔分红的现实，提出“反权贵”、“反政府”和“反现状”诉求，这在本质上是穷人反对富人的一场“阶级斗争”。⑥

　　第二，“寅吃卯粮”的消费方式、负债型经济增长模式和日益沉重的福利开支，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活力。丹尼尔·贝尔认为，新教伦理的精髓是日后的满足，为了更好的明天而在今天储蓄和投资的能力是让一个社会从贫困变富裕的核心。作为将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和工业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美国在历史上曾十分强调勤俭、克制和个人奋斗。但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从工业资本过渡到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市场文化和个人消费习惯也从提倡节俭过渡到借贷消费和超前消费。在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和房屋抵押贷款等各种信贷工具的刺激下，美国人的储蓄率下降而负债率上升。截至2010年3月底，美国的个人无担保债务达2.469万亿美元，是30年前的6.9倍，债务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⑦另外，由于长期的大规模减税、庞大的常规军费和反恐战争开支及金融危机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美国国库长期入不敷出，2011年5月16日国债总额达到法定上限14.29万亿美元。因人口老龄化、制度设计缺陷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各项社会福利开支“恶性膨胀”，其中仅政府和私人的医疗支出就从2000年的1.34万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2.5万亿美元，占同期GDP的比重从13.7％上升到17.4％。⑧而从1998年至2008年，美国医疗开支的年均增长率超过GDP的增长率。⑨目前，美国医疗开支总额及其GDP占比都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如现有法律不变，美国医疗支出2025年将占到GDP的25％。⑩日益沉重的医疗负担给政府、企业和个人带来巨大压力，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11)

　　第三，种族关系中的深层矛盾并未解决，少数族裔人口比例的增加长期看可能对美国国家认同构成挑战。作为一个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美国的种族矛盾远大于阶级矛盾。尽管民权法案从法律上确保了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各项权利，“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改善了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但现实生活中的种族偏见仍然存在。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美国舆论纷纷谈论美国是否进入了“后种族主义”时代，但多数答案是否定的。著名非洲裔学者莫尔菲·阿桑特指出，奥巴马的当选象征着“美国文明的巨大进步”，但“并未改变社会的种族层次和经济结构”。一些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认为，在同等条件下，他们会遭到警察更多刁难，在办理贷款等金融业务时会遇到更多困难，在医疗、就业、教育等方面仍与主流社会有较大差距。“黑人这种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心情日积月累，在遇到一些特定事件时就会愤怒地爆发。”(12)令人忧虑的是，美国的种族主义并未彻底消失。非法移民问题的久拖不决，不仅加重了各州和地方政府的教育及医疗负担，还提升了当地的犯罪率，这引起一些中下层白人的不满。金融危机后失业率上升，他们指责1100多万非法移民通过低工资抢走就业机会，排外情绪高涨。代表南方共和党利益的极端右翼组织“保守派公民委员会”就公开宣称其宗旨是维护白人的优越地位、推行种族隔离和反对种族融合，最终目的是推翻民权运动的成果。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美国新纳粹组织，提出“白人至上”、“将黑人、犹太人和墨西哥非法移民赶出美国”的口号，煽动“种族圣战”。这些组织还发起“向亚利桑那州进军”运动，自行组织武装巡逻队，打击墨西哥非法移民。在一些政治上比较保守的州，这类极端势力尤其阴魂不散。

　　未来十年内，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美国还将面临白人如何面对从多数种族变成少数种族的问题。20世纪初，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称美国是“上帝专为白人保留的土地”。近几十年来非白人移民的大量增加及其较高的出生率，使美国人口的种族构成发生很大变化。从1960年到2010年，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从11％上升到25.2％，白人比例则下降到72.4％。如果按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族裔划分(将拉美裔归入少数族裔)规则，则少数族裔目前已超过美国人口的1/3。统计表明，从2000年到2010年，拉美裔人口从3530万猛增到5050万，增长率高达43％，目前已占美国总人口的16％。同期白人增长率仅为1％，人口占比从69％下降至64％。(13)从各州看，少数族裔人口在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夏威夷和华盛顿特区已占当地人口的多数，在另外至少12个州已超过当地人口总数的1/3。美国人口普查局预计，到2042年，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将过半，2050年非拉美裔白人比例将下降到46％。少数族裔人口的增长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一度引起塞缪尔·亨廷顿等美国文化保守派的忧虑。(14)他们针对拉美裔尤其是墨西哥裔冲击美国主流文化和国家认同发出的“警世恒言”可能有些反应过度，但真实地反映了部分白人精英的心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都市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威廉·弗雷也称，拉美裔人口的增多一方面带来新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其整体教育水平有待提高。这不仅为美国教育和医疗等社会资源的使用带来新课题，也将对美国政坛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新的文化鸿沟将成为美国社会的新特点，并带来新挑战”(15)。如何在人口族裔结构巨变的背景下继续发挥族裔多元的社会和文化优势，是美国面临的一个长期课题。

　　第四，作为市民社会重要财富的“社会资本”也出现一定的衰减。在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以信任、参与、捐赠和志愿服务为特征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成为美国社会的宝贵财富。美国的市民社会异常发达，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非政府组织具有完善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它们在消除贫困、推动社区发展与改造、预防犯罪、帮助移民和少数族裔、提供医疗与卫生援助、反对酗酒、戒除毒品和防治艾滋病、发展文教事业、保护妇儿权益、为老年人服务和环保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不过美国政治学家巴伯认为，托克维尔时代是美国市民社会最强大的时代，此后随着工业化带来垄断企业，经济领域开始侵蚀市民社会的范围。作为对垄断的回应，政府急剧扩权，使市民社会的范围进一步缩小。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根据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14次全美“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数据，认为这一时期由于通讯技术的进步、郊区化发展、离婚率升高、经济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宗教团体、工会、家长—教师协会、全国妇女俱乐部、童子军、红十字会等组织的成员数量出现下降，美国人参与总统、国会、州长和地方官员选举投票的热情下滑，参与公共事务，如参加镇务或校务公共会议、政治集会和演讲会、在地方组织委员会任职或为某一政党工作的美国人数量也有所减少，平均每年有约100万人不再参与社区事务。(16)学界对美国“社会资本”的变化趋势意见不一。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福列和鲍勃·爱德华兹认为，在传统社团吸引力和影响力下降的同时，各类环保组织、新妇女组织(NOW)、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禁酒俱乐部、读书会等一些新的社团组织兴起，它们在促进市民社区生活、推动社会民主运动和增强政治党派影响的能力不容低估。芝加哥大学教授安德鲁·格利立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指出，美国志愿社会服务工作近15年来呈上升趋势，志愿社会服务的比例是全球最高的。(17)然而，多数美国社会学家认为，美国的“社会资本”过去在世界名列前茅，现在经过几十年退化，相关国际排名已大幅下降，其直接后果是加剧美国政治的冷漠化，导致选民投票率下降，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的热情减退和社会信任感不足等。“9·11事件”后美国公民社会再次出现复兴现象，但这可能更多是出于对外界刺激的临时性反应，其持久性并不令人乐观。

　　二、奥巴马恢复社会活力的改革与挑战

　　美国社会活力走势与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变化息息相关。美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能否维持一个数目庞大、受过良好教育、衣食无忧、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并为年轻人创造更多就业和向上流动的机会；政治革新能否有效调和各利益集团的冲突，并提高施政效率和清除社会积弊的能力；社会文化能否保持多元和宽容的传统而不被保守和极端主义左右等，都关乎美国社会活力的兴衰。金融危机后，美国出现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和民怨高涨等现象，这些实际上不仅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更是反恐战争损耗国力、经济发展长期失衡和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的结果，是美国社会失调的表现。奥巴马抓住民众“求新”、“求变”的心理，凭借实现“变革”的竞选方略和出众口才赢得2008年总统大选，其上台后推行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既有很强的反危机特征，也是美国在新时期进行重大社会变革的一次尝试。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于政府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反贫困政策，美国社会在整体福利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呈缩小态势，这一时期也因此被誉为“共享繁荣的年代”。此后，美国进入后工业社会，受科技进步和全球化等因素影响，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而获益的大资产阶级通过保守政府推行有利于自身和限制工会的政策，延长和加剧了这一趋势。里根“劫贫济富”的经济学、小布什为富人减税和放纵金融资本的政策均具有代表性。总体而言，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在经济理念上分别侧重“效率优先”和“注重公平”原则，以劳工、青年人、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少数族裔等为重要选民基础的奥巴马政府自然高举社会公平的大旗。在施政过程中，奥巴马政府以《金融监管改革法》约束金融资本，保护普通消费者权益；通过新能源战略和“促进出口计划”重振实体经济，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回应工会诉求，实施大规模赤字财政刺激经济和创造就业；签署《医保改革法》以扩大医保覆盖面，并致力于降低医疗费用这一“美国长期赤字的最大单一来源”；(18)要求取消对富人的减税和将工作岗位转到国外公司的税收减免，并提出通过培训提高劳工的技能等。(19)可见，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具有鲜明的“扶贫抑富”自由主义倾向，客观上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公正。

　　同时，奥巴马推行相对宽容的移民改革和社会政策，加大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长期看有利于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受“9·11事件”影响，美国移民政策一度收紧，由于手续繁琐、审查严格、排期过长，许多海外优秀人才为获得非移民工作签证或绿卡不得不等10年或更长时间，许多留美学生也失去耐心而选择回国创业。美国《时代》周刊认为，两次经济衰退、美国对移民警觉性增强和国际形象受损，是移民相对减少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平均每年有1.7万名美国高校培养的硕士和博士离开美国，这让美国一些高科技公司明显感到“人才荒”。奥巴马数次推动《综合移民改革》，虽不乏稳定拉美裔选票的政治考虑，但法案放宽在美国获得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硕、博学位的外国人留美条件，为非法移民子女创造合法归化的途径，无疑有助于增强美国的吸引力。(20)此外，奥巴马的党派背景、黑人身份和海外成长经历，决定其推行的社会政策着眼于构建更宽容和谐的族群关系。他解除联邦资助人类干细胞研究的禁令，宣布支持同性恋的合法权利、堕胎权和多元文化主义等，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里根上台后美国社会文化的右倾倾向。尽管奥巴马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雄心勃勃，但执政近三年来效果并不理想。经济疲弱、政治恶斗、社会运动显现，成为美国呈现给外界的“几张不太光彩的图景”。

　　奥巴马恢复社会活力的系列改革面临的挑战相当严峻。首先，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未能推动经济迅速复苏和大幅降低高失业率。在政府扩大开支、全民减税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经济从2008年的零增长和2009年的负增长恢复到2010年2.8％的增长率，但2011年受欧债危机、日本大地震及刺激政策效果减弱等因素影响，其经济增长仅为1.7％。另外，金融稳定计划、美国复苏与再投资计划和住房援助计划等一系列“反危机政策”使美国财政赤字连续三年超过1万亿美元，国债飙升及政治僵局导致主权债务信用历史上首次遭评级机构标普降级。更糟的是，刺激性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局面。尽管根据美国劳工部2012年1月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失业率已降至奥巴马执政以来最低，但仍高居8％以上，失业人口超过1200万人。(21)据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其实际失业率仍在10％以上。另据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统计，美国自2008年底以来工作岗位净流失总数超过1000万个。这意味着即使按照2011年12月的就业恢复速度，美国就业市场仍需要至少7年时间才能达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22)

　　其次，医保改革的前景仍存在较大变数。奥巴马政府不顾共和党和部分民众强烈反对而执意推动医保改革，并在2010年3月通过《患者权益保护和可负担医疗服务法》。2011年初，共和党利用对众议院的控制权通过了废除该法的决议。虽然该决议遭到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否决，但美国政治生态的易变性使实施跨度长达10年的该法案及医改前途充满不确定性。同时，一些州反对医改的势力也提起大量诉讼，部分联邦法官认定该法违宪，更为医改蒙上一层阴影。另外，即使该法案得到有力实施，围绕其能否控制医疗费用失控性上涨的争论仍十分激烈。乐观派认为，该法在扩大医保覆盖面的同时，通过规范医疗保险公司行为、改变支付方式、创造透明和更富竞争性的保险市场等措施，长期来看将节约巨额医疗开支，增强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23)悲观派认为，该法可能加重美国医保体系的负担。(24)另一些经济学家则称医改会节省一定开支，但根本减轻不了美国整体医疗费用继续上涨的压力。随着“婴儿潮”一代接近退休，现有劳动力供养退休者的能力下降，美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将继续膨胀，十年内恐怕会成为更棘手的大麻烦。(25)

　　再次，奥巴马在政治上不仅未能弥合党派分歧，反而因强推改革加剧了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政治极化源于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一致性的丧失，1994年两党把持的府会纷争造成政府部分机构短期关门，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9·11事件”暂时凝聚了美国内共识，但反恐战争久拖不决导致两党相互激烈攻讦。奥巴马执政后呼吁跨党合作共渡难关，但两党不仅在经济刺激计划、金融和医保改革、能源新政和移民改革等重大立法问题上尖锐对立，还围绕年度预算、提高债务上限、削减赤字、税制改革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闹得不可开交。2011年8月两党恶斗险些酿成“美债危机”，一度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国政治失效和宪政危机的疑问，11月份致力于恢复美国财政健康的国会“赤字削减联合特别委员会”也未能就减赤达成协议。政治极化既反映民意对立，又反过来加剧社会分裂。代表右翼民粹运动的“茶党”和代表左翼力量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针锋相对，互不妥协。在政治和社会乱象的背后，跨国公司、金融寡头、军工和石油企业、工会、老年人、失业者和少数族群等利益集团激烈博弈，严重削弱政府的决策和施政效果。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民众对变革的热切期盼，看似为奥巴马提供了“改变华盛顿政治”的契机，但由于其执政根基不牢，受社会根深蒂固的反大政府传统及共和党的牵制，奥巴马无力凝聚共识和破除阻力，实施“脱胎换骨”的改革，反而因民主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丢掉对众议院的控制权，施政环境更为艰难。

　　最后，综合移民改革搁浅使族裔关系的深层次矛盾无法解决。因共和党议员的反对，奥巴马钟情的移民改革未能列入国会议程。即使作为改革一部分、两党具有较大共识的《未成年外国人发展解救和教育法》(又称“梦想法”)也于2010年12月在参议院遭拒，这令本应从该法案受益的120万非法移民的子女“陷入危机”。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家罗伯托·戈恩扎莱什称，这些学生中很多虽学业优秀，但因无法获得工作许可，一些取得学位的移民只能在餐馆打杂或在办公楼做保洁，这无疑是一种人才浪费。(26)在两党争论移民改革得失期间，亚利桑那州在2010年初出台了“最严苛的打击非法移民法案”，激起拉美裔团体、移民团体和民权团体的强烈抗议，全美70多座城市爆发集会和示威活动。迫于压力，联邦法院否决了该法案，但这并未平息支持和反对移民改革的两党博弈和社会对抗。(27)围绕移民改革的分歧由于涉及选举政治、联邦与州关系、社会情绪和改革具体路径等多重因素，短期内很难达成妥协。《综合移民改革法》的难产，还使制约美国吸纳优秀移民的障碍继续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移民优势的发挥。

　　三、美国社会活力的走势

　　社会生态系统的运行既得益于又受制于该系统的结构性因素，同时还要受系统外环境的影响。考察美国社会的走势，在关注其当前弊病和困境的同时，还需将其放在国际环境和美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来分析。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不可阻挡的背景下，技术进步和国际产业分工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构成一定压力，如何推动经济加快增长，并走出无就业复苏的泥潭，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西方国家整体发展缓慢、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如何在短期经济发展与长期财政健康、在削减福利开支与维护社会稳定、在削减军事开支与确保世界领导地位之间保持平衡，是美国面临的长期课题。不过，虽然面临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多重困境，但美国谋求“脱困”和“重振雄风”的意图和能力仍然十分强健。实际上，美国经济虽然会继续受到高失业率和“双赤字”等问题的困扰，但凭借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尤其是其对国际经济和金融规则的主导权，美国尚能维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保持经济持续复苏势头。同时，美国正通过可控性的货币战和贸易战加速转嫁危机，提振实体经济以扩大出口，倚重新能源产业抢占新经济制高点，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也在增长。另外，政治生态的极化并未导致美国政治体制失效，两党的“路线之争”并未触及两党制、选举制和三权分立等宪政根基，在事关政府运转、主权信用、金融稳定等重大问题上各方仍在寻求妥协。从2008年至今，这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给人留下危机从金融领域扩散至经济领域、从政治层面蔓延至社会层面的印象，但美国的社会分裂并未真正传导至种族关系层面。左、右翼群众运动的规模、烈度和持续性尚未达到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程度，其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仍然温和可控。对当下的美国来说，只要中产阶级仍然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社会流动性没有枯竭，社会安全网也仍然有效，美国的种族和宗教极端主义便不会有大规模蔓延滋生的土壤，社会运动也难以冲击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破坏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一定规模的社会运动对美国来说并非坏事。自内战结束以来，美国虽经历各种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种族冲突和对外战争，但都成功避免了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其他方式的无序政权更替。当社会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处在社会下层的弱势群体、自由派知识分子甚至舆论便会激荡起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推动美国政府不断进行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社会改良。20世纪在美国历史上留下印记的“进步主义改革”、“罗斯福新政”、民权运动和“伟大社会”等运动和立法，有效缓和了社会矛盾，解决了美国在自由资本主义、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几个阶段面临的问题。冷战后美国本应进行周期性变革，但因坐享“冷战红利”带来的丰厚回报，“9·11事件”后又忙于反恐和战略扩张，未能解决全球化时代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中产生的问题，致使国内结构性矛盾凸显。(28)在金融危机的催逼下，奥巴马的改革无疑是一次“迟来的”、“被迫的”社会改良，而风声渐起的抗议活动，尤其是左翼群众运动至少将对美国的政治体系构成一定压力，迫使两党加快妥协。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美国社会保持活力的一些“法宝”仍在。例如，美国的“社会资本”虽有一定萎缩，但并未出现大幅下滑，美国人的捐助热情和慈善机构仍享誉海外。尤其是教堂和教会作为美国“社会资本”的最大源泉，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公民素质和增强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着巨大而独特的作用。尽管“9·11”事件后美国接收高技术移民和留学生的数量有所下降，但2005年后全球赴美留学生已出现明显增长，这表明美国社会对海外学生仍保持着巨大的吸引力。(29)移民在历史上为美国提供了大批成熟的劳动力和强大的智力资源，在当前美国确保“创新优势”的过程中仍功不可没。2006年，外国留学生和移民占到了美国当年理学和工学博士的40％、计算机科学博士的65％，从事博士后研究的60％和科研人员的近一半。移民在专利申请、工程和技术公司创建中也表现优异。(29)美国《新闻周刊》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今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能否实现新突破……取决于政府推行什么样的移民政策。(30)由于美国的高等教育保持着极强的竞争力，世界多数国家留学生的首选目的地仍是美国。而只要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不变，美国仍将在科技和创新中遥遥领先。

　　从国际比较和中长期看，美国社会的竞争优势还体现在人口上。根据2010年美国的人口普查，全美人口已超过3亿，到2050年将超过4亿。在全球面临人口爆炸、资源紧缺和环境恶化的背景下，美国并没有面临人口学意义上的负担。在俄罗斯人口和出生率双重下降、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终结和老龄化加速、印度在坐收“人口红利”时面临“高失业风险”的背景下，(32)美国人口规模适中、增长合理、中位年龄轻和素质高的优势正逐渐显现。单就人口年龄结构而言，虽然主要发达国家均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放缓和国力下降的趋势，但美国的人口出生率目前仍达到每位妇女生2.01个孩子的水平，位列主要发达国家之首。较高的生育率和年轻移民的加入，将使美国成为本世纪最年轻的发达国家之一。2009年，美国的中位年龄为36.5岁，而日本和欧洲分别为44.4岁和37.7岁。预计到2050年，美国的中位年龄为41.7岁，日本和欧洲则分别上升至55.1岁和52.7岁，相差分别在10岁以上。(33)未来几十年，在主要发达国家，只有美国的人口和劳动力规模会有比较明显的增加，这将在劳动生产率、社会福利成本、经济前景及地缘政治等领域进一步提升美国在西方阵营中的领导地位。(34)

　　结语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活力的核心在于适应性变革。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几十年内无人可以撼动，但若其无法及时应对全球化和自身社会的一些挑战，无法顺势而为地推动周期性变革，美国社会的失血现象还将继续。奥巴马政府全力推动美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大调整，完善国内治理并提高国际竞争力，但其改革遭遇强大的政治和社会挑战。2012年的大选，是美国人对奥巴马执政得失的评判和对国家未来发展路线的一次抉择，因此它既是观察奥巴马总统本人政治命运和美国政治生态变化的窗口，也是把握“美国向何处去”的一个重要节点。美国社会未来的发展走势，将取决于其经济前景、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与互动。

　　注释：

　　①Sabrina Tavernise, "Soaring Poverty Casts Spotlight on 'Lost Decade'",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2011; Michael Fletcher, "Nearly one in six in poverty in U. S; children hit hard, Census says",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3, 2011.

　　②Dennis Gilbert,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in an Age of Growing Inequality, Pine Forge Press, 2011, pp. 249-251;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0",http://www.census.gov/prod/2011pubs/p60-239.pdf. (上网时间：2012年8月10日)

　　③Sabrina Tavernise, "Soaring Poverty Casts Spotlight on 'Lost Decade'",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2011.

　　④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preview: The rich get richer", December 22, 2010,http://www.epi.org/economic_snapshots/entry/the_rich_get_richer/. (上网时间：2011年7月10日)

　　⑤［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译：《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2－273页。

　　⑥Paul Krugman, "Panic of the Plutocrat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9, 2011.

　　⑦丁晓、饶文军著：《美国经济的困境》，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4页。

　　⑧"How Does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e", OECD Health Data 2011,http://www.oecd.org/document/46/0,3746,en_2649_34631_34971438_1_1_1_1,00.html. (上网时间：2011年11月8日)

　　⑨黄平、倪峰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4页。

　　⑩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Budget Options Volume I Health Care, December 2008, p. 1.

　　(11)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on Health Care, September 9, 2009,http://www.whitehouse.gov/video/President-Obama-Address-to-Congress-on-Health-Insurance-Reform#transcript; Toni Johnson, "Healthcare Costs and U. S. Competitiveness", March 23, 2010,http://www.cfr.org/health-science-and-technology/healthcare-costs-us-competitiveness/p13325. (上网时间：2011年10月5日)

　　(12)Molefi Kete Asante, Erasing Racism: The Survival of the American Nation, Prometheus Books, 2009, pp. 58-63.

　　(13)2010 Census Briefs, Overview of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 2010, March 2011, pp. 3-4.

　　(14)［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62－268页。

　　(15)温宪、张旸：“美国人口结构出现重大变化，白人或将成少数民族”，2011年4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4/07/c_121274543.htm. (上网时间：2011年10月5日)

　　(16)Robert D. Putnam,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28, No. 4, Dec. 1995, pp. 664-683.

　　(17)Michael W. Foley & Bob Edwards, "Paradox of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6, pp. 38-52; Andrew Greeley, "The Other America", American Prospect, May-June 1997, pp. 68-73.

　　(18)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Union Address, January 25, 2011,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1/25/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上网时间：2011年10月5日)

　　(19)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4, 2012,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01/24/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上网时间：2012年2月8日)

　　(20)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July 1, 2010,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comprehensive-immigration-reform. (上网时间：2011年7月10日)

　　(21)Statement by Secretary of Labor Hilda L. Solis on January employment numbers,http://www.dol.gov/opa/media/press/opa/OPA20120231.htm. (上网时间：2012年2月8日)

　　(22)“内外交困：2012年美国经济继续沉沦”2011年12月19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57278/16642591.html. (上网时间：2012年2月8日)

　　(23)Peter Orszag, "How Health Cared Can Save or Sink America: The Case for Reform and Fiscal Sustainabilit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1, pp. 52-56.

　　(24)Michael Tanner and Chris Edwards, "Will Obama Raise Middle-Class Taxes to Fund Health Care?", Tax and Budget Bulletin, No. 57, June 2009 (Cato Institute).

　　(25)参见丁晓、饶文军著：《美国经济的困境》，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6－69页。

　　(26)Julia Preston, "After a False Dawn, Anxiety for Illegal Immigrant Student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8, 2011.

　　(27)Edward Alden, Bernard L. Schwartz, "Immigration Ruling Correct, But 'Civil War' Remains", July 28, 2010,http://www.cfr.org/publication/22722/immigration_ruling_correct_but_civil_war_remains.html. (上网时间：2011年8月10日)

　　(28)袁鹏：“美国体制危机十年前就开始了”，《环球时报》，2011年9月14日，第14版。

　　(29)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pen Doors 2011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November 14, 2011, p. 5.

　　(30)Edward Alden, eds., U. S. Immigration Policy, Independent Task Force Report No. 63,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 19.

　　(31)［美］法里德·扎卡里亚著，赵广成、林民旺译：《后美国世界》，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192－193页。

　　(32)［美］罗伯特·夏皮罗著，刘纯毅译：《下一轮全球趋势》，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60－61页；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前景》，2008年订正本，第29－32页；Richard Jackson, Neil Howe, and Keisuke Nakashima, Global Aging and the Future of Emerging Markets, CSIS, 2011, pp. 17-24.

　　(3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前景》2008年订正本，第29－32页。

　　(34)［美］罗伯特·夏皮罗著，刘纯毅译：《下一轮全球趋势》，第36－43页；Richard Jackson, Neil Howe, The Graying of the Groat Powers: Demography and Geo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Major Findings of the Report, CSIS, 2008, p.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