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1927—1989)把自己比喻为仙人掌,自称独居于沙漠的“仙人掌爱德”(Cactus Ed)。他是一株多刺的仙人掌:激烈地批判美国和整个西方的反生态文化,毫不留情地挖掘出导致人类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他还是一株巨大的树形仙人掌
[i],饱含丰富的生态思想。诚如生态文学研究者斯洛维克所指出的那样,艾比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激发了‘地球优先!’那样的大众环保运动”,而在于其作品所蕴含的更深层和“更普适的”生态思想。[ii] 艾比对唯发展主义的批判是他对生态文学和整个生态思潮最大的贡献,为当今人类认真反思以往的发展和发展观、确立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进而消除生态危机、健康生存和持续发展,提供了急需的、很有借鉴意义的思想资源。
艾比对唯发展主义的批判及其全部生态思想都建立在对大自然深刻的爱之上。艾比一生酷爱沙漠。他曾经这样表达他的这种爱:“我从看到它的第一眼就爱上了它。沙漠,所有沙漠,任何一处沙漠。无论我的头和脚在哪里,我的心都留在沙漠,留在那纯净的、真实的、舒适的岩石上。”[iii] 艾比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居住在美国西南部沙漠里,城市里的工作和生活他完全不能适应。在1962年10月20日的日记里艾比写道,他要住在“明亮开阔的西南部”而不是“冒着烟的钢铁沼泽”。他要做“人的工作”,用他的双手和他的身体,在“野外的空气中和阳光下”工作;而不是“整日坐在头上悬压着天花板的办公室里,领带勒紧脖子,身边是一大群不断传递纸张和按压电话键的中年男人”。[iv]
在其最著名的散文作品《沙漠独居者》(Desert Solitaire,1968)[v] 里,艾比生动感人地描写了他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关系和他对自然深刻的爱,艺术地展示出让一些读者匪夷所思的、又是另一些读者梦寐以求的伊甸园一般的荒野生活:
牛蛇和我相处得很融洽。……我把他拿起来搭在胳膊或脖子上,他毫不抗拒。带他到户外的寒风和阳光里,他却更喜欢躲在我的衬衫里面,盘在我腰上,歇息在我腰带上。有时他也会从我的衬衣纽扣中间探出头来,观察一下天气,这情景让那些碰巧看到的游客惊讶和欣喜不已。他的蛇皮干爽而光滑,摸起来很舒服。当然,作为冷血动物,他的体温是从周围环境获取的——在我身上时就从我身体获取。我们就这样和谐相处。我认为,我们互为朋友。[vi]
……在瀑布下面的水塘边做了几天梦,像亚当一样在棉白杨树下裸体漫步,巡视我的仙人掌园。日子变得原始、奇特和费解——一种原罪的因素弥漫在流动的时间中。在似醉似幻的时光里,像道家的庄子梦蝶一样,我也挂念着蝴蝶。那里也有一条蛇,一条红蛇,住在泉溪的岩石间,我总在那里灌满我的水壶,每次去的时候它都在那儿,或是在石间滑来滑去,或是停下来用它充满暗示的舌头和朦胧、不安、原始的眼神迷惑我。那该死的眼睛!我猜我们都把对方看透了。[vii]
在散文《旅途的悲伤》(The Sorrows of Travel)里,艾比饱含深情地叙述了对融入自然的渴望:
我想拥抱这荒漠群山,同时拥抱并且全部拥抱;然而我越是努力地去做这样的交流,它们就越发神秘莫测和难以捉摸,梦一般地从我的怀里溜去。难道这种渴望只能在死后得到满足?人类的意识里似乎有些东西使我们永远只能做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旁观者。……一个作家的墓志铭:他深爱这个星球、这个大地,但他的爱却永远不能完全满足。[viii]
艾比在思考: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东西在阻碍着我们与自然万物平等地、亲密地交流?人类中心主义?无止境的欲望?唯发展主义?艾比一生和他的所有创作都在试图冲破这些阻碍,实现与自然真正的融合。
对唯发展主义的批判贯穿了艾比的整个创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大多数美国人正在为“美国梦”而打拼的时代,艾比就指出,“为发展而发展”(the growth for the sake of growth)已经成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激情或欲望,却没有人看出这种唯发展主义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ix]。在《沙漠独居者》里,艾比再次斩钉截铁地下了断言:“为发展而发展是癌细胞的疯狂裂变和扩散。”[x] 艾比影响最大的小说《有意破坏帮》(The Monkey Wrench Gang,1975)塑造了一群生态英雄,他们试图阻止摧毁了美国西南部荒野、打破了生态平衡的“发展”。在这部作品里艾比再次提出,必须“想方设法阻止或减缓技术统治的强化,阻止或减缓为发展而发展、阻止或减缓癌细胞意识形态的扩散”[xi]。在其晚年的散文集《请珍惜生命》(One Life at a Time, Please,1987)里,艾比又一次强调:“为发展而发展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xii] 在艾比看来,唯发展主义的发展,带给人类的不是阳光而是乌云;这种“发展观”将推动现代文明从糟糕走向更糟,导致“过度发展的危机”(crises of overdevelopment),并最终使人类成为“过度发展”的牺牲品。[xiii]
学界一般认为,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罗马俱乐部首先对“增长癖文化”提出质疑和批判(代表作为米都斯的《增长的极限》);事实上,艾比的批判不仅在时间上至少要早10年,而且更加严厉、更为深刻。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艾比把唯发展主义称作一种意识形态,而绝不仅仅是具体的方针策略或发展模式。“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作为一种文艺观和生活观,指导着一批作家的文学创作;“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指导的则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长时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大政方针和社会走向。如果这种意识形态出了问题,那绝对不是小问题,很可能造成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灾难。
发展有制约 诚如任何一种生物都有其生存与进化的权利一样,人类作为这个星球的一个物种,自然也具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批判唯发展主义决不意味着完全否定人的发展,更不意味着反人类;而是要揭示出这种发展至上的意识形态所存在的严重谬误。唯发展主义的第一个错误是严重忽视了发展的前提,即发展必须首先满足的制约性条件。保证当代人安全、健康的生活,保证子孙后代基本的生存条件,就是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所有的发展只能是在此制约下的发展。然而,唯发展主义者“用了不到三十年,就使西南部的所有城市空气质量全部超标”,以至于“在阿尔布开克市,孩子们下午放学后都不能在露天玩耍”,因为有毒气体会严重“伤害他们弱小的肺部”;用了不到三十年就使几乎所有的食品含有各种各样的毒素,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受到毒害 [xiv]。
人的尊严包含着健康生存的尊严;人的生存权包含着环境权。在高度污染的环境里、在各种各样的致病物质和致命物质的围攻下担惊受怕地生活的人没有尊严;在干净、安全的环境里健康生存的权利,是不能被再高水准的富裕发达、再快速的经济发展所取代的。莎士比亚说,“在理性上人是多么高贵(noble)”;然而在生态危机的现实里我们却经常发现:在严重污染的环境里人是多么卑微(ignoble)!正因为如此,艾比才激愤地说——
如果一个人在饮用自己国家的河水和溪水时都会担心害怕,那么,那个国家无论如何都不适合它的国民生活了。移民的时刻到来了,去找另一个国家吧,或者——以杰弗逊的名义——去创造另一个国家吧。[xv]
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所有生物生存条件的持续存有,至少得保证生态不再继续恶化,是发展的另一个必备前提。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要生活得越来越舒适,本来无可厚非;但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生态危机告诉我们,人对物质的无限需求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承载力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既然人类不可能脱离生态系统而存活,既然现在看来还不可能在地球生态系统总崩溃之前建造出人造的生态系统或迁移到另一个星球;那么,人类目前就只有一个选择:以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来限制物质需求和经济发展。正因为如此艾比才指出,无视生态承载力的发展是“一架发了疯的机器,一架专家不能理解、经理不能管理的机器。更为严重的是,这架巨大的机器正在迅速地将世界的资源吞噬殆尽。”[xvi]
艾比特别严厉地批判了汽车工业和整个汽车社会:“汽车最初是作为方便交通的工具来使用的,可是现在它已经变成嗜血的暴君(每年夺去五万条生命),发动一场抵制汽车的运动,不仅是公园管理机构的责任,也是每一位关注荒野保护和文明保护的公民的责任。汽车产业几乎成功地使我们的城市窒息,我们一定不能让它再毁了我们的国家公园”[xvii]。汽车这个嗜血恶魔不仅吞噬了大量的生命(包括人类和动植物),而且穷尽性地消耗着这个星球经过数百万年、甚至数千万年演化才生成的有限的石油资源。它不只是人类的恶魔,更是整个生态系统的恶魔。汽车社会使得汽车的工具性越来越多地被它的奢侈性所取代,越来越多地被汽车工业的利益最大化和汽车社会的自足性所取代。决定着汽车急剧膨胀的主要原因,已经不是人类基本和适度的(指在生态系统可承载限度内)交通需要,而是汽车工业的需要和汽车社会的奢侈生活的需要。这个需要以几何级数迅速地恶性膨胀,并且即将超越不可再生能源的供给极限。
艾比进一步断言:“一个只求扩张或者只求超越极限的经济体制是绝对错误的。”[xviii] 疯狂的、非理性的、没有制约的发展,可以用一种意象来象征:加速度冲进大气层发出耀眼光芒同时迅速烧尽自己的陨石。当然,生态的制约可以是动态的、相对的,即随着人类在开发替代资源、治理污染、重建生态平衡等方面的不断进展,生态对发展的制约可能不断放宽;但制约却是必需的、绝对的。没有刹车只有油门的发展无异于直奔死亡。人类(包括后代人)的健康存活和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就是发展的制动器。
发展非目的 艾比的反对者和批评者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发展是美国一切事物的目的。”[xix] 艾比对此的反驳是:发展绝对不是目的!唯发展主义第二个、也是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把发展本身当成了目的,即为发展而发展,或者说以发展为中心、为第一要务。从根本上说,发展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人为发展服务。发展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过程或手段。发展的目的是:人更安全、更健康、更舒适的生存,更自由、更解放、精神更为充实、人格更加完善。发展的目的化,必然导致发展的自足化和发展的异化。发展异变成一个对人具有极大压迫力的自足体,必然会要求甚至迫使人为其牺牲最基本的权利,诸如健康生存的权利、公平对待的权利等。艾比明确地指出,为发展而发展这种本末倒置的意识形态必然会牺牲人类最主要的追求和最重要的普适价值。“为了更大的发展,我们必须放弃一些最重要的品质,而正是那些品质保证了我们高水准的文明生活成为可能。……为了更大的发展,我们将我们所珍惜的价值……转化成有权势的少数人膨胀的银行账户,这个少数群体包括土地投机商、掠夺土地的开发商、银行家、汽车经销商和大型商场贪婪的老板,他们眼里只有利润。”[xx]
艾比还清醒地意识到:唯发展主义者要牺牲这些珍贵的普适价值、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展,其更深层的动机也并非发展本身;以发展中心、以发展为目的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幌子,掩盖的是不光彩的其他目的和企图。艾比指出,其真实目的有二:一是满足贪欲,二是保持、巩固和强化既得的权势利益。艾比在70年代就断言,如此“不断发展和最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其真正目的之一就是“给我们更多满足”[xxi]。在其最后一部小说《海都克还活着!》(Hayduke Lives! 1989)里,艾比又形象地描绘了唯发展论者的真实面目:这个名叫毕晓普·洛夫的发展偏执狂,整天沉醉在技术工业幻想(the techno-industrial fantasies)和发展白日梦(the daydream of growth)当中,“总在盘算如何改变自然、重组自然、开发自然、规划自然和征服自然”。他要“享受发展、富裕和进步的愉悦”,纵使发展的结果是“人们挤在狭窄的空间里生活,被烟雾笼罩,到处都是犯罪、噪声、毒品、警察、交通拥堵、疾病、心脏移植、双头畸形儿、脑积水早产儿、无休止的冲突、难以抑制的仇恨、不断强化的烦躁”。这种疯狂的发展的目的就是获得金钱、掠夺财富:“发展。我们要发展。我们要往前走并发展,永远发展,继续发展、向上发展、向前发展、永远向前发展……对我来说,铀闻起来就像金钱,铀闻起来就像工作……我爱这种味道……是的,先生们,我爱金钱的味道。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所谓荒野,那只能招来更多环境主义分子,就像死马招来绿头苍蝇。”[xxii] 对制定出为发展而发展战略的美国政客,艾比的批判更加不留情面:“这样的进程竟然被叫做‘发展’!我们的黑手党一般的寡头政客们根本不关心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他们所考虑的全是其短期利益。”[xxiii] 什么短期利益?艾比后来给予明确回答:他们的权势利益。“为发展而发展;为权力而权力。”[xxiv] 后者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艾比又揭示道:为发展而发展的发展主义者“直截了当、狂妄放肆地鼓吹将残留的最后这点荒原全部清除,彻底地征服自然,从而满足工业的需要——但绝对不是人的需要。这真是一种无所畏惧的想法,其无知和强权简直令人钦佩,支撑它的是整个现代历史。”[xxv] 艾比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不惜一切代价的发展,以牺牲生态平衡和人类健康为代价的发展,迎合的是现代化或工业化的需要,而不是人类真正的需要。人类的需要绝对不等于现代化或工业化的需要,绝不等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人类真正的需要是在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并在自然所能承载的范围内适度和有限地改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里,更加人性化、拥有更多的社会领域里的自由、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和谐平等亲切、精神生活更加充实、人格更加完善。由此可见,发展真的不是目的。如果非要把发展当作目的,那只能重新界定发展,赋予发展全新的内涵。
新的发展观 艾比在《请珍惜生命》一书里阐述了他的发展观。在他看来,真正的发展是向着真正的文明社会的曲折前进,而那真正的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就是发展的主要任务。那些主要标志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开放、多样化、宽容、个人自由和理性为基本价值”,二是“自然界必须被当作平等的伙伴对待”。[xxvi] 以往我们谈论发展,主要指的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即物质生活和物质生产的发展。新的发展观则敦促人们冲出这种局限,向另外两个维度扩展人类的发展观和现实的发展。其一是精神生活的充实丰富和人性人格的解放完善,以及为实现这一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变革——走向更为公正、更为民主、更加自由和更加和谐的社会。这才是人类发展的真谛。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给人带来更多更大更长久的幸福。其二是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进而与自然万物相互依存地和谐共处。这是人类永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检验发展是否科学的又一终极标准(一个是人的标准,一个是生态的标准)。这一标准要求人们以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平衡、和谐、稳定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终极尺度,去评判和修正人类的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所谓科学的发展,不是经济增长和物质生产与消费的科学化,更不是没有明确目的和具体任务的空洞口号,而是以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终极目的——人的自由解放、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标准进行重新审视和修订的发展观。换言之,科学的发展是高水准文明的建设,其主要任务不是物质生产与生活,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样的发展,与人们以往理解的发展完全不同,与唯发展主义的发展截然相反。
在艾比逝世几年后,他的好友杰克·莱夫勒给了他一个很准确的评价:终其一生、“竭尽所能”,以其作品和行动“去阻止那不可抗拒的发展”。[xxvii] 然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艾比对人类能否抛弃唯发展主义并没有足够的信心。他经常说人类现在痛得还不够,很可能要等到垂死之痛来临才会真正醒悟。然而,到那时一切都悔之晚矣,现代文明将灰飞烟灭。1988年艾比曾大胆预言:“不出一百年,美国这个军事-工业国家就将在大地上消失。”[xxviii]“时间和风沙迟早会把西博拉七城市——凤凰城、图森、阿尔布开克及其他所有城市——埋葬在流动的沙丘下,浩劫之后,蓝眼睛的纳瓦霍贝都因人将在那些沙丘上放羊牧马,冬天沿河,夏天进山,有时还会转向沙漠,横跨荒漠走向犹他州的红色峡谷,那里有一些大瀑布从被泥沙淤满的、古老而神秘的大水坝倾泻而下。”[xxix] 未来的人类也许会对那些违反自然规律而建的大水坝遗址百思不得其解,也许会嘲笑我们致命的愚蠢和狂妄,也许会吸取我们的教训;最不幸的是,也许他们还会再一次踏上这条开拓发展——消费享受——再开拓再发展……恶性循环直至生态极限和人类毁灭的不归路。
1989年3月14日,爱德华·艾比离开了人间,埋葬在亚利桑那州西南部卡韦萨普里埃塔荒野。在那里,艾比可以看到他珍爱的沙漠。评论家约翰·科尔说得好——
[i] 树形仙人掌:Saguaro, or Saguaro Cactus,生长在美国西南部沙漠地区的一种巨型仙人掌,呈树形,一般的树形仙人掌都有5抱之粗、30英尺之高,大的可达50英尺之高。
[ii] Scott Slovic, Seeking Awareness in American Nature Writing,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2, p.103.
[iii] James Bishop Jr., Epitaph for A Desert Anarchist, the Life and Legacy of Edward Abbey,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1994, p. 35.
[iv] David Peterson ed., Confessions of a Barbarian: Selections from the Journals of Edward Abbey, 1951—1989, Boston: Little, Brown, 1994, p. 179.
[v] 对Desert Solitaire的翻译,我所见到的有两类:一是李瑞、王彦生、任帅的译本《孤独的沙漠》(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类似的译法还有:程虹在其《寻归荒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里译为“大漠孤行”,赵白生在其文章《生态文学三部曲》(《世界文学》2003年第3期)里译成“孤寂的大漠”。把solitaire当作一个形容词并做孤独或孤寂解是有问题的。solitaire这个词,基本上只能看作一个名词,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它可以与主要作为形容词的solitary相通:在古法语里(源自拉丁语)。二是台湾译者唐勤的译本《沙漠隐士》(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0年)。译成“隐士”从字面上看虽然不错,solitaire确实有“隐士、遁世者、独居者”的含义,但很容易使读者将其与中国古代的隐士联系起来,而艾比这位生态文学作家到沙漠独居与古代中国的隐士的归隐,在目的、思想、情绪、意义等方面完全不同。
我自己曾经把此书译为“珍贵的沙漠”。之所以这样译,是因为solitaire作为名词的主要含义之一是指单一的一块宝石或钻石,还因为我细读全书后发现艾比在书中反复强调荒漠对人类的重要性,荒漠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不能离开沙漠而健康生存,而且,艾比反复说他独自一人在沙漠里并不孤独,相反非常快乐(这一点和梭罗很类似)。鉴于这些情况,我觉得全书的中心意旨是强调沙漠(作为未受人类破坏的自然原生态的象征)对于人类和文明的重要性,作为意译的书名可以在“沙漠宝石”之直译的基础上进行释意。“沙漠宝石”保留了原文名词加名词的结构,而且是一个很美、很有诗意的象征:如果我们从高空看下来,那片闪光的沙漠不正像一块镶嵌在大地上的宝石吗?此外书名不应该有孤独或孤寂的含义。事实上,我以前已经做了一些解释:“人不仅仅有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还有更高层次的、也是确保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需要、人格需要和审美需要。要满足这些需要,就应当控制人的物质层面的欲望,使生活尽量简单化,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经常重返未被人类改造和破坏的、原始状态的自然,而沙漠就是其中的一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沙漠是极其珍贵的,是一块巨大的宝石”(见拙著《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47页)。
在对艾比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之后,我觉得还是翻译成“沙漠独居者”或“荒漠独居者” 更为准确。我找到了一些足以证明艾比最初意思的证据:早在这本书出版的10年前、艾比开始计划这部书的写作时,就决定要用“Solitaire”作书名的核心部分(James M. Cahalan, Edward Abbey; A Life,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1, p. 102.)。在1963年元月的一篇日记里,艾比又谈到这本书的构思,并且给这本书命名为“《沙漠里的独居者(日记) 》”——Solitaire in the Desert (a journal)(David Peterson ed., Confessions of a Barbarian: Selections from the Journals of Edward Abbey, 1951—1989, Boston: Little, Brown, 1994, p. 185.),很明显,这里也是把Solitaire当名词用的。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在沙漠里的独居者”。同理,艾比在1987年发表的散文River Solitaire也应当翻译成《河上独居者》。
[vi] Edward Abbey, Desert Solitaire, A Season in the Wilderne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1990, p. 19.
[vii] Edward Abbey, Desert Solitaire, A Season in the Wilderne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1990, p.200.
[viii] James Bishop Jr., Epitaph for A Desert Anarchist, the Life and Legacy of Edward Abbey,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1994, p. 181.
[ix] James Bishop Jr., Epitaph for A Desert Anarchist, the Life and Legacy of Edward Abbey,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1994, p. 20.
[x] Edward Abbey, Desert Solitaire, A Season in the Wilderne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0, p. 127.
[xi] Edward Abbey, The Monkey Wrench Gang,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75, p. 207.
[xii] James Bishop Jr., Epitaph for A Desert Anarchist, the Life and Legacy of Edward Abbey,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1994, p. 190.
[xiii] James A. Papa, Jr.: “The Politics of Leisure: ‘Industrial Tourism’ in Edward Abbey’s Desert Solitaire”, Peter Quigley ed.: Coyote in the Maze: Tracking Edward Abbey in a World of Words,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8, pp. 319—324.
[xiv] Edward Abbey, The Monkey Wrench Gang,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75, p. 214.
[xv] Edward Abbey, Desert Solitaire, A Season in the Wilderne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0, p. 162.
[xvi] James Bishop Jr., Epitaph for A Desert Anarchist, the Life and Legacy of Edward Abbey,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1994, p. 36.
[xvii] Edward Abbey, Desert Solitaire, A Season in the Wilderne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0, p. 52.
[xviii] Edward Abbey, Desert Solitaire, A Season in the Wilderne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0, p. 127.
[xix] James Bishop Jr., Epitaph for A Desert Anarchist, the Life and Legacy of Edward Abbey,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1994, p. 88.
[xx] James Bishop Jr., Epitaph for A Desert Anarchist, the Life and Legacy of Edward Abbey,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1994, pp. 189—190.
[xxi] Edward Abbey, The Monkey Wrench Gang,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75, p. 2.
[xxii] Edward Abbey, Hayduke Live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90, pp. 135, 138, 22.
[xxiii] James Bishop Jr., Epitaph for A Desert Anarchist, the Life and Legacy of Edward Abbey,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1994, p. 110.
[xxiv] Edward Abbey, The Monkey Wrench Gang,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975, p. 61.
[xxv] Edward Abbey, Desert Solitaire, A Season in the Wilderne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0, p. 47.
[xxvi] Edward Abbey, One Life at a Time, Please, New York: Henry Halt and Company Publishers, 1988, pp. 179—180.
[xxvii] Jack Loeffler, “Edward Abbey, Anarchism and the Environment”, Western American Literature 28:1 (May 1993),p. 48.
[xxviii] Peter Quigley ed., Coyote in the Maze: Tracking Edward Abbey in a World of Words,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8, p.116.
[xxix] Edward Abbey, Desert Solitaire, A Season in the Wilderne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0, p. 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