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县域经济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县域社会却没有被社会学所关注，更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事实上县域社会作为基层社会，大大丰富了传统的社区概念，县域社会研究弥补了传统社区研究的不足。因此，县域社会研究是中国社会学有待开发的富矿。这里仅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和分析，期待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涌现。

　　关 键 词：基层社会/县域社会/社区研究

　　不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政府有关文件里，都会碰到基层社会这样的说法和提法，但是细究起来，人们却会问这样的问题：基层社会指的是什么？它有没有范围？为什么说是基层社会？基层社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研究单位或对象，会有什么样的理论、实践和方法价值？又如何将它作为一个研究单位进行研究？在此基于长时间在县域社会开展调查以及相应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试着作出一些思考和分析。

　　一、县域作为基层社会的理由和价值

　　基层是一个被各个政府部门所普遍使用的概念，但是究竟什么是基层？人们对此思考的比较少，相关研究也不多，都在模糊地使用。有一次出差到某地，碰到在当地一所大学任教的一位教授朋友，他对我说：“欢迎你到我们基层调研”。如果对方是一位乡镇干部说这样的话，我不会惊讶，因为我在经常出差的过程中都会听到这样的话，地方的领导干部都把从北京来的人当作从“中央”来的，而他们自认为在基层，同样上级来的人也经常用基层称呼下面。由于长期如此互动，所以，在北京碰到一些朋友相互问候时经常会说：“最近是否到基层调研过？”长此以往，基层便成了在北京工作的人之口头语。可是在大学同仁之间却少有这样的习惯，所以就觉得这位教授是在开玩笑，因为彼此太熟了，在以前的交往中也会经常如此，后来他告诉我们，之前我们单位有个同事给他打电话，请他帮助完成一个问卷调查，一张口就说：“我想请你们基层帮忙。”这位教授对此耿耿于怀，认为我们这位同事用习惯了的语言对他这么说，似乎有点高高在上，好像是中央领导对地方干部所说的话。当然，有意还是无意都没有关系，反正对北京人来说，似乎外地都是基层，就如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乡下人一样。尽管我们经常使用“基层”这个说法，却没有仔细琢磨这个概念的准确含义，所以，同事对另一个大学的朋友说“你们基层”便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在此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基层”这个话题和话语。

　　(一)县域与基层社会

　　在中国知网的检索中，只找到1篇详细讨论基层概念的论文。王乐夫认为：那些把基层等同于乡镇和乡镇政权的看法是不对的，所谓基层就是指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基础，是国家和社会管理体系的最底层，直接性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直接面对老百姓，接受老百姓监督[1]。那么基层社会又是什么呢？

　　王乐夫还是从行政等级视角看待基层的，而基层与基层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拿基层来说，什么是直接性？乡镇固然是直接面向老百姓，那么县难道不是直接面向老百姓吗？社会学中的一些概念可以为我们思考基层社会提供参照。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社区概念。虽然迄今为止，社会学对社区概念究竟是什么，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其基本内涵并没有脱离最早提出者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看法。他认为：社区(有时被翻译为共同体)就是“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我们这样认为)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2]。在社区中人们有着亲密的关系、强烈的归属感、共同的文化等。玛格丽特·惠特利(Margaret J.Wheatley)和梅隆·凯尔纳-罗杰斯(Myron Kellner-Rogers)认为：动物和人类都有寻求社区的需求，“在我们的周围有一些社区知道如何通过各自的多样性彼此联系，并成功地建立了长期持续的关系。这些社区就是被称之为‘生态系统’的关系网络。自然界中这种社区无处不在，差别迥异的个体生活在其中，其生活方式既有利于个体，又支持着整个系统。”[3]在滕尼斯看来，社会是大众的，没有亲密关系的。后来的社区研究对社区内涵做了不少的扩充和丰富。芝加哥学派强调社区研究，更多地把社区作为一个区域性人文生态系统。费孝通则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认为：社区指人们一天活动的范围，比如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生活生产范围。施坚雅在研究中国时发现，一个村庄不是一个社区，社区是由基层市场所决定的，称之为基层市场社区：“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论证的是农民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4]显然，施坚雅的社区概念已经完全不同于滕尼斯当初提出的那个概念，缺少了亲密性、共同归属感等，而更多的是基于经济交往和生活需求之上。

　　在中国的当代实践中，社区的概念有了更多的变化，成为一个行政管理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谈论社区，实际上指的就是社区居委会，现在有的地方把农村居委会也视为社区。大家都知道，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在法律上是一种自治组织，但是，现实中，它们承担着行政任务，为政府办事，而自治的功能很弱，通常被称之为自治组织“行政化”。在这些自治组织名下还挂靠着一些所谓的社区组织，但是，它们的自组织能力很差，大部分属于政府要求社区组建的。一些地方政府也看到了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不符合法律规定，试图进行一些改革，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这些自治组织已经形成了对政府高度的路径依赖，若真的让它们独立自治，它们就不知道该如何开展工作。这样的社区对居民有一些作用，但并不是学术上所认为的那样的社区作用。

　　不管是滕尼斯所说的社区，还是芝加哥所研究的社区以及后来在中国演化为行政性质的社区，都构成了基层社会的主要部分，但是，它们都不能涵盖基层社会的所有内容。滕尼斯的社区更多的是在相对封闭的、不流动状态下的一种共同生活形态，正如他所说的：社区是过去的，社会是新的。事实上随着科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发展，滕尼斯所说的社区概念受到很大冲击，人们的活动空间和方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例如出现了所谓的以网络为载体的虚拟社区。社区的边界、内容、运行方式都与以前有很大的差异和变化。施坚雅看到了市场在社区的作用，认为市场就是一个社会体系，而市场可以有基层市场、中间市场和更高层次的市场，一个基层市场一般涵盖18个村庄左右[4]。施坚雅研究的是民国时期四川的农村基层社会体系，他给我们的理论启示是：基层社会并不是滕尼斯那样的社区，而是基于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基层市场，那么基层社会可能不限于经济活动，而且可能还涉及其他活动，不能像王乐夫认为的那样仅仅从管理角度去看待基层。与20世纪研究四川的那个年代相比，即使在中国基层，人们日常的经常性活动(包括经济活动)不再限于18个村庄范围，而是有了大幅的扩大。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通常人们都在一个县域范围内开展其日常活动，县域由此成为基层社会。

　　在我们看来，基层社会不仅仅意味着是整个社会的基础，而且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基本上能满足人们的大部分生活、生产、发展、享受等需求。虽然现在不少人跨越县域(或区域)外出务工经商，但是留在当地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县域(区域)范围内开展活动，建构其社会关系，实现需求的满足。在我国大部分县、区，已经实现了村村通公路，不少县已经实现了公交全覆盖，而在城市部分就更不用说，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活动。如果按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1天活动半径而言，在1个县域内都可以完成，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只能在1～2个乡镇范围或者18个村左右的范围内做到。虽然乡镇依然是集市和商贸中心，但是，县城(包括区所在地)则是最大的现代经济活动中心，只有在那里才能完成现代化生活需求，比如买高档家电满足对现代化商品的需求，有着高质量的医院满足现代化医疗服务需求，等等。

　　与此同时，将县域视为基层社会的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县区市是当前中国独立的、完整的基层行政单元。按法律规定，乡镇应该是最基层的政府，但是，这一级政府是不完整的、不独立的，没有自主的财政权，没有多少决策权，许多职能和权力都被县一级政府收走了，特别是财政权，因此乡镇政府机构是不完整的。更重要的是，乡镇这一级政府没有完整的公共服务职能和能力，比如土地管理、民政服务、工商管理等都由县级政府部门直接提供。在中国版图上(台湾、香港、澳门未作统计)，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全国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是这样：全国有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282个地级市(含副省级城市)、18个地区、30个自治州、3个盟；有县级市374个、1 636个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和林区)、852个市辖区。全国总计为：省级行政单位34个，地级市行政单位333个，县级行政单位2 862个①。这2 862个县级行政单位构筑成中国基层社会的行政力量。虽然所有县级行政单位都有基本统一的建制，但是，每个县级行政单位因为有相对大的决策空间，因而对本县的社会经济乃至文化、生态都有明显的影响，彰显了县的特色，也就是说，2 862个县(或区等)彼此有着明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调查中发现，县与县之间的福利差别相当大，有的县不论在教育、医疗还是其他福利方面都好于其他县，凡是本县成员都能享受到这样的县福利。当然也存在乡镇福利差异，但是，乡镇之间的封闭性没有县之间大，在一个县内部，各乡镇之间现在可以实现自由迁徙，但是县与县之间的迁徙还有很多障碍和限制。

　　在中国，郡县制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他各种行政设置像走马灯似地发生变更，如郡后来变成州，州又变成道、府，到1949年后又改称地、行署、市等等，省的建制变化也是如此，有藩、巡抚、将军辖区、行省等等，清朝曾有18个省、5个将军辖区、2个办事大臣辖区等，1949年后曾设特别行政区、行政大区，下面才设省等等。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地市以上的行政设置在不断地调整和变更，唯独县这个设置自从郡县制实施以来几乎没有被撤并和取缔。为什么县这个建制会如此稳定呢？从权力的角度看，县这个建制不具有威胁中央权力的能力：不论在人口规模还是地域范围，一个县要独立和造反都是比较难的。因此，历史上只有藩、郡、府才有造反的可能。由于威胁不到中央集权，县这个建制能维持着稳定的基础。与此同时，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县不仅仅是一种行政建制，而且已经形成独特的社会文化。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历史故事、风俗习惯、语言风格乃至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性等等，特别在东南沿海，不同县有不同的方言，这个县的人听不懂相邻县的方言。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中，人们形成了很强的县域认同和县域意识。

　　因此，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出发，基层社会范围为县域有充分的依据也是事实。在县域范围内，乡镇、街道、村落、社区等等都是构成基层社会的因素、成员和子单位。基层社会并不是如滕尼斯所认为的仅仅是感情亲密、交往频繁、彼此认同强那样的社区，社区只是基层社会最坚实的部分之一，但是基层社会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是用来满足人们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需求。所以，正如施坚雅用基层市场来充实社会结构体系一样，基层社会的涵义拓展在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在这些层面人们可以实现自己的生活要求，包括消费需求、就业需求、社会交往需求、文化享受需求、身份认定需求、社会参与需求、社会福利需求、公共服务需求，等等。县域正拥有这样的条件、能力和特征，所以，这里将县域视为基层社会。

　　(二)县域作为基层社会的价值

　　县域经济一直受到学术界和政界的关注，已经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百强县排名，相比较而言，有关县域社会的研究就比较少。迄今为止，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更注重于村庄社会、乡镇社会的研究，很少把县域作为基层社会开展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百县国情调查课题组，历经10多年，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现状和历史等方面对100多个县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和研究，出版了100多部有关县情调查的国情丛书，其中所收集的丰富的调查资料，对认识县域有很重要的价值，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百县调查更偏重于对县域资料的收集和描述，更像建立在调查基础上的县志，具有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综合特点，缺乏深度的研究，也没有明确地提出县域社会这一概念，更没有将其当作基层社会对待。

　　为什么有关县域社会的调查和研究比较少？为什么没有研究者把县域社会视为基层社会？我们认为：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研究者看到县域社会是一个相对系统、独立的社会形态，其内部的社会联系没有村落和乡镇那么紧密，县域内部的社会多样性比较明显，社会认同没有那么强烈，因此，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者把县域作为一个独立的基层社会进行讨论。当然，还有一点是对县域社会进行研究的方法并不成熟，或者说，迄今为止难以找到有效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在后面还会具体进行讨论。当然，最近十多年，国家对社会保障、社会事业、民生事业、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公共服务等越来越重视，在一个县域内，县级政府对县域社会的影响和建构能力越来越强，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县域社会从原来相对隐形中走向显性处，县域内的人们也渐渐地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共同利益乃至共同的文化传统。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伴随交通、电信等科技的不断发展，县域作为社会交往的平台已经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不可少了，县域内的社会联系越发不可避免。

　　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流动和开放进一步强化了县域社会形态。如果人们依然固守村落社会或小城镇社会，就不可能走向外部社会，也不可能成为现代的人或具有现代性的人。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推动下，县域突破了乡村的封闭性，发挥着联系乡村与城市、乡村与外部社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县域社会既具有草根性，又具有开放性。草根性是指县域社会仍然植根于乡土、乡里和相邻，因为县域不仅指县城、小城镇，而且涵盖村庄，即使在县城和小城镇生活的人们，都还是生活在熟人社会之中，依然可以与原来的亲戚、家族、村庄的其他村民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因此，在县域范围内活动的人们，都不会丢弃其乡村的传统文化，可以维续乡村的各种社会关系。所谓开放性，是指县域作为一个单位，与外部的联系比村庄作为一个单位更紧密，现代化的商业联系、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现代化的信息传播、现代化的社会制度都已经进入县城乃至一些中心城镇，在那里可以享受到全球化信息和生活方式，比如全国流行电影、国外流行电影在县城基本上与城市可以同步放映，县城集聚的人才可以将外部的信息及时地传播过来，高速公路、铁路将大部分县域连接起来，县城与飞机场的连接更加方便。县城无疑已成为外部世界向乡村扩大的重要中转站和关键节点。

　　县域社会的内部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认同越来越明显，县域文化显得越来越独特和一体，这进一步彰显了县域社会的基层特性，即成为居民生活须臾不可离的最基本的社会体系或社会圈子。也就是说，在人们的生活行程中，县域是一个绕不开的、须臾不可离的有关生活、就业、认同、交往、福利等的平台，买家具、电器、油盐酱醋、农产品交易、上学、看病、结婚、宴请等，无不与县域直接挂钩。改革开放前，人们读书是这样的线路：先在村小学上，毕业后上乡镇的初中甚至高中，上高中的人就比较少了，很少人能上大学。大多数人上完初中，就回家务农，成家立业，很少能离开乡村这个范围。改革开放后，与外部的联系越来越多，人们纷纷外出务工经商，人们的读书路线也开始变化：依然在村小学读书，然后上乡镇初中，乡镇高中渐渐地撤并到县城高中，因此，县城成为上高中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人考上大学，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不少农村人想尽办法让孩子直接上县城的小学或者中心镇的小学，而不愿上村小学，农村学校撤点并校后更是如此。我们在西部调查中看到，县城和中心城镇，有不少来自农村的家长在那里租房子陪孩子读书，陪读现象相当普遍。孩子的读书线路改变了乡村的生活圈子和范围，进一步强化了县域社会的特性。实际上看病就医也是如此，村民感觉比较严重的病，就会去县城医院看，农村妇女生小孩，也选择到县城医院分娩。以县城为核心的县域社会已经取代了施坚雅所说的基层市场社会体系而成为基层社会，现在的基层社会交往不仅仅限于18个村庄范围内了。

　　县域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城乡交融性。与草根性和开放性共存的是乡村性与城市性。在现代化理论看来，乡村性与城市性是相互排斥的，现代性实际上就是城市性而不是乡村性，但是恰恰在县域范围，两者不仅可以共存，而且还出现交融。所谓乡村性，就是指亲密性、情感性和普遍性，而城市性指理性化、契约化以及专业化等。在县域场合，两者构成了紧密的相互支持关系：契约性获得了情感性和亲密性的支持而变得更稳定和坚实，契约性反过来巩固了情感性和亲密性，普遍化与专业化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功能系统。比如以前在乡村社会，借贷往往是以口头为主，有时候也立据，但并不是经过法律的程序。随着人们对法律认识的提高，亲朋好友在借贷上也开始重视契约的作用，这有助于解决纠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情感的损害。随着县域内的社会分工越来越明显，人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专业化进程中，但是，人们原先习惯了的对熟人的普遍化信任和感情有助于他们在专业化进程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虽然在城市社会，乡村性和城市性也在部分人群(如流动人口、城郊结合部刚刚城市化的人群)中存在，但是没有在县城那么显著，而且乡村性在快速地弱化，但在县城却不存在弱化问题，因为县城的熟人社会比较稳定，外来人口少，人口流动性不大等。

　　县城是县域社会的核心，同时，在一个县域范围内，存在几个亚核心，即中心镇，然后就是一般城镇和乡所，接着是一些大的行政村和小行政村，最后就是各种自然村庄。图1简单地描绘了县域社会的基本单元构成。可以看到，在每个县域范围，每个单元之间是双向的关系，但是作为核心单元就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也有更大的辐射力。比如中心镇比一般的镇，不仅经济规模、人口规模更大，更是周围乡镇的中心市场、信息交流中心和文化娱乐中心等，连一般镇的人都会把那里作为自己的重要活动场所。县域内的这些单元分布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空间的居住分布，而且还是一个有等级的社会体系。通常来说，社会地位最高的人大多住在县城，而住在中心镇的人一般地位会高于住在一般乡镇；同样住在乡镇的人在地位上一般也高于行政村和自然村；而在行政村内，哪个自然村最大，村干部就住在哪个自然村。因此，乡镇干部一般都住在县城，村干部都会想办法在城镇弄一套房子，或者他们的大部分活动时间都在乡镇度过。信息也都是从县城向中心镇、一般镇、行政村、自然村等成梯级传递，越到下面，信息量就越少。社会财富都是从下到上、从边缘向中心集聚。所以，相对来说，县城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明显好于中心城镇，中心城镇又好于一般城镇，一般城镇又好于乡所，乡所又好于行政村和自然村，行政村又是自然村的核心。

　　人们的许多行为只能在县域社会范围内才能获得准确的理解，所以，县域社会是人们生活和认识的最基本框架。小时候虽然经常被告知“城里人或城里怎样好”，但是很多人没有去过城里，因此，我们的生活参照系就是乡镇，镇里人便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模仿对象。村里的人都以镇里人的所作所为作为标准要求自己，比如结婚嫁娶的装置都模仿着镇上人结婚嫁娶的样式。所以，我们对施坚雅提出的以18个村庄左右为基层社会体系，也有一定同感。但是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人的活动范围早已不限于乡镇，很容易进入县城，他们都会用县城人的行为、生活水平以及观念来看待和衡量自己和他人。所以，我们在研究村庄和村民的时候，如果不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放在县域社会中进行考察和分析，就很难把握其实质和影响因素，更难做出合理的分析和判断。这也是我们把县域社会作为基层社会进行判定的重要依据。

　　从管理角度看，把县域社会作为基层社会，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事实上，县域就是一个独立的基层社会管理系统，乡镇就不具有这样的独立性。从全国看，要谈社会管理的特色，基本上都是以县为单位，而以乡镇为单位的就比较少，即使有，也是县委和县政府在那里的试点或实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中国的管理体系中，县政府和县委是最低一层有决策权、资源调配权和能力的管理层级，各个县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情况，构筑从政策设计到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有自己特色的管理体系和机制。在农村税费改革后，许多学者提出要撤销乡镇行政管理机构[5-9]，依据的理由各种各样，如乡镇管理成本过高，容易造成农民负担返潮；税费改革后乡镇职能变得残缺不齐，公共服务能力减弱，影响乡镇政府的合法性；乡镇行为失控，成为渔利部门，甚至沦为“农村黑势力”的保护者等。当然，反对撤销乡镇机构的声音也不少。但是不管怎样，乡镇政府在履行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职能和能力上是有问题的，或者说担当不了基层的社会管理职能。这一方面是由于在现有的体制上，乡镇机构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完成上级政府下派、下达的任务，而缺乏对农民和农村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的回应和服务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县级政府削弱了乡镇职能，将很多权力收归到县政府部门。当然，这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由于县域社会的存在，乡镇政府缺乏在县域范围内配置资源和提供服务的能力，这一现实也可能迫使县政府将一些权力收归县政府部门。比如垃圾处理，这一问题是乡镇政府所做不到的，据调查，凡是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地方，都是县政府出面建立一套机制并增加投入，形成了由村收集、乡镇清运和县处理的垃圾处理格局。其他环境问题也是如此，仅仅在乡镇层面是无法获得解决的。反过来看，一个地方环境的好坏，与县政府的作为密切相关，如果县政府重视对环境问题的治理，那么这个地方的环境就会很好，否则就会很糟。当然，这与环境问题的实质也有关系，因为环境问题的涉及面超出了乡镇范围，因此需要在县域层面上进行统筹和管理。这也是现代化带来的县域社会整合的重要原因。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需要在具域层面进行统筹和安排，是乡镇政府所无能为力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土地管理、社会治安，等等，都不是一个乡镇政府所能胜任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资源只能由县政府进行配置，乡镇政府基本上是做不到的。乡镇最好的教师和医生远不如县城的，靠乡镇自身的老师和医生基本上难以提高农村的教育和医疗水平。乡镇更不能作为社会保障的统筹单位，基础设施建设都是跨乡镇的，因此，非要县政府承担不可。当然，如果乡镇有比较好的经济实力，也可以提升自己的相关服务水平。当今所有这些公共服务均具有跨乡镇的特点，事实上是重塑了基层社会，强化了县域社会作为基层社会的特点。

　　当然，这也不是否认乡镇的作用。在县域作为基层社会的情况下，乡镇、村庄都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发挥着“细胞”作用。即使乡镇不具有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也仍然具有传递公共服务的能力，何况乡镇本身还有一些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县级公共服务需要通过乡镇和村庄来落实，最近最为流行的公共服务下沉的提法，其关键还是由乡镇和村庄来实施。比如医疗、教育等，虽然乡镇难以提供相关的资源，但是县资源还是要由乡镇和村庄来落实和实施：村应该有村小学、村卫生室，乡镇应该有乡小学、初中甚至高中和乡镇卫生院等。有些地方撤销了村小学，不去支持村卫生室发展，结果农民享受不到公共服务，于是纷纷逃离村庄，使农村出现衰落、衰败，只有那些没有能力逃离的底层农民继续留在农村。这种局面不应该是中国所追求的。面对这一状况，有些县市干脆实施撤并，小村并大村，集中居住，农民上楼，似乎过着城市生活。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是农民所需要的，也不是中国文明的体现，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中国多样性文明生态和传统文化根基，反过来不利于城市文明的发展。

　　总之，县域社会作为基层社会不同于过去基层社会的乡村性和传统性，而融入了城市性、现代性、开放性，但又没有放弃乡村型和传统性，成为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更加多样的社会体系。

　　二、县域社会作为研究方法的价值

　　迄今为止，社会学研究要么以个体、家庭、家族、群体、组织、社区为研究对象，要么以社会、国家为对象，在这当中，县域社会作为对象的定位往往是不明晰的，以县域社会为对象的研究也相对很少，当然从方法上看也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是，上文对县域作为基层社会的意义做了论述，这说明了把它作为研究对象的价值。这里从方法角度去进一步阐述这一价值。

　　(一)社区研究的拓展

　　社区研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早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林德夫妇、雷德菲尔德、沃纳等一批欧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创了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方法，美国芝加哥学派将社区研究方法应用于大都市研究。20世纪30年代，随着帕克到燕京大学讲学，社区研究因此进入中国，受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们的推崇和广泛使用，也诞生了不少社区研究成果，包括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研究、许仕廉的清河研究、林耀华的金翼研究、杨懋春的山东台头村研究，等等。其中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研究无疑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是最大的。在费孝通看来，社区研究可以达到全盘认识社会结构的目的：“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为研究对象，这研究对象不能是概然式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是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每一个社区都有它一套社会结构，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也称作社区分析。”[10]

　　迄今为止，社区研究单位大多限于村落、乡镇，其中村落作为研究单位的情况最为普遍。社区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一度被社会学和人类学所冷落，原因在于其方法存在的不足，比如如何从社区研究认识其所在的社会整体？如何把握大众社会对社区的影响？如何体现科学主义的所谓科学性问题？如何解决社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11]曾认为：费孝通用社区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国，犯了“最典型的人类学谬误”，即将人类学研究初民社会的工具用来研究复杂的总体社会的错误。事实上，后来费孝通教授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认为应通过社区的比较研究找到不同社区类型，由此构筑到整体社会的理解和认识。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有70多万个行政村和300多万个自然村②，是做不到逐村研究的，即使进行抽样研究，也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我们设计了百村研究课题，已经出版了20来个村庄的研究专著，与此同时，其他学者对村庄的研究也很多，但是，迄今为止，那么多村庄研究成果却不足以让人感到对中国研究的透彻性和代表性，更没有从理论上提出一些对中国社会有穿透力的概念和命题。卢晖临认为：社区研究最致命的问题是如何从社区微观研究中去理解整体社会，即格尔兹的挑战，即从一个典型的村庄或乡镇中找到认识民族社会或大文明的精髓，是一种“无意义的谬见”。他主张用“扩张的个案方法”来破解社区研究面临的挑战，切入点是探讨制度与社区的关系[12]。在我们看来，要提升社区研究去认识整体社会的能力的另一个方向就是拓宽社区范围，从原来限于村庄和乡镇的社区扩张到县域，以县域作为一个社区进行研究，既可以破除现有对于社区研究的方法批评，也可以更清楚地把握制度与社区的关系，更好地达到对整体社会的了解和认识。

　　那么，县域能否作为一个社区看待？能否使用社区研究方法来研究？从社区角度看，同一个县域的人有着明显的认同，比如在大学里读书，来自同一个县的学生往往都会组织自己的同乡会，县是同乡会的最小单位；同样，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工作，如果来自同一个县的人有可能组织自己的同乡会，这在来自浙江、福建、河南等省的人中间尤其明显，如浙江省乐清同乡会、永嘉同乡会，都是以县为单位组织的，来自同一个乡镇的人一般不会组织这样的同乡会，只是平时的来往比较紧密一些，县以上的单位也可以构成同乡会的基础，但是可以被县加以分解。从外部最能说明认同的强弱和有无。那么，为什么一个县有那么强的社会认同呢？这取决于县作为建制的2 000多年悠久历史而形成的独特的县域文化。县与县不仅有着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行为举止的独特性，而且还有不同的信仰、娱乐表达形式，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方言，相邻县的人都听不懂对方的方言，即使说同一种方言，语调也存在明显的差别。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戏曲团，专门表演当地的民间戏曲，而今一些全国有名的戏曲(如越剧、黄梅戏、豫剧、粤剧等)都先诞生于某个县，然后才向其他地方推广，如越剧的发源地是绍兴嵊州(原来叫嵊县)，然后发展到杭州和上海，以至于成为闻名全国的浙江戏曲。多种文化载体向外部社会传递着同一个信号，即一个县的实体性和独特性，反过来强化了一个县的人对自己县的认同。作为一个社区，内部的交往将是非常频繁而紧密的，并且是有一定的情感的，这一点县域就差一些，不可能像村庄那样，在一个社区内的人们有着感情的联系。实际上，对于社区内部是否是感情性交往，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得到了大幅拓展，县域已经成为最经常的活动范围，也就是说，社区从过去以村社为范围转变为现在以县域为范围，县域作为社区已不是一个现实问题，只是理论上尚未给出充分的论证和阐述而已。

　　将县域作为社区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有关社区研究的一些批评，为社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一种批评认为社区只是微观社会，从对微观社会的研究中很难去把握宏观社会或者说社会总体。如果我们把县域作为社区看，那么这样的社区不仅具有微观特征，而且还有许多宏观和中观属性，尤其表现在宏观的社会结构属性上，从个体到社区、组织、社会阶层、城乡关系等都能在县域范围得以呈现。县域已经属于一个中观系统，可以彰显整个社会的许多现象和属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能通过对一个县域的研究把握社会整体，但是至少县域的研究更接近对社会整体的理解和认识。另一个对社区研究的批评是，大众社会已经冲破了社区的封闭性，社区中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是所在地的现象，而有可能是外部社会的纵向影响结果。实际上这一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却证明了通过社区研究去认识整个社会的可行性。县域受外部的影响就更大，更反映了大众社会的纵向影响的复杂性，通过对县域社会的研究，在学理上可以进行一定的抽象和提炼，就有可能上升到对社会整体的一些认识。这也可以回应另一个批评，即社区研究是将人类学研究初民社会的工具移植到对现代社会的研究从而产生无知的谬误。县域社会不是人类学所谓的初民社会，而为外部社会的影响转向现代形态，在那里进行研究，可以揭示现代社会的属性，当然前提是改进社区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不应照搬人类学对初民社会的社区研究方法。事实上，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研究与人类学意义上的社区研究有很大的区别，前者在研究现代社会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更复杂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林德夫妇的中镇研究、帕克的社区人文生态研究、沃纳的城市生活方式研究、怀特的街角研究，等等，均凸显了社会学在社区研究上的贡献。当然这些研究的对象都没有县域这么大，也没有县域社会那么复杂和多样，因此县域研究可以说是更复杂、更艰巨，也是更有价值的社区研究，从方法和理论上都有可能为现有的社区研究作出贡献。

　　(二)县域研究方法

　　我们要认识和研究作为基层社会的和扩展了的社区，就需要一套有效的、可行的科学方法。相对于乡镇和村社的研究，对县域的研究更具有挑战性和艰巨性。首先，一个县域内的人口规模远大于1个村、1个乡镇，1个村少则几百人，多则三五千(极端的例子是几万人)，1个乡镇少则几千人，多则五六万人(极端的例子是1个乡镇人口多达上百万人)，而1个县的人口少则几万人，多则上百万人口。因此，调查1个几十万人的县，显然难度大于调查1个几千人的村或几万人的乡镇。在1个村里，研究者可以挨家挨户地去调查，也用不了太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其次，县域内部的社会多样性、复杂性远远胜过村社和乡镇，不论是行政体系、社会阶层人员构成、职业多样性，还是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等，都是1个村社和乡镇所无法比拟的。其实，在1个县域内部，也存在一些地方性差异：不同地方的人在言语上有明显的发音差异、用词差异，也有很多生活习惯和习俗差异，从事的经济活动也有不同，等等。那么，针对内部差异性如此明显、规模如此之大的研究对象，显然，传统的一些社区研究方法已显得不够。比如参与观察法在一个村庄内使用是可行、有效的，但是用到县域上就会显得捉襟见肘，我们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对整个县域进行参与观察，而只能有选择地进行参与观察，比如选择某几个村或某几个乡镇，但是从这样有选择性的参与观察中不足以很好地去整体理解县域社会。同样，深度访谈法面临相同的困境：对1个村庄，采用深度访谈法，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是村庄人少，找访谈对象比较容易，对想研究的对象都能进行访谈；二是村庄社会是熟人社会，村民之间联系密切，彼此知根知底，从而使研究者可以通过对1个村民的访谈去了解其他不少村民的情况；三是由于村庄内部关系密切，他们参与的事情相互联系，因此，研究者可以通过访谈，将分散的事情组织成一个个完整的故事，从中找出内在的生活和历史逻辑，有利于进行理论分析和解释。相对而言，在乡镇范围应用访谈法比在村庄内应用要难很多，在县域内使用访谈法就更难。县域社会虽然也有微观社会、基层社会的一些特性，比如交往密切、社会和文化特性明显等，但是也具有不少宏观社会的特性，并受宏观社会的明显影响。因此，在县域社会开展调查研究，要融合社区研究方法和其他社会学研究方法。

　　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我们对一些县域社会开展了田野调查和研究，积累了一些方法上的经验和教训，对推进县域社会研究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先后在江苏省太仓市、福建省晋江市、湖北省汉川市、贵州省镇宁县、四川省大邑县、北京市怀柔县等市县，进行县域调查和研究，以专著、论文以及内部参考文章等方式呈现研究成果。这里基于这样一系列调查研究的实证经验，对县域研究方法进行一些反思。

　　在对上述几个县的调查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有问卷调查、部门和乡镇座谈、个案访谈、文本调查、参与观察等。问卷调查方法是这样：用多层分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在每个县选取1 200个样本，由经过我们培训的调查员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的访问和记录。这样的调查方法可以获得很好的调查效果，比如能较好地获得调查对象对问题的真实看法，调查员通过与调查对象面对面的交流，可以对调查对象有更具体的了解和认识，这样的了解和认识也可以作为我们的调查资料进行使用。由于多层次分阶段随机抽样，就能解决代表性问题，这是对大规模社会所作的最基本的调查研究方法之一。但是，由调查员开展面对面的问卷调查，成本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调查员必须要听懂地方语言，特别是在农村调查，如果不懂当地语言，调查很难开展，所以，这就决定了要在当地找调查员。我们的做法是，尽可能在当地附近的大学社会学系物色大学生和硕士生当调查员，这些学生调查员有明显的优势。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学生，需转向在当地的中小学校和党校老师中寻找，他们虽然没有调查经历，但对当地的社会情况比较了解，做事也比较认真，经系统的调查培训，他们都比较胜任问卷调查。他们的问题是，时间一长，就没有耐心，加上他们都有许多学校和家庭的事情，因此他们的调查工作会受干扰。在中西部地区，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生活在当地的大多是孩子、老人以及少数中年以上的妇女，这就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抽样调查质量，也就是样本中老人和妇女偏多，他们对问题的理解能力比较差。当然，这样的样本确实反映了这些地方的现实，但是，外出务工人员并不是不回当地，然而他们却很难进入这样的抽样调查范围，从而影响调查的代表性。

　　问卷调查并不能有效地满足我们对县域社会的研究和认识需求，采用其他调查方法也非常重要。比如为了解决问卷调查出现的老人和妇女样本偏多问题，可以采用深度个案访谈方法，选择留在当地但难以被随机抽样到的中青年人进行深入的访谈，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境况、想法和需求等。在县域范围，深度个案访谈的数量也不能太少，一个基本要求是，访谈对象需要分布在不同阶层和群体，即使调查中青年，也要分阶层地去寻找。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既有政府不同层级和部门的官员，也有村干部、大小老板、老师、医生、律师、工人(包括农民工)、农民、企业管理人员、失业人员、低保对象、服务员、银行职员、会计师，等等。个案访谈对象的量也能达到上百人之多，这就需要有较多的研究人员花较多的时间去完成。个案访谈都由课题组的研究人员去完成，而不能交给临时找来的调查员来做，因为个案访谈的许多内容虽然被事先所设定，但是在访谈过程中，往往不一定按照事先设定的访谈提纲进行，而有可能出现许多“意外”，这些意外也许存在很大的研究价值，但是调查员一般对这些意外缺少敏感性，因此往往就会漏掉，只有研究人员才会对这些意外有敏锐的认识，从而可以深入地挖掘这些意外的细节和背后的内涵及逻辑。个案访谈还需要各种交往、引导的技巧，需要对所访谈的内容进行记录和整理，所以，这样的调查方法更需要调查经验、调查专业知识、调查能力等，一般调查员不具备。通过深度的个案访谈，就可以找出很多故事，然后通过这些故事，可以了解在一个县域内各个阶层和群体的人们是怎样生活、怎样行动以及碰到怎样的问题、困难，并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诉求等等，从而展现和还原县域社会一幅幅活生生的图景，丰富问卷调查所获得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对县域社会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对不同层级政府及各部门的调查，对认识县域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县域内，至少存在两级政府：县级和乡镇级(包括街道办事处)，当然现在的居委会和村委会行政化相当严重，具有准行政特点，所以，我们不妨把它们也纳入为这个领域的调查对象。这个领域的调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第一，正如所讨论过的，在基层社会中，行政具有主导的影响力，这是一个行政社会，行政力量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无处没有行政的影子。第二，行政也是县域社会的组成部分，特别是行政干部是县域社会中最有影响、地位最高的阶层之一，他们的社会网络、行为能力都是其他阶层所无法比拟的，但是都能影响到其他阶层。第三，政府部门能掌握全县的信息，也能影响县域的未来变化。对县域内不同层级的政府和部门，一般采用座谈和文本收集2种调查方法。在县级层面，事先要了解有哪些政府部门，其中哪些部门与我们的研究主题和内容有关系，然后对所需要调查的政府部门进行排列，制定调查时间表。当然，这样的调查时间表一般是要通过与县委办公室或研究室的人员协商后确定，然后将这个表格和1份调查内容清单交给他们，由他们发通知给各部门，并打电话联系调查事宜。课题组成员一般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由1人带队，去某个部门与该部门的负责人和一般干部座谈。座谈的程序基本上是这样：由陪同去的办公室人员介绍参加的双方成员，由课题组带队的研究人员简单地介绍调查的目的和内容，然后由部门负责人首先介绍我们事先要求调查的一些内容，之后调查人员向部门的干部提问，后者回答，最有效果的是双方进行即兴的交流和讨论。另外，与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座谈是必不可少的。但是1个县有很多乡镇和村庄，不可能在每个乡镇和村庄都进行座谈。一般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乡镇和村庄分成上中下3类，然后从每类中选取1～2个乡镇、2～3个村庄，与他们的干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

　　与10多年前不同的是，现在的政府干部和村干部不但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也敢于讨论问题，所以，与他们的座谈，会有很多的收获。但是，对涉及他们自身利益的问题，还是有很多避讳的，这也可以理解，即使有个别干部敢于面对自己的利益，他们也会寻找客观的原因。另一个问题是，他们有可能过分地将某项工作加以渲染，事实上并不如他们所说的那么有效，比如某地开展所谓的政社分开推进村庄自治，这个思路确实很好，但是操作起来受体制制约和社会结构限制，因此效果并不理想，而主持的干部则会说这项工作产生如何好的效果等。对此，不仅需要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调查和观察，更要从民众那边去了解他们的看法和评价，以弥补政府官员的自我表扬和吹嘘这样的缺陷。事实上，就是针对同一项工作，不同层级的干部也有不同看法和评价，这也为我们的了解和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就是说，在座谈过程中，调查者需要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警觉性，对一些问题要采用有技巧的方式去深挖，以提高调查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与此同时，在座谈中，调查者要主动向政府官员和村干部索取一些政策文件、研究报告、统计数据等文本资料(包括电子文本)，许多负责人虽然不会当面拒绝，但是会答应可以考虑，然后研究者通过市委办公室去催要，通常大部分资料都能获取，但是也有部门不愿提供。当然，对这些文本资料和数据的分析则需要另外的研究方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召开县域各级政府及部门乃至村干部的座谈其前提是，这样的调查研究事先要获得县委领导尤其是一把手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则很难做到。要获得他们支持，至少需要以下条件：首先，这项研究是该县领导所需要的，或者让他们看到这项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这是最好的前提条件。但是，这样也会限制研究者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需要采取弹性的策略，即将自己的研究与县委所需要的研究进行技术性的契合和分工，既能完成县委所需要的调查研究成果，又可以满足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研究需求。这就需要事先进行周密的考虑和设计。其次，与调查的县委和政府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把他们当作长期的调查和观察基地，与当地的一些官员及部门建立起密切的、有信任的关系，以便随时获得他们的支持。我们的经验是，在全国必须要建立长期的县级研究基地，并通过经常性的合作维护好与研究基地的关系。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每次调查不但不要给他们制造麻烦，尤其是政治麻烦，而且尽可能为当地的政府工作和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建议，以强化县市领导与我们的合作意愿。当然，也会碰到困境，如由于县市领导通常会在3～5年内调换，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与县市的长期合作研究。这里的诀窍是与县市某个部门(如研究室)建立契约式关系，比如建立合作研究中心或研究基地等，以确保合作的长期性。

　　县域社会不仅作为研究对象，而且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推进中国社会学研究有着独特的价值。首先，县域社会作为基层社会，具有完整的、独立的形态和系统，可以有效连接个体、家庭、村落、乡镇与更宏观的社会，兼具现代性、城市性和传统性、乡村性，具有传承与发展的功能。其次，县域社会进一步扩展和丰富了将社区限于村落或乡镇的传统，同样也拓展和丰富了社会学的社区研究传统，弥补了传统的一些不足。最后，在县域社会研究的基础上逐步积累了一些研究经验和方法，即混合型研究方法(将问卷调查、参与观察、个案访谈、部门小组座谈、文本研究等多种方法并用)。

　　当然，县域社会的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阐释，县域社会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更缺乏深度的探讨，有关县域社会的研究方法还缺乏系统性的分析。本文只是初步的研究和讨论，希望引发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议题。这个议题是中国社会学有待挖掘的富矿。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

　　②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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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FREEDMAN M.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Essays[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作者简介：

　　王春光(1964-)，男，浙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