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中国的大部人口居住在农村。中国的农村问题解决好了，其他问题也就好办了。正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些年来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学者也不少。这些研究从取向来看可以分作两大类：一是对策研究，即针对现实农村发展的具体问题而进行的研究，目的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这部分的研究既有由从事实际部门工作的同志承担，也有学者的参与。另一类研究是学术研究，即侧重于学科的建设，目的是通过对农村问题定性或定量的实证研究来弄清某个学科的概念或理论问题，以其推动学科的发展。当然这二者有时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一方面，有些现实问题的研究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又可以为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许多目前学术研究虽然目前不能直接对政府的决策或解决实际问题产生多大作用，但从长远来说，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还要服务于现实。一些学者强调在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时要有问题意识，如果说对策研究需要研究者有问题意识的话，那么学术研究则需要研究者有学术意识。对于许多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来说，如何提高现有研究的水平，使得我们的研究更为规范，仍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在这篇短文里，我想谈谈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许多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包括政治学和社会学，都是起源于欧美国家。它们虽然早在上个世纪初就传入了中国，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些学科的发展在中国中断了几十年。只是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社会科学也要赶快补课的指示下，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才得以重建和发展。因此，我们的许多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还是很不成熟的。以国内的政治学来说，虽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人只是写文章，谈不上真正的研究，有的则是图解或宣传政策，最多加一些实例。而在1990年代以来，随着村民自治的开展，政治学科的一些学者深入到实际中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调查。与过去那些仅凭感觉和想法来写文章的情况相比，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目前的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在研究的深度和水平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而西方的各门社会科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则相对成熟，不仅有大量的学术积累，而且有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社会的时候，学习和借鉴西方各个学科已有成果是非常必要的。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已有成果，我们不能以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为借口而将其拒之门外，当然也不是全盘地照搬照抄，或只是用中国的例子印证解释西方的某个理论，而是应该加以消化吸收，而后再通过实实在在的研究为这些学科的理论发展做出贡献。

　　与国际的学术研究接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遵守学术规范。学术研究是有规范的，这就像开车必须有交通规则一样。虽然这些规范有些束手束脚，使大家写出来的文章都是差不多的格式，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但是有了这些规范，不同学者的研究才可以进行比较和交流，才有利于学术研究的逐步积累。学术研究是通过不断的积累进行的，我们每从事一项课题的研究之前，或是写一篇文章的时候，都要熟悉相关的文献，了解在这一领域前人都做了什么研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然后我们才能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一点新的东西。由于学科的不断发展，学术的积累也越来越多，每个领域相关的文献也越来越丰富。如果说在一个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研究者可以轻易地从其中的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日益成熟和学术文献的积累，一个研究者要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了。记得我国社会学在1980年代初刚刚在我们重建的时候，许多人是从哲学或其他学科转过来的。这些人在社会学里也往往从事多个领域的研究，今天可能写一篇婚姻家庭社会学的文章，明天又可做起社会分层方面的研究。但是，这些年随着这个学科逐渐成熟，每个领域的文献也多了起来，一个研究者在短时间内就难以从一个领域转入另一个领域。而如果与国外的同行相比，他们从一个分支领域转到另一个分支领域就比我们要更困难得多，因为一个新的领域里的文献可能都要花上三五年的时间才能熟悉，而只有在熟悉了这些领域的文献之后才能做出有点新意的文章，才能在新的领域发表有学术价值的论文。

　　由于学术研究是在积累的过程中发展的，因此一般的学术专著或论文都会花一定的篇幅回顾相关的文献，简述前人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的成果，同时在介绍自己的观点时引用相关的研究进行讨论，这样才能把自己的研究与整个学科的发展脉络联结在一起。如果学科的建设是座高楼大厦的话，那么这个学科的每一项研究成果、每一本著作和每一篇文章就是构筑这座大厦的砖块。砖块必须按一定的规则垒砌才能建成大厦，每一项的研究成果必须与整个学科发展脉络联结在一起才能推动学科的发展。其实，作为一篇学术论文，能够不注明出处的地方并不多，引用别人的观点、数据和材料要注明出处，自己通过问卷或访谈获得的资料也要说明来源，剩下的只是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不需要加注了。如果所有学术论文都能做到规范地引用他人文献的话，学术研究就会在大家的努力下不断发展。每一篇在正规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都应该或多或少有自己的新观点或新发现。因为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观点或发现，每一个在特定领域进行研究或写作的学者都会全面地引用或提及这一领域已有的文献。但是，我们目前的许多学科在这方面做得到还很不够，一些文章虽然也会引述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论著中的一些原话来论证和支持自己的观点，但这种引用往往只是片言只语的引用，而没有系统地引用相关的前人文献，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发现或观点与前人的相关的观点进行比较和讨论，读者无法知道一篇文章究竟有没有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其结果是使得许多研究沦为一种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一些受过规范的学术训练的学者也想系统地引用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但他们在查阅相关文献的时候，发现许多作者的观点和发现都是大同小异，于是常常陷于想引用又无法引用的尴尬。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学术刊物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在这方面，近几年的《社会学研究》做得不错，虽然发表的文章水平与国外的同行尚有一定差距，但引文都相当规范。这些年本人也力求按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方式做一些研究和写一些文章，但常常发现这些文章不容易投稿，因为除了《社会学研究》等几个刊物可以投稿外，这些文章并不适合其他刊物发表。如果要在一般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那就只好削足适履地删掉成串的文献，砍掉“无关的”的文献回顾部分。其实，如果能够有多一些的刊物像《社会学研究》一样要求作者写规范化的文章，也就会带动整个学术界形成一个氛围，让更多的研究者做规范的研究。

　　提升农村研究的学术水平的另一个问题是学术研究要有一定的理论分析。学术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必须有一定的理论分析。如果我们对一些事件的描述没有一定的理论分析的话，那就会流于记者的报道，甚至连一般的新闻报道都不如，因为记者的报道更强调时效性，文字也更生动易读。对于村级选举，村干部和乡镇干部肯定比我们更熟悉和更了解，但我们不同于他们的地方，或比他们高明一点的地方，就是我们对事件的描述和分析是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的。

　　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帮助我们把具体的事件与更广泛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人的知识是分为不同的层次的。我在一本书中曾经根据人的知识的抽象程度将其分为生活经验、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三个层次。 [1] 生活经验是最低层次的知识，是对于某一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性质、特点及其与其它事物关系的认识。每一个人由于从事的工作的不同，接触的人和事也有差异，因此对于所经历过的人和事都有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体验。科学知识则是以观察为基础，同样也源于具体事物的认识，但由于通过普遍概念对一系列事物进行概括和抽象，反映的是某一类事物的情况。由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抽象，这一层次的知识也就摆脱了此时此地的限制，在较广范围内适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哲学知识则是以理性的反省为基础，是关于普遍规律的认识。如果说科学知识基本上以直接的经验观察为基础的话，那么哲学知识则无法只凭经验观察的资料进行概括，因为哲学知识试图从更抽象的层次上对事物进行认识，所以仅凭经验观察的资料是完全不够的。研究者使用的材料中既有经验观察的资料，也有个人的经验，还有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历史资料。研究者通过想象力对这些材料进行概括，把各种抽象出来的要素联系起来，再把这些联系当素材使用。那些以哲学家的身份对世界进行研究的人所提出的理论当然应包括在这一层次内，这些知识是很抽象的。除此之外，个别自然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中那些不完全以经验为基础的较为抽象的理论也属于这个层次。

　　现代社会科学强调以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其具体的方法通常分为定性的研究和定量的研究两种。那些通过一些个案进行定性研究的方法所获得的知识更接近我们这里所说的生活经验，而通过大规模抽样调查进行的定量研究则属于科学知识的范畴。为了使定性和定量的研究与较抽象层次的理论联系起来，研究者通常都会把自己的研究与相关的理论联系起来，在文章或著作中花一定的篇幅介绍与自己的研究相关的理论背景或理论框架。通常这些理论的抽象层次并不高，这些理论中的有关命题和假设是可以通过定性或定量的实证材料加以证实或推翻的，因此充其量只能称作是“中层理论”。例如关于社会网络与求职的关系，格兰诺维特提出“弱关系假设”，研究关系本身是如何使求职者获得较好的工作的。[2] 他在波斯顿郊区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访者中57%的人在最近一次职业变动中是通过亲属和社会关系了解职业信息的，而不是通过所谓的正式市场渠道。由于弱关系是在群体之间发生的，是联系不相似个体之间的纽带，因此弱关系作为沟通不同群体的信息桥在求职过程中起着更大的作用。而边燕杰在中国的研究却表明，在计划经济下强关系对于求职者更为重要：中间人与就业者的关系越熟，最终帮助者的资源背景越高，对就业者的工作安排也越有利。[3] 边燕杰因为这一重要发现而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这些理论是相当具体的。当然，也有一些理论的抽象程度比较高，例如理性选择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

　　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几个倾向是：第一，只说事实，没有理论分析，文章与实际部门的工作总结差不多，说现状、摆问题和提对策，但就是没有理论的分析。这对于应用性的研究尚可，但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就很不够了。第二，自己随意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理论，但缺乏系统的论证，没有与以往的相关理论联系在一起。一些学者也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在他们的研究也有一些理论分析，甚至一些全新的理论或概念。但是，我们在这些文章中看不到这些概念或理论与以往学术发展的联系，有些则是以往的理论早已提出的东西，我们的研究者只是换个不同的说法而已。第三，对西方理论持全盘否定态度。一些人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认为凡是国外的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社会和现实，因此一概加以拒绝。其实，中国的社会与西方既有不同的一面，也有相同的一面。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但我们绝不可以对这些理论视而不见，或以强调中国特色为由而将其拒之门外。理论有不同的层次，通常越是宏观层次的理论适用的范围也越广，越是具体的理论适用的范围也就越窄。例如理性选择理论就是属于宏观的一个理论，唐斯可以用理性选择理论解释美国社会选民的投票行为，我们在研究村民选举的时候也从成本与收益也未尝不可。理性选择理论确实有它的不足之处，但这里并不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造成的，而是这一理论本身的不足。有些具体的中层理论的适用性确实会因社会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前面说过的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在中国就不太适用。但中国社会的这种不同也正是我们发展理论的最好机会，边燕杰正是通过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之处理出“强关系假设”而发展了这一理论的。其实，一些很具体的研究结论中西方社会也有许多共通之处。以本人对社会地位与关系资源的研究为例，有关男性的网络密度低于女性的发现是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4]

　　总之，我们农村研究的首要任务应该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学习国外成熟的东西，了解国外的相关理论，与国外同行的研究进行对话。由于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中国社会有自己的许多独特之处，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只要我们建立相应的学术规范，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产生出一些好的作品，发展出一些新的理论，从而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中国学者贡献，并最终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服务。

　　参考文献  

　　[1] 胡荣. 社会学导论：社会单位分析[M].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 GRANOVETTER, MARK.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78.

　　[3] BIAN, YIANJIE. Br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62:266-85.

　　[4] 胡荣. 社会地位与关系资源[J]. 社会学研究, 2003,5.

　　农村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中国的大部人口居住在农村。中国的农村问题解决好了，其他问题也就好办了。正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些年来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学者也不少。这些研究从取向来看可以分作两大类：一是对策研究，即针对现实农村发展的具体问题而进行的研究，目的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这部分的研究既有由从事实际部门工作的同志承担，也有学者的参与。另一类研究是学术研究，即侧重于学科的建设，目的是通过对农村问题定性或定量的实证研究来弄清某个学科的概念或理论问题，以其推动学科的发展。当然这二者有时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一方面，有些现实问题的研究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又可以为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许多目前学术研究虽然目前不能直接对政府的决策或解决实际问题产生多大作用，但从长远来说，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还要服务于现实。一些学者强调在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时要有问题意识，如果说对策研究需要研究者有问题意识的话，那么学术研究则需要研究者有学术意识。对于许多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来说，如何提高现有研究的水平，使得我们的研究更为规范，仍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在这篇短文里，我想谈谈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许多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包括政治学和社会学，都是起源于欧美国家。它们虽然早在上个世纪初就传入了中国，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些学科的发展在中国中断了几十年。只是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社会科学也要赶快补课的指示下，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才得以重建和发展。因此，我们的许多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还是很不成熟的。以国内的政治学来说，虽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人只是写文章，谈不上真正的研究，有的则是图解或宣传政策，最多加一些实例。而在1990年代以来，随着村民自治的开展，政治学科的一些学者深入到实际中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调查。与过去那些仅凭感觉和想法来写文章的情况相比，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目前的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在研究的深度和水平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而西方的各门社会科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则相对成熟，不仅有大量的学术积累，而且有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社会的时候，学习和借鉴西方各个学科已有成果是非常必要的。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已有成果，我们不能以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为借口而将其拒之门外，当然也不是全盘地照搬照抄，或只是用中国的例子印证解释西方的某个理论，而是应该加以消化吸收，而后再通过实实在在的研究为这些学科的理论发展做出贡献。

　　与国际的学术研究接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遵守学术规范。学术研究是有规范的，这就像开车必须有交通规则一样。虽然这些规范有些束手束脚，使大家写出来的文章都是差不多的格式，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但是有了这些规范，不同学者的研究才可以进行比较和交流，才有利于学术研究的逐步积累。学术研究是通过不断的积累进行的，我们每从事一项课题的研究之前，或是写一篇文章的时候，都要熟悉相关的文献，了解在这一领域前人都做了什么研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然后我们才能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一点新的东西。由于学科的不断发展，学术的积累也越来越多，每个领域相关的文献也越来越丰富。如果说在一个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研究者可以轻易地从其中的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日益成熟和学术文献的积累，一个研究者要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了。记得我国社会学在1980年代初刚刚在我们重建的时候，许多人是从哲学或其他学科转过来的。这些人在社会学里也往往从事多个领域的研究，今天可能写一篇婚姻家庭社会学的文章，明天又可做起社会分层方面的研究。但是，这些年随着这个学科逐渐成熟，每个领域的文献也多了起来，一个研究者在短时间内就难以从一个领域转入另一个领域。而如果与国外的同行相比，他们从一个分支领域转到另一个分支领域就比我们要更困难得多，因为一个新的领域里的文献可能都要花上三五年的时间才能熟悉，而只有在熟悉了这些领域的文献之后才能做出有点新意的文章，才能在新的领域发表有学术价值的论文。

　　由于学术研究是在积累的过程中发展的，因此一般的学术专著或论文都会花一定的篇幅回顾相关的文献，简述前人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的成果，同时在介绍自己的观点时引用相关的研究进行讨论，这样才能把自己的研究与整个学科的发展脉络联结在一起。如果学科的建设是座高楼大厦的话，那么这个学科的每一项研究成果、每一本著作和每一篇文章就是构筑这座大厦的砖块。砖块必须按一定的规则垒砌才能建成大厦，每一项的研究成果必须与整个学科发展脉络联结在一起才能推动学科的发展。其实，作为一篇学术论文，能够不注明出处的地方并不多，引用别人的观点、数据和材料要注明出处，自己通过问卷或访谈获得的资料也要说明来源，剩下的只是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不需要加注了。如果所有学术论文都能做到规范地引用他人文献的话，学术研究就会在大家的努力下不断发展。每一篇在正规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都应该或多或少有自己的新观点或新发现。因为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观点或发现，每一个在特定领域进行研究或写作的学者都会全面地引用或提及这一领域已有的文献。但是，我们目前的许多学科在这方面做得到还很不够，一些文章虽然也会引述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论著中的一些原话来论证和支持自己的观点，但这种引用往往只是片言只语的引用，而没有系统地引用相关的前人文献，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发现或观点与前人的相关的观点进行比较和讨论，读者无法知道一篇文章究竟有没有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其结果是使得许多研究沦为一种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一些受过规范的学术训练的学者也想系统地引用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但他们在查阅相关文献的时候，发现许多作者的观点和发现都是大同小异，于是常常陷于想引用又无法引用的尴尬。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学术刊物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在这方面，近几年的《社会学研究》做得不错，虽然发表的文章水平与国外的同行尚有一定差距，但引文都相当规范。这些年本人也力求按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方式做一些研究和写一些文章，但常常发现这些文章不容易投稿，因为除了《社会学研究》等几个刊物可以投稿外，这些文章并不适合其他刊物发表。如果要在一般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那就只好削足适履地删掉成串的文献，砍掉“无关的”的文献回顾部分。其实，如果能够有多一些的刊物像《社会学研究》一样要求作者写规范化的文章，也就会带动整个学术界形成一个氛围，让更多的研究者做规范的研究。

　　提升农村研究的学术水平的另一个问题是学术研究要有一定的理论分析。学术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必须有一定的理论分析。如果我们对一些事件的描述没有一定的理论分析的话，那就会流于记者的报道，甚至连一般的新闻报道都不如，因为记者的报道更强调时效性，文字也更生动易读。对于村级选举，村干部和乡镇干部肯定比我们更熟悉和更了解，但我们不同于他们的地方，或比他们高明一点的地方，就是我们对事件的描述和分析是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的。

　　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帮助我们把具体的事件与更广泛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人的知识是分为不同的层次的。我在一本书中曾经根据人的知识的抽象程度将其分为生活经验、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三个层次。 [1] 生活经验是最低层次的知识，是对于某一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性质、特点及其与其它事物关系的认识。每一个人由于从事的工作的不同，接触的人和事也有差异，因此对于所经历过的人和事都有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体验。科学知识则是以观察为基础，同样也源于具体事物的认识，但由于通过普遍概念对一系列事物进行概括和抽象，反映的是某一类事物的情况。由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抽象，这一层次的知识也就摆脱了此时此地的限制，在较广范围内适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哲学知识则是以理性的反省为基础，是关于普遍规律的认识。如果说科学知识基本上以直接的经验观察为基础的话，那么哲学知识则无法只凭经验观察的资料进行概括，因为哲学知识试图从更抽象的层次上对事物进行认识，所以仅凭经验观察的资料是完全不够的。研究者使用的材料中既有经验观察的资料，也有个人的经验，还有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历史资料。研究者通过想象力对这些材料进行概括，把各种抽象出来的要素联系起来，再把这些联系当素材使用。那些以哲学家的身份对世界进行研究的人所提出的理论当然应包括在这一层次内，这些知识是很抽象的。除此之外，个别自然科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中那些不完全以经验为基础的较为抽象的理论也属于这个层次。

　　现代社会科学强调以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其具体的方法通常分为定性的研究和定量的研究两种。那些通过一些个案进行定性研究的方法所获得的知识更接近我们这里所说的生活经验，而通过大规模抽样调查进行的定量研究则属于科学知识的范畴。为了使定性和定量的研究与较抽象层次的理论联系起来，研究者通常都会把自己的研究与相关的理论联系起来，在文章或著作中花一定的篇幅介绍与自己的研究相关的理论背景或理论框架。通常这些理论的抽象层次并不高，这些理论中的有关命题和假设是可以通过定性或定量的实证材料加以证实或推翻的，因此充其量只能称作是“中层理论”。例如关于社会网络与求职的关系，格兰诺维特提出“弱关系假设”，研究关系本身是如何使求职者获得较好的工作的。[2] 他在波斯顿郊区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访者中57%的人在最近一次职业变动中是通过亲属和社会关系了解职业信息的，而不是通过所谓的正式市场渠道。由于弱关系是在群体之间发生的，是联系不相似个体之间的纽带，因此弱关系作为沟通不同群体的信息桥在求职过程中起着更大的作用。而边燕杰在中国的研究却表明，在计划经济下强关系对于求职者更为重要：中间人与就业者的关系越熟，最终帮助者的资源背景越高，对就业者的工作安排也越有利。[3] 边燕杰因为这一重要发现而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这些理论是相当具体的。当然，也有一些理论的抽象程度比较高，例如理性选择理论、结构功能理论、冲突理论等。

　　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几个倾向是：第一，只说事实，没有理论分析，文章与实际部门的工作总结差不多，说现状、摆问题和提对策，但就是没有理论的分析。这对于应用性的研究尚可，但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就很不够了。第二，自己随意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理论，但缺乏系统的论证，没有与以往的相关理论联系在一起。一些学者也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在他们的研究也有一些理论分析，甚至一些全新的理论或概念。但是，我们在这些文章中看不到这些概念或理论与以往学术发展的联系，有些则是以往的理论早已提出的东西，我们的研究者只是换个不同的说法而已。第三，对西方理论持全盘否定态度。一些人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认为凡是国外的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社会和现实，因此一概加以拒绝。其实，中国的社会与西方既有不同的一面，也有相同的一面。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但我们绝不可以对这些理论视而不见，或以强调中国特色为由而将其拒之门外。理论有不同的层次，通常越是宏观层次的理论适用的范围也越广，越是具体的理论适用的范围也就越窄。例如理性选择理论就是属于宏观的一个理论，唐斯可以用理性选择理论解释美国社会选民的投票行为，我们在研究村民选举的时候也从成本与收益也未尝不可。理性选择理论确实有它的不足之处，但这里并不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造成的，而是这一理论本身的不足。有些具体的中层理论的适用性确实会因社会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前面说过的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在中国就不太适用。但中国社会的这种不同也正是我们发展理论的最好机会，边燕杰正是通过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之处理出“强关系假设”而发展了这一理论的。其实，一些很具体的研究结论中西方社会也有许多共通之处。以本人对社会地位与关系资源的研究为例，有关男性的网络密度低于女性的发现是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4]

　　总之，我们农村研究的首要任务应该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学习国外成熟的东西，了解国外的相关理论，与国外同行的研究进行对话。由于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中国社会有自己的许多独特之处，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只要我们建立相应的学术规范，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产生出一些好的作品，发展出一些新的理论，从而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中国学者贡献，并最终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服务。

　　参考文献  

　　[1] 胡荣. 社会学导论：社会单位分析[M].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

　　[2] GRANOVETTER, MARK.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78.

　　[3] BIAN, YIANJIE. Br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62:266-85.

　　[4] 胡荣. 社会地位与关系资源[J]. 社会学研究, 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