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研究方法角度分析了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以下简称《文化、权力与国家》）之特色，认为该论著研究方法特色主要体现在运用文化视角对以往的国家-社会研究框架的超越，运用复线历史观对以往线性历史的修正以及在此基础上将文化横向与历史纵向有机结合。而其不足之处在其权力文化网络分析的“非利益化”倾向。

　　[关键词] 文化视角；复线史观； 社会史研究方法；非利益化分析

　　20世纪初期，晚清政府启动了旨在拯救民族危亡既而扩大国家权力的现代化过程。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乡村并未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财富积聚与政权稳定，反而政局动荡、经济衰败、农民生活困苦，这一现象引起学界对乡村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印裔美籍学者杜赞奇1988年出版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在历史与文化视野下展开了对中国华北乡村（1900～1942）社会变迁的分析，由于其研究方法较之前同类研究有较大突破，成为当前研究中国乡村社会问题的经典论著。本文拟对《文化、权力与国家》研究方法上的特色与局限作尝试性的分析。

　　一、文化视角中的国家—社会研究范式 

　　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将社会分成两极，一极是国家，公共的政治领域；另一极是社会，私人社会领域和民间领域。以往讨论国家与社会问题时，基本可分为两类思考的角度：第一类是自上而下的分析，从国家制度权力与意识形态(包括儒家的理念在内) 来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之看成像上下级关系那样的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由于站在国家的立场，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那种无意识的、普普通通的过日子的社会资源就会视而不见；第二类是自下而上的分析，研究中国的农民社会，将地方社会看成一个孤立的、静止的、凝固的传统社会，忽视了国家和乡村的互动。这两类分析都将“国家—社会”的二元模式固化，国家与地方变成了一种对立、静止的关系。

　　杜赞奇通过提炼“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来描述华北乡村中权力结构和社会联系的具体形态。杜赞奇将“权力”理解为“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权力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权力的各种因素或关系存在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1】p4对以上多元化的权力关系，他将之统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其中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系网。具体来说包括：①组织体系，如市场、宗教、宗族和水利控制等方面形成的组织；②非正式相互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③象征规范，如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是非标准等。“文化网络不仅沟通了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而且成为封建国家的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封建国家使自己的权力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 【1】p21。因此，文化网络成为一个媒介，它不是完全被国家或农村或什么社会利益决定的，不是绝对主义的、单一化的，它将帝国政权、乡绅文化与乡民社会纳入一个共同的框架，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国家和乡村的互动方式及内容。正是通过注意到权力关系存在的文化基础，正是通过文化阐释去理解华北乡村结构中的权力表达，国家和社会对立、静止的关系的态势分析就被动态的权力渗透和结构变迁分析所取代，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就在其文化视角下得以化解。

　　杜赞奇的文化视角是新的文化观并且具有宏观的视野。所谓新的文化观是指揉合了后现代主义和象征人类学的文化观，即权力的文化观，从权力互动的角度来认识文化结构,并由此来探讨“文化”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及其变动过程；所谓宏观的视野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中国社会权力结构的近代变迁作一整体考察。中国农村的宗族、宗教、习俗、交往等内容以及这些内容背后隐含的权力关系,前人研究过且硕果累累,比如杨懋春的中国村庄、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经济网络、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杨庆堃的中国宗教等，但他们大都从某个方面着眼,缺少综合性的开阔视野及对中国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整体揭示。

　　二、对线性历史的修正—复线历史观 

　　人类社会的历史永远处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之中。在此过程中，偶然与必然共存、有序与无序同在。启蒙主义的线性历史发展观不加反思的将“民族—国家”

　　当作普遍性的范畴，勾勒出历史中“必然”与“有序”而忽视了“偶然”与“无序” 。为了重新发现历史,一些学者将被置于角落里的那些一瞬即逝的片段以“话语”的形式挖掘出来。杜赞奇在1995出版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揭示出那些被压抑和被淹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话语”和现代“叙述结构”与“历史话语”之间如何进行“交易”, 企图用复线历史观来修正线性历史观。他认为复线历史观要“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性的演化”:“复线的历史观揭示了启蒙历史范畴之外的历史,即被压迫者的复归。”[1]228

　　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杜赞奇对“权力文化网络”的分析便恰如其分的显示了对被压迫“大众”历史的“解救”。杜氏认为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它们或者是统治机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反叛者的工具或者二者兼具，人们为控制这些象征和符号而不断地互相斗争。因此官方有其自己的话语体系，民间亦有其自己的话语体系，不能因为官方的话语霸权而忽视了民间的乡村的话语体系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杜氏揭示了两条历史变迁的线索:一是以“国家—乡村精英—乡村社会”为主线的权力精英贯通，其中乡村精英连接作用至为重要。国家为了反击乡村社会因抵制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兴起的各种斗争采取了与新的乡村“精英”结盟的形式，利用从前的赢利型经纪—吏役来征收赋税，迫使原有的乡村内生保护型经纪—士绅(他们为民众所推举更多地代表社区利益)纷纷下台，从而使政权失去其合理性而丧失人心；二是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主线的象征体系贯通，其中不同符号意义的阐释融合成为基础。20世纪国家政权在华北地区的扩张没能有效地利用并发展旧的信仰与权威，而是采取了抛开甚至毁坏文化网络的做法成为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的重要原因。以上解说方式将乡村民众话语置于与官方话语基本对等的位置上，展现了乡村民众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以此为基础,杜氏通过对宗族与宗教象征规范的细致阐述，提炼出“符号—文化网络—权力意义”的解释路径，借文化话语折射历史发展的逻辑。杜氏对“大众”历史的成功“解救”主要依靠他从“符号-文化网络-权力意义”多元视角出发分析客观资料，并通过展示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分野、融合与再造，全面而立体描摹出一幅复杂的历史图像。

　　  三、文化横向与历史纵向的有机结合 

　　通过文化的视角与复线历史观的阐述，杜赞奇出色地展示了社会史研究方法，即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将中央化过程与地方化过程、上层文化与大众文化、机能与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叙述与分析等沟通起来。正如杜赞奇所言：“‘权力的文化网络’正是这样一个起连接作用的概念。它是一位历史学家在某种制度背景中记叙事件展开的方法与社会分析学家对我的发现而产生的、又通过不同社会—时间领域来指导我的假设不断作出评判的长期相互影响的结果” 【1】p247。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杜氏对村庄权力结构变化的理解是通过考察更大范围的历史变迁（国家政权的变迁），以此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知识来更深刻了解乡村社会；而在阐述这一不断展开的历史时，杜氏涉足众多领域，国家、地方、乡村、市场、宗族、宗教、非正式关系网及象征符号规范等。总之，其研究方法的鲜明特色在于体现了一种开阔的“文化”视野和驾驭复杂历史进程的能力。

　　四、“权力文化网络”价值指向“非利益化” 

　　文化研究的取向虽然拓宽了历史学的视野, 但它不能作为阐释问题的唯一取向，否则有陷入“文化决定论”的危险。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杜赞奇从史料对比中归纳得出了晚清和国民政府由于未能有效利用原有权力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社会中无法顺利实现合理化和官僚化，其强行扩张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从而失去其实现“政权建设”宏愿的有利条件，最终不得不让位于******政权的结论。在这里，其“权力文化网络”分析有“非利益化”的倾向。杜赞奇指出,“权力文化网络”中的“文化”主要指乡土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各种民间组织攀援依附于各种象征价值，从而赋予文化网络以一定的权威，使它能够成为地方社会领导权中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场所。而在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的主要动机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因此，在权力文化网络中,主导乡村权威的价值倾向主要不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但是，杜赞奇又分析乡村精英逃离村中公职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得自这一公职的精神和物质报酬越来越少，而这一公职带来的麻烦却越来越多”【1】p206,在这里他已经看到了经济利益的作用。同时杜氏还认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确立亦不以经济合理性为前提，其对乡村的控制更注重一系列“合法化”的程序:“掌握官衔与名誉的封赠，代表全民举行最高层次的祭祀仪式，将自己的文化霸权加之于通俗象征之上。”[1]P24，但是杜赞奇在分析******政权最终获得成功建立合法性的原因在于“了解民间疾苦”，至此他还是看到了经济利益的作用，只是没有将之作为主要的因素考虑并进行深入分析，这种偏重文化取向而轻视利益的作法可能导致理论上的偏执，最终可能导致无法分析清楚问题的本质症结所在。

　　总之，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在研究方法上独具特色，它通过文化的视角化解国家与社会的对立，运用复线史观熔铸出新的史料分析范式及通过“权力文化网络”连接历史纵向与文化横向。尽管其权力文化网络分析具有非利益化倾向，然而瑕不掩瑜，其对当今社会史和乡村政治研究范式的转变仍具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鄢庆丰，刘涛．杜氏研究策略的内涵及成果分析[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3]汪萍．历史与文化视域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4]李恭忠．“文化”的视野及其它[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4）．

　　[5]魏治勋．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合法性分析范式[J]．求是学刊，2004（11）．

　　[6]王建刚．“民族国家”时代多变的“话语” [J]．世界民族，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