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机制是社会科学哲学以及相关经验研究近十年来的最新理论之一。由于这个概念仍处于发展阶段，学术界的分歧远多于共识。基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对社会机制进行初步的界定：社会机制是与涵盖律相对立的，具有时序性与不同层次的因果解释手段。

　　【关键词】社会机制 社会科学 方法论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指出，科学的发展是不同流派争夺范式地位的斗争。[1]近十年来，作为一个具有核心性的基本概念和实证取向，社会机制(social mechanism)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受到了广泛关注，并得到多学科社会科学家的应用，甚至被学者描述为一场横扫社会科学与哲学界的“机制运动”。[2]由于这个概念仍处于发展阶段，学术界的分歧远多于共识，本文的主旨是通过对相关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介绍与点评，提炼出西方学术界就社会机制这一概念的已有共识(尽管这些共识本身也具有相对性)，以期得到中文学界的回应。

　　

　　一、社会机制是一种解释手段

　　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是解释现象，而解释由认识论(epistemology)和本体论(ontology)组成。前者关注知识的来源与形构，后者则考察本体的性质和范畴。作为一种解释手段，社会机制试图综摄认识论与本体论的优势，而避免滑入极端。在认识论上，社会机制寻求发掘社会现象背后可以观测的事实，并构建它们之间的联系，同时认识到一个事实或一种结构并不足以引致相应社会现象，行动的认知与动机必须得到分析。以抗争政治为例，在具有主导地位的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理论看来，对自身状况的不满与悲愤感以及对某些社会现象、结构或个人的憎恶感普遍存在，但相对而言，人们并不总是诉诸抗争行动。从而，集体政治行动的最重要因素是外生的政治机会。政治过程理论引领了诸多研究者寻找抗争政治产生、成功或失败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两项关键质疑是：第一，对政治机会的列举只是一种事后的倒推，具有循环论证的嫌疑；第二，抗争政治的参与者在参与过程中未必能意识到客观机会的存在，而即使意识到机会的存在，也可能是错误意识。例如，查尔斯·科兹曼(Charles Kurzman)对1979年伊朗革命的研究阐明，伊朗革命之前的客观政治机会并不成熟，但参与者并不这么认为，并坚持发动革命且最终取得了成功。[3]社会机制的研究视角试图调和客观与主管因素之间的关系，并拒绝只有政治机会才是可靠的事实与知识来源以及抗争政治的动员完全取决于参与者主观感受这两种极端观点，而试图理解：①政治机会在什么状况下会转化为主观认知；②这种主观认知反过来对政治机会有什么作用；③在什么状况下主观认知会转化为抗争政治行动；④在什么情况下政治机会结构会导致抗争政治的成功，什么时候又导致其失败。

　　在本体论上，社会机制认识到个人、整体、形势与关系作为研究单位各自的优势，根据研究对象和问题进行相应的综摄。以知识分子意识形成为例，方法论个人主义考察个人意识的形成如何受到对个人效用最大化追求的驱动和制约，并将这一形成过程视为策略性选择。整体主义挖掘一个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对知识分子个人意识的影响。以形势为研究单位，我们可以分析知识分子的自我概念如何受到不同事件的驱动，以及与他人的社会互动过程对个人观点的塑造。对关系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阶级关系或社会网络在知识分子意识形成过程中的角色。社会机制视角认识到，上述视角都具有其独有的解释力，但其本身都无法提供全面的图景，而我们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必须对所假定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单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社会分析者经常得出错误的结论，其原因在于：他们往往对社会系统这样的本体作出假定，而没有对其本身进行探究。”[4](5-6)

　　

　　二、社会机制是一种因果机制

　　社会机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建立因果联系(causality)。除了极少数例外，大部分因果解释是以一个(或一串)先发生的事件或事实来解释一个(或一串)后发生的事件或事实。[5](9-10)，[6](52)，[7],[8](74)将事件与事实加以排列，我们可以梳理出四种因果解释机制：①事件—事件，即以一个先发事件解释一个后发事件。例如，以《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来解释五四运动的爆发。②事实—事件，即以一个先定事实解释一个后发事件。例如，以新思想的传播与民族主义的高涨来解释五四运动的爆发。③事件—事实，即以一个先发事件解释一个后续事实。例如，以五四运动的爆发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兴起。④事实—事实，即以一个先定事实解释一个后续事实。例如，以中国国民党的腐败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可能是非事件或未发生事实，例如“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或“为什么美国的信教者比率没有显著的下降”。这种问题实际上假定了一个比较对象(“科学和工业革命在近代西方社会发生”或“西欧的信教者比率有显著的下降”)或正向的决策制定(“大部分美国人仍然每周固定去教堂做礼拜”或“大部分美国人仍然自我认同为信教者”)，从而可以相应地归于上述类别之中。

　　

　　三、社会机制与涵盖律相对立

　　德国哲学家卡尔·亨普尔(Carl Hempel)与保罗·奥本海姆(Paul Oppenheim)提出，解释的目的在于提供涵盖律(covering law)。[9-10]这种观点得到了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进一步阐述，[11]从而也被称为亨普尔—奥本海姆模型(Hempel-Oppenheimmodel)、波普尔—亨普尔模型(Popper-Hempel model)或演绎—定律模型(Deductive-Nomological model，或简称为D-N model)。

　　涵盖律解释模式主张，社会科学中的解释是一种包含前提(premise)和结论(conclusion)的演绎形式：C[，1]，C[，2]，…，C[，k]；L[，1],L[，2]，…，L[，r]；则E。作为“解释项”(explanans)，C[，1]，C[，2]，…，C[，k]是对先定事件或事实的前提性陈述，又称“初始状况”。L[，1]，L[，2]，…，L[，r]是涵盖律，这里涵盖律可以只有一项，也可能是一个系列。E是被解释的结论性事件或事实，或称“被解释项”(explanandum)，它是前提项的逻辑后果。涵盖律的最简单的例子是以下三段论：如果a，则b(涵盖律)；a(解释项)；则b(被解释项)。

　　上述三段论的内在逻辑如下：对一个(或一串)事件或事实的解释就是从被假定为真实的前提中演绎出结果。社会机制概念的出现可以被看成是对涵盖律的直接挑战。具体而言，这种挑战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涵盖律的逻辑出发点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本体论，将实在化约为事件与经验观察，从而因果关系成为可观察事件或事实之间有规律的联系；第二，涵盖律的解释只是一种近似于规律性或统计性的关系，而并没有指明真正的因果机制；第三，涵盖律式的思维过分诉诸归纳，并直接或间接地假定这种归纳适用于一切情况与事件；第四，涵盖律给变化或差异(variation)留出了极小的空间。不同于涵盖律，社会机制的目标要低调许多，它只试图提炼出特定时间或空间节点内的具有相对归纳性的机制；社会机制的因果性具有选择性与局部性。

　　在政治学中，一个经典问题是经济增长与民主政体之间的关系。受到传统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直接的正向关系。这种涵盖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质疑与经验挑战，[12]而从社会机制的理路来看，在暗含了因果关系的同时，涵盖律并没有真正解释经济增长影响政治制度的机制。已有的研究至少提出了四种相关的社会机制：①经济增长通过灌输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来促进民主政治；②经济增长通过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来促进民主政治；③经济增长通过培养公民社会或中间组织来促进民主政治；④经济增长通过改变国家—社会关系来促进民主政治。[13](82-83)

　　另一个例子是社会学中的参照群体理论。参照群体理论源于社会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概化他者”(generalized other)思想的影响，它告诉我们，人们经常评估自己所处的形势，并基于一个用来比较的群体形成自己的观点。问题在于，这种理论缺乏足够的支撑机制，它未能告诉我们人们如何为他人的观点所吸引。以上文的知识分子为例，通过参照群体涵盖律的修正，我们可以提出知识分子意识形成的下列社会机制：①寻求意义与归属感是人类本性，而这主要是通过将知识分子自我置于社会群体中，并维系这个团体的独特的群体认同而得到满足；②知识分子群体通过划分象征性边界来区分自我与他者，以此来构建和维系群体认同；③加入某个群体的个人选择强化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而强化了的身份认同将赋予知识分子以更强烈的认知与行动动机；④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群体基于与其他知识分子与群体的参照和比对来界定自己的思想与行动；⑤参照群体包括类似的群体与对立的群体，前者作为正向参照群体强化知识分子的自我概念，而后者作为负向参照群体有两种可能的后果——在知识分子的自我概念尚未成型时对其起弱化作用，在自我概念已经成型后起强化作用；⑥知识分子群体与学派的多元化在量的方面减少了特定群体的人数，在质的方面却强化了特定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认同与自我概念；⑦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与论战往往会强化知识分子本已形成的思想与意识，并动员和增强成员的团结感。[14](51-52)

　　四、社会机制具有不同的层次

　　社会机制所提供的是一个关于另一种(具有“高一级”的研究单位的)理论的(具有“低一级”的分析单位的)组成性过程的知识。[15]换言之，社会机制先将分析对象的高阶单元分解，然后分析低阶单元的因果关系，最后将这种低阶的多个因果关系合成为高阶的因果关系X→Y。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社会机制的内在逻辑要求方法论个人主义，[5，8]但更多的学者否认社会机制只能适用于个人层面的观点。例如，在对集体行动的研究中，许多学者指出，从社会关系到群体身份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到参与者身份认同(participation identity)，最终到加入集体行动，其中的社会机制涉及多个层次。[16-17]尤其是在从群体身份认同到参与者身份认同的转换中，有三种社会机制在发生作用：短期关键事件、内在结构变动以及正式组织的推动。蒂利对社会机制的不同层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区分了三个层次的社会机制：环境机制(environmental mechanism)、认知机制(cognitive mechanism)以及关系机制(relational mechanism)。环境机制是改变社会生活与政治过程的外部影响；认知机制是基于个人与群体感知的变化；关系机制改变个人、群体与人际网络之间的关系与连接。[4](139),[16](25-26),[18](26-27)

　　通过这种概念化，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社会机制。例如，杰克·古德斯通(Jack Goldstone)发现，早期欧洲与亚洲的现代农业—官僚国家的解体都是由迅猛的人口增长促成的。例如，英格兰的国家解体发生在1640-1642年，而在1500-1650年间，英格兰人口从200万增至500万，伦敦人口则从5万增至40万。同时，古德斯通避免了涵盖律的陷阱，没有强调人口变动与国家解体之间的线性关系，而是将人口增长与弱化了的国家税收能力与财务危机、精英竞争与民众的动员联系在一起，提供了一个环境机制的范例。[19]

　　关于认知机制，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注意到，极端现象往往发生在志同道合者之间产生互动时。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桑斯坦提供了一系列的认知机制，例如蹩脚认识论(crippled epistemology)、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修辞优势(rhetorical advantage)、感情纽带(affective tie)以及适得其反的更正(self-defeating correction)等。以蹩脚认识论为例，这种认知机制指出，尽管远非不理性者，思维极端者常常不具有充分的信息或知识，而他们脑中所贮存的知识往往支持其极端信念，或者他们有选择性地获取支持其极端信念的知识，而抛弃有冲突的证据。[20]

　　凯伦·巴基(Karen Barkey)对奥斯曼帝国的研究则是一个关系机制的应用范例。巴基感兴趣的问题是：奥斯曼帝国为什么能够长期延续？不同于传统的历史考察，巴基对连接持续变迁的宏观结构片段的组织与网络进行了分析，集中考察了纵向与横向的多重社会网络关联，以及国家与社会行动者之间短期或长期的契约。以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为例，基于对不同社会群体的行动与政治领袖的自我中心网络的分析，巴基指出，奥斯曼一世之所以能成为一位建立并巩固起近似于现代国家的政治结构的领袖，既与他所处的横向关系的性质有关，也在于他串联原先互不关联的群体的能力。奥斯曼一世串起了许多潜在附属群体的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从而，当他力图巩固自己的地位时，他已经有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由互相依赖的群体所组成的关系网络。通过中层关系机制，巴基巧妙地回答了一个宏观历史问题。[21]

　　

　　五、社会机制具有时序性

　　尽管社会科学家从未完全忽略历史学研究，并经常征引后者，历史学家对社会生活的时序性(temporality)的复杂的、多面性的理解甚少受到社会科学家的认真对待。从表面上看，历史在社会科学解释中不乏一席之地。以涵盖律解释为例，历史经常成为对范围或范畴的界定(例如，“在中国人发明火药之前，战争呈现X特征”)；或成为一个抽象的变量(例如，“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然而，社会科学家很少承认特定历史事件与历史过程的影响，更不用说对历史进行概念上的梳理。[4](9)而要对时序性进行分析，就必须将历史过程分解为历史事件。简单说来，一个社会事件或事实引致了另一个社会事件或事实，前者与后者间必定有一个中间过程，而二者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这一中间过程永远嵌入于时序中。社会机制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具有时序性的历史事件有其意义，它们在因果解释中的地位不仅应该受到承认，而且应该加以进一步的概念化与分析。

　　另外，社会科学家普遍倾向于结构性思维。在主流社会科学研究中，“结构”被直接或间接地视为给定，视为决定了社会行动的坚实的社会事实或隐含的不变逻辑。问题在于，这种隐含的社会结构本身随历史时序的变化而发生转变甚至变革。换言之，社会结构本身有其历史。[22](14)就此而言，社会机制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有意识地将时序性引入社会科学研究，并对其加以概念化的尝试。社会机制解释将总体性机制与“局部理论”结合起来，从而能够解释初始状况与相邻过程(adjacent processes)如何引致独特的历史轨迹与社会结果。[4](9),[23]，[24](422-423)

　　小威廉·苏埃尔(William Sewell Jr)区分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三种时序性概念：目的论时序性(teleological temporality)、实验性时序性(experimental temporality)以及事件性时序性(eventful temporality)。在目的论时序性看来，社会生活由超越历史的线性法则所塑造，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个经典范例。苏埃尔对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s)框架中的目的论时序性进行了剖析。沃勒斯坦的基本解释逻辑是：地方社区的命运并不由(至少不主要由)地方事件决定，而是由具有体系性的全球转变决定。在苏埃尔看来，一旦我们将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地方性的事件通过它们在全球整体中的位置来解释，我们就落入了目的论时序性的陷阱。沃勒斯坦将资本主义后期的发展看成是其“大爆炸”后不可避免的轨迹，却没有意识到，与星球不同，人具有评估他所身处的社会结构的能力，而人与社会的互动是任何初始结构所无法预测的。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对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比较研究表现了实验性时序性。斯考切波将她的三个历史案例视为“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s)，并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得出社会革命发生的三个必要条件：国家军事落后、强大的地主阶级与相对自治的农民社群。然而，这种“自然实验”要求她的三个案例具有同一性与独立性。换言之，斯考切波必须假定，她所研究的三场社会革命具有同一的因果律，且早期的革命与后期的革命无关。但这并不符合现实，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阶级、阶级关系与政治制度，而这很可能会改变社会革命的必要与充分条件；而俄国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不仅如此，这种比较方法使她无法考察不同革命中的不同事件如何影响革命的进程与后果。[22](81-123)最后，社会机制所采取的时序性属于事件性时序性。后者认识到历史进程与社会生活中的事件的重要性与因果解释力。社会机制并不假定不同事件之间的因果独立性，而认为它们具有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e)。[25]事件在部分上通过改变塑造和约束社会行动的文化范畴而导致社会变迁，而社会关系中的因果律至少在部分上依赖于文化范畴的内容与关系，从而，事件具有改变社会因果关系的能力。[2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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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