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当代欧洲事务中，匈牙利虽不像大国那样具有君临天下的决策功能，却也占据着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并且发挥着显著的政治风向标作用。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过程中，匈牙利带头“回归欧洲”，改变了“东风压倒西风”的政治格局；又抢先启动私有化进程，力图效仿“德国模式”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从表面上来看，匈牙利的经济改革是彻底的，也是有效的，但其私有化进程并不顺遂，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其教训是深刻的，值得世人思考，应当加以评论，从而为以市场为价值取向的经济转轨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匈牙利；经济改革；私有化；市场化

　　【作者简介】李靖宇， 1949年生，辽宁师范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所教授。姚素文， 1974年生，辽宁师范大学俄罗斯与东欧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大连116029)

　　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生活中，匈牙利虽然不占据大国地位，但它在欧洲事务中却起着显著的政治风向标作用。众所周知，匈牙利作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冷战时期一直是东西方对峙、抗衡与争夺的地缘政治阵地。1989年，在东欧震惊世界、暴风骤雨式的剧变浪潮中，匈牙利率先“回归欧洲”[1]，政治上改行资本主义制度，经济上进行了“彻底的”私有化改革[2]，试图建立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求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融合”[3]。1998年大选后，在匈牙利国内形成的两极政治格局，更加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状况进一步好转，使匈牙利逐步从众多的东欧国家中脱颖而出，成为西方世界赞许的所谓“样板国”。综观匈牙利的经济改革过程，无论从转轨特点、改革进程，还是从私有化的最终结果来看，都具有典型意义，代表了中东欧国家发展的大趋势，因而倍受东西方社会的共同关注。本文试从匈牙利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私有化进程、改革利弊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思考与评论，以求为中国和其他实施经济改革的国家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一匈牙利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市场化，其具体进程是通过私有化措施来推进的

　　1989年匈牙利政治制度演变后，随即确定了其经济改革的目标：扫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羁绊，跟从德国的发展道路，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应当指出，匈牙利经济改革的实质是要全面市场化[4]，而这一改革目标是通过私有化的措施来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经济改革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其经济市场化的目标决定于两种因素。首先，匈牙利原有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难以承受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匈牙利长期实行苏联式的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在国家行政干预的指挥棒下，犹如木偶一般地被舞来弄去，没有充分的市场活动的空间，整个经济缺乏应有的活力和竞争力，所以在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显得呆板脆弱，无法承受一步到位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压力和冲击力。因此，匈牙利选取了比较务实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力求比较平稳地向市场经济过渡。其次，德匈两国长期形成的历史渊源，也是匈牙利确定经济改革目标的依据。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都是德国的追随者[5]。长期以来，德国的经济理论、经济制度以及价值取向，均对匈牙利产生了很大影响。早在60年代中期，匈牙利就进行过经济改革的大胆尝试，虽然没能达到预期目标，但是改革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为后来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延至90年代初期，分裂的两德又重新合二为一，德国一跃而成为欧洲首富。于是，一直向德国看齐的匈牙利，对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更加深信不疑，在社会制度演变后义无反顾地确定其经济改革的目标为全面市场化，建立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匈牙利经济改革的目标确定后，随即进行了以改变所有制关系为取向的私有化。其私有化的含义与中国学术界所认定的严格意义上的私有化不尽相同。他们认为，私有化即民营化，或称非国有化。它不仅包括私人所有制，还包括股份制，合作社组织集体所有制[6]。匈牙利在私有化首次被法律确认后，便采取渐进的转轨方式，进入了长达8年的具体实施阶段，可以说是“风雨兼程”。

　　(一)小私有化进展顺利，颇见成效，皆大欢喜

　　在匈牙利经济转轨之初，没有经验可循，一切都处于摸索之中。为了减少损失，匈牙利私有化是从“小”做起的。首先从小型企业，如小商店、小旅店、小服务网点切入，实行公开拍卖、现金出售、有偿转让等手段，使全国近10万家这样的小企业得到有效改造，逐步培养成效益较好、初具规模的小型私有企业。由于“船小好调头”的缘故，匈牙利仅用两年时间，小私有企业的效益就显示出来。到1991年，小私有企业提供的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20%以上，其外贸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5%还强。实践经验证明，匈牙利的小私有化因“小”得“福”，企业规模小，易管理，运行稳，损失少，见效快。小私有化的顺利进行和成功运作，使匈牙利成为众多东欧国家效仿的样板，也为其大私有化的开展积累了经验，树立了信心。

　　(二)农业私有化速战速决，一步到位，成效显著

　　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匈牙利私有化的对象之一。安道尔上台以后，提出了农业私有化的计划，着力解决原国家土地的归属问题。1992年议会通过了《解散合作社法》[7]，随即农业私有化开始实施。到1992年底，合作社土地和财产的再分配工作已基本结束，匈牙利政府对此结果相当满意。在匈牙利的广大农村中，形成了新的土地所有制格局：国家所有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3. 2%[8]，合作社所有的土地占25. 3%[9]，私人所有的土地占71.5%[10]。而对属于合作社的土地，匈牙利各级政府还将按照社员每人30金克朗、职工每人20金克朗的标准价在无地的社员和职工中进行分配，以求加快私有化的进程。

　　(三)大私有化轰轰烈烈，磕磕绊绊，喜中有忧

　　匈牙利经济的大私有化，是指在国家的重要基础部门进行私有化，即私有化大行动。匈牙利小私有化初战告捷，让人们对即将展开的大私有化充满信心。于是， 1994年大私有化在匈牙利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然而，其结果却令匈牙利政府大失所望。除了少数几个较有吸引力的国有企业被买走之外，大部分无人问津。在国内资金紧缺，外债负担沉重的夹攻下，匈牙利只好把实现大私有化的希望寄托于外国资本。然而，西方大国本着“上钩的鱼不必多给鱼饵”的原则[11]，曾经许诺的经济援助都如石沉大海，要么附加太多的条件。在这种情势下， 匈牙利不得不面对现实，调整大私有化的政策，重新寻找国有企业改革的途径。早在剧变以前，匈牙利就已经进行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并出台了《企业法》，规定企业委员会有权确定本公司的组织形式，如公司化、私有化、合资等形式。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许多企业就已经成立了新的实体[12]，一部分国有企业逐步变为控股公司，部分股份以拍卖、优惠价格或无偿分配等办法转为私人股和法人股，其余归国家所有。匈牙利剧变后，大多数国有企业进一步转变成单纯的控股公司，因而企业效益相对看好。1990年，匈牙利政府成立了国有资产局[13]，并主持制定和大力实施私有化方案。其基本的政策取向是：加大国有企业的改制力度，然后再出售给外国资本家。这样一来，匈牙利大私有化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94年当年，第一批就有650家企业全部售出，第二批250家企业也部分售出； 1997年，匈牙利1 857家大企业中，已经有1 299家得到了私有化处理。应该说，匈牙利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企业改制在先，出售在后[14]。这使匈牙利的国有企业在众多东欧国家出售的企业中，尤为抢手。但是，由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后的所有权大多数落入外国人手里，从而控制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致使匈牙利的有识之士甚为不安。

　　二匈牙利实现私有化并不顺遂，其结果对社会有利有弊

　　80年代末期匈牙利政治制度改变以后，其经济转轨的标志——私有化也正式启动。然而，匈牙利的私有化尤其是大私有化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第一，国内经济形势严峻，大私有化步履维艰

　　匈牙利政治制度骤然转变，带给社会的阵痛一时难以消尽。在人们的精神尚处于扑朔迷离状态的情况下，标志着匈牙利经济转轨的私有化便开始实行。其结果是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商店停业，工厂倒闭，失业者流落街头；居民的储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愈来愈多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由于经互会的解散，致使匈牙利与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突然中断，原来那种依赖“输血”的经济立即陷于困顿。面对萧条凋敝的经济状态，匈牙利政府一时束手无策。再加上各项防范措施又没有及时出台，匈牙利的大私有化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一度举步艰难。

　　第二，国内资金极其匮乏，大私有化严重受阻

　　匈牙利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痼疾太多，积重难返；体制僵化，管理落后；经济封闭，结构扭曲。在私有化的初期，社会上富裕者寥若晨星。如果依靠国内私人资本购买企业，在当时的匈牙利纯属“天方夜谭”。另外，由于匈牙利国内企业长期投资不足，加上多年的财政金融状况恶化，资金奇缺又造成债务堆积。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使匈牙利大私有化一时陷入混乱状态。

　　第三，内外债务负担沉重，大私有化面临难题

　　由于多年的财政亏空和转轨的巨大压力，使得匈牙利内外债务的额度急剧攀升。自1989年私有化启动以来，内外债务就成为匈牙利的沉重负担，导致国内资金更加紧张，使处于摸索阶段的私有化面临难题。1995年，当私有化进入大私有化这一关键时刻，匈牙利的外债已达到230亿美元的高峰，内债也高达360亿美元。这对急需资金的匈牙利私有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匈牙利就面临着继续推进私有化和偿还债务的双重任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第四，外部环境恶化，大私有化进退维谷

　　原苏联与经互会的解体，使匈牙利失去了传统的东方市场；而即将建立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又受到西方市场的严重制约。那几年，西方经济普遍低迷，更严重的是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对处于转轨关键时期的匈牙利来说是难上加难的。一时间，匈牙利的对外贸易萎缩，经济几乎陷于绝境，无法自救，从而加重了它对西方的依赖性。

　　第五，政局动荡不稳，大私有化几经波折

　　一般说来，政局的稳定与否，关系到经济改革的成败。而对于匈牙利这个刚刚启动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匈牙利改制后，各党派互相攻击，竞争激烈，客观上造成经济发展计划的搁置，拖延了改革措施的实行。1989年上台的安道尔政府实施私有化后，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经济一度恶化，下滑之势无法阻止。1994年大选后上台的霍恩政府加快私有化步伐，导致诸多社会问题日趋严重。随着“紧缩经济政策”的实施，经济回升稍有起色，政治斗争又随之而起。而1998年上台的欧尔班政府，同样面临着各种难题。政权的频繁更迭，使匈牙利的大私有化进程时断时续，受到很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匈牙利政府还是竭尽全力地去克服私有化所带来的各种困难，顶住了来自国内与国际的巨大压力，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了市场经济模式，经济状况渐趋好转，政局继续保持稳定，融入西方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公允地说，匈牙利私有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也暴露出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客观地分析，匈牙利的私有化有利有弊，其有利的方面是：

　　第一，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多种经济形式共存的结构体系

　　匈牙利经济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多种经济形式共存的结构体系活跃了市场经济。在匈牙利，由于私有化的实施，使国民经济中的私有成分从零跃居为70%；各私人企业为了赢利，实行科学管理，培训工人，选贤任能，消除了一任定终身的弊端；广泛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通过各种渠道打开国际市场，致使对外贸易往来大有起色；各种经济成分相互竞争，整个经济充满活力。从1994年起，匈牙利经济开始复苏，总体上保持低度回升，并呈现出增长之势，这预示了匈牙利经济良好的前景。

　　第二，私有化吸引了大量外资，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债务危机

　　作为“匈牙利经济结构改造的主导因素”，私有化付诸实施后，外资开始大量涌入匈牙利， 并且开展经济活动，包括在匈牙利购买企业和投资建企业两种方式。迄今为止，经过自行改制，匈牙利80%的国有企业已出售给外国资本家[15]。几年来，外资几乎以每个月一亿美元的速度流入匈牙利。在众多中东欧转轨国家中，匈牙利吸引外资量独占鳌头。统计资料表明，匈牙利1995年吸引外资128亿美元，1997年猛增到150亿美元，相当于东欧国家占有外资量的一半以上。在匈牙利债务危机的情况下，大量外资的涌入暂时缓解了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因此，匈牙利1998年净外债降到了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只剩下了129亿美元。

　　第三，企业经营状况得到改善，经济效益有所提高 匈牙利实行私有化以后，大多数企业的经济效益大有提高。计划经济长期束缚匈牙利，造成一些企业经营不善，债务堆积，管理落后，适应市场能力较差。私有化以后，各企业特别注意解决上述问题，同时把改进技术、重用人才、推广科技成果、提高生产效率作为重点来抓，结果企业的经济效益大有改观。在私有资产占多数股份的企业中，有75%的企业赢利，平均赢利率为20%；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匈牙利出口总额的70%[16]。1997年，匈牙利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近10年来首次高达4.4%，1998年又上升到5.1%，企业发展开始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进入1999年以来，虽然受到科索沃战争、国内洪灾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但匈牙利经济增长率仍在4%以上，预计2000年可望出现更好的局面[17]。

　　第四，以西方的价值观为改革取向，获得了一些立竿见影的好处

　　匈牙利经济的私有化，为其捞取了一定的政治资本。随着经济转轨的进行，西方国家使用众多的诱饵，诸如经济援助、加入北约和欧盟等方式，以使匈牙利融入“西方世界”。为了达到西方提出的各项经济标准，匈牙利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市场化改革。经过一番追求立竿见影效果的努力，匈牙利终于如愿以偿，在隐患迭出的世界中抓到了一把“保护伞”[18]，拿到了加入北约“俱乐部”的“门票”，并有望于2002年跻身于欧盟。与此同时，匈牙利还获得了西方大国如美、德的青睐，其国际声望和国际地位日益升高。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一分为二的。匈牙利市场化改革的全面实施，虽为其今后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一些社会问题。

　　第一，私有化造成外资控制匈牙利经济命脉的局面，使之很难保全国家主权。匈牙利经过多年的努力，到目前私有化基本结束，私有资产占全国总资产的70%以上，其中外资操纵2/3以上的企业。在全国最大的15家商业银行中，外资控股占多数的已有9家；在全国15家最大的保险公司中， 14家由外国公司控制；在制造业方面，外资所占份额达80%以上。这些事例证明，外资不仅已经控制了匈牙利的经济命脉，而且还在匈牙利形成了割据和竞争的复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匈牙利原本薄弱的民族经济在夹缝中愈加无力回天。在当今世界经济利益决定一切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下，匈牙利的政治主权也会因经济主权的削弱而对西方唯命是从，很难保全国家独立和主权。

　　第二，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财政金融状况依然不佳。匈牙利独具特色的私有化，确实使它暂时获得一些收益。从1990年1月到1996年6月，匈牙利在私有化过程中获得的收益超过9 400亿福林(一美元约合165福林)。然而，真正上缴国库的只有一半左右，而另一半则在私有化过程中流失。在匈牙利最近暴光的一桩丑闻中，当事人捞取的两笔酬金就高达8亿福林。由于私有化的管理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局本身就混乱无章，形同虚设，致使贪污腐败乘虚而入，直接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因此，声势浩大的私有化并未给资金奇缺的匈牙利经济注入多少血液，财政金融状况依然不景气，内外债务还是国家和企业的沉重负担。

　　第三，私有化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其负面影响经久难消。有目共睹，匈牙利私有化虽然实现了经济体制转轨的市场目标，但因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对匈牙利今后发展极为不利。首先，私有化导致了贫富的两极分化。私有化后，大多数人民陷入贫困境地，只有小部分人成为富裕者。因此，人们抱怨改革“仅仅是将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19]。其次，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各种矛盾的产生与激化也就不可避免。再次，政府实施紧缩政策，削减社会福利，降低工人工资，人民怨声载道。还有，社会上犯罪率大大上升，儿童失学严重。随着社会的逐步稳定和经济的好转，这些令人头痛的问题虽稍有缓解，但还将长期困扰匈牙利社会。正如专家所预言的那样，“匈牙利的问题不是出现在私有化进程中，而是出现在私有化之后”[20]。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今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将要减缓。这是由于匈牙利出口的增长必将放慢，通过私有化挖掘出来的潜力也将逐渐用尽。在这一态势下，匈牙利经济面向21世纪发展将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匈牙利经济私有化在世界改革大潮中具有典型意义，它给世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匈牙利通过实施私有化，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然而，在实施私有化这一特殊的东欧现象中，匈牙利也是有得有失，有利有弊。本来，匈牙利改革是要破旧立新，兴利除弊，但却产生了一些与主观愿望相反的负面效应。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认定，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具有时代的价值和典型的意义，而其深刻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也给实施经济改革的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第一，要根据本国特点选择改革道路，切忌盲目效仿和照抄照搬

　　匈牙利的现实改革是过去改革的继续，不同的是1989年以后的改革同时要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双重转变。匈牙利效仿德国，要在改革中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世人可以理解。然而，匈牙利过分强调私有化，主观地加大私人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从而脱离了本国的实际情况，有点“东施效颦”的味道。匈牙利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人们的思想既封闭又天真，似乎其经济转轨的宏观目标就是私有化，有了私有化就有了一切，就有了如德国一样发达的市场经济，似乎许多问题也都会因私有化迎刃而解。因此，匈牙利为了私有化而不顾一切，结果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具体地分析，德国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当时具备了私有化实施的条件：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健全的法律体系，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现成的企业家阶层，丰富的私人资本以及懂得市场经济的政府官员等。而匈牙利根本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却盲目地强制推行私有化，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他们没有认识到私有化具有双重的作用，致使在急剧的私有化中摧毁了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从而使改革步履艰难，酿成了全面、深刻、持久的社会危机。匈牙利的教训告诉人们，经济改革没有普遍通用的现成模式可循。由于各国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条件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便决定各国必须依照本国具体情况探索各自的经济发展道路。而照搬别国的经验，只会张冠李戴，南辕北辙。

　　第二，必须注重维护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采取激进与渐进相结合的改革方式

　　匈牙利改革初始阶段，各项措施都刚刚起步，政治上各党派争权夺利，经济上混乱无序，社会动荡不稳，私有化进程缓慢。后来，政府采取强制手段，加强宏观干预，私有化才得以进展。匈牙利的经验告诉人们，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经济改革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只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推行新的发展战略，才能避免破坏性力量滋生，才能为吸纳外资、引进技术提供保障。在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匈牙利后来注重“在基本保持原有制度结构稳定的条件下，积极培育市场经济成分，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造”[21]。其实，渐进和激进“这两种经济转轨方式并无优劣之分”[22]，具体采用哪一种也无定论可言。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如果总是渐进地改革，未免保守，不大胆地推进改革反而是对现有资源的极大浪费；如果像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那样，在不具备激进改革的条件下，硬是实行“休克疗法”，非但不能实现平稳转轨，还会使社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则又是冒进。因此，不应提倡一步到位的“休克”，但也不主张一味地渐进改革，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激进的方式，也是现实可行的。它可以快速地推进改革的步伐，较快地实现既定目标。所以，要根据具体情况，把握好时机，该用哪种方式就用哪种方式，必要时两者相结合或交替使用。

　　第三，改革中要重视国家的宏观调控，切忌抛开必要的政策导向

　　在匈牙利经济转轨之前，中东欧国家实行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一切经济活动都依赖于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致使经济活动毫无生气。当剧变的风暴到来之际，东欧国家普遍地过分迷信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抱着“洗心革面”的决心，“努力把国家的作用从经济中排挤出去”。一些激进的改革派人士甚至主观地把国家调控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错误地认为国家计划是经济落后的根源，只要放弃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会自然产生，根本不需要国家的扶植和政策导向。在这种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匈牙利在经济转轨初期就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责任，致使经济结构和制度的过渡缺乏组织性、计划性和全局性。因此，在1990～1993年间，匈牙利经济极度恶化，失业人数剧增，政局动荡。这些问题的出现，无不与忽视必要的国家干预有关。匈牙利的教训提示人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弄清国家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认定，要搞活经济，解放生产力，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确实要改变过去国家计划一统天下的局面，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社会经济岗位上的“失业”，而应是角色的调整，由过去一切经济生活的包办者转变为弥补与调整市场缺陷的“帮手”和“方向盘”。因此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作用不是要削弱，而是应赋予新的内涵。

　　第四，改革要坚持兴利除弊的扬弃原则，决不能良莠不分地全盘否定

　　匈牙利在转轨初期，由于右派政权的反共倾向和崇拜西方的偏极导向，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当权者强调要消灭共产主义的一切痕迹。更有甚者，东欧国家的一些激进派竟公然喧嚣“社会主义时期产金蛋的鸡也要宰掉。”在这种舆论的导向下，匈牙利的某些上层分子肆无忌惮，全盘否定公有制经济，不顾当时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高达90%、是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这一重要事实，对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歧视、排斥的政策，并将一大批当时国家的支柱企业、赢利企业强行推入私有化浪潮，进行改造出售。由于匈牙利当时国内资金短缺，致使许多企业卖不出去而无人管理，处于一种“产权虚置”[23]的状态，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这一教训说明，改革要坚持兴利除弊的扬弃原则。应当说明，计 划经济体制之所以存在几十年的时间，必然是一种客观的需要，其中一定有其“合理的成分”。因此，改革中要坚持批判地继承的原则，才能建立起符合本国实际情况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市场经济体制。

　　第五，要努力建立起与市场机制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千万不能只顾改革而忽视社会承受能力

　　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像匈牙利这样的经济转轨国家来说，十分重要。正如美国著名的东欧问题专家帕瑞德先生所说的那样：“社会福利是一个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确是危险的。如果让大部分人口进入贫困的行列，那将是自杀性的，危险性的”。[24]因此，执政者在这一点上必须头脑清醒：经济转轨必然要付出一定的社会代价，新旧体制转换中也要产生一些摩擦，这些代价和摩擦将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人民身上，如失业率升高，物价上涨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社会如果不给予一定的补偿和足够的关注，就无法调动起民众的积极性，还会给社会注入不安定因素。如果人民怨声载道，对政府失去信心，就有可能揭竿而起，危及政权。鉴于这一点，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东欧各国，后来都特别重视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针对失业率上升的情况，匈牙利政府开始注重配套改革与建制，同时出台了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法规。1998年，新政府又恢复了上届政府取消的家庭补贴和妇女产后津贴，并许诺提高居民的实际工资和退休金。因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使人民积极工作而无后顾之忧。

　　第六，经济改革要与经济立法相结合，以防止倒退的现象发生

　　早在转轨之初，匈牙利就把私有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在法律的保障下一步一步地推进。在匈牙利，经济转轨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改制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经济领域中60～70%的商业资产和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部门，其复杂性和困难不言而喻。因此，需要悉心研究，总体规划，稳妥实施。而在实施过程中，又常有新情况、新问题出现，只有在法律的保障下才能使改革政策实施到位。匈牙利在过去的几年里，法律工作成绩斐然：共制定所有制转轨法、税法等89项法律，修改了89项法律，颁布了200多项法令，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律框架。可以断定，匈牙利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其经济改革可能还会遭受更大的挫折，甚至难以进展下去。由此可见，对于经济改革的国家来说，经济立法是重中之重；只有在法律的保障下，改革才能稳步进行，顺利发展，不致发生倒退的现象。还应看到，经济改革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任务，那种企图“毕其攻于一役”[25]的做法是错误的。改革既是持久战，也是攻坚战，只有认识了改革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才能在漫长的改革进程中勇往直前。

　　(责任编辑简隆德)

　　注释：

　　[1]大冢诚：《三国加入北约，实现梦寐以求的“欧洲回归”》，〔日〕《朝日新闻》1997年7月8日。

　　[2]孙秀峰：《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3]夏义善：《俄和西方围绕北约东扩的大较量》，《国际问题研究》1997年3月。

　　[4]孙秀峰：《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5][6]张贯益、何太平：《德匈两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1期。

　　[7][8][9][10]张贯益、何太平：《德匈两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1期。

　　[11]杨斌：《原苏东地区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启示》，《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4期。

　　[12][13][14]顾秉维：《对中东欧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外国经济与管理》1997年第11期。

　　[15]侯凤菁：《匈牙利政府继续保持稳定，经济状况进一步好转》，新华社布达佩斯1998年11月9日电稿。

　　[16]《匈牙利采取新措施鼓励投资》，〔罗〕《今日日报》， 1996年1月10日。

　　[17]周关超：《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现状和前景》，新华社1999年12月31日电稿。

　　[18]〔英〕《泰晤士报》1997年7月5日专稿。

　　[19]杨斌：《原苏东地区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启示》，《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4期。

　　[20]侯凤菁：《匈牙利私有化导致其经济独立性的丧失》，新华社布达佩斯1996年9月28日电稿。

　　[21][22]孙秀峰：《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23]顾秉维：《对中东欧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思考》，《外国经济与管理》1997年第11期。

　　[24]转引自张丽：《美国学者柏瑞德教授谈中国和东欧的改革》，《今日东欧中亚》1995年第4期。

　　[25]孙秀峰：《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