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初期的经济恢复过程中，日本曾实行了统制经济体制，但是战后其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在对统制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在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日本实行了一系列稳定货币和放松管制的措施。在日本，这一工作是由民主化改革完成的。日本的这一转变开始得比较晚，进行得比较慢，完成得不彻底。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讲，日本在二战之后吸取了两次战争的教训，被迫放弃了军国主义道路，选择了民主的现代化政治与经济的制度创新之路。这一经济赶超战略和制度创新的新思维，强调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与发挥诱致性制度创新当中的引导作用。在不到1/3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从战败国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经济奇迹。奥尔森认为，通过强制性的改革，日本原来强大的垄断组织，分利集团被强制瓦解，削弱，也是导致日本二战后崛起的制度原因之一。因此，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研究日本在实施现代化赶超战略成功的秘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与日本相同文化的发展中的后进大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

 战后民主化改革具有被迫强加和突然的特点，是日本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当然是在美国占领军的迫使下被迫强制地接受和进行的。并不是象明治维新时候主动求变的结果。不仅象宪法这样的宏观制度、正式制度或者核心制度，就连财阀企业制度、劳工制度、土地制度这样的微观、中观制度、非正式的配套制度也被强制性地改革。因此，日本的经济发展是在没有经过多少理论思考和创新准备的条件下进行的。综观50年来的发展里程，日本是在一边实践、一边思考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建设的，因此，与明治维新时期相比，日本战后初期的理论指导的发展明显滞后。但是随着冷战形式的出现，日本的发展环境明显宽松。理论和实践基本上同步。当然，由于日本文化的惯性，战后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战前经验的指导。日本民族的精神依然存在，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不可低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有关日本战后制度创新的叙述首先把民主化改革作为起点，然后在叙述日本的理论建树的同时论述制度创新。

 

一、民主化改革

 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革是一种在外力推动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不象在明治维新时期那样可以主动选择、有所取舍的制度变迁。虽然占领时期建立的体制仍然具有不稳定性和过渡性，但是民主化的改革对于日本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由联合国实行的对日占领（实际上由美国单独占领）旨在对日本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一切领域进行彻底改革，从世界史来看，这是一种全新的占领方式。历时7年的占领改革，完全可称为一场民主风暴，其速度与规模完全不亚于明治维新对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改造。全面终止军备生产、东条英机等39名战犯逮捕令、关于民主化的五大改革令，使非军事化与民主化同步进行，这正是战后民主主义的出发点。没有这次强制性的改革，不可能出现后来长期而迅速的经济繁荣与奇迹。日本学者中村政则如此评价：“我强调，正如从日本战后改革的过程所看到的那样，没有以非军事化、民主化为中心的制度改革，就不可能有1955年以后的高度经济增长。相反，战前日本的教训是牺牲民主来发展经济，正因如此才产生了政治、经济制度上的畸形结构，才带来了不可避免的1945年的战败和战后的改革。”¬

 民主化改革的主要成果：按照英美的模式改造日本。日本接受美国人给他们指定的宪法，并且按照新宪法改革日本原来的政治经济体制。剥夺了天皇的实际权力，规定其只是国民的象征；确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清楚了议会中存在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因素。根据1947年实施的日本宪法，把保障和平主义、主权在民、基本人权作为日本国宪法的三大原则。从此，日本国民皆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保障。通过新宪法的制定，对议会制、内阁制和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革。新宪法规定：“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内阁行使行政权，对国会负连带责任”。经过改革最高法院成为与国会、内阁鼎立的独立机构，并扩大了司法机关的权力。从1947年，日本先后颁布了《国家行政组织法》、《地方自治法》、《国家公务员法》等大量法规。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和国家经济、政治生活的法制化，对后来市场经济机制的正常运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宪法中的决定放弃战争的第9条，得到国民的长期支持，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起的最主要宪法依据。日本根据这一宪法，把军费开支控制在最低限度，开辟了全力集中于经济增长的道路，在历史上向全世界展示了不依靠武力而成为经济大国的模式。

 由于制定了新宪法，完成了土地改革、劳资改革和财阀解体。对于实行经济民主起了很大作用。改革的重要意义是铲除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扩大了社会民主和公正，使板结的社会土壤松散，从而使新因素更容易出土成长。日本经团联副会长村仁八郎曾经在一次讲演中精彩说道：“在战后初期，占领军对所有的制度：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进行了彻底的民主化改革。财阀解体和农地解放是经济民主化政策的核心。其结果，使每个日本人都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并处在一个按劳取酬的环境中。这使得每个日本人产生了勤奋学习和劳动的意愿，就象美国的开拓时代一样。”­战后一旦得到释放，个人主义的威力明显显示出来。从传统上看，由于日本还没有发展出中国那样的集权官僚政治体系，社会竞争没有受到在中国那样的抑制，而是在具有社会多元性体制中，个人主义的因素有所成长。这种个人主义的因素被带到现代社会，作为个人成就的巨大推动力而帮助了日本的现代化。对此，研究日本的权威赖肖尔指出：“总之，现代的日本人同任何西方人一样，其动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个人的雄心壮志和个人奋斗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具有合群倾向的民族中也会具有这些特征，这使西方人有时感到迷惑不解，但事实上日本人确实非常有雄心壮志，甚至常常达到很不现实的程度……正是日本人的这些仍然具有活力的特征，才是取得这种成就的原因。”《日本占领革命：来自统帅部的证词》的作者S·科恩在谈及占领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日本成为经济大国时说道：“日本人有很好的素质，是有进取心、有能力的勤劳人民。但是由于日本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不可能独自进行变革。使之成为可能的是占领军，是美国人激进的改革，不仅改革了日本，而且发挥了日本人的积极性，日本人从此开始进步。”¬

 日本现代化赶超中的每一步都是在学习西方的制度，使自己的社会制度越来越有利于国家的强大和个人潜能的实现。战后改革也基本上铲除了产生军国主义的土壤，但日本作为一个发展导向型国家的根本目标并未改变，加上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希望日本在经济上变得强大，因此日本战后重新选择了“经济第一、发展至上”的工业化模式。这与日本人战后主张的发展哲学密切相关。战后，战争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以及国家社会压力使得日本不得不改弦更张，转而通过在经济上超越西方发达国家以确立自己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战后第一任首相吉田茂便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始作俑者。他主张“先富国、后强兵”，“重经济、轻军备”，一切立足于经济，一切着眼于经济上赶超欧美。吉田茂的“经济优先主义”路线得到了历届政府始终不渝的贯彻执行。外务省1957年的一份《外交蓝皮书》明确写到：“为了发展经济，培养国力，唯一的方法是依靠经济力量实现和平的经济扩张”­即用当年军国主义的热情来实现经济发展，并以经济扩张成就谋求军国主义所企图而未达到的目的。这就是本文所称的新思维。正如美国学者约翰逊所指出，这一选择“并不意味着军国主义期间曾经尝试过的单纯为发展经济而制定的政策遭到否定…这些政策在和平和独立时期逐渐构成可以重新启用的一整套方案”。战后体制与战时体制的继承关系说明，日本模式本质上是继生态工业化国家为实现赶超目标而采用的政府主导、官民协调的混合经济体制。经历战后的改革虽然铲除了阻碍个人竞争的特权家族制度和垄断组织，日本的民族扩张的意识并没有减弱。战后的环境把日本的武力扩张变为贸易扩张，民族主义这个“和魂”的确推动了日本经济在战后重新崛起，并从70年代以来日益明显地表现为要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领导”的野心。但是，即使是民族主义（以及“团队”层次的集体主义）对日本现代化的推动力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大，其作用途径也可以从个人发展的角度上来理解。无论是对私有财产的承认还是对思想自由的宽容，日本的状况与苏联模式下的“集体主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而，从目前的情况看，民族封闭性、观念保守性、社会等级歧视等问题，在日本还很突出。因此，日本还需要进一步向别人学习。

 总之，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日本的战后改革的深度要远远地超过了明治维新。它使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更加接近英国和美国。改革来自外部力量的强迫，所以起到了类似革命运动的那种彻底性，极大地扩大了日本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日本战后仍然具有明治时期“统制经济”的特点，通产省利用经济计划来指导经济运行。但是，日本计划只是引导性的，政府通过金融、税收的杠杆来调节，力度比较温和，计划常常是完不成的。由于战争的原因，日本的国营企业的比重在40年比以往增加了，战后改革又搞了民营化。所以，战后日本的国营企业的比重一直很小，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个统计，1980年日本国营企业在非农业部门所占的比重仅为1.6%，而同期联邦德国为4.2%，意大利为2.5%，英国为8.5%。这个数字比较也说明，日本在战后“自由资本主义”的特点十分突出，远远超过了英国。这就不难理解日本战后经济崛起的原因。当西方国家因为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福利社会）而使社会成员的竞争意识下降时，日本却获得了很大的社会竞争性和活力。

 

二、适应性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

 日本模式是战后近10年间形成的，在60年代震憾欧美，成为世界奇迹的经济模式。日本模式的主要特点如下：作为资本主义后进国的日本，在冷战格局和东方文化的背景下，在后发效益基础上，以首先实现重化工业化为目标，加强政府干预经济职能，以引进技术和金融统制为主要手段，以出口为导向，实现经济增长，从而成为“追赶型现代化”的极其成功的经济模式。

 如上所述，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其经济上的后进性相适应，她没有产生过系统的经济理论，其经济理论只能靠引进。在引进的过程中，日本始终遵守一个实用主义的原则，这就使得日本引进的经济理论具有混杂的特点。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实践中，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主张，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前提下，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同时也采用了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学派的某些主张，如在战后通货膨胀严重的时候，控制货币供应量以抑制物价的迅速上升。但是，日本在引进国外经济理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引进的基础上的自我创新。这样，指导战后日本经济实践的经济理论就不仅是舶来品，而且有在许多方面加上了日本特色。例如，就凯恩斯干预经济生活这一点而言，日本的产业政策与欧美国家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二者可谓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但是在干预经济生活的方向上，他们却分道扬镳了，其中前者属于供给调节政策，后者则属于需求调节政策。因此也就决定了日本政府是通过供给调节来达到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与微观经济目标相互协调，促使国民经济迅速增长这一根本目标。日本吸收了凯恩斯学派加强政府干预的主张，但是在政府如何干预的问题上，并没有拘泥于凯恩斯学派的做法，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理论。首先是“高速公路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经济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各部门、各企业的自发活动，这样会象城市交通一样，相互撞车，造成交通堵塞。政府的作用在于确立合理的目标，选择最佳的路线。其次是“产业政策理论”。按照西方的标准理论，各国主要根据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大搞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日本却提出自己的供给管理理论，实行谨慎的财政政策和倾斜式生产方式，支持生产的大发展。为此，日本首先创造了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与实施产业政策的先河。早在日本明治维新到第二世界大战前，日本就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产业的政策目标。如“植产兴业”等政策。只是这一时期，日本的产业政策尚处于发育阶段。二战之后，为了摆脱经济落后状况，实现赶超欧美国家的战略目标，日本政府陆续制定了一系列以供给管理为主的产业政策。这一思想是由东京大学教授、日本经济安定本部顾问有泽广已提出的。他认为，当所有的产业缩小再生产时，想全面恢复生产的努力是徒劳的。应在某个方面确定一个重点领域，然后在这方面集中物质并采取各种措施，如此才能使经济恢复起来。而这个重点领域只能是煤炭部门。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倾斜生产方式”理论。这个理论的主旨就是将有限的资金和原材料集中投入到煤炭和钢铁的生产之中，然后再以这两个部门为杠杆来推动整个工业的回升。日本政府经过权衡研究，最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又经过调整，提出了战略产业。赤松要提出了后进国家产业开发一般要经过进口一国内生产一出口三个阶段的雁形发展形态理论。另一名日本经济学家倏原三代早在1957年就明确提出了主导产业的选择标准，即“动态比较成本论”，这种标准的确定显然是建立在比较成本学说和幼小产业扶持论基础上。倏原三代认为，应该动态地认识产品的比较成本。因为如果静态地从某一点观察一个比较成本处于劣势的产业，根据比较成本说，本国就要停止国内生产，转向进口。但是，如果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产业，由于她属于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产业，那么政府理所当然地要运用税制政策加以保护，使其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产业。正是这一理论认识，成为日本制定产业政策、更替和发展主导产业的重要理论依据。

 

围绕供给管理，一切政策都是配套的、一体化的。如产业政策、主银行制，在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提供方便，加以保护和扶持。日本的产业政策是超常规的，它没有选择比较优势产业，而是选择了潜在优势产业。这种超常规性恰恰是日本产业政策成功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自由市场经济仍然是日本经济体制的核心。日本人没有按照美国人的设计，建立一种“地方自治”的经济体制，而是结合自己的特点，建立起来官民结合的体制。日本实行了与欧美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少有所不同的政府官民协调体制。这一系列的政府措施，是在基本维持自由市场制度的体制下进行的；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始终是暂时的、补充的和间接的。这种尽可能以市场竞争原理为主，以政府根据计划原理实行干预为辅的经济体制，一般称为混合经济体制。所有的经济计划完全是一种诱导性的计划，指导性的计划，而不是指令性的计划。他们对私人企业并不具有强制作用。欧美一些学者总想假定政府与企业是处于对立关系的。所以，他们相信政府与企业彼此合作推动产业政策是政经合一，只能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在英美，没有象日本和韩国那样的产业政策就是这个缘故。所以他们认为东亚国家实施的官民一体经济管理，有违背了自由主义原理。但是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政府干预效果良好，竞争原理与计划原理混合的比例，应当根据各国家的基本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他们相信政府和民间完全可以合作，而且通过产业政策尽可能提供国家的竞争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是日本政府在实行统战经济以来颁布的第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科学性较强的全国性经济计划。另外，欧美经济学家迄今还强调专门分工化经济，忽视多种经营。可是日本的企业系列或者综合企业没有不能经营的商品，没有不做的生意。日本综合商社就是典型的例子。

 经历“道奇路线”和朝鲜战争以后，随着日本经济趋于稳定，政府对经济的管制逐步放松，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告一段落。进入高速增长期以后，重化工业的急速发展（战后的重化工业是以民用工业为中心而不是象战时那样以军事工业为中心），欧美先进技术的大量引进，促使企业为适应环境变化而进行诱致性的制度创新。不过，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互补机制，高速增长期的诱致性变迁只是寻着现存路径的进一步发展或者说是对现存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法人持股、主银行制、企业系列等制度安排，基本上都在高速增长期最终形成，同时它们又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条件。

 

官民协商体制

 在日本，对市场的替代不仅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还更多地反映在企业的各种组织行为中（如企业内部劳动市场，企业间和银企间的系列化交易等）。而企业与政府的制度安排有时互为补充，互为条件的，这是日本模式能够有效运作的一个关键。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对于一种制度模式的形成更具有基础性意义，战后日本模式与其说是政府主导型，不如说是大企业本位基础上的官民协调体制。许多日本学者在谈到日本模式的特点时，也是更多地强调“日本式经营”、“公司主义”，以及强调日本是一个企业本位而非官本位的社会，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协调和诱导，而不是对企业决策的直接干预。青木昌彦等人(1995)明确地提出不应把政府与市场仅仅视为相互排斥的替代物，政府政策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这就是在《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中所提出的市场增进论。据此，青木昌彦等人运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试图把政府作用与民间制度的演进及其相互作用放在具体的和特定的东亚历史背景之下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强调了政府与市场的互补关系以及政府干预的动态演化性质。从功能上看，战后日本为实现工业化赶超目标而确立的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资源分配上的生产者优先、大企业优先和制造业优先，同时通过某些制度安排确保经济成果的扩散和共享。

 

主银行体制

 日本的银行组织可以说是政府与民间巧妙结合的一个典型。战后开始形成的间接金融体系决定了日本的经济投资主要依赖于银行，而不是象美国那样依赖于证券市场。在这一体系中，大藏省对日本银行，日本银行对民间银行的影响关系使银行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沟通政府与企业的渠道。政府通过行长的人事决定权来影响日本银行，而日本银行则通过其向民间银行提供的资金、过量贷出担保和窗口指导来诱导贷款投向重点产业。形成于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的日本金融体制，具有政府在金融业中占主导地位等一系列特点，带有明显的“赶超型”特征。伴随经济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80年代以来日本金融体制已开始变革，但始终因改革不畅及出现新的问题而在90年代的泡沫经济崩溃后，酿成危机，以致成为今日经济恢复和改革的主要障碍。

 

综合商社：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

日本模式本质是一种继生态工业化国家为实现赶超目标而采用的混合经济体制和和发展战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评价日本模式时，人们往往过分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把“强政府”视为推动工业化赶超进程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的惟一主体，而严重忽视了企业作为幼稚性制度创新主体的作用。作者认为，其他国家姑且不论，至少在日本，在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创新过程中，企业不是一个被动的跟随者，而是一个作用不亚于政府的积极参与者。日本模式是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创造的，政府的制度供给主要在宏观经济领域，而在微观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上企业发挥了主导作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经营组织形式上的创新。

综合商社是日本人的发明，在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自然引起了世界的注意，成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美国哈佛大学经营学院教授吉野指出：“综合商社是日本特有的制度，美国人根本不知道综合商社在什么地方干什么，想模仿却无法模仿，而且用美国的传统企业模式是无法解释的。美国没有能够与之竞争的企业组织，因此在美日经济战中只能败给日本。”¬日本综合商社自19世纪后半叶建立以来，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演变已逐渐壮大为当今日本社会以贸易活动为主导，集金融、信息和组织开发等功能于一身的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贸易垄断企业组织。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日本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商社更以其特有的企业功能和贸易功能对其经济的高速发展发挥了启动牵引、保障和支撑等作用，成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中一支重要的主导力量。因此，从60年代后世界一些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日本的综合商社，组建起了本国的综合商社，但由于一些国家的效仿带有机械性的模仿搬用，因而使得成立不久的综合商社又中途夭折。

 

经营管理制度创新

日本引进了美国的现代企业体制，如质量全面管理、事业部制等。但是，日本并没有照搬，而是在自己特定的文化氛围内，结合结合民族文化特征、经营管理传统和现代生产发展要求，同时兼收欧美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合理内核，进行了创新，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经营管理模式。诸如现场改革、岗位轮换、全面质量管理和及时生产等组织创新。这种组织创新在大量生产、大量销售的制造业中效率非常明显，因为在像汽车和钢铁这样的产业中，保持连续、稳定、高速和适度的流量是提高效率的关键，因而生产现场诸环节的紧密协调极为重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企业要求工人和管理人员尽量具备整个系统的知识，从而形成了“岗位轮换制”，以降低信息在不同层次传递的高昂成本。对于产品质量则是通过质量管理小组这种吸纳了不同环节生产和技术人员的横向组织来保证。在制造业如汽车业中，还形成了以需求为导向的看板式生产计划体制，这种体制常常被称作是及时生产系统。与美国企业分工严密的特征相比较，日本企业是一种以分工和横向协调为核心的组织模式，青林昌彦称之为J模式。日本企业组织模式使战后日本“追赶型”经济体制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有人在1992年不无夸张地称日本企业的组织原则正逐渐地转变为世界上最好的组织技术，与福特制相比，日本企业模式代表了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第五次长波最好的组织实践。也有人认为，以日本企业组织创新为原型的持续改进型企业模式在国际竞争中已居支配地位，特别是在汽车和电子产业中。鞍钢宪法这种中国企业的这种制度创新非但在本土未能扎下根来，相反，它却经历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过程，先是日本，随后是欧洲和美国，许多管理学家认识到，“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制，它对福特式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提出了挑战，并成为知识经济在微观组织上的先导。

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当时落后的日本经济不可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和政策，特别是作为追赶型经济，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了致力于快速结构转变的产业政策而非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上。这样，就业及生产率的增益由资本家和工人在企业范围内而非通过国家和市场达成妥协，形成了股东给予职工终身雇佣、职工以努力工作回馈股东的“隐含约”。同时，产业政策担负起救助失业的很大一部分职能，以“确保经济系统安定性”的目标。这两个条件构成了有利于“组织革命”的特定国内制度环境，从而在日本诱致了在同种技术特性条件下有别于福特制的组织变异，成为“后福特制”的先导。日本式经营对于日本企业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美国管理学者彼德·德鲁克认为，在日本之前的英国、德国和美国都是通过技术上的领导地位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在资本主义经济史中，只有20世纪的日本是通过经营管理上的领导地位成为经济大国的。这一评论虽然不完全正确，但是用来说明日本式经营创新的贡献也有一定道理。

日本陷入衰退之后，许多人严格地批评日本企业采用的三大利器，从根本上否定这些制度的作用。许多人对日本的这些制度的运行误解，以为日本的这些制度缺乏弹性和竞争精神。日本企业的工资待遇低，不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等。其实，应该客观地看待这些具有日本特色的制度。日本的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这种制度。日本的这些制度是日本近100年经营管理实践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主要是文化传统。这些制度的实行与日本社会里的经营指导思想有关。不象欧美国家，把工人当成是企业实现目标的手段，日本人把员工视为具有主动意、能够为企业实现目标的能动主体。由于路径依赖的惯性，任何想彻底废除日本现在的制度制度、转到欧美式的企业制度模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转换成本太高，也不符合日本的国情。但是，在原有制度下作一些微调、局部调整式的制度创新是有可能的。

          

三、90年代的制度疲劳

日本经济经过10年恢复和18年持续高速增长，于70年代初完成了追赶欧美的历史使命，后发效益基本消失。日本政府也终于在1980年正式宣布“追赶型现代化”已经完成，提出以“创造性知识密集化”作为产业结构发展新方向。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应该对原有的经济模式及时地进行重大改革，日本所拥有的经济政治实力也有条件进行改革。日本政府和企业都做了一定的努力。从90年代陷入严重经济萧条之中，至今已经持续了10年有余。针对这次长时间的萧条，世界各国的经济学理论家和政界人士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各种关于萧条原因的观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种：1、泡沫主导说；2、复合萧条说；3、政策失误说；4、长周期说；5、制度疲劳说。相对来说，第五种观点较为科学。日本经济企划厅在1996年版《经济白皮书》的开篇认为，90年代的日本经济之所以出现“令人惊异的低增长，……或许是由于以往制定的经济体制，在目前时局下已步入疲劳状态。”随后又在“处于转折期的日本式经济体制”一章中指出：“日本式经济体制曾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相当程度的有效机能。但在近期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中，……这一体制正在整体上丧失其有效机能。”总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日本模式”，但这一次不是审视它的优势，而是审视它的缺陷。后发优势的消失和市场机制的滞后，这些都是客观存在。从根本上讲，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滞后、经济结构僵硬、缺少再创新而导致日本无法由追赶型的经济增长顺利地过渡到自主开拓型的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

 第一，与日本奉行的追赶体制本身的缺陷有关。日本本来就缺少首创精神，加上多年来形成的体制惯性，尽管日本拥有大量的剩余资本，但却不能与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有效地结合起来。政府的过渡保护，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交叉持股等，制约了竞争，降低了效率。整齐划一的教育，抑制了个性的发挥和人才的成长，尽管日本国民平均受教育水平高，但却很少有独创性的技术发现和发明，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所需人才不足。凡此种种，使日本无法由追赶型的经济增长顺利地过渡到自主开拓型的经济增长。正如我们前面已强调的，外国技术的迅速吸收与扩散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后发优势，但这种后发优势的利用却取决于本国技术学习与创新的制度机制，否则，容易导致后发优势悖论。

 第二，与既得利益集团有关。如上所述，日本政府并不是不想改革。只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了阻力。在既得利益集团抵制下，日本经济社会改革缓慢，特别是金融改革缓慢，是日本持续衰退的主要原因。战后几十年形成的“政、官、企”“铁三角”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进行认真的改革，其中特别是涉及到官僚的利益。关于这一点，奥尔森在1982年出版《国家兴率探源》的第四章曾经预言：“在西德和日本出现的持续稳定局面，将使这两国聚集起更多的分利集团，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三，时代巨变，日本许多国民在进入成熟社会之后却在许多方面固步自封。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和日本迎来了巨大的转折时期。就日本自身而言，追赶时代已经结束，适应于那个时代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已不能满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日本却仍然用老办法对待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直到90年代中期都没有拿出一套明确的改革思路和象样的改革方案。由于模拟技术开发失误，新一代的主导产业尚未形成，加上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并没使大和民族走向开放，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自傲与封闭的心态。90年代以后，日本民族的优越感进一步增强，敢于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说“不”。日本经济的开放具有很强的利己性和单向性，即只实行有利于自身的开放，而对于不利的方面则实行严格的封闭政策。这就是日本为什么多年来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竟放任日元贬值的根本原因。因此，日本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一种体制危机。

 

第三次变革：趋同论否？

很明显，自90年代以来到目前，日本已经进入继明治维新、战后改革之后的第三次变革时期。桥本内阁在1996年11月推出其“六大改革”计划时，不少人认定是一种“美国式”的改革，改革的结果将会出现日本经济体制的美国化。2000年1月，由日本主流派学者组成的“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向日本总理府提交了题为《日本的新天地在日本崛起》的最终报告。作为政治学意义上的理论建树，报告书试图构建一种政治体制的创新理论，其终极目的在于探索出适用于新世纪的日本政治发展模式。总之，一种向欧美民主制度的蓝图被刻画出来。由于该报告提出的设想具有超前性，小渊首相倡导的该报告被束之高阁，没有被森喜朗内阁所接受。­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在明治初期和战后初期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论点。在明治初期的改革中，曾有不少人认定将全盘欧化，在战后初期的改革中，又有了不少人认定将要全盘美国化。而事实是，明治改革的结果使日本经济体制中含有浓厚的封建因素，而战后的改革同样造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经济体制。由此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反问：既然前两次改革在日本尚处于明显落后状态的条件下都没有模仿、照搬先进国家的经济体制而形成全盘欧化或者全盘美化，那么，这一次在日本已处于领先和发达的状态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却一定要完全照搬并不一定比自己领先和发达的欧美或者美国模式吗？

 在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时期，日本都是巧妙地利用了外部压力和冲击，诱导舆论，以图再造，这已是惯用手段。明治维新时有黑船冲击、战后改革时期有占领军冲击、70年代有两次石油冲击，这几次冲击都成为日本脱胎为高效社会的契机。大概在第三次变革时日本也要利用外来压力来充分调动日本人民的聪明才智。这种外来压力，就是日美经济摩擦，将需要构筑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合作体系。这20年会独自改革到何处，改革前途如何，与日本的未来息息相关。目前正经历着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的最终结果如何？完成变革后的日本经济体制会形成何种模式？这一模式是呈现新的日本民族特色呢，还是向现代欧美模式趋同？对此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很难确定的，但是又不是不可琢磨的，实际上，从历史的发展演进的角度来看，本文认为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可以预测和探讨出一定规律的。首先，第三次变革已经开始，调整过程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日本人自己认为给日本第三次变革所留的时间顶多只有25年左右。由于日本早已进入了一个成熟的社会，供求矛盾早已转化，80年代之前是供给不足，之后是需求不足。国际国内的种种客观条件的改变，已使日本不可能象20年前的那样在美国的保护伞下面不花军费而享受搭便车的好处。事实证明，冷战之后，日本的价值不如与苏联对抗时期大了。此后，由于在战略上与美国人绑在一起，只要美国人打仗，日本人就得掏钱了。日本在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就不得不为美国掏了大部分的军费开支。因而在也不可能具有那么高的发展速度和空间。从90年代末日本政府主抓全国的信息产业发展计划和战略的内容和方式来看，本文认为，日本目前仍然奉行的追赶美国的发展战略，仍然没有实现原计划的通过技术创新达到技术立国的先发目标，从而彻底摆脱在技术创新上依附美国、始终处于追赶美国的后发优势被动窘态。现在是否可以这样看：日本从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通过利用后发优势和制度创新，经过不到40年的努力终于在经济上发展到仅次于幅员广大的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发展潜力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应该在这一段时期，日本的经济潜力已经发挥到极致，毕竟他的人口、幅员就这么大，不可能与象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些拥有广大幅员、人口众多的世界性、区域性大国相提并论。日本金融发生危机之后，其对外投资已开始缩小规模，或者撤回国内。就向战争一样，其对外投资扩张的战线拉得太长，不可能在危机期间全面顾及。因此为了应付国内的金融危机，许多企业不得不把资本和经营活动从海外撤回，这种暂时的撤退是难免的。我们是否可以设想日本向当年英国一样，经过非正常的大发展之后，从高峰回到与自己位置相对称的正常的位置呢？当然，如果日本能够在新世纪的某一领域取得重大创新或者突破，从而进入其设想的理想的首创时代，那么，抓住技术创新的机遇可能实现一次飞跃，日本经济可以再上一个台阶。

 总之，虽然在这一轮竞争中，美国模式相比欧洲和日本模式占了上风，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其他国家都得按照美国的模式样板来进行趋同式的改革。目前日本式经济体制的改革可能结果应当是与欧美发达国家一道，在相互学习和借鉴中，使彼此的经济体制在更高层次上趋同，而不是日本单方面想现行欧美模式趋同。但是日本的特色无疑将会保留。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殊性，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某一种文化必然有其适应的一面。同样，终身雇佣制在日本100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形成并曾经促使日本经济迅速成长，不能因为一时的不顺就完全否定。当然采取绝对的终身雇佣，确实有其负面效应。丰田公司的董事长奥田硕曾经多次说一定要坚持日本传统的终身雇佣制，“经营者，如果解雇员工就剖腹自杀吧”。但是丰田公司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消除终身雇佣的弊病。为了强调效率，从1999年10月起，丰田公司废除了年功序列制，而引入以能力、成绩定薪资的报酬体系。这样，在保证员工雇佣的前提下，提高员工对工作的积极性。今天，虽然日本经济仍未走出低谷，但是坚持终身雇佣制的丰田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公司的表现仍然让人看到了日本管理模式的希望所在。

 

本章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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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政则：《重新评价日本模式》，《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7期。

­参看弗兰克•吉布尼著：《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科学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19页。

¬ 转引自中村政则：《重新评价日本模式》，《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7期。

­ 转引自陈君峰：《论东亚成功的综合要素：东亚经济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夏季卷

¬转引自李庆臻、金吉龙著：《韩国现代化研究》，济南出版社，1995年2月，第143页

¬奥尔森：《国家兴率探源》，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8页。

­参见高洪《关于日本政治制度创新的理论探索》，《日本学刊》，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