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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李汉林在新闻发布会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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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李培林院长,尊敬的赵剑英社长,尊敬的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仅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年底繁忙的阶段的各位来参加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新闻发布会的领导和媒体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家知道,如何准确的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形式,如何从人们日常生活具体感受中观察和分析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对于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及我们国家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经过多年的方法的准备,我们在2012年和2013年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调查。我们通过希望通过这个调查,能够深入分析我们国家社会发展的状况。我们这么做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的主观感受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客观事实,人们主管感受到的这个客观现实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社会治理的水平和社会发展的程度。

  我们2013年的调查推论的总体和2012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居民。通过多层的抽样,我们从31个省市、自治区中,1223个县区级中抽取了60个县区级和540个社区委员会和居委会,然后通过督导组织各地的调查员,完成了对由社区和居委会到住户的抽样和入户访谈。在这次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对社会发展的状况进行了分析,我们从包容性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出发,具体分析了社会景气与社会信息,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基本公共服务状况,社会管理绩效,社会城市政府社会责任等九个方面的状况,和2012年调查不同的是,我们在2013年尝试着按照福祉、公平、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理念构建了一些逻辑一致,可比可行的社会发展评价的综合指标,并试图以此为依据,展示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的阶段。另外我们还在今年的研究中添加专家访谈的个案分析。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的同时会分别介绍各个专题的报告,在这里我将着重介绍一下社会景气与社会信心的专题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

  在2013年的报告,我们从满意度、相对剥夺的感受,对政府信任度三个维度制作中国社会景气报告,测量我们国家的景气状况,我们通过这种主观感受的分析,我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把握我们国家的制度安排在哪些方面取得成绩,哪些方面承担问题,从而使我们研究者能够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建议。

  我们对社会景气和社会信心的数据分析结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下面五个方面:

  第一,在2013年,中国社会景气指数为62.8,与2012年相比略有提升。课题组在全国城镇居民抽样调查的同时,而且也在全国范围内做了100位社会学家的专家访谈,数据表明,大家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社会学家和对社会景气的判断和我们抽样调查的数据结果是一致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我们调查结果的信心。在2013年,我们国家的社会信心指数为7.4,较2012年的社会信心指数提升了2.4,表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好于对现状的评判。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说明,尽管人们对目前社会方方面面有诸多的不满意,但是人们对我们国家未来的改革发展仍然充满着期望和期待,这可能是我们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和基础。

  第二,我们的数据还表明,在社会信心的微观层面,人们的信心最高三项依次是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健康状况,信心度最低的三项依次是生活压力,住房状况和工作状况。在社会宏观方面,对未来三年变化的预期中,人们信心对高的是基础设施状况,医疗服务和教育水平。相比之下,信心度最低的依次是物价水平,食品安全和环境质量。

  我们的数据还显示,广大居民在个体层面上的满意度好于在总体层面上的满意度,在个体层面上的满意度最高的三项分别是对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健康状况,最不满意的是生活压力、收入水平和住房。在社会总体层面上,满意度最高的三项是依次是基础设施状况、教育水平、和自然状况,满意度最低依次是的是物价水平,食品安全和环境。

  在对政府信任度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发现,人们对政府的职能部门的信任度为65,对政府职能能力信任度为69,对政府进行分层分析以后,人们对政府信任度随政府层级的高低依次递减,人们对中央治理的信任度最高,是95,对省市政府信任度是93,对社区政府信任度则为72。

  我们的数据还显示,社会参与程度高低直接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参与程度越高,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

  我们在分析中还发现,人们城市居民的居住状况显著影响其被相对剥夺的感受,住房状况越差,人们相对剥夺的感受越强烈。另外,分析结构还表明,在所有住房者,租房居住者是15.6%,其中30以下占45.4%,40岁以下则占了70%,这也就是说青年人成为租房的主要选择群体。住房问题不仅关乎人心的相意,而且还会直接影响我们国家年轻一代的未来不久的将来的政治取向和态度。

  在2013年的调查当中,我们深深的感到,人们的一些重要的期盼已经不再是基于温饱的点点滴滴,而是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方面面。人们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已经转移到对国家的宏观形式的社会政治参与的程度以及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问题上。人们一些重要诉求也主要放在了住房换质量、食品等关乎民生的基本问题,放在自身权力的保护上。如果说改革开放实行温饱、就业是人们的重要期盼和决定政府的绩效的话,现在致力于改变环境质量、改善人们的住房、保障社会安全、自身权力保护则关系着人心的向背,政权的稳固和中国年轻一代将来的政治取向。这些似乎在说明,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拐点,其主要的标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发展的动力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满足人民的温饱和收入增长,而是越来越多考虑其他层次的参与,更多层次的需求。在这个社会发展的新转向中,人们的诉求可能更多的会关注资深权益的保护,关注自己和周围社会群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强调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以及对公共事物参与表达出来的强烈的愿望。我们认为,出现中国社会发展拐点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通过多年的积累,已经能够实现了温饱,并逐步在走向小康。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恩格尔系数。按照联合国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到59之间为温饱,40-50之间为小康。根据这个统计数据,在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1,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0.8,说明我们国家在2010年前后的时间,已经从温饱正在逐步走向小康。这种恩格尔系数的变化状况也可以从人们的社会态度上反映出来。在1987年我们做的全国城市抽象调查中我们发现,那个时候人们最不满意的是物价上涨。而今年我们调查中我们发现,新的不满意主要集中在了社会公平竞争,食品安全和环境质量等方面。这说明随着人类的生活水平提高,人的基层追求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同时我们还认为出现中国社会发展拐点的条件除了中国经济发展通过多年的积累,最终实现温饱并逐步走向小康和富裕这个基本条件,最重要还是人们的一种都要求改革和改变现状的强烈感受。事实上,当上面和下面这种不约而同的不安和焦虑和人们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由此产生的更高层次的需求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拐点可能就会不可避免的产生。把握中国社会拐点的意义,首先在于能够对社会发展初级阶段所产生的识别和认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发展的风向。其次,在正确把握人们在社会发展初级阶段中有变化以后,有益于我们准确的调整社会政策,有的放矢的做好我们的制度安排。

  而且最后我们还觉得有利于在调整正确的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基础上,不失时机的把我们的社会发展推向新的阶段。

  总之,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能力摆脱我们成长中的烦恼,有能力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拐点,也有能力把今天的社会发展推向新的阶段,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使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