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社会生产整体”,并以总体规定性的方法,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①进行了深入分析,说明了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生产关系是贯穿于既有差别又有联系四个环节之中的一个整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研究与社会生产四个环节紧密联系,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创建了创新性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使其与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分析交织交融,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性,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一 劳动价值论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关系 

　　劳动价值论是《资本论》理论大厦的基石。《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商品转化为货币过程中商品价值创造、商品价值量决定等的分析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研究的理论基础,《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分析将劳动价值论拉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中,使劳动价值论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价值的创造与价值的转化构成了我们理解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整体。 

　　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分析是《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现实、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主线,《资本论》所形成的任何一个理论都与对这一关系的分析紧密相关。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放到交换层面来认识,《资本论》无论是第一卷关于价值创造的分析还是第三卷关于价值转化的分析都告诉我们,这两种不同生产要素在劳动市场上的等价交换表现出的自由平等,实际隐藏着极其不平等的关系。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对把握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首先,从商品交换关系的分析出发,站在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入口处,为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关系奠定基础。《资本论》从商品这一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根本问题出发,在分析商品使用价值的基础上,对“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进行了考察。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就是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其实质就在于商品中“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②,这就是商品价值。作为使用价值,商品具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具有量的差别,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它与实现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这些正是商品交换的秘密所在。商品交换关系中价值量的分析奠定了揭示资本与雇佣劳动交换关系实质的基础。 

　　其次,从分析一般人类劳动耗费的角度,把握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关键点,为剖析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关系提供锁钥。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从自然物质和劳动的要素结合上说明“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③。抽象劳动创造商品价值,作为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内容,使我们在认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关系时,可以通过撇除人类丰富而多样的具体劳动形式,观察到在商品上耗费的同质的劳动,认识到正是这种同质的劳动才创造出商品的价值,才使不同商品可以进行量的比较和交换,才能探索到隐藏在资本与雇佣劳动交换关系中的深刻涵义。  

再次,从物与物的交换掩盖劳动的社会关系方面,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社会性质,为揭掉遮盖资本与雇佣劳动交换关系实质的纱幕做好准备。在商品经济世界中,商品成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神秘物,其原因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④。商品形式的表面运动背后的秘密是什么?马克思指出,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仅此是不够的,必须离开商品生产形式来看,“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⑤。显然,揭开商品形式的神秘,也就揭开了资本与雇佣劳动交换关系自由平等的纱幕。 

　　复次,从“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角度,分析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性,揭示资本与雇佣劳动交换关系的实质所在。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⑥。因为“力的让渡和力的实际表现……在时间上是互相分开的”⑦,因而劳动力的买卖过程虽符合价值规律,而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则表现为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所以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流通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所谓自由,是劳动力买卖的自由;所谓平等,是劳动力买卖中表现出来的等价交换;所谓所有权,是资本家和劳动者每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所谓“边沁”,是资本家和劳动者都在追求自己所要得到的利益。马克思由此揭示了资本与雇佣劳动交换关系的实质性。 

　　最后,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逻辑和历史统一上,展示劳动价值论的生命力,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交换关系的现实意义。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简单商品经济发展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必然,也是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实结合的生命力价值体现。在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生产价格是在每个部门中调节的,并且是按照特殊的情况调节的。不过它本身又是一个中心,日常的市场价格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变动,并且在一定时期内朝这个中心来拉平的”⑧。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以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关系由原先局限在单个资本主义企业范围内,进一步扩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需求的整体,“从社会总资本来看,它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小于价值,或者在这里从所生产的商品总量来看,小于和这个价值相一致的生产价格”⑨。资本与雇佣劳动交换关系表面上的自由平等、实际上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生产价格的运动中得到了更加现实、生动的反映。 

　　在《资本论》中,没有对资本和雇佣劳动交换关系的分析,就不可能有劳动价值论的形成,进一步说,没有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也不可能有对资本和雇佣劳动交换关系的深刻认识。资本与雇佣劳动是矛盾的统一体,二者互为前提,它们在交换上的平等自由关系,只不过是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因为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⑩。当交换过程中的平等自由让位于生产过程中的奴役剥削时,出现的将是“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11)。平等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而已。因此,要真正认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必须走进资本主义生产领域。 

　　二 剩余价值论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 

　　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只有走进生产领域,才能揭示出最本质的内容,即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交换关系的实质,是存在于生产过程之中的,是存在于生产关系之中的。马克思分析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是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考察剩余价值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是什么、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以及劳动者所获取的工资与剩余价值的关系等中进行的。正是这些考察内容构成了《资本论》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中把握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被抽象为价值生产,资本对于资本家来说却是要通过雇佣工人的劳动获取剩余价值实现增殖的对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表现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在这里,雇佣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生产出的产品也属于资本家。在资本家看来,生产过程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是合情合理的,马克思认为关键是他们混淆了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因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劳动力“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12)。资本家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也就占有了劳动力一天的使用,而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要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当资本家把活的劳动力和死的生产资料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转化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13),剩余价值被生产出来了。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一点。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当初在劳动市场上出卖的劳动力商品实际上出卖的是劳动能力,劳动市场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自由平等交换关系实际上已转化为不平等的生产关系。  

　在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不同作用中把握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是产品价值形成中的两大不同要素,具有不同的作用。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过程的客观要素,只有在丧失掉存在于旧的使用价值形态中的价值时,它才把价值转移到新形态的产品中,它不改变自身的价值量,而劳动者作为生产过程的主观要素却是不同的,“当劳动通过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并保存下来的时候,它的运动的每时每刻都形成追加的价值,形成新价值”(14),这个新价值不仅包括了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还包括了一个超额价值,即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马克思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将之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前者在生产过程中只是转移自身的价值,不改变价值量,为不变资本,后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新价值,剩余价值部分可大可小,为可变资本。“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是作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区别的;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角度看,则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的”(15)。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论述,更加清楚地区分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物质条件和惟一源泉,使我们从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的惟一源泉角度认识到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从剩余价值量与可变资本的比率角度,认识到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程度。 

　　在理解劳动对资本具有不同从属形式中把握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出发点,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同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的变革相联系的。这两种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虽然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但并不说明二者是绝对分离的,因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绝对的,它以工作日超过工人本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为前提,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相对的,它以劳动生产率发展到能够把必要劳动时间限制为工作日的一个部分为前提。这两种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反映了劳动对资本从属关系的变化,即劳动对资本由形式从属转向了实际从属。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劳动对资本的从属表现为形式上的从属,即劳动过程从属于资本,资本家作为管理者、指挥者进入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对资本家来说,同时又是直接剥削他人劳动的过程。但是,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随着生产力运动方式发生革命,工人作为活的附属物被并入了死的机构,物控制了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就发生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使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加重了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工人的劳动更紧张、更有连续性、更熟练,从而产生了相对过剩人口,造成了工人阶级的普遍增长。 

　　在理解工人的工资与剩余价值的关系中把握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正像没有资本就没有雇佣劳动一样,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的增殖,雇佣劳动只有在它能够不断生产出剩余价值使资本发生增殖时,才会被资本家所看中。因此,要通过剩余价值论把握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还必须考察工人的工资,马克思以对工人工资的阐述,补充和完善了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工资的实质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力和劳动,揭开了工人工资被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所掩盖的事实,马克思认为:“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的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16)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不过是和工人的劳动力的交换;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不过是支付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然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付出的是劳动,工人的劳动能创造出超出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即不仅包括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包括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的这些分析,进一步剖明了货币关系对雇佣劳动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事实的遮盖,从而使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更为直接、透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剩余价值的发现是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功绩,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理论体系的轴心。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现实的主体即资本和雇佣劳动,通过揭示二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构成的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不仅揭露了被自由平等的迷雾遮盖的剥削奥秘,分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更重要的是,使无产阶级明白了自己在经济上受剥削、在政治上受奴役的真正原因,唤醒了他们反抗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后消灭资产阶级的意识,自觉地承担起重要的历史使命。 

　　三 资本积累论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分配关系 

　　资本积累论是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资本论》的重要组成内容。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理论的阐述贯穿《资本论》三卷始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对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分析为基础,阐述了资本积累的后果、发展趋势,以对资本的运动过程分析为基础,阐述了资本和雇佣劳动分配关系的内涵,充分地反映了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从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分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分析,构成了一个理论整体。而对这个理论整体的阐述,正是通过剖析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分配关系展开的。 

　　资本积累的后果、发展趋势是《资本论》中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分析。在这一分析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趋势。资本积累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意味着“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即资本主义占有权规律,“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17)。无论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与否,资本积累都会对工人阶级产生极大影响。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积累增加时,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需求超过供给,工人工资得到提高。但是,这“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18),而且“工资的增大至多也不过说明工人必须提供的无酬劳动量的减少。这种减少永远也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19)。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中,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聚、资本集中的进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而劳动力的供给却在绝对增加,因而产生了“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20)。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这就是资本积累发展的后果。马克思对此作出了精辟概括:“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21)这一规律作用的结果正是资本和雇佣劳动在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表现,资本主义的社会财富越增长,工人阶级也就越贫困。这样的结果必然出现剥夺者终将被剥夺的发展趋势。财富分配不公、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同步深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中从没有停止过。  

资本和雇佣劳动分配关系的内涵,是《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深入分析。在这一分析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以对资本的运动过程分析为前提,马克思揭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价值和利润呈现给人们的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假象,批判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事实,认为在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形式中,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被掩盖了,被抹杀了,“实际上,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剩余价值只有通过分析才得以从利润中剥离出来。在剩余价值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资本和利润的关系中,也就是在资本和剩余价值——它一方面表现为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个通过它对总资本的关系而获得进一步规定的余额——的关系中,资本表现为一种对自身的关系”(22)。基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形成的研究,为了厘清资本关系的神秘性,公开资本内部机体的秘密,马克思从两个方面论述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分配关系。 

　　一方面,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分配关系发生于生产过程之中。这种分配关系是将资本和雇佣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23),这种分配关系本质上和它的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反映的是“在生产关系本身内部由生产关系的一定当事人在同直接生产者的对立中所执行的哪些特殊社会职能的基础。这种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的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24)。在这种分配关系中,资本表现为资本家,雇佣劳动表现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 

　　另一方面,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分配关系也表现为对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这种分配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分配关系,因为一部分产品直接用来进行个人消费,一部分产品即剩余劳动部分的产品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品一方面分为资本,另一方面分为各种收入。其中一种收入,工资,总是先以资本形式同工人相对立,然后才取得收入的形式,即工人的收入的形式”,其他的收入表现为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才表现为利润(地租),表现为资本家的赢利,表现为可供支配的、归他所有的追加的财富”(25)。因此,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这种分配关系采取了工资、利润、地租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地租以土地所有权为前提,显然,“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26)。 

　　我们看到,马克思关于资本和雇佣劳动分配关系的分析,不仅以对产品价值中收入形式的分析描述了资本积累过程,反映了资本整体对雇佣工人的剥削,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而且以对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分析刻画了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说明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际上是由利润率平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在不同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来调节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分配关系,讲到底,就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的反面。马克思预见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分配关系对资本积累发展趋势的推动,指出:“分配关系,从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同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旦有了广度和深度,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27) 

　　四 资本再生产论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消费关系 

　　马克思的资本再生产论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它既包括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也包括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既包括再生产的两种最基本的类型即资本简单再生产和资本扩大再生产,也包括在这两种类型再生产基础上的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的再生产。资本和雇佣劳动消费关系的分析寓于资本再生产的这些内容之中,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把握《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关系的整体意蕴,还必须透过再生产中的各种现象把握其消费关系,从消费关系上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中,分析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消费关系。每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再生产是资本价值的再生产,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像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他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28)。之所以资本主义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一是因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劳动力的再生产即劳动者以个人消费补充体力的消耗、保存劳动的能力、繁衍劳动力后代。看上去,这是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无关的无谓消耗。但是,一旦把生产看成是再生产,把资本和雇佣劳动看成是阶级整体,工人的消费就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劳动力的再生产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马克思强调:“实际上,工人的个人消费对他自己来说是非生产的,因为这种消费仅仅是再生产贫困的个人;而对资本家和国家来说是生产的,因为它生产了创造他人财富的力量。”(29)由此可见,不仅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直接是消费关系,消费关系也直接是生产关系。二是因为雇佣劳动已成为资本的附属物。在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对立的两方:一方是价值或货币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创造价值的实体占有者;一方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是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占有者。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分裂和对立,是以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为前提的。工人出卖劳动力所得的工资总是被资本家尽量限制在仅能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限度内,工人的个人消费在补偿了劳动力消耗以后仍然一无所有,他们必须再作为雇佣劳动者进入生产过程。因此,雇佣劳动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始终是资本的附属物。“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的独立性这种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拟制来保持的”(30)。我们由此看到,马克思关于资本再生产的分析与资本和雇佣劳动消费关系的分析是融为一体的。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比例关系中,分析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消费关系。社会资本再生产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马克思分析道:“一方面,它包含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从而包含劳动力的并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这里,工人是他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家是这种商品的买者。另一方面,商品的出售,包含工人阶级对商品的购买,也就是说,包含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这里,工人阶级是买者,资本家是向工人出售商品的卖者。”(31)不仅如此,“商品资本的流通,还包含剩余价值的流通,从而也包含对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即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其中介作用的买和卖”(32)。因此,社会资本再生产运动中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实际上就是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实现问题。马克思从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上,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运动。他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都必须通过三个方面的交换来完成,即一是生产生产资料部类内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表现为生产消费,二是生产消费资料内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表现为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三是两大部类之间进行交换,既有生产消费,也有个人消费。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社会资本再生产都难以运转。因此,无论是在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还是在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之间必须互相供应产品、互为市场,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从整个社会来说,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全社会对生产资料的消费需求必须平衡、协调,消费资料的生产与全社会对消费资料的消费需求必须平衡、协调。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运动的分析,在揭示社会资本连续运动的实现条件及其规律性中,分析了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对于社会再生产运行的重要性,其中蕴含着对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消费关系的剖析。消费是和生产紧密相连的,为了使社会资本再生产顺利运转,资本家会千方百计地让工人成为资本家商品的“合理消费者”,这表现在资本家“不惜降低身价,在消费品贸易上直接和他的工人打交道,实行‘实物工资制’,而且在各式各样的实物工资中还包括供给工人住房。这样一来,资本家同时又是工人的房主了”(33)。当然,社会再生产中生产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并不仅限于此,还涉及到资本家的货币贮藏、只卖不买或只买不卖等问题,但是,就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消费关系来说,对于维持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顺利运转,无疑也是极为重要的。 

　　马克思在资本再生产问题的分析中对资本和雇佣劳动消费关系的揭示,深刻再现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生产消费作为生产要素的耗费,与生产是同一的;个人消费则是由生产决定的。生产创造出消费的物质对象、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创造出消费的动力。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在:消费再生产出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生产过程结果的产品在消费中成为现实的产品,生产得以完成;消费创造出新的需要,在观念上提供了生产的对象,从而成为生产发展的内在动机。把握《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分析的整体意蕴,必须在考察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关系、生产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差别同时,认识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意义,还必须把它放到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资本再生产论中来分析。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8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8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1-582页。 

    （本文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