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思想主张，是在延续马克思主义思想渊源的基础上，对时代精神的彰显，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学的理论遗产，是我们今天建设人学之所以可能的首要和基本的理论条件[1]。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全面、准确地理解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实践中更好地推进以人为本的理论要求。近年来，学术界对我国二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进行了审慎地总结和清理，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新范式、新视角和新路径，以期直面我国人学研究范式转换带来的巨大挑战。既有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研究主要是从意识哲学的层面，着重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梳理和阐发。而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就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把马克思对人的考察与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考察结合起来。通过对国家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资本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人的发展与公民社会构建的关系等问题的深入阐发，积极推进当代国人的现代化研究。

　　一

　　国内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学研究，学界一般认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思潮，既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人道主义复苏的产物，也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家历史发展，尤其是对其中的失误深刻反省的结果。这一思潮在产生伊始，就密切关注当代国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要求。在“人性、异化、人道主义”，“人的主体性”和“人的现代化”等研究主题的转换中，就人学的研究对象、人学与哲学的关系、人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阶段、人的存在状态、人文精神等问题在宏观层面进行了广泛而有益地探讨。尤其在90年代前后，出现了一个人学研究的高潮，形成了一大批很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人学的兴起与兴盛对构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为当代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探索。

　　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主题一直处在一种不断的变动状态。很难去苛求这种变化的自洽和自成体系，因为人学研究主题的嬗变不是思想逻辑的演进，而是时代变化、时代精神的反映和折射，是哲学研究者对时代问题的一种形上解答。正如有学者指出，“回溯马克思主义人学发展史，其主题的转变无一不是当代时代主题的理论反映。……真正的发展和进步必须把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价值、体制结构等极其重要的关系和因素包含在内，也就是说，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技术、政治、文化和人的综合发展。尤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的发展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居于中心的地位。”[2]

　　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主题嬗变的背后，同样折射出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危机。一方面是研究范式的僵化导致的人学研究的宏大叙事。衣俊卿教授指出，“从哲学范式的视角来看，我们的人学研究目前基本停留在传统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层面上。”虽然这种思辨哲学体系是为马克思所深恶痛绝的，但囿于历史的原因，时至今日却仍在深刻的影响着当下的理论研究。“在这种哲学范式的支配下，我们关于人的研究以及关于实践、交往、文化、生活世界的研究都习以为常地停留在非常宏大和一般的理论描述层面上。”[3]另一方面则是研究成果的“抽象化”。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存在总是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复杂的历史境遇紧密融合的，具有鲜明的社会和历史内涵。因而，即使对于人的精神、意识、价值和主体性等等抽象范畴的强调，也是有其具体的、历史的丰富内涵的。如果对上述抽象范畴做简单的“抽象化”研究，其结果便多是“一些永远正确、普遍适用，而又可有可无的理论指导或理论呼吁”。

　　如果说，既有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研究陷入了理论哲学的“抽象化”误区，构建新的人学体系需要回归真正的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那么，前提之一就是，我们在分析和阐述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时，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实践哲学维度和文化哲学维度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说，“人学研究需要在过去的基础上，走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地面对人的历史性生存”，[5]那么，也正是因为我们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时，忽视了对人的历史性的考察。正是已有研究范式的相对固化，研究视域的相对局限，使得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一般原理的概述之后，难以推进、难有作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研究，亟需探索和梳理出有着自己明确的问题意识、鲜明的思想进程、独特历史关怀的思想脉络和发展路径。

　　二

　　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只要它还把某几个论点奉为自己的最终结论，只要它还在提供“莫里逊氏丸”，它就是尚不完备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空泛的结论，而是得出结论的过程。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那是就已经知道了。结论若本身固定不变，若不能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就比无用更糟。[6]

　　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原初呈现，既不是把现有研究成果无批判的全部接受，也不是对现有成果的全盘否定，而是要立足现有研究路径的前提性反思和追问。马克思本人究竟是在何种视域开始其对人的问题的考察的？这种考察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展开推进的？这是我们应予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部分学者针对从欧洲哲学史视域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局限，提出了新的解释路径。这种新的解释路径突出体现在对唯物史观形成的认知上。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发现和论证都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完成的，离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无法说清楚的，也就有可能返回到欧洲传统哲学史的视角中去，把马克思还原成一位传统的哲学家，无法突显其变革世界的哲学主张。张异宾教授指出应从文本学方法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必须回到马克思的经济学语境中，考察其哲学思想的创造。他所提出的“回到马克思”所确立的新型解读视角，就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去重新探索他的哲学话语。[7]据此，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尽管张一兵的研究过分拘泥于文本解释学的技术层面，但这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学者长期忽略的一个重要领域的不足。遗憾的是，读者只注意到了‘回到马克思’这一正题，并引发或演绎了持久的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原初性与当代性的争论，却忽视了该书副标题所揭示的重要主题：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语境几乎没有引起马哲界的关注和研究兴趣。这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这一状况与长期离开经济学语境来看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或从根本上疏离于马克思的学术传统是相一致的。”[8]对于这一缺失的严重性，王浩斌教授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的缺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生产”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表明中国学界的“问题式”还处于传统哲学思辨的轨道上，没有真正地走向社会历史实践。[9]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两年的学术讨论中，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必须结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重新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构架，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10]如果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视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的话，那么，这种转向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启示就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需要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需要重视其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人学需要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探寻其思想之源。这种研究的转向决不是随风跟进，硬拉关系，而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在不同领域的同步，这就需要我们立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文本，深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脉络，在积极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研究，充实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当代成果。

　　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理论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然而，黑格尔的社会和经济范畴都是哲学概念，即使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也不是哲学著作，它们表述的是哲学的否定，尽管它们是用哲学语言表达的。”[11]虽然马尔库塞的论断有其片面性，但其论断也启发我们，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哲学和经济学范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深入的思想关联。我们对马克思人学命题的考察，是不能仅仅从抽象的意识哲学层面进行的，只有深入到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深入到概念背后的思想逻辑，才能深刻把握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本质内容和深刻内涵。

　　关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的考察的问题意识，学界已经展开了广泛讨论。认为其主要起源于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底层民众所遭遇的政治法律问题。作为现实的人，生活于一定的政治体制之下，其自身的权利和发展如何受到保护？在利益纷争的格局中，民众利益与官僚利益之间的合理关系是什么？这样“苦恼的疑问”与当时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性观产生了激烈地冲突，从而激发了马克思的理论探索。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政治经济学也是国家经济学，或者国民经济学，其核心议题是关注国家发展及其财富分配情况。而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是资本的科学，不是人的价值的科学。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国家财富与人的发展，更为确切地说，与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部分人的事业，那这种财富分配的道义何在？当然，马克思的拷问没有局限于人道主义的一时气恼，而是持续展开的科学的探索。政治经济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科学，其前提和根据是否需要展开一种辩证的批判？正是在这种问题的驱动下，马克思开展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点，我们从马克思的手稿和著作中都可以看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原名是《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反面展示。至于《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及其系列手稿就不用赘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政治经济学只见物不见人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否定和灭绝，而是考察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和根据，考察其历史性形成的脉络，揭示其内在的症结。

　　正是在对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的追问中，马克思的考察不可避免地进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不应把重点放在经济学内部运行规则上，而是应该放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经济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等问题上。应该把对人的关注置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多重视域来进行审视。而这其中最根本的是经济与政治对人的双重影响。正是这一基本视域使得马克思从根本上把握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的内在矛盾，现代人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冲动与障碍。就主体结构而言，现代人追求自由全面发展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就生活结构而言，存在着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的矛盾；就人的存在身份而言，存在着家庭身份、职业身份、国家公民身份和地区身份的矛盾；就财富分布而言，存在着国富还是民富的问题。

　　显然，这些问题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考察。而这些问题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过于注重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一般原理和思想体系的完整，过于重视哲学史的视域，对这些具体而鲜活的问题视而不见，甚至有意遮蔽的话，那么，我们所谓的人学研究就会离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越来越远。当代中国人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发生的激烈变化和深刻变革迫切要求，就会从我们抽象的人学原理中抽身出去。

　　三

　　回到政治经济学视域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突出它的实践理性维度，下述三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

　　第一，国家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人是现实的个人，生活在社会中，也生活在现代国家中。人的发展自然就与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就业问题、财富问题、正义问题，这些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都离不开国家。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性不言而喻，那么，这一理论在中国这样致力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现实性又当如何展现呢？基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境遇提出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诉求，我们的国家又该如何应对呢？“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生产是人的目的，人的法治要付出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情况正好相反，人是经济生产的目的，经济的发展要服从于人的发展。”[12]但如何处理国家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是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有其鲜明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因为国家是社会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它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产生，也必将随着阶段社会的终结而消亡。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广大人民群众摆脱阶级压迫、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的政权基础，争取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同时，国家作为暴力专政的工具，作为社会公共管理的强制力，始终是抽象公权的具体代表。这在现实生活中，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公权和私权的冲突。近年来，随着社会公民私权意识的发展，这种冲突日益显现和剧烈。甚至演变成不同程度的形式各异的群体性事件在很多程度上都是由此造成的。

　　第二，资本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时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13]毋庸置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是我们研究我国现代社会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因而资本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和难点。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研究多从资本的角度切入，关注点集中在资本发展对人的发展产生的多重影响。如果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角度来看，人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资本又不希望被资本掌控，希望在与资本逻辑的博弈中获得自主性。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境界，问题在于，人在驾驭资本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嬗变？人的资本欲望与解放欲望、自由欲望之间究竟如何权衡和取舍，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正如衣俊卿教授指出的，“目前在我们的人学研究中尚没有看到对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资本的逻辑’的统治下的现代人的生存状况，看不到处于社会转型期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工人、农民和社会阶层的现实的生活世界。”[14]

　　其实，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概念问题，是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入口处出现的基本问题。”[15]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与雇佣劳动之间是相互生成的。两者互为前提，但在发展过程中资本却全方位的控制了雇佣劳动。这种深层的矛盾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格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强烈对抗。马克思也正是通过对资本人格化的揭示，透视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幻象。同时，马克思也深刻的指出，“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16]。“雇佣劳动和资本本身已经是以往的各种不自由的生产形式的否定，而否定雇佣劳动和资本的那些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本身则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结果。”[17]资本本身具有的这种社会权利的一般性，包含在社会生产中把生产条件进行一般的公共性改造的要求，而由于具体的资本家掌握着这种社会权利，就造成了资本所要求的社会性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的生产过程终将在资本的自我否定中完成。

　　正是借助马克思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批判，我们才得以除却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幻象，透视人的本质力量缺失的根源；我们才得以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对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实践有更加深入和透彻的把握。毋庸置疑，这一重要的理论资源对于我们研究当代国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诉求，对于剖析当代社会深层的矛盾冲突，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理论价值。

　　第三，公民社会构建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现代公民社会构建是当代中国发生的深刻变革之一。现代公民社会是立足于合格公民的培养和公民地位的确立、保障公民能够享受和行使各种权利的社会，同时也是限制和消除各种特权的社会。从传统变革的意义上来说，这种社会的构建自然无法回避与臣民社会、特权社会的深层次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了顺利实现从臣民社会、特权社会向公民社会、法制社会的转型，除了积极支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积极的发展，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大力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市民社会各种组织的发展，阻断权钱共谋结合的各种途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民众的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识的培养化育。说到底，若没有大力的合格公民的存在，公民社会的建成就是不可能的。”[18] 也就是说，公民社会构建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人的发展问题。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角度审视和研究公民社会构建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衣俊卿教授指出，“中国的人学研究必须坚持形而上学的理性反思和现实的文化批判相结合的方式，立足于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引导人的自我启蒙和自我教化，促使精英文化和市民文化（公民文化）的交汇与整合，从而使理性的、契约的、创造性的文化精神在生活世界的根基上生成，以作为现代中国公民的基本生存模式，并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各个活动层面的内在的运行机理。”[19]

　　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和最终价值追求，这一价值设定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最高理想与当代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探讨这一实现的具体化路径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当代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和讨论这一问题的根本前提和现实基础。如何认识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理论热潮和公民社会实践的蓬勃发展态势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影响，在实现当代中国公民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保持国家义务、市场活力和公民社会之间的的张力而不是停留在一个口号上，而是实质性推进社会发展，仍然是一个开放的话题，

　　在我们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过程同时是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与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社会理想即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内在统一的。

　　一方面，公民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国家民主治理的推进。在我国人民主权或人民当家作主， 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 不断扩大公民的有序的政治参与，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既定目标。这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中民主诉求的实现、公民利益的表达、社会管理和自我管理的良性互动都将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同时，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建构，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公民社会对人的法权身份的突显，将强化政府管理的法制观念，是个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多更全面的重视和保障；法律构架下对每个成员公民资格的实质认可，将有利于公民伦理建设，以及公民伦理的生活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意义上“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建设， 将对个人自主性的觉醒和培育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1] 陈志尚：《人学原理》，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2] 丰子义：《走向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5-106页。

　　[3] [4] 衣俊卿：《关于人学研究内在局限性的反思》，《江海学刊》2005年第5期。

　　[5] 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

　　[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511页。

　　[7]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8] 孙麾：《马克思的学术传统与问题意识》，《哲学研究》2009年第3期。

　　[9] 王浩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权的建构路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0] 仰海峰：《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解读》，《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6期。

　　[11]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3页。

　　[12] 陈学明：《情系马克思》，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90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9页。

　　[14] 衣俊卿：《人学的自觉与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哲学研究》2012年第3期。

　　[15]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8页，第405页。

　　有学者把资本的这种活生生的矛盾的表现形式归纳为：“协作悖论”、“分工悖论”，“机器悖论”，“人口悖论”、“自然悖论”、“世界市场悖论”。参见王峰明：《“一个活生生的矛盾”——马克思论资本的文明面及其悖论》，《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18] 马俊峰：《价值论的视野》，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66页。

　　[19] 衣俊卿：《人学研究：域界厘定与范式转换》，《哲学动态》2000年第6期。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