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很多方面还不太了解中国，比如经济发展、政治运行、文化传承等。然而，乌拉圭的贸易公司与中国的接触却已持续多年。中乌两国高层在去年和今年也分别进行了互访。可以预见，中乌两国将来的相互交流合作会不断深化。

　　“拉美人文经济研究中心”（Centro Latinoamericano de Economía Humana， CLAEH）是位于乌拉圭的以促进政府决策与社会进步为目标的智库。近半个世纪以来，CLAEH在社会调查、民意分析、政策制定方面，对乌拉圭政府以及整个国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每年一度的全球智库评选中，CLAEH在整个拉美智库排行中一直位居前列。CLAEH倡导多元主义、人文主义、自由民主的精神，并在乌拉圭的社会调查、社会教育、技术协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带着对CLAEH以及中乌、中拉关系进行更深层次了解的愿望，记者近日采访了CLAEH现任委员会主席罗密欧·费尔南多·佩雷斯·安东先生。

　　1 CLAEH：学以致用加强与政府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简单介绍一下CLAEH的历史和现状。在机构发展的进程中，有哪些重要的研究历程与我们分享？

　　罗密欧·佩雷斯：CLAEH已经成立50余年，其建立受到1943—1944年在法国兴起的学生运动和法国多明我传教士路易斯·约瑟夫·勒布特的影响，这个机构的大部分创始人也都是基督教民主党成员，但他们创立这个机构时并没有带着强烈的宗教情绪，而是抱着利用人文经济学科，更好地为大众谋求福利的想法来展开的。创立后，CLAEH的发展基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7年到1968年。这一阶段CLAEH主要完成了两个比较重要的任务：第一，学术刊物的创立和发行，即《拉美人文经济笔记》（Cuadernos Latinoamericanos de Economía Humana）。第二，从1964年开始，对乌拉圭的田野乡村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调查持续了2年，参与者有30多人。调查涉及乌拉圭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人口组成、健康情况、收入情况、交通状况等。这次调查报告以《乌拉圭的农村》为名出版，在乌拉圭乃至拉丁美洲的调查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第二阶段是1969年到1975年。在这一时期，CLAEH的主席胡安·帕夫洛·特拉（Juan Pablo Terra）抱着学以致用的想法，投身政界。他参加并成功当选为乌拉圭当时的众议员。从这时起，CLAEH就开始与政府以及国内的不同党派有着更加密切的接触。虽然在1974年到1987年间，CLAEH与基督教民主党联系紧密，但是一直以来CLAEH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是多元化的，其研究人员也来自乌拉圭的各个党派。

　　第三阶段是1975年到1983年。由于这一阶段乌拉圭在政治上处于军事独裁阶段，因此CLAEH并没有太多的举动和变化。

　　第四阶段就是从1984年乌拉圭恢复民主时期直到现在。在这一阶段，CLAEH进一步加强了与政府之间的项目合作关系，比如对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各个区以及周边城镇的发展规划，同时我们与巴拉圭政府也签订了类似的设计规划协议。不仅如此，CLAEH还与政府签订了一项职业培训协议，根据社会就业需要，对那些失业者进行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其再就业。由于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单纯的研究机构，还开设了医学、文化和法律这三个专业，因此，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与社会公共部门进行合作。

　　2 南方共同市场研究活力渐消

　　《中国社会科学报》：乌拉圭是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一员，请问CLEAH对这个经济共同体有哪些相关研究，又有何看法？

　　罗密欧·佩雷斯：关于南方共同市场（以下简称“南共市”），5年前CLAEH确实有一个相关的研究专业，但由于缺乏感兴趣的学生，因此这个专业被取消了。你一定会问，身为处在南共市中一国的学生，为什么会对这个研究课题不感兴趣？事实是这样的，南共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失去了活力。在南共市内部成员中，相互之间的关税并不低，更重要的是在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外人所想象的无关税的自由贸易。所有的重要交易都建立在政治博弈的基础上，与两国的政治关系挂钩，特别是在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大国之间。

　　同时，由于巴西和阿根廷经济政策的封闭性（如巴西不开放可能会与本国产品形成竞争的产业部门），因此自由市场在南共市内部实际上并不存在。再加上巴西、阿根廷的国内市场并不像中国和印度那样巨大，他们的经济发展前景并不乐观。同时，南共市作为一个整体，与外部的其他经济共同体也没有互惠互利的协定，比如拉美的其他国家都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议，但南共市内部却没有。另外，南共市与新兴市场如中国、印度等国家也没有建立相关协定。更离谱的是，其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协定谈判从1993年就已经开始，但20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可见，南共市逐渐沦为名义上的组织机构，无法给成员国带来实质性利益，从而自然使学生和学者对其失去了研究兴趣。

　　3 “依附理论”难以解释拉美当前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报》：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拉美兴起的“依附理论”在拉美以及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当时拉美的很多专家学者都热衷于用这项理论解释拉美落后的现象。而现在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这项理论对拉美的现状是否依旧具有解释力？

　　罗密欧·佩雷斯：拉美兴起的“依附理论”是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首先提出，并由巴西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席尔瓦·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Silva Cardoso）和恩佐·多米理科·法雷图·费纳（Enzo Doménico Faletto Verné）进一步加以阐明的。后两位在1967年还写了一本小册子《依附理论》，用以阐释自己的观点。可实际上，上述理论最流行的时代也只不过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此后，依附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法雷图反过头来批判自己先前的理论。而到了80年代，智利著名的经济学家费尔南多·法新贝尔（Fernando Fajnzylber）在其著作《残缺的拉美工业化》（La industrialización trunca de América Latina）中，将拉美与当时的亚洲四小龙做了对比，认为外部国家投资、国际市场竞争并不是拉美经济困境的真实原因，因为同样处于这一大环境下的亚洲四小龙就借着外国投资以及国际市场竞争发展得很好。而且，如今很多当初在依附理论中被认为是对拉美国家发展的不利因素已经转变成了有利因素，比如农产品、原材料在国际市场上价格持续上涨。在此情况下，很显然依附理论的解释就行不通了。实际上，即便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个人认为，依附理论所包含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其经济以及学术上的意义。另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当时在拉丁美洲流行的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Galeano）的著作《被切开的血管》也深受依附理论的影响。但实际上，这本书只是有关依附理论的普及性文学报告，并没有太多学术理论上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既然如此，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拉美国家现今经济不发达的情况？

　　罗密欧·佩雷斯：造成现状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我在这里想提一下有关教育的问题。我们知道，以乌拉圭为例，虽然所有的公立学校都免费，而且课业也不繁重（高中每天只上半天课），但仍旧有高于60%的青少年完不成高中学业。就我们调查来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可能是学校所教的东西满足不了青少年的需求。其次是虽然乌拉圭政府给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免费发一台配置简单的电脑，但实际上，大部分学生没有将这一设备用在学习上，相反，过度沉迷于其中反而导致了时间的浪费。再次，在高等教育方面，由于乌拉圭国内人口少、市场较小，在薪水、工作环境上无法与其他国家相比，因此很多优秀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在毕业后都倾向去阿根廷、巴西或者西班牙工作，这一情况无疑造成了国内人才的流失，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4 中拉合作：经济领域走在了前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近些年来与乌拉圭、拉美的各方面合作日益加强，在拉美各国的投资也越来越多。请问对于此拉美的知识分子和研究机构有何看法？拉美是否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聚焦中国？

　　罗密欧·佩雷斯：就乌拉圭来看，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而且不成体系。同样，对于亚洲其他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印度的研究也很少。迄今，我们还很不了解中国，包括其经济发展、政治运行、文化传承等。然而，乌拉圭的贸易公司与中国的接触却已持续很多年。我所知道的一家从事羊毛生意的公司欧特奇（Los Otegui）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与中国就有生意上的往来了。乌拉圭的贸易公司与中国的接触已持续多年。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前来乌拉圭购买大豆、牛肉等产品，中乌两国高层在去年和今年也分别进行了互访。可以预见，中乌两国将来的相互交流合作会不断深化。

　　不止乌拉圭，整个拉美对中国有体系的研究也是很少的。据我所知，在经济合作方面，拉美国家中的智利等国已与中国签订了自由经济贸易协定。同样，阿根廷和巴西由于自身的经济结构和自然资源情况，与中国的合作也相当多。而在学术研究方面，位于阿根廷的拉美加勒比海一体化组织（Integración de Americá Latina y el Caribe，INTAL）是美洲发展银行（Banco Interamericano Desarrollo，BID）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在这个研究机构中，专门有一个团队负责研究中国与环太平洋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而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大学、哥伦比亚国立大学以及墨西哥的科利马大学，都有关于中国的研究者。但总体来说，整个拉美对中国的研究是滞后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造成拉美的中国研究滞后的原因是什么？最近有何促进双方了解的举措？

　　罗密欧·佩雷斯：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中文对我们来说比较难学，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远；第二，拉美地区的思维观念转变依旧比较慢，由于长时期与欧洲和美国密切联系，我们经济政治方面的注重点依旧没有完全从这两个地区转变过来。当然也与欧美在拉美经营的时间长有关，经济政治方面暂且不说，仅在学术方面，美国的富布赖特基金在乌拉圭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并且依旧在学术界和政界有着莫大的影响力。每年，美乌之间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和学者进行交流互访。而英国，每年的大不列颠奖学金也会有20个名额，资助乌拉圭的学生前去学习。而中国与拉美在这些方面还有比较多的事情要做。（据笔者所知，在乌拉圭，中国政府每年发放4个奖学金的名额，资助乌拉圭学生前往中国学习。同时，国内的青岛大学与乌拉圭共和国大学正在商议筹办孔子学院的事项。）

　　（特约记者张琨系拉美人文经济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智库介绍

　　20世纪40年代，法国多明我传教士路易斯·约瑟夫·勒布特（Louis Joseph Lebret）强调经济运行在社会中的作用，同时还宣扬基督徒应投身社会建设活动中去。在此人信条的影响和推动下，一批由大学教授、学生以及教会人士组成的年轻队伍于1947年在乌拉圭建立大众福利（Bien Común）这一社会机构，并在1957年与南美其他各国的相关研究队伍联合起来，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建立了“拉美人文经济研究中心”。初期的参与者约有100人左右。之后他们创办了第一份社会科学杂志，名为《拉美人文经济笔记》。创办这一组织及杂志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严谨的学术调查手段，给予执政者中肯的建议，参与到政府政策的制定中去，从而影响社会发展。同时通过教育，使更多的普通人能够获得思想上的启蒙。

　　在军政府独裁的70年代，CLAEH没有间断社会研究和调查，并参与了反对军事独裁、推进民主化进程的运动。1978年，CLAEH在整个拉美实现了区域性的学术讨论并成功举办会议，同时还承接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调查项目。在这一系列的调查中，CLAEH的工作展现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严谨负责的态度。1997年，在乌拉圭教育部的批准下，这一昔日单纯的智库也担负起了教书育人的工作，现在开办的专业主要有法律、医学与文化，均可授予学士及硕士学位。

　　背景链接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建国于1825年8月。88%左右人口为白人，多为意大利和西班牙后裔，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

　　在经济方面，乌拉圭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是世界上主要几个大豆、稻米、肉类以及牛奶的出口大国。同时，由于乌拉圭劳动力短缺，大片草场土地有待开发，农业发展具有极大潜力。政治方面，2004年，左派政党联盟“广泛阵线”一改白、红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广泛阵线”领导人巴斯克斯（Vasquez）成功当选为总统。“广泛阵线”的施政纲领主要是保障社会弱势群体，通过税收对贫富差距进行调节，并通过增加公共事业开支，吸引外国投资以拉动经济发展。  

　　去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乌拉圭后，今年5月，乌拉圭总统穆希卡回访了中国。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双方交流，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首先，需要认识到两地的文化差异相当大，大部分乌拉圭人对工作、家庭以及生活的观念与中国人截然不同。其次，中乌两国之间的学生、学者交流还很少。但随着中拉关系的不断深化，各行各业都需要精通西班牙语、熟知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专业人士，因此需要通过开办孔子学院、开展各类民间交流活动来扩大中国在此地的影响力。只有在相互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双方的关系才能健康牢固地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