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2006年12月召开的一次环境问题小型研讨会上，一位日本环境社会学家曾经问我: “你们中国的知识人为什么没有紧迫感?”他曾在北京住过一年，也曾到中国的多地走访，在他看来，中国的环境恶化状况要比日本被称为“公害列岛”的时期严重得多，但是他所接触的“中国的知识人”却并没有像当年日本的“知识人”那样忧虑，以及为忧虑而奔走。

　　已经记不得当时是如何回答，总之是匆匆搪塞了过去。然而这个问题却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最近又随着雾霾的肆虐不断地逼迫我思考。现在大约可以给这位同行初步的答复。第一，我们泱泱大国文明深厚、经历太多，所谓“曾经沧海”，目前更是进化到了可以见死不救的地步，不似你们“小国寡民”少见多怪，动辄就有紧迫感，而我们太有“紧迫感”就会造成不安。第二，虽然两国都使用汉字，但你们日本称为“知识人”的高等动物，我们唤做“知识分子”，你理解了“人”与“分子”的区别，也就明白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紧迫感”。

　　第一点可能有些武断。自认心理学的知识几乎是空白，不敢断定一个民族沉重的历史对于其认识和对待现实问题的影响如何。不过，近期接触的几位历史学家在谈到相关问题时的回答对此算是有所佐证。一位环境史学家回应我的疑问时说：“我们看得太多了……”而另一位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历史地理学家则温和而又坚定地劝告我：“别担心，天塌不下来。”

　　至于第二点，可能被理解为试图“影射”什么。坦率地说，所有可能被联想到的问题都已经是众所周知，不再有什么需要影射，我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强调了特定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扮演的结果：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不再像传统的“读书人”那样被赋予某种超越性的期待或自我期待，而是成了特定结构体系中的一个分子，他所接收、“生产”、传播的理念、知识和信息，也大致都被结构化了。正因如此，即便那些自认为也被认为是清醒的人，也很少能免于固化和僵化。比如，一位曾提出“中国的学者已经不会提问”的著名学者，在听了我有关“发展主义与城市信仰”的发言后就曾质问：“你为什么要反对发展?”我感到惊讶，重复说我反对的是“发展主义“而非“发展”本身，正如反对暴饮暴食和暴殄天物但并不反对吃饭一样。

　　当然，两点答复都是粗糙的，也有以偏概全之嫌。鉴于我对心理学和“民族性”、“国民性”等问题缺少研究，细化只能集中在第二点，补充也只能围绕它展开。有必要结合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演变，来探讨关于危机#危机意识与共识达成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中国和世界的环境史上，1972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当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首次就“环境问题”展开讨论和论战，成为环境问题全球化的起点，也因此揭开了当代中国环境保护的序幕。而会议前后中国政府认识过程的转变，显示了危机意识形成的某种特征。

　　当时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如汾河污染早在60年代后期就催生了灵石县的“吃水造反兵团”（他们攻占了灵石县委，逼迫县委书记喝下污水，随后又围住山西省委) ，官厅水库受污染的鱼导致部分北京居民中毒住院，松花江两岸出现了“水俣病”，大连湾的滩涂养殖遭到毁灭性打击，上海的苏州河污染和贵阳的砷污染及其所导致的后果，也都成为不敢公开的秘密，而且秘密似乎也没有汇聚到高层。根据会议参加者、后来的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回忆，尽管污染正在中国急剧蔓延，“但我们并无觉察，即或有点觉察，也认为是微不足道的”①，甚至认为它是资本主义才有的“制度公害”。然而，会议见闻令原本为“斗争”而去的代表们感到震惊：“通过对照分析，使我猛然间看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中国城市和江河污染的程度不亚于西方国家，而自然破坏的程度却远在西方国家之上。”在听取了代表团的归国汇报之后，周恩来指示立即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在翌年8月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中国政府首次公开承认中国也存在着环境污染。然而，对于是否要将会议反映出的问题上报最高层，会议组织者很是犹豫。“在争得领导同意后”，会务组将相关问题编写成十多期简报和“情况反映”，“以不安的试探心情报送了中央领导人”，而由于并没有“惹出麻烦”，才又“建议”并经国务院负责人“同意”之后，将其印发给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

　　这一大梦觉醒的过程充分显示，人们对问题或危机的判断受到所获信息的制约，所谓“囚徒困境”正是缺少信息的结果，“无知者无畏”也正是强调“知”的前提。而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所有人可能都是“囚徒”，因为上欺下瞒是普遍的，信息封锁是双向的。但一般而言，出于控制和统治的需要，位于信息中心的高层会尽量封锁信息，而信息盲区中的民众只能成为“愚民”，知识分子也就只能成为糊涂虫，他们不了解从而也就免去了忧虑。危机是真实的，但普遍的危机意识难以形成。不仅如此，“正能量”信息的大量灌输，会使社会整体形成致命的误判，比如把灾难当做福音，把魔鬼看成天使。

　　当然，革命中的人民和作为革命对象的知识分子并不能看到“简报”和“情况反映”，因此随后推出的一系列环保措施也就缺少“群众基础”。事实上，由于民众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主要依靠身边环境的破坏程度，直到1983年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仍然只有高层环境行政官员和少数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它的必要性，绝大多数官员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它摆到与“计划生育”同样的位置，更遑论一般民众。直至后来密集出台的一系列环境法律法规，也往往被公众看做与己无关的、只需要政府执行的法律。

　　当“文化大革命”转向“经济大革命”，“战天斗地”让位于“发展”和“现代化”，后者对于“天地”及其包含的人和“自然”的损害却并没有减轻，毋宁说是加剧了$工业污染开始同城镇生活污染、农业农村的面源污染叠加，并从城市向农村、从下游向中上游蔓延。与这一进程相伴，被改革开放解放了的知识分子开始能够自由走动，也因此得以在环境问题的呈现中发挥作用。从 80年代末的《北京失去平衡》、《挽汾河》、《山坳上的中国》，到90年代的《淮河的警告》等等，都对唤起阅读人群的危机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逐渐勃兴的环境新闻报道也促进了危机意识，“环保”的必要性共识应该说已经达成。不断掀起的“九七达标“、“零点行动”等等“环境风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不过，在迅猛的工业化浪潮面前，封闭的环境治理系统暴露出其固有的缺陷和制度性疲劳，环境状况始终表现为“局部好转，整体恶化”。到世纪之交，全面—立体—复合型的污染格局在全国形成，这与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缓慢出现的点—线式污染格局截然不同。然而，在媒体的宣传甚至专业性学者的著述中，仍然充斥着“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的主张，他们不知道，中国在这条“老路”上已经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走得更远。而在实践中，众多的官员和普通民众——还没有成为深度受害者的民众——则坚定地认为：要发展或实现现代化，必须在“老路”上继续走下去。所谓“宁可毒死、不能饿死”就显示了这种坚定性。

　　考虑到21世纪的中国进入了信息时代，危机的严峻性应该会充分呈现。但是“信息爆炸”既使信息获取更加容易，也意味着它的碎片化和泡沫化，并造成问题和问题意识的碎片化。不同的信息相互竞争和消解，在消费社会的“消费者”的选择偏好中，购物、时尚、娱乐类的信息很容易遮蔽那些令人沉重又无奈的信息。进而，在利益分化的社会中，不同利害群体的选择和判断出现对立，从“发展”中获益更多者倾向于强调成就的辉煌，主张污染是“不可避免的代价”，以此来抵消那些深度受害者的呼声。出于总体稳定的需要，主政者提出了前瞻性的、也具有抚慰效用的“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但在诸多社会矛盾井喷的状况下，“环境议程”只在自来水发臭之类的紧急状态时才显得重要，始终不变的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因此从整体而言，危机意识仍然是浅层次的，共识也只是初步的：没有人会反对“环保”的重要性，但如果这意味着太多的牺牲——牺牲增长、税收、利润和个人享受——它就必须退让。

　　客观而言，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环境问题“问题化”的过程，主要靠的是深度受害者和潜在的深度受害者聚集而成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知识界、学术界的作用无足轻重，严重些说是集体性渎职。渎职表现在未能把污染的速度和深度都超出预期、危机的规模和程度都超出想象这种整体性结论告诉公众。数千家环境研究和教学机构拥有数万名研究者，每年生产出数万篇( 种) 的论文论著及报告，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属于“课题”导向的稻粱谋之作，即便揭示了“真问题”，也只是没有整体观的残缺问题。原因当然不再是无法获得相关信息，而是自身对于“发展”的痴迷和消费主义的沉溺，痴迷、沉溺而又缺少自觉，就不仅降低了对问题的关注程度和敏感性，也使许多人成了!代价论"的拥护者甚至倡导者，以及消费主义的领跑者。换句话说，当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普遍成为“发展”的附庸和“消费”的主力，“社会的神经”所应有的痛感或应激能力自然就会弱化，直至坏死$进而，被生产和传播的“知识”就不仅可能是无益无用的，而且可能是有毒有害的。

　　那么，所谓的“整体性结论”是什么? 从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来看，它是全面的环境危机； 从千百万人失去了生存基础来看，它是严重的生存危机；从底层甚至中层的抗议多发和精英群体的移民潮来看，它是一种社会危机；从问题是在“保护”声中逐渐恶化的过程来看，它是内在的制度危机；而从有限的资源环境确实难以承受无限膨胀的欲望——“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来看，它又是深层的文明的危机。

　　在这样一种格局中，我们迎来了2013年不断出现的大范围强雾霾天气。它让数亿中国人呼吸艰难，并把不计其数的老人和孩子送进了医院。根据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的研究，雾霾有着复杂的化学组成：是伦敦烟雾事件和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污染物的混合体，并叠加了中国特色的沙尘气溶胶。这种形态的“集大成”再次表明，中国今天所面对的环境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类社会的已有经验。我的看法是，它可能是中国环境问题突破“临界点”的标志，甚至是还不清楚如何应对的新型的“国难”。

　　面对这一长期累积而成的大变局，从政府系统的有限作为、主流媒体的温吞表现，以及学术界的低调甚至失语，仍然看不出紧迫感。与此同时，玩弄文字游戏来驱散雾霾阴影的意图非常明显。先是上海某报说“雾霾也有正效应”，后有央视编辑说它“也给我们民族和个人带来了五大好处”，包括“更团结、更平等、更清醒、更幽默、长知识”。至于他没有想到的另一个“好处”，被另一篇奇文归纳为“可以让导弹失去目标”。然后又有女歌唱家告诉我们，雾霾是“发展必须承受的代价”。总之，看不到“五大好处”的作者所杜撰的“抗霾民族统一战线”，普遍的是淡定，“用生活的淡定面对这些问题”。

　　不需要质疑催眠师或歌唱家们的真诚，心理疗法的确在中国有着更大的市场和功用。极端化的魔幻图景是由所有人的表现和表演所构成，三十多年的经济大革命所带来的刺激效果和遮蔽程度，完全不亚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不需要文学的或社会学的想象力，只需要后退一步，就能够看到：渗透到我们的肺部的雾霾，不只是欲望的象征，也是填充了我们的大脑和心灵的“雾霾”的象征。考虑到驱除后者是驱除前者的前提，有必要也来分析观念上的雾霾的“化学组成”。

　　一是“发展阶段论”，将环境问题主要看做“发展阶段”的问题，“先污染、后治理”这种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被当成“历史规律”，言外之意是，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或人均 3.4 达到某个数值，中国人也会与欧美人一样在丽日蓝天下欣赏着绿水青山$它的理论依据有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以及“生态现代化”，但它忽视了更加重要的现实基础：一是污染的深度和广度不同，二是治理的力度和效果也不同，这两者都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制度和社会条件。进而，它忽视了今天发达国家的丽日蓝天和绿水青山在一定程度上是污染转移的结果，而在全球环境危机中，可供中国“转移”的空间和时间都非常有限。

　　二是“制度决定论”或“好政府论”，认为污染主要是政府监管不力或放纵所造成，而如果有了理想的政府或制度，环境问题也就自然会解决。政府的失职确实是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但政府不代表全部，考虑到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消费者”，因而也都是对资源环境造成或大或小压力的施压者和污染者，如果不能从伦理上约束自己的行为，“每个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那么即便有美国政府那样被认为( 至少是部分人认为) 有效率的政府，危机的化解仍然不可预期，相反，不用说整个人类，单单是中国就将“需要N个地球”。

　　三是“市场万能论”，把环境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完善的市场机制”，认为将环境资产赋予合理的价格，通过税收#财政#金融等手段引导企业高效利用，并使其外部环境负效应内部化，就会实现大幅度的“节能减排”甚至“零排放”。市场手段的微观效用不容否定，但不应忽视现代市场体系的本质缺陷：“市场”或资本总是趋向于无限扩张，而通过刺激欲望( 委婉的说法是“需求”) 来满足其扩张已经是一种全球现象，也成了中国现象。正是这种扩张和刺激，铸造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废弃的现代经济体系，结果只能是加剧全球资源环境压力。

　　四是“技术决定论”，认为环境问题总是能通过技术提升加以解决，最典型的是对“清洁能源”的期待。它忽视了技术本身的双刃剑效应，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技术发明都只是考虑某一方面的积极效用，而没有考虑它的生态环境后果和社会文化后果。汽车的发明者没有想到汽车本身应该对目前每年超过100万人的全球交通事故死亡者负责；能源技术的提升也只是导致能源总消耗的增加。对科学技术的迷信掩盖了它本身的缺陷和限度：“科学所造成的各种恶果，不能用科学本身来根治”，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能够在有限的生物圈内确保经济的无限增长”。②

　　五是“代价论”，它的实质已如前文所述。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代价论”者主要是代表既得利益在发言，除非能够让他们也更多地承受一些“代价”，否则他们不会改变。

　　不敢肯定上述“五论”能够在短期内消除。这是因为，在依靠“实力”决胜负的国际格局难以改变，而制度性的欲望生产体系又已经形成的双重结构中，我们很难破解由“发展”和“发财”构成的现实版的“中国梦”。

　　最后需要重温两项算是重要的提醒。先是有环保部官员告知“发达国家治理雾霾六七十年才完成”，后来又有环保部的专家说中国的雾霾高发期“可能持续二十年”。这样的时间表意味着，我们所乘坐的中国号高速列车，在穿越漫长的历史雾霾期之后，仍然可以在21世纪迎来光明。

　　“别担心，天塌不下来。”不过仍然有个问题：这样一种基于经验判断的绝对真理，是否也排除了“地陷”的可能性？

　　注释：

　　①相关资料均引自曲格平著：《我们需要一场变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②语出《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译，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 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