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宋婧，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罗德岛州，普维顿斯市）；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内容提要】 经济转型的社会影响及其机制，因地区和时期的不同有很大差异。本文基于苏南某村的实地调查资料，对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村庄公共权威的边界、结构和领域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在改制之后的苏南农村，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村庄公共权威经历了以“私营化”为表征的蜕变。具体来说，这样的公共权威“私营化”过程又体现为在公共权威的边界、结构和领域三方面的权力分散、精英分化、责任收缩的过程。而作为蜕变结果的新的村庄公共权威的形成及其经营策略，不仅受到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私有化过程）的影响，而且受制于干部的选拔培养等既有社会政治制度。通过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到市场转型时期的历史对照，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从一个侧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比较的框架。

　　【关 键 词】村庄公共权威/“私营化”/权力分散/精英分化/责任收缩

　　

　　一、问题的提出

　　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的发展曾经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苏南农村和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集体化和相应的行政建制的变迁，但是苏南模式的特殊性在于当地的社队经济逐渐转变为以乡镇企业（注：本文谈及的乡镇企业指在所有制形式上，包括集体企业（包括集体独资企业、集体控股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和个体私有企业（包括合伙企业、个体企业、私有企业）在内属于乡镇级或村级的企业。）为支柱的集体经济，并形成了一种与集体经济匹配和对应的村庄公共权威格局。而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改制，使苏南的集体经济实体趋向消解，村庄公共权威面临着调整和定位的问题。而那里的大部分农村由于集体经济的股份化和民营化，地方政府在基层的全面控制后退，村庄公共权威发生了以“私营化”为表征的蜕变。（注：苏南农村的公共权威所发生的变化其实有好几种类型，我们只在这里讨论“私营化”类型。在后面，读者可以看到体制外因经济戴帽而成为村庄主要干部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也有一个相对长的过程。）这里“私营化”是指，由于公共产品的投入和社会责任的承担在集体经济瓦解后出现的“缺位”以及地方政府对“政绩”的追求，乡镇政府安排或同意一些有经济实力的老板出任其企业所在村的党组织的书记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结果导致民营企业家和村庄政治精英身份的重合，从而使村庄公共权威的运作带上越来越多的个人意志的印记。有了这样的前提，村庄领导人就能够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经营“个人化自由政治空间”（注：“自由政治空间”概念请参见杨善华在《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中及龚博君在《苏南农村政治精英的去农村化、老板化及其伦理困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5年本科毕业论文）中“个人化自由政治空间”定义。）。

　　围绕村庄经济私有化和民营化以及这些变革在经济调控手段和组织动员能力等方面引起的变迁，有待解答的关键问题有三个：(1)私有化如何在社区中被接受，即合法性问题；(2)私有化是否造成了两极分化，是否存在相应的利益均衡机制，这涉及社区分化程度问题；(3)农民在失去集体庇护后如何应对市场，村庄共同体又如何进行经济调控和组织动员，即社区规范和整合问题。显然，能否处理好这三个问题，是村庄公共权威能否适应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关键。

　　本文目标是考察在经济体制变革和私有化影响下，村庄公共权威特征和农村精英采用的策略及背后制度变迁。试图以日常生活和制度体系之间互相影响为切入点，探讨并回答以下问题：(1)基层政权当前基本目标和利益何在？即村庄公共权威边界问题。(2)基层政权和精英如何组织和运作这种权威机制，使它被社区成员接受？即村庄公共权威结构问题。(3)公共管理和控制的程度和手段及普通村民认同和回应方式，发生了怎样变化？即村庄公共权威领域问题。

　　二、对以往研究的评述与本文的超越点

　　中国农村二十多年的改革推动了社会转型研究的深入，也有了相对丰厚的积累。而与本文相关的研究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关于私有化的研究、关于精英的研究以及关于地方政府的研究。从关于私有化的已有研究成果看，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私有化的学者，都忽略了产权改革在社区中被认可和接受的机制（注：产权改革在社区中被认可和接受的机制，主要指产权界定的常规程序（如法律程序）之外，和产权转移有关的个体和利益群体对这个过程在情理上的认同机制。），也没有系统地讨论这种过程对村庄公共权威发生的影响。产权转移的确认和合法化等现实问题，扎根于当地的文化传统和制度遗产中。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多样化的形式和过程，私有化的推进往往会出现预见不到的社会政治后果。它们给基层权力和财富结构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对精英的策略和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本文关注的恰恰是这些现象以及它们在型塑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而从已有的精英研究来看，对精英变迁研究还可在三个方面加以拓展。首先，已有研究更多地强调精英的“来源”和向上流动的“途径”。而要了解精英为应对转型中政治经济生活所采取的策略，还需要对他们的能力和利益所在加以阐释。第二，不同精英群体的联结和关系（注：精英和精英群体之间的联系部分来自植根于以“差序格局”（费孝通语）为特征的非正式社会网络中的人际关系，部分来自旧有的制度安排。）也有待研究。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精英之间的联系和精英培养一体化所起的同化作用，可能已超过他们本身之间的异质性带来的影响。第三，农村基层干部的培养方式，既有延续也有断裂的一面，这种矛盾影响了基层的控制体系和手段。本文从经济结构和干部梯队角度对精英流动展开分析，从而对村庄中利益分化和均衡机制及其对村庄公共权威形态和性质的影响进行讨论。

　　最后，已有的关于地方政府的研究成果使我们看到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参与问题的复杂性。这对我们的启示是：(1)农村基层政权在控制手段和机制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必须结合大众的视角。显然，地方政府在行政方面的实用化趋势（即以完成任务、实现政绩为行政目标）和其无法脱卸的社会责任，实际已经导致了一种新的权威模式的产生。因此本文将从经济调控手段和动员组织方式两个方面出发，试图阐释上级党政部门、基层干部梯队和普通村民的行动策略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以理解村庄公共权威发生的蜕变。

　　三、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文的研究资料来自于从2003年到2005年之间对江苏省X市KB村的实地调查，我们采用了深度访谈（注：被访者包括当地从事经营活动的许多企业主或经营者，他们提供了有关工业化和改制的情况和数据。对干部（包括镇、村干部）的访谈侧重于对村庄的整体印象和社区的详情。和不同职业的村民之间的谈话对村庄事件和日常生活的描述起到了补充作用。不同被访者和在不同时间的叙述不一致，反映了个人立场和情境的独特性。这些叙述的不一致，是现实与解释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因为这反映了特定个人／情境从不同立场出发的定义和解说。）与参与观察这两种方法。另一部分资料来自与KB村有关的统计数据及报表。KB村共有410户家庭，总人口1704人，总面积3.7平方公里，耕地3610.7亩（注：《BM镇志》，第37-38页。）。KB村过去属于X市BM镇，在2003年底BM和其他两个镇一起并为GH镇。村里的10个企业都已经成为私营企业或者股份制企业，当地最大的企业是KB集团有限公司。在同一时间段，我们还走访了和KB村邻近的JX村，以及浙江省东部的TY村和N村，以进行比较（注：县及县以下的地理／行政单位（镇、村）、企业和人物的原名隐去，以汉语拼音字母代替。）。这些村庄体现着不同的地方特色和发展道路，其中JX村仍保持着强大的集体经济和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足够有力的公共权威，而浙江的两个村庄仅存留了极少的集体资产。所以，选取KB村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具有不同发展模式的混合特征，在沿海地区农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四、新的村庄公共权威的产生和其经营策略

　　（一）新的村庄公共权威的产生：一个企业主“戴帽”的实例

　　追溯村里最大的企业集团“KB”创业之初的情况，我们发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版本说它原来就是一个私营企业，另一种则说它是苏南模式下典型的一个村办厂。这些创业故事说明，KB公司的前身“YY（KB村原名YY村）村办缝纫组”，和其他村办企业有所不同，可以被称为“寄寓”在集体中的企业，它也是苏南模式下农民创造的一种生产组织模式。本节要展现的是KB公司及其老总GDK如何在“集体”和“私有”的产权之争中脱身，走入权力角逐并获得成功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分成“寄寓”、“脱身”、“逼宫”三个阶段。

　　KB村的工业化始于1974年。在村党支部书记YMJ主持下，村里相继办起了纱厂、粗纺厂、染厂等纺织类企业，它们构成了“QF纺织总厂”。但是在常规的工业企业之外，裁缝、木匠、泥水匠、理发匠等传统手工业者早在1972年就组成了“五工队”。其中，缝纫组的组长就是GDK的父亲，缝纫组就是KB公司的前身。然而，这种为生产队外出“打零工”的方式，并没有被上升到“工业化”的高度，领导只把他们当作为集体增加“工分”外收入的一群不入流的“手艺人”，因而也就被排除在人们有关“工业企业”的记忆之外。

　　不可否认，GDK从集体得到的不仅是厂房、劳动力和税收优惠，还有各种发展的机遇。如果没有1980年代村集体的扶持，服装厂就会因资源的缺乏和制度环境的不利迅速陷入困境。QF纺织总厂的负责人GBY回忆说：

　　那个服装组，是集体办的服装组。GDK的父亲是老的裁缝……造了房子以后呢，我叫他父亲搬到我厂子里，不收他费的。……那么GDK呢，……在父亲那里学裁缝。后来他（父亲）年龄大了以后呢，叫他接班，就在我们厂子里搞。……上海南市区有一个人到我们这里来，买呢绒，粗花呢，问我们，“你们这里有没有服装厂啊？”“有的。”他说，“我有点东西叫他们加工。”我就叫一个科长领去，找了GDK。……GDK接上以后，给他加工，马上给他做出来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给他加工以后，赚了不少钱。（GBY2005.1.24访谈）

　　但是，KB公司依然和其他村办厂有所不同，它不属于集体重点扶持的对象。RXX公司职员DJX告诉我们的是创业故事的另一个侧面。

　　1976年，GDK担任缝纫组的组长。同年，缝纫组改为YY村服装厂，承办上海企业的加工业务……1987年，G总投资30万兴建了第一幢属于自己的厂房……1990年投资150万兴建了第二幢厂房和办公楼，并注册了（自己的）羽绒服品牌。（DJX2004.6.23访谈）

　　DJX的叙述和媒体上对RXX公司创业起点的报道大同小异，大多强调GDK个人奋斗的因素，并在宣传中不断给予强化。两个版本的创业故事强调了同一个事实的两个侧面。在产权的认定方面，GBY就认为“以前他这个企业是我们村里面的”。

　　他办了这个服装厂，但挂的是我们YY小学的校办厂。所以政策上给他优惠的钱，免税的……他在我们村子里，我当厂长，那个老X书记(XXB)，我们从来不收他什么费什么费，……他在我们眼里好像不起眼的，照顾性给他算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税收上的机遇。（GBY2005.1.24访谈）

　　GBY的叙述反映了许多村民所持的意见，即GDK应当对村集体和村民有所回报。不可否认，基层政权的庇护极大地帮助了企业得到资金、厂房、技术和人员，以及一些政策上的变通，在体制的挤压中获得生存空间。但集体对企业的扶持是不平衡的。宏观环境的恶劣和具体政策运作的偏向，使私营经济在苏南的积累十分缓慢，像缝纫组这样的“擦边球”企业，虽然挂靠在集体经济组织之下，却没有被纳入“QF纺织总厂”这一嫡系集体经济主干中。因此，该企业虽然享受着政策的优惠和廉价的土地、厂房和劳动力，只能算是村集体经济的“寄寓者”。

　　在1980年代，GDK的服装厂和其他村办企业一样和村庄有着不可断裂的联系，它们在对抗国家计划体制管制的斗争中结成了盟友。这段时间，称得上苏南模式的一段“蜜月期”。可是，企业毕竟是市场中的一个主体，当企业和经营者的利益主体意识与村集体的控制权、分配权发生矛盾时，会引发许多财产权利纠葛。RXX公司和村集体关于50万“公共建设费用”的纠纷，促成了GDK从“寄寓”状态中产生了“脱身”的念头。

　　90年我当书记，91年跟他签了一个合同……那到95年，那就是50万喽，每年10万。他为什么发展起来的呢，……他用的是我们YY小学的校办厂，全部免税的，那个时候销售税金都免税的。……但是他对村里一点都不交。……总共这50万，他一共缴了13万5千……到了95年，他还不给我这个钱，我就给LBY说。L村(LBY)当主任了啊，要了好几次，他都不肯。L村很卖劲的，在他那里跟他理论啊，跟他吵架，他都不给。我说这样，我们村民委员会起诉，我跟你订的合同，起诉你总可以了。你50万，给了我13万5千。后来他交了。（GBY 2005.1.24访谈）

　　这种纠纷也和村企财务往来的不确定性有关。产权交易的默契经不同立场的人物解说，出现了不同的版本。会计CBK认为管理费按l%的销售额收取，但只是走一个账面的“财政转移支付”，股份则是一次性转清的，GDK其实是把村集体存在企业里的钱拿出来投资于公共建设项目。另一个老支书XXB则认为这些资金中，大部分是管理费，按照销售额的0.3%收取，1999年兴建的百多幢住宅耗资7千万，还欠着3千万，村里的股权则是1600万，占2%。（注：XXB2005.1.24访谈。）而KB村小学的校长认为，村里过去还根据在KB公司里拥有2%的股份，每年分红两三百万。村委会主任LBY则说村里是把KB公司上交的管理费（工业产值的2%）积存在企业里，分2千万和4千万两次提取，投入集体基建事业。他们在村企财政往来的批次、数量和形式上的不同意见，反映了利益关系的模糊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及相关纠纷，促使KB公司从“准集体企业”向“半私营企业”乃至完全的独立而转变。

　　首先，KB公司规模不断扩张，1992年第一次大规模扩张中，GDK兴建了占地16000多平米的厂房和办公楼，把RXX公司转移到BM工业开发区。1997开始，GDK又投资5千万进行第二次扩张（注：《BM镇志》，第197页）。2002年，RXX公司开始第三期扩建工程。2002年，RXX的产值超过了30亿。

　　GDK争取企业独立的第二条途径是向外向型经济靠拢，在1980年代主要为“XXX”品牌承担加工业务，1990年代初又与台湾和俄罗斯企业合作建立了系列境外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如今已在全国各地和国外建立了许多制衣公司、贸易公司、投资公司、实业公司。这些“连锁”企业虽然形式上是分立的，但与它们KB公司的本体关系十分紧密，大大拓宽了企业的市场空间。

　　第三是企业更名和股份化。从1978年的“YY服装厂”到1984年的“BM羽绒服装厂”，再到1992年的“X市羽绒服制品集团公司”，1997年的江苏KB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的江苏RXX股份有限公司，及2002年的“RXX股份有限公司”，集体的影响渐渐淡出企业日常运作。同时，企业被高度地股份化了。以RXX为例，最初的股权界定比例是村集体占20%，GDK占80%，镇里占2%（注：GBY2005.1.24访谈。）。随后1994年RXX又进行了股份制改造，股东包括X市、上海和江苏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高度股份化背后，是水泼不进的管理体制。但GDK仍然是KB集团的核心人物。这因为GDK及家人直接和间接地控制了RXX公司46.5%的股权。

　　KB集团能在改制大潮之前“脱身”成功，既因为它和其他村办企业起点不同，具有一定经营独立性，也因为集体经济关系重整使GDK获得谈判时机和发展机会。1990年代中期后，集体企业或关闭，或以某种协议形式转到经营者手中，GBY自己也渐渐退出集体经济舞台。由于原先的精英忙于为自己安排后路，KB公司可以利用对它有利的时机和形势获得独立的市场地位。

　　但是，“脱身”后的GDK并不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功，他又重新返回到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中。在1999年，他实现了角色转换，经过党内投票选举，取代GBY成为村书记。但在GBY本人的口中，GDK的就任无异于“逼宫”，其意图从GDK的入党事件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二。

　　他93年到我办公室来，他给我一个入党申请报告，请我当入党介绍人。我说，行，但是呢，……必须要履行组织手续的。……他是过了年以后，大概是3月份给我的，5月份还是什么时候……发脾气了，他说：“BY，我这个入党，我党员给不给干啊？不给干的话，你把入党报告，申请报告还给我。”……差不多到年底通过他的时候，他来村里参加了一次会议，读了读他的申请报告，我也讲了他许多好话。……转正不是一年吧，中间从来没有来过。但是中间每个月的支部会议，我都通知他的。（GBY2005.1.24访谈）

　　就这样，不满足仅从规模和名称上提升企业“级别”的GDK，把入党当作了他政治前途的起点。经GDK几年活动，1994年3月KB集团公司成立党支部，1999年3月，KB集团公司支部又改建为KB集团公司党委，隶属BM镇党委。GBY认为GDK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要把YY村党支部合并入KB公司党委（因为后者党员人数不够），这样GDK也顺理成章成为村书记。

　　他有5到6个党员。那个时候我们党委书记姓张……他说：“G总(GBY)，这样吧，DK(GDK)在那里，让他组织一个支部。”……他是属于我们村里的企业呀，他叫村有镇管……我笑着跟他说：“张书记，这个我完全没有意见”……到98年下半年，他想要成立党委……市里面同意他成立党委。党委么，但是他那里正式党员十几个，还有十几个预备党员，太少。太少么，他想把我们村这个，YY村这个支部合在一起。……我聪明得很，我打了报告。说这样吧，我不让你管，我也不来管你。……（镇）农工商的副总。所以我说这样，我参加镇里的组织活动。我就辞去了这个（党支部书记）。（GBY2005.1.24访谈）

　　大多数干部和村民认为，GBY是自己主动退休的，他和GDK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GDK就其对村庄要做出的贡献是有承诺的。尽管书记的更替必须经过组织程序，但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程序背后的交换和变通，它们反映了力量对比和不成文的约定。所以，企业主“戴帽”的过程，实际上反映的是村庄经济结构的变化。

　　GDK就任村书记，也为了应对村企经济关系的弱化，重构村庄公共权威的经济调控(KB村十几个村办企业在改制后，和村集体之间只留下了租赁和审批的关系）。最富的企业主GDK出任村庄领导人，就是给他戴上了一顶“帽子”，使他不得不承担社区经济责任。同时村集体也进行着经济结构的继续改造，试图从公共资源的提供需完全依赖于一个企业经营状况的风险中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