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Applicability Analysis of Systemic Family Therapy in China

　　【作者简介】刘志红，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长沙 410004）；阮曾媛琪，香港理工大学教授。（香港）

　　【内容提要】系统家庭治疗是一种来自西方的治疗模式，它的引进和应用对中国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以及社会工作等各种助人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适用基础、适用保障和适用条件等几个方面论述了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国的适用性，也客观地分析了它在中国的实际应用所面临的文化屏障和操作性问题。

　　【关 键 词】系统家庭治疗/适用性

　　系统家庭治疗于20世纪50年代发源于美国，它以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理念来理解和分析家庭内部发生的各种现象和行为，其特点是心理治疗师处理临床问题的工作对象不是个体，而是最基本的人际系统—家庭。该治疗方法将家庭看成一个系统，将家庭成员看成是系统的组成部分，并认为家庭中每个成员都有自己认识事物的模式，称为内在解释(innner construction)。内在解释决定一个人一贯的行为模式，反过来又受行为效果的作用和影响；换言之，一个人的内在解释与他的外在行为是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其间的关系不是直线式的因果关系，而是反馈式的循环关系。而每个成员的内在解释与外在行为又会在接受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之同时，反过来也影响其他成员，其间的关系同样是循环反馈式的而不是线形因果性的。系统式家庭治疗学派认为无论是正常行为还是病态行为都是这种连环套式的循环反馈关系层层作用的结果。这样，对任何病理过程的原因不再在个人范围内、个体心理动力学角度寻找，而是从家庭结构里去探索。家庭治疗的要义在于通过引入新的观点和做法，来改变与病态行为相互关联的反馈环。强调摸清家庭内部的相互关系格局，并通过对整个家庭的干预来改变个人心理症状，使家庭产生新的冲突，并通过对冲突的重新自我组织，获得新的变化，产生新的规则和互动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系统家庭治疗被引进并应用于中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以及社会工作的实际工作中，产生了较大影响。面对这种革命性极强的新的工作理念与方法，我们既要看到它在中国的适用性，也要看到将它应用于中国传统社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与困难。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实现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国的真正本土化。

　　一、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国的适用基础：人类困境的跨文化相似性

　　虽然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文化之间具有不可忽视的差异性，但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困境与问题却具有明显的跨文化相似性。对于功能不良家庭来说，虽然东西方国家表现出来的外在症状各不相同，但却都存在共同的本质问题——家庭中基本的游戏规则，或者说交往模式不合理。问题的相似性使得产生于西方的系统家庭治疗理论可以用来描述和分析中国的家庭问题。譬如，系统家庭治疗理论中分析的“代际派遣”与“双重束缚”问题在中国家庭中就极为普遍。很多中国的家长都特别注重家庭或家族的荣誉，经常把自己未竟的事业与光宗耀祖的使命“派遣”到子女身上，或是将自己的价值强加于子女，或是向他们提出很多超出其能力的过分要求，使他们面对很多困扰与压力，以至于出现各种身心问题。而当面对不堪重负的孩子，中国的很多家长往往表面上在说让他们放松，实际上却希望他们能够紧张起来，继续完成使命。这可谓是中国特色的“代际派遣”与“双重束缚”。显然，问题的相似性与理论的适用性为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国的跨文化移植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国的适用保障：基本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致性

　　综观系统家庭治疗的基本理念，可以发现很多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相一致。这种文化上的一致性使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国的被接受和使用成为可能，为其在中国的适用提供了保障。

　　（一）整体观

　　系统家庭治疗理论将家庭看作一个整体的系统，注重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交往、影响、和谐与平衡；认为个人的问题往往是所有家庭成员不良互动之恶性循环中的一个环节；要改变个人病态的现象和行为，就要把所有的家庭成员作为对象，改变他们之间的交往模式，重新实现和谐与平衡。首先，这与我国中医的整体观思想是一致的。中医的基本思想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的结构和功能互相协调，彼此为用；人和外界环境也构成一个整体，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人体某一部位出了问题，往往是整个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或者是人与环境之间失去了原有的和谐与平衡；要解决问题，就要将整个人体以及人体与环境这个更大的整体系统作为被改变的对象。其次，这也与儒家家庭思想中强调整个家庭和睦相处，“和为贵”的思想不谋而合。

　　（二）人性观

　　系统家庭治疗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资源取向”。“资源取向”与“缺陷取向”是相对的，后者往往将症状视为纯粹的障碍与病态，这种方式有促进病态、制造病人的嫌疑；前者则是在我们自以为精致的思维世界之外的更广博的背景中，重新发现和认识我们曾以为是病理症状的功能意义及“病人”正常的健康资源，进而巩固与发展这些资源，促进个体行为与家庭交往模式的改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系统家庭治疗往往是对问题“积极赋义”，从积极的方面与角度揭示现状，寻找并利用个体与家庭具有的资源与优势，促进积极改变的发生。中国的儒家思想也认为“人本善”，强调“向善”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与内在需求，认为每个人都应从异于禽兽的那一点点善性入手，尽量地扩充，一直达到超凡入圣，成为圣贤。这就说明系统家庭治疗理论与儒家思想都认为人性是积极的，每个人、每个家庭本身都拥有“向善”，也就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资源和潜力。

　　（三）无为和有为

　　根据系统家庭治疗理论，很多家庭之所以出现问题，都是因为他们在盲目追求一种“无结局游戏”的结果。瓦茨拉维克认为，“无结局游戏”之所以会没有结局，是因为其中早已含有不让自己停下来的防护性机制。瓦茨拉维克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会在人际交往中产生问题的三种原因：可怕的简单化、乌托邦综合症与悖论。这三种形式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再加一把劲”式的恶性循环机制。这种机制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很多问题家庭的成员怀着解决问题的美好梦想，执著地努力。但他努力的结果，往往是使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然后他就会“再加一把劲”，继续努力，然后事情就越来越糟糕。他们的努力之所以会变成没有结局的恶性循环，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尊重事情发展的自然规律，盲目地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方式；要么是因为他们把一些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也许那些问题只是一些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困难，没有任何人知道应该如何应付，人们只需乖乖地学会带着它们生活。这种分析与道家的“无为”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道家的“无为”不是消极等待，不是一味“不为”，而是强调“为不为”、“如何为”都要因循自然，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当事物发展规律已经告诉我们无须，或者无法干预时，就必须“停下来”，必须“不为”，防止盲目行动带来更坏的结果。

　　（四）反异化

　　人类对自然与社会进行改造，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自由。然而，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人类通过各种努力创造出来的成果，常常是在给人类增加某些自由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更多的限制和烦恼。或者是只给一部分人增加了自由，而给另一部分人带来了更大的不自由。这种人类创造活动中的事与愿违的现象，也就是哲学上所说的“异化”现象。由上述可见，系统生态理论与道家的无为思想都包含着相当深刻的反异化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毫无节制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获得进步的行为也是一场“无结局游戏”。因为我们在此过程中没有尊重自然规律，只是一味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向它索取资源，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本应具有的和谐与平衡。系统家庭治疗关于“无结局游戏”的分析，以及道家的“无为”思想，都在强调我们应该正确掌握“为”与“不为”的尺度，能够在必要时让自己“停下来”，以避免恶性循环与异化结果的产生。

　　三、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国的适用条件：中国家庭文化观念的转变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家庭文化观念发生了一些或多或少的变化。在保持很多传统特性的同时，呈现出一些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为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国的适用创造了良好条件。

　　（一）从强调家庭到重视个人

　　与西方人重视个人与自我的取向不同，中国人的传统性格采取的是包括团体取向与他人取向在内的社会取向。对传统的中国人而言，家庭先于、高于、重于个人。为了家庭、集团与社会的利益和荣誉，个人可以被忽略、被屈辱，甚至被牺牲；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和谐，个人必须各安其分，在人伦规范所界定的范围内将自己的社会角色演好，而自己的真实意见与感受必须慎藏于角色行为之后。“我”不是独立的“我”，而是家庭与社会中的“我”；是父亲的儿子或女儿，是丈夫的妻子或妻子的丈夫等各种家庭角色或社会角色，但唯独不是“我”自己。个人完全淹没于家庭与社会之中，一旦离开家庭与社会，便毫无地位。可以说，传统的中国人一切都以家庭为本位，他们努力工作、勤俭耐劳、教育子女等等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终极目的——光宗耀祖。这是中国人做人的基本意义。但近些年来，社会发展与异质文化的影响促使中国人重新审视自己的家庭文化和价值观念，家庭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在注重家庭整体利益与荣誉的同时，开始注重个人的自我价值与自我实现。在大部分中国城市家庭里，都慢慢开始强调家庭成员的个人利益、尊严与地位。家庭中的个人与个体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种转变使得系统家庭治疗促进家庭成员个性化的理念比较容易被接纳，为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从消极掩盖到主动面对

　　这主要是指中国人对待家庭冲突、矛盾与问题的态度。众所周知，传统的中国人特别看重家庭及其成员的“面子”，而且把家庭冲突与家庭矛盾，及其由此而导致的家庭成员的反常表现都视为“丢面子”的事情。为了保全“面子”，当上述情况出现时，家庭成员非常害怕外人知道，更不会主动向外人说起，这就是所谓的“家丑不可外扬”。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只能靠家庭的内部资源来解决，往往是请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或权威人物来做评判，而评判的标准也是以家庭而非个人利益为重。如果这样不能有效解决问题，问题家庭就会回避或掩盖问题，通过忽视问题的存在来“解决”问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部分或某个家庭成员为了自己和家人的“面子”而做出牺牲，有的会痛苦终生，甚至献出生命。目前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面对上述问题时能够丢掉“面子”，主动向有关专业人员求助，而且能对助人者真实地说出家庭的具体情况与自己的真实感受。对系统家庭治疗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因为，如果家庭成员不能主动求助，不能说出真实感受，治疗师就无法获得相关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

　　四、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国应用面临的问题

　　从抽象的文化层面看，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国具有很强的适用性。但中国家庭在家庭概念、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沟通、家庭发展、家庭与外在环境关系方面呈现出来的特征与西方社会不完全相同，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中国家庭出现的常见问题，如家庭中的权力层级问题、亲子次系统和夫妻次系统的界限问题、家庭系统间的沟通问题等与西方社会也不完全相同。所以，当系统家庭治疗运用于中国家庭时，在邀请家庭参与、具体技术介入、问题归因、寻求外在资源支持等方面都会碰到一些文化上的阻抗，使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国的实际应用也面临着一些文化屏障与操作性困难。

　　（一）助人自助与依赖权威

　　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与社会工作等助人服务的长期发展和普及，使西方社会的助人者和求助者都对各自应该承担的责任，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清醒而合理的认识。助人者和求助者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施助者的任务只是“助人自助”，也就是帮助求助者学会自己帮助自己，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代替他们做出决定。系统家庭治疗的目的是发现和激活求助者及其家庭自身的资源，增强其进行自我改变和自我帮助的自由和能力，而不是直接告诉他们如何去做，更不是代替他们去做决定和具体的事情。而且，要建立与所有家庭成员的关系，保持会谈与治疗的有效性，也要求助人者扮演“中立”的角色，做到问题中立与关系中立。也就是说，助人者既不能卷入家庭的具体事务，也不能让任何一个家庭成员觉得偏袒任何一方，不能做法官、教化者与施舍者，只能做镜子和拐杖。但是，在中国助人者的传统观念中，心理咨询师、治疗师以及社会工作者等所有的助人者都是“无所不能”的专家和权威，是能够为他们解决所有问题的人，只要自己按照他们的“指示”去做，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已经习惯了对权威的依赖和不平等的工作关系，而不能意识到自己在治疗过程中应该拥有的权利和责任。显而易见，系统家庭治疗对助人者的要求与中国求助者对他们的“角色期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自己的角色，不能很好地与求助者进行沟通并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责任，助人者就难以保持“中立”，就会变成求助者及其家庭永远也离不开的“法官”和“领导”。这样不但很难达到应有的治疗效果，而且也很可能会使求助家庭的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和严重，使他们的无能感越发增强。

　　（二）“循环因果论”与“直线因果论”

　　从问题归因的思维方式上看，系统家庭治疗强调的是系统思维方式和“循环因果论”，认为一个人的问题往往不是由他自己一个人的原因造成，而是他所在的家庭系统内的所有成员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恶性循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要解决一个人的病态问题，需要所有的家庭成员一起接受治疗，进行改变。而且，在治疗过程中，为了扰动和改变整个家庭系统，治疗师需要问很多“好像”和病态现象无关的问题。而对中国的很多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很难摆脱传统的“直线因果论”的问题归因思想，很难理解自己在“问题成员”的问题形成过程中所起的消极作用，更难接受自己要和“问题成员”一起接受治疗、进行改变的现实。另外，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也会觉得治疗师的问题难以理解或没有意义，虽然有时会在表面上配合，但实际上只是“假性依从”，有的人甚至会因此而怀疑治疗师的能力而放弃治疗。

　　（三）长周期、高费用与低支付能力

　　从治疗过程看，系统家庭治疗往往需要很长的治疗周期和次数很多的会谈。这使它在中国的应用面临两个问题。首先，访谈的次数越多，需要求助者支付的费用越高。但在目前现实的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很多求助者还无力支付足够的费用来接受这项“昂贵”的服务。另外，漫长的治疗过程和不能很快就看到预期改变的现实也会使一些没有耐心的求助者对治疗失去耐心与信心，甚至放弃治疗。

　　（四）对治疗者和求助者要求较高

　　系统家庭治疗既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它既需要治疗师的专业技术，也需要他们在长期专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直觉。所以，系统家庭治疗对治疗师的个人素质有很高的要求。它要求治疗师不但要具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及技能，而且还要具有非常强的对人、对人际关系的洞察力。更为重要的是，要将这种来自西方的治疗模式应用于与其原生文化环境不同的中国，也要求治疗师对文化差异具有敏感性和掌握力，能够将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理念与专业术语转化成中国求助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由此可见，一个人要成为合格的系统家庭治疗师，不但需要扎实的知识基础和良好的文化素养，更需要在督导带领下的长期实践训练。但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下，符合这种要求的人才还远远不能满足推进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国普遍应用的需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也是良莠不齐。而且，目前的专业人才培训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所以说，治疗师的数量和质量，也是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国的应用要面临的一个瓶颈问题。与此同时，系统家庭治疗对求助者的要求也比较高。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往往是通过提出各种问题来了解家庭的互动方式，刺激和引发求助者思考，从而扰动和改变整个家庭系统的交往模式和人际关系。这需要求助者具有比较强的改变动机和领悟能力。但由于文化水平和惯常思维方式的限制，有些来访者可能难以理解治疗师的意图，双方无法进行深度互动，这必然也会使治疗效果大打折扣。

　　总之，系统家庭治疗被认为是比较适合中国文化的家庭治疗形式。我们许多的个案研究也显示，经过系统家庭治疗，带症状者的症状都有所减轻，证实了系统家庭治疗也同样适合于中国家庭，而且疗效是显著的。并且它的治疗理念和技术比较容易为大多数中国家庭所理解、接受和认同，治疗的结果与人们的期待也基本一致。当然，在中国运用产生于西方的系统家庭治疗理念与技术时一定会碰到与中国文化的契合性问题。如果我们在实务工作中能够处理好这些来自文化的阻抗，解决好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就可以找到它与中国文化的“契合性”，也就可以探索出真正适合中国的本土的系统家庭治疗的理论与技术，以造福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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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赵旭东.系统式家庭治疗在中国的临床应用[R].研究报告.

　　[4]P·戈尔曼.美国家庭系统疗法透视[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