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获得了在华传教权并在中国兴办教会大学，开设了社会工作课程并开展社会服务，使社会工作教育率先在中国发展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兴社会调查，并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20世纪40年代，中国出现了自己的社会工作教材和相关著作来探讨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并出现了相关立法以及社会工作期刊，社会工作在中国安家落户。

　　Western missionaries gained the right to preach in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they founded church universities, taught social work and carried out social service; all these made the social work education developly first in China. Social survey prevailed during 1920s-1930s; this is the practical basis of social work. In 1940s, textbooks of social work and other social work books written by Chinese began coming out to discuss social work theories and methods, and social work journals and relevant laws came out too, social work got rooted in China.

　　【关 键 词】中国/社会工作/发端China/social work/origin

　　【英文标题】The Origi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作者简介】孙志丽，女，黑龙江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社会学系，哈尔滨150080，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上海200237；张昱，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72(2009)04-0022-05

　　社会工作在中国得到传播、发展是内外及主客观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教会大学，以社会工作作为传教手段来争取中国人对西方的认同，客观上促使社会工作理念及方法在中国得到了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封闭保守，制度腐败落后，自然灾害及战争频繁，文盲充斥、卫生医疗落后，如何改变这些局面，如何拯救中国，在主观上，中国对于西方的某些先进思想、制度是怀有希望的。

　　社会工作从西方产生那天起就是作为社会福利的传输手段之一，因而社会福利思想、制度及实践为社会工作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和现实基础，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端也没有离开这种发展过程。

　　一、中国近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兴起及福利事业的兴办

　　清朝末年，清政府闭关锁国、愚昧腐败，鸦片战争的炮声打开了中国大门，从此中国天朝上国的神话被打破，清政府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折服，从1860年始推洋务运动，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学习西方先进器物技术，但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欲拯救中国必须习得西方先进思想及制度，其中包括社会福利思想、制度。随着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开展，中国制度层面建设更加突出，而此时中国的社会福利思想也随之更加系统化并且随着慈善福利机构的兴办，中国福利事业也开始走上了发展道路。

　　1.中国近代福利思想的兴起

　　近代社会福利思想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介绍西方福利思想阶段；二是福利思想本土化、系统化阶段。介绍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当属冯桂芬和洪仁玕。冯桂芬重点介绍了荷兰的社会保障制度；洪仁玕到过香港，对西方社会福利有所了解，他在《资政新篇》中介绍了西方的社会福利事业，并且形成了自己系统的社会福利观。本土化、系统化的社会福利思想出现于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后，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康有为在《大同书》中阐述的“公养、公教、公恤”思想是较为系统的社会福利思想，它的中心观念在于提升人的价值、尊重人权、尊重妇女的社会地位；它的主要目标在于增强人的自身能力、赋权给人以创造一个优良的中华民族。梁启超有关“教养兼行”的救济思想让我们看到了在当时中国出现的一股新鲜的思想及社会力量，它力图消除人的依赖心理，增强中国人的自助能力。孙中山也以中华民族为出发点，他的三民主义当中的“民生主义”也体现出了系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中国近代社会福利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从国家大义出发，从而否定了中国传统上的以“家”、“宗族”为色彩的社会福利思想，是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2.中国近代社会福利机构的兴办

　　伴着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社会福利机构也开始大量出现。近代自然灾害及战争频繁，许多社会福利机构建立初期主要是以灾害和战后救济为主，洋务思潮和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兴起后，不少先进思想家意识到西方国家“教养并重”慈善理念的合理性，符合时代趋势和“世界公理”，因而要求转变传统慈善理念，主张对中国传统善堂的职能进行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以“教养并重”为特征的近代慈善机构。

　　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开始出现于清末，1912年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获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承认，标着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国际红十字会。[1](P35)建会以后从事救助难民、救护伤兵和赈济灾民活动并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活动。红万字会的成立也是中国福利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发源于道院的世界红万字会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在济南总院和天津、北京、济宁分院产生，并大力兴办育婴堂、恤养院、中小学校以及习艺所等，红万字会的活动表明它不仅关注救济而且兼顾了人的发展。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1921-1949)简称华洋义赈会，是由中外人士倡导的慈善机关，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民间性救灾组织，一直遵循着“以经济的方法，为大量之赈济，不欲养成依赖性质，使人民欲堕穷途”的信念[2](P181)，并且重视社会调查以发现社会问题，早在1921年华北赈济期间，天津华北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从灾民呆滞无助的目光中看到了他们精神文化的极度贫乏，深知“贫”与“愚”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在他办理救灾的同时酝酿开展平民教育、增加农村儿童受教育机会以改变农村教育落后的状况。

　　二、社会工作思想的实践与成长：社会调查的兴起

　　社会调查的兴起是社会工作思想在实践中的悄然成长。

　　1.民国时期主要社会福利状况调查

　　民国社会调查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考察到的主要调查有：昆明市救济事业调查、昆明市健康及卫生之调查、中国惠工事业调查、成都慈善机关调查、成都五大学基督徒学生暑期乡村服务团之研究、上海育婴事业统计、中国育婴所现状调查、北平的公共卫生调查、北平协医社会事业部个案的分析、乡村医药现况之调查、几处工厂工人伤病调查、六十个无力交费病人调查以及北平粥厂之调查。

　　其中，昆明市救济事业调查主要是有关战后社会问题的救济，由李景汉先生主持进行，调查对象主要有：贫穷救济机关、儿童救济机关、妇女救济机关、犯罪救济机关、残废救济机关、失业救济机关等，主要是分析昆明市的贫穷、犯罪、残废及低能等现象。另外，民国时期工人处境不佳，所以对工人生活状况所做的调查也较多。吴至信对中国惠工事业调查经苏、鄂、豫、晋、冀、鲁等省，身临5铁路9矿35厂，主要调查了工人的工作条件，待遇问题，主要包括休息日、奖金、病、婚、丧、生育、伤亡抚恤等，教育、工余时间之消遣以及福利设施等。陈达在吴至信的中国惠工事业调查的序中说：“我国今日，关于工人福利的事实与经验，尚缺系统的记载，同学吴至信将平素对于本问题的研究，加于实际考察的材料，分类叙述，成为本书，实是系统著述的开端。”[3](P108)

　　2.乡村建设运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自然灾害频发，军阀战乱导致农业落后、农村破产及农民贫困，相伴而生的是农村人口文化、医疗落后，陋习盛行，当时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强，所以农村的发展对于全中国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救济农村就等于挽救中国”这种强烈意识的感召下，知识分子决定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旨在改善中国农村社会福利。乡村建设运动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社区社会工作方法的萌芽。

　　乡村建设运动从以下内容入手：扫盲、动植物良种的引进和推广、尝试建立农村医疗保健体系、革除农村陋俗、倡导合作组织及加强农村自卫并开展社会调查。许仕廉、章元善、梁漱溟、晏阳初、杨开道等人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社会调查报告，对改造农村社会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当时还有数百个改造农村的乡建中心或团体，其中规模及影响较大的有：河北定县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邹平与菏泽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阎锡山在山西主持的各级自治系统及其“土地村有治”，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乡村救灾、防灾及合作事业，燕京大学开办的清河实验区以及开设的乡村建设科，南开大学成立的经济研究所，协和医学院以定县、清河等处为乡村卫生实验场所，金陵大学农学院乌江实验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所设无锡实验区，陶行知主持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晓庄学校，江恒源、黄炎培所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徐公桥等实验区。[4](P96)乡村建设运动切实提高了农村、农民的福利，晏阳初所说的农村和农民的“愚、穷、弱、私”有了很大改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主张农民运动和合作、建立农村合作组织，其中的“合作观”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体现，这与西方传教士的西方基督教福音理论是不同的价值体系，这在中国社会工作史上来说是一个价值体系本土化的表现。

　　三、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

　　西方传教士对社会工作思想、理念及方法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西方势力靠先进武器和制度力量强行进入中国，西方传教士在这场中国之战中获得了在华传教权，为获得中国人对西方宗教的认同、为了扩展教会势力，西方传教士以社会工作为手段在中国传教、在中国创办教会大学，当时无论基督教还是天主教开办的学校主课就是宗教，通过宗教严格控制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如果违反者则处以重罚，试图通过教育而使学生成为社会上或教会中有权有势的人物，从而来控制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和发展方向，从而从思想上殖民中国。基督教还试图通过出版教材占领“地盘”，1877年，由基督教在华各教派在上海联合组成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主要编写和出版宗教教材。1890年，基督教传教士全国大会决定将教科书委员会改组成中华教育会，从单纯编辑出版教科书扩展为对整个在华基督教教育进行指导。负责相关事宜的韦廉臣声称：“中国的青年是我们的希望，如果我们失去他们，我们就失去一切。……如果我们忽略或是不把上帝的存在和属性所显示的神奇事实传授给他们，感动他们的良知，净化和提高他们的想象力，我们就将失去一切。”[5](P225)西方教会想在中国培养能吸收西方宗教思想的青年人，让他们取代中国传承儒家思想的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地位，但由于其中某些先进的思想及工作方法正是贫穷落后的中国之所需，因而社会工作教育率先在中国得到了发展。主要的教会大学有沪江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圣约翰大学和东吴大学等。当时各大学在社会学系内部设有社会工作组或开设社会工作课程，首先通过明确社会工作的对象和目标来发展社会工作。

　　1.教会大学的兴办

　　沪江大学，是由美国布朗大学硕士葛学溥于1914年2月开办的，是国内第一个设立社会学系的大学。在基督教社会福音理论下，葛学溥主张把社会工作作为基督教宣教的主要方式。葛学溥明确了社会工作与以往的施舍、慈善的区别，提到了社会工作方法、社会工作的原则及社会工作最终要达到的目的等问题。在社会工作刚刚传入中国之时，这些问题的提出及明确对于社会工作在中国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确立了目标。

　　继沪江大学之后，1922年，为了给美国在华教会、社会福利机构培养社会工作人员，由美国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派到燕京神学院讲授社会学的步济时(J. S. Burgess)教授领导成立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步济时被人称为“中国的社会工作之父”，他对社会服务对象的概括对当时在中国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工作服务起了很大的指导性作用。燕京大学所设的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启发了中国一大批早期的从事社会工作的学者，对于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形成有很大的奠基作用。燕京大学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较为突出，20年代设有社会工作课程，其中关瑞梧讲授的“个案工作方法”课程在三十年代时期已较为突出。

　　发现社会问题、评估社会需要是专业社会工作开展服务的前提。东吴大学是于1900年诞生的教会大学，早在1917年之前就开始设立社会学课程，正是在关注社会问题中发展社会工作教育的。早在1906年，东吴大学即发行了全国最早的高等学校学报《东吴月报》。[6](P102)学报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学校概况和研究成果，所刊文章特别关注家庭改革和妇女解放、苏南近代社会研究、苏南工业兴衰问题、农业破产问题、劳工问题、人口问题等。

　　华西协合大学同样把社会工作教育作为社会学系办学的核心之一。它是由美、英、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五个差会于1910年联合创办的。[7](P3-4)1918年，形成独立的教育科，其中有教育社会学课程。1927年文科设有社会学系等。[7](P144)社会学系的办学宗旨是：“使研究之学程期能尽量适应中国之三种特别需要为标准，一是社会化之良好，培养公民与社会建设事业之领袖人才；二是科学化之社会工作；三是科学化之社会研究。”[7](P46)社会工作在传入时期虽然只是社会学内部一门课程，但是其思想宗旨，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其课程设置等对今后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思想及其解决实践问题方法的发展都奠定了良好基础。

　　2.社团组织及实习基地的建立

　　社会工作教育在各教会大学开展后逐渐超越了课堂而转向兴办社团组织、联合校外机构建立实习基地，使社会工作与现实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沪东公社是沪江大学率先创办的国内首家社会学实习基地，公社开办义务医院、开展改善社会福利的各种社会活动以及社会调查活动。公社多次组织学生对杨树浦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收集关于人口、家庭生活、文化程度、宗教信仰、居住条件、职业分布、工资水平、劳动时间、健康状况、房屋状况、卫生状况等各种资料，还综合考察整个地区的工业环境、劳动条件、工厂福利及罢工原因等情况。[8](P111)这样一种在工人区创办的、受群众欢迎的全方位社区服务系统在当时中国属于创举，因此沪东公社开办后很快就将其服务推广到校园周围的乡民之中。

　　燕京大学也从校内逐渐向校外拓展社会工作服务。于1925年在北平广泛开辟学生服务场所，其中有男女青年会、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监狱、精神病院、香山慈幼院、华洋义赈会等。1927年还聘请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负责社会服务工作。1928年教师张鸿钧等人主持成立“服务团体救济联合会”。从1930年起，清河试验区不仅是学系研究农村建设的基地，也是为农民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的场所。进驻试验区的师生组建了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给农民提供小本贷款，对农业生产进行指导，并开办了小工厂、医院、培训农民使之参加儿童福利、妇幼保健工作，领导帮助农民开展文化教育、公共卫生、文娱体育活动。[9](P345)

　　1940年前后，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和当时上海市政府工业部、儿童保护部、国际红十字协会、慕尔堂社会部、全国儿童福利协会等几十个社会机构都发展了良好的合作关系。[10](P114)华西大学社会系在李安宅、冯汉骥、蒋旨昂等人的带领下，着重于社会工作的实习，每年暑假，鼓励学生在社会上选择一个单位进行社会工作实习，这种社会工作实习，有助于青年学生的觉醒。

　　四、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与方法的初步形成

　　1.社会工作者的培养

　　抗日战争时期对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更加重视。燕京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配合抗战、开展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工作开设了有关社会福利和救济工作人员课程来培养社会工作人才。[11](P341)抗战时期，东吴大学杨永清校长就社会学教学科研发表过这样的讲话：“我们的首要重点不是在大量的社会学理论上而在于社会工作者的培训上。当然，在这里，理论和实践又是不可分的。但我们的目标是培训出能规划指导社会服务计划的实际工作者，而不是只会写些社会问题论文的社会学者。”

　　2.社会工作著作的问世

　　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社会工作教材、社会工作杂志以及与社会工作相关的立法的出现标志着专业社会工作正式在中国安家落户。

　　20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大都采用或编译西方教材，从4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工作学者开始著书、编写教材，从中国的实际教学和实践调查经验中概括出有中国本土特点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体系。自1902年到1948年止，中国共出版了316部社会学著作，其中有25本是有关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方面的。在这25本书中，有21本是在1941年至1948年间出版的。[4](P222)这说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社会工作思想在中国传播大概用了40年时间得到了初步的系统化发展，专业的社会工作理论及方法论体系在此时已初步展现。

　　当时与社会工作有关的主要著作有：言心哲的《社会事业与社会建设》(1941年)、祝世康的《民生主义与社会保险》(1943年)、马宗荣的《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1942年)、王克的《中国社会服务事业》(1943年)、陈续先的《社会救济行政》(1944年)、林良桐的《社会保险》(1944年)、柯象峰的《社会救济》(1944年)、陈凌云的《战时社会救济》(1944年)、言心哲的《现代社会事业》(1944年)、曾友松的《战时社会行政研究》(1944年)、中山大学社会研究所编的《社会行政与社会事业》(1944年)、社会部研究室主编的“社会行政丛书”之一《社会行政概论》(1944年)、吴榆珍的《社会个案工作方法概要》(1944年)、邹玉阶、宋恩明合著的《医院社会工作》(1944年)、黄永滋编的《社会行政概论》(1946年)、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1946年)。其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吴榆珍的《社会个案工作方法概要》是我国研究社会个案工作的第一本书。[12](P247-248)个案社会工作还有关瑞梧、李槐春的《区位儿童福利个案工作》(1947年，上海中华书局)、宋思明的《精神病之社会的因素与防治》(又名《精神病院社会工作》)(1944年，重庆中华书局)等。蒋旨昂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出版的《社会工作导论》，是除了中央社会部于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印行的钮长耀的《社会工作初稿》以外中国较早的、系统地介绍社会工作的概论性质的教材之一，书中实际主要阐述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方法：个案社会工作、团体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行政。

　　1943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社会救济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社会救济立法，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所宣扬的“以实现三民主义社会政策，建立完善之社会救济制度为目的”的理想。[13](P18)这部救济法的颁布也标志着中国对于社会救济以及社会福利的关注，有力地推动了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

　　1944年1月15日，由社会部(1940年成立)部长谷正刚题名的《社会工作通讯月刊》在重庆创刊。该刊“以阐扬本党社会政策，诠释社政法令，研究社工方法，检讨社工绩效，报导社工消息，汇集社工资料，并为社工人员解释疑难辅导进修为主旨”，分专论、工作报告、法令文献、统计资料、社工消息和图书述评等栏目。[13](P18)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社会工作”命名的杂志，意味着社会工作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标志，社会工作在中国得到了合法化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杨勇玲.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红十字会[J].黑龙江史志，2008(11).

　　[2]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4]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6]林闽钢，田蓉.社会学在东吴大学发展的历史追溯[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7]华西校史编委会.华西医科大学校史(1910-1985)[Z].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8]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M].上海：复旦文学出版社，2001.

　　[9]张玮瑛，王百强，钱辛波.燕京大学史稿[M].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

　　[10]章开沅.博习天赐庄：东吴大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1]张玮瑛，王百强，钱辛波.燕京大学史稿[M].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

　　[12]杨雅彬.中国社会学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13]董根明.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轫[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