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定东，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邮编110034

　　赵定东，（1971—），男，湖北当阳人，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内容提要】 社会转型模式研究具有“类”与“形”的区分。西方社会学界从类型的基点出发来着力于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异同，形成了诸如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全球化理论及风险理论等各种观点。其理论研究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经典理论时期、实证研究时期、理论转向时期和理论中兴时期。本土学者将“形”研究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在一定程度上特指前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转型研究，即主要指中国、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研究。相对于“类型”与“形态”的宏观理论研究，比较研究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中心主旨是发现和研究三种转型模式之间在性质与特征上的同与异，并探寻产生此异同的原因，即追寻研究模式差异的本质。

　　【关 键 词】社会转型模式/研究视角与主题/利益关系协调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特斯在其《现代社会学理论》一书的开篇就宣称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它具有一个被广泛公认的理论传统，其二是它在方法论上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即以精密的方法论来指导研究[1]。 他实然是指出了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学科意义。作为最近20多年来国际学术界新兴的一门学科知识领域的社会转型研究汇集了社会学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以及历史学界的诸多学者，但由于其知识背景的不同导致了研究视角和方法的明显差异，甚至导致了基本对话平台的缺失，从“类型”与“形态”的角度对其进行梳理实有必要。尤其是对于社会学有独特研究意义的社会转型模式研究更具有“类”与“形”的区分，即如何从形式和实质上把握社会转型模式的起因、动力、机制、走向及运作逻辑应该是社会转型研究的前提。

　　一、“类”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理论基础

　　正如诸多社会科学研究都起源于西方一样，社会转型模式的研究也发端于西方社会学界的探讨。由于受当时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基础的限制，西方学界一般是以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作为摹本来展开社会转型的研究。由此而出发，他们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划分为先发自致与后发外生两种类型，即从类型的基点出发来着力于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异同，形成了诸如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全球化理论及风险理论等各种观点。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社会转型过程首先起步于西欧的现代化进程。14、15世纪在古希腊各地由于其生存环境的需要及优越的海陆位置，为当时的工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给当时的希腊社会带来了相当的活力，不仅使古希腊原始氏族血缘组织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而且与地中海造就的各文明古国、不同民族间的频繁交往推动了区域性社会结构变迁。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对商品的推崇极大地带动了后来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也正是在这种商品理念的影响下，英国于18世纪率先实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随后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及美国也相继完成了初次的社会转型而步入现代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的基础上迅速推动了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的进程，并使其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革，这些变化使之成为学术界称谓的“先发自致”类型社会转型模式。

　　在“先发自致”模式的发展绩效感召及各种压力影响下，自20世纪40年代起世界其它非西方国家通过民族革命等形式而汇入全球现代化的洪流之中，从而也揭开了其全面社会转型的序幕，形成了诸如市场为主的、计划为主的及混合型的诸多发展模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基本上是在西方模式的启迪之下发端和进行的，也因此成为了被学术界称谓的“后发外生”类型模式。

　　在理论层面上，西方社会学界对这两种类型模式的分析及形成的理论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经典理论时期、实证研究时期、理论转向时期和理论中兴时期①。经典理论时期和实证研究时期主要是对“先发自致”模式的内在机制研究，理论转向时期主要是对“后发外生”类型模式的一般分析，而理论中兴时期主要是对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社会运作逻辑的探讨。但立论的基础即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一致的，即其一，“先发自致”模式是其它后来一切模式的典范和摹本；其二，人类社会的转型是必须的，是进步的标志，而且是一种单向直线性的社会进化。

　　经典理论时期的社会转型论以孔德、迪尔凯姆、滕尼斯等人为代表。其基本观点是：肯定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转型有统一的逻辑或模式，对它的认识就是对历史的预见；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转型的要素可以以宗教、道德或技术等为主导，但最终社会的变化都是整体性的、全方位的；转型的结果是进步的，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分散到集中、从混乱到有序的运动，而且这一前进方向是不可逆的；转型的道路是一元的、在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的差异只是快慢之分，其因果机制和变化序列却是一致的，其标准模式就是西方社会。最典型的是各位论者都将“先发自致”模式的发展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如孔德认为，“人的智力和思想”对社会变迁与进化有着决定作用，他说，人类智力发展具有三阶段的规律，“我们的每一个主要观念，我们的每一个知识部门，都相继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或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或抽象阶段；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2] 与此相伴，人类社会的历史也相应地经历了军事社会、过渡社会（中世纪）和工业社会（实证社会）三个发展阶段。迪尔凯姆一生的学术兴趣在于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的秩序或整合。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蓬勃兴起，他所关心的问题是：众多的个人通过何种途径联结成一个整体而组成一个有序的社会？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使用的中心概念是“社会团结”。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只经历了“机械团结”的社会和“有机团结”的社会两个阶段，并认为，社会团结的基础在于“集体意识”，而社会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是社会分工的结果[3]。滕尼斯虽然持一种非进步的进化观，断定人类社会转型的结果是人类生存条件的恶化，但其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是围绕“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概念展开，他用这两个概念来描述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两种基本形式，即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他认为，从“共同体”走向“社会”就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4]。

　　实证研究时期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理论贡献是在经典理论时期系列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了对“先发自致”模式内在社会机制揭示的现代化理论。该理论主要以经验成果为依据，寻求对经典的线性一元转型观念的支持。其理论出发点仍是进化论。这一时期的理论在一些重要方面修正了经典理论时期的观点，转换了研究视角，这表现在力图回避从历史哲学上对社会进化与转型进行思辩性的建构，并尝试立足于文化人类学等实证科学的成果，对转型模式进行描述性与实证性的说明。如果说经典理论是以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转型模式研究为重点，那么这一时期的理论则转向较为具体的“先发自致”国家转型过程的描述。其代表人物是属于过渡时期的马克斯·韦伯和20世纪50年代占据世界社会学霸主地位的帕森斯。作为开创性和过渡性人物，马克斯·韦伯特别关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比分析，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起源、发展及动力的解析上。如他利用“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主要剖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至少三个方面，即，对理性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发展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论述以及对官僚科层制的研究。其实质性贡献是“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敏锐的洞察力预见到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倒退、进化中的退化”。[5]38 帕森斯作为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开创者，其贡献主要体现在其创立了“结构——功能理论”和“结构——功能”分析方法。从帕森斯始“后发外生”国家的发展纳入西方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野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学界研究的主流（关于这点后文将有重点阐述）。帕森斯从整体入手的思维研究方法突破了其以前的理论研究将社会设想为“传统”与“现代”二极，然后从某个切入点去推演社会进化的过程。但虽然如此，实证研究时期的理论并没有从理念上突破经典假设，即仍然坚持同一种转型终极目标，因此维护西方中心主义为主旨的趋同论和进化论是各派研究者的共同特点。

　　理论转向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是探讨和反思“后发外生”国家社会转型模式的社会内在机制问题。最初的转向是肯定转型道路的分化，因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先发自致”国家相继出现了“滞胀”的局面，西方的“表率作用”被破坏；另一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许多“后发外生”国家在现代化理论的“许诺”和诱导下，纷纷接受了现代化理论提供的“西方化”和“经济增长第一”的社会转型模式，采取了系列对西方开放、引进外国资本、输入西方科技和优先发展经济的转型战略，然而尽管经济在一个时期内明显增长，但政治社会问题却日益突出，表现为经济上“先发自致”国家与“后发外生”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政治上政权更迭频繁，政局不稳定；社会方面贫富分化严重，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同时以东亚为主要区域的“异西方”儒家文明圈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在这样的挑战面前，西方学界的社会转型理论研究进入批判性反思阶段，相继提出了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全球化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等假说。这些新转型理论在重新审视现代化标准时，也开始对彻底反传统的假定产生了怀疑，因为“后发外生”国家的许多所谓传统社会的要素可能成为支持现代化社会构架的富有生命力的部分，显然，西方标准的现代化范型的神圣感消失了，一种多元的转型模式开始兴起。

　　依附论弥补了现代化理论单纯从社会内部看问题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它从“先发自致”国家与“后发外生”国家之间的掠夺与被掠夺的不平等关系着眼，为社会转型模式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中心——边陲”关系是其主要分析框架。但又应看到，这种分析框架虽然批判了现代化理论“传统——现代”的二分法，而自己却陷入了简单的“发达——不发达”、“核心——边陲”概念逻辑中，同时它虽然否定了现代化理论在价值观念即文化方面的内因决定论，但自己又陷入了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外因决定论。世界体系论曾被称为“抓住了新一代社会学家的想象力”，它主要是用体系观点来分析整个世界及其组成部分的发展与变化。它弥补了现代化理论只注重单个国家研究的局限，也克服了依附理论将世界简单地划分为中心与边陲的轻率，它将分析单位界定为“世界体系”，而非个别孤立的国家，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整体，其整体变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展现出来，决定着单个国家的兴起和发展，体系内“核心——半边陲——边陲”构成了其动态性的分析维度。但它的视野只限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而又有其内在的缺陷。全球化理论试图从时间与空间上的全球社会相互影响来观察整个世界的社会变迁与转型模式，对以往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综合并对全球历史进程作出新的解释。“分化——整合”是其主要分析框架，认为世界在分裂的同时也推动着整合，在产生合作的同时也引发着冲突，在实现一体化的同时也在推动着特殊化。风险社会理论主要着力于从局部的切入点来对现代社会进行新的解读。这些构成了所谓的发展理论。可以肯定地说，发展理论对“后发外生”型社会转型模式的研究提出了与传统理论不同的新观点，它不再坚持“先发自致”国家的标准样板，而是追求多样性。特别是与现代化理论不同的是，发展理论特别注意文化与价值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并且认为这是社会转型成功的重要前提，如对东亚区域国家或地区在转型中维持并利用传统文化的做法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但在社会转型目标上，仍然保留着“先发自致”国家那种诸如民主、自由竞争、合理的行政管理、个人主义伦理观等方面的认同，也即没有彻底摆脱“先发自致”社会转型模式的桎梏。

　　在“类”研究方面，上述理论的共同点是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转型模式，而对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转型模式普遍缺乏关注。特别是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社会总体性变化逻辑有所忽视。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都走向了体制改革或转轨的征途。有的国家侧重于经济体制的转换，有的国家侧重于政治体制的重建，有的则是总体性社会的大转型，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点。由于这些国家的变革既非是从传统走向现代，也非从边陲走向中心，而是社会发展模式的另类转换，即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因而前述的社会转型模式分析视角或方法都对之没有解释或说明力度。于此，对前社会主义国家体制转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路径依赖、运作逻辑、社会机制等方面的分析就构成了真正的社会转型理论。这种社会转型理论既可以说是前述社会转型理论的延续，也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并列的研究领域②，这种研究促使了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中兴。从“类”研究的角度出发，西方学界将这种社会转型国家大体划分为三类，即渐进式的中国模式、突变式的俄罗斯模式和混合式的东欧模式。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性理论，但也有一些共识：即转型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客观统一的历史进程，同时又具有复杂多样的路径依赖，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战略选择，并且表现为尚未终了的、面貌各异并被制度化了的转型结果。也即转型过程不仅是内在统一的、相类似的，而且是多样的；转型的实质不仅在于其普遍性，而且还在于其各自不同的独特性[6]。在这种共识之下，各国的学者进行了有关“形”的研究。如匈牙利裔美国社会学家撒列尼在其市场转型理论中认为，核心的问题是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以及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转换问题。指出，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尽管在工资收入方面是相当平均主义的，但在住房和其它社会福利方面则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并认为，在不平等是由市场造成的社会中，由国家进行的再分配会降低不平等的程度，而在再分配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只能依靠更多的市场机制[7]。边燕杰和约翰·罗根1996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的《市场转型和权力持续：都市中国变化中的分层体系》一文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在政治体制没有根本变化因而政治权力并未被削弱和城市单位制也基本没有被动摇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政治权力保持了对资源的控制，权力也就得以持续。中国的市场体制就是在政治权力的影响下成长的，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在市场体系中占有优先地位。与此不同的是，倪志伟的系列研究揭示出市场转型会导致权力转移，如1989年他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的《市场转型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认为，市场转型将降低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而将提高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即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伴随着权力基础的转移，因为无论是对物资资源还是对人力资源的控制都是从再分配的官僚转向市场。1991年发表的《改革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不平等：在再分配与市场之间的中国》认为，由于改革并未完成，再分配的经济体制仍然起作用，因而政治权力并非一夜之间就贬值的，还能得到相当程度的经济回报，在这种条件下，干部依赖权力在再分配体制中和市场里同时得到经济回报。针对学界的有关批评，1996年他又发表了《一个市场社会的出现：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经济类型的复杂性和权力资本的回报问题。文中他将中国的经济类型一分为四，即内地传统的再分配经济、沿海的合作主义经济、沿海的再分配经济和沿海自由放任型经济，前三种经济类型中掌握权力的干部会得到可观的经济回报，而在自由放任型经济类型中，干部的经济回报会相应下降[8]，等等。

　　总之，对于社会转型模式的“类”研究主要在于揭示“先发自致”国家与“后发外生”国家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内在机制，形成了系列宏观理论。正如孙立平教授所总结的，对古典资本主义的研究诞生了古典社会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诞生了发展理论，而对前计划经济国家的研究则催生了社会转型理论。

　　二、“形”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内在依据

　　所谓“类”研究是指社会转型模式的类型研究，即具有共同特征的社会所形成的种类研究，如前文所述的“先发自致”与“后发外生”。所谓“形”研究是指社会转型模式的“形态”研究，是指社会转型的形式或表现，如后文将阐释的渐进型模式、突变型模式和混合型模式。“类”与“形”的结合构成了社会转型模式研究的完整体系。一般而言，“类”研究是一种历史进程，其研究范围包括了所有的人类社会，而“形”研究是一种历史阶段，在一定程度上特指前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转型研究，即主要指中国、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研究。

　　社会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专用名词，是西方的舶来品。据现有的资料看，台湾地区的社会学家蔡明哲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人性与乡村发展取向》一书中首次直接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翻译为“社会转型”， 并表达了“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的思想”[9]。在中国大陆，这一概念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的是李培林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一文[10]。至此之后，社会转型“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之一”[11]，正如李培林研究员后来所总结的“它对于推动把社会结构转型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于推动确立一种新的发展观，是发挥了作用的”[12] 前言1。“模式”一词来源于发展经济学的术语，后被移植到社会学研究，是指“对不同时空下不同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一种经验概括，或曰现代性的各种因素在不同国家不同条件下的组合方式”[5]252。社会转型模式是指“整个社会文化的结构的转变”。而对其的研究一般而言本土学者的探讨要深入而且丰富。

　　对于中国渐进型社会转型模式中国的本土学者主要关注于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研究方法上既有实证性的定量、定性研究，也有思辩式的理论概括研究。但在具体的分析点上又体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对“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从现有的资料看，有代表性的目前就有三种。孙立平教授认为，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社会转型的研究范围也特指中国、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转型本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运作逻辑进行分析的一种理论研究视角[15]。李培林研究员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社会结构是社会转型研究的中心和突破口。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的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一发展指标的实现，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12]3—7。郑杭生教授认为，社会转型与社会现代化是同义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过渡，或者说从传统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型的过程[13]。还有诸如景天魁研究员对社会转型所下的三级规定，即事实性规定方面认为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实质性规定方面社会转型是指“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张力作用下实现的社会变迁与发展”；结构层次性规定方面社会转型是“从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换”，是在社会形态层次下的“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模式的转变”[14]，等等。对社会转型的概念定义中心点不同，必然也导致研究的重点及结论有明显的差异。孙立平教授创造性地用“断裂与失衡”的概念围绕中国社会1978年以来社会生活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表明了实际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在他看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模式体现出三个不同的特点，即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性改革、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和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由此他至少得出四个方面的结论：第一，中国总体性社会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成无数的片断甚至是原子，也即社会的碎片化。社会碎片化使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困境，具体表现在国家在面对农村和城市这两个方面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第二，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80年代社会资源的扩散使全体民众特别是使社会弱势群体受益，但90年代是资源集中的时代，导致了社会的急剧分化。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正以结构断裂的方式体现出来，表现为社会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城乡之间严重失衡以及不同时代的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一时；第三，社会权利的失衡构成了中国社会断裂的基本机制或基础，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的宏观制度安排；第四，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许多重要的改革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即非正式制度的生长与发育往往是发生在体制运作的过程当中[15,16,17,18]。李培林研究员认为，“中国经验”即中国社会转型模式的特点应体现在六个方面：即渐进性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普遍规则；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进行；社会稳定优先原则与谨慎的民主化探索；长期坚持低生育率政策和减少贫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以及坚持对外开放和超越意识形态的国际合作[19]。郑杭生教授根据其传统与现代既对立又统一的新型现代化理论的社会转型论认为，就中国社会整体来说，它是一个从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转变为现代因素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但在这个总过程中既有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如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同质性社会向异质性社会的转变等；又有现代向传统的转变，如重男轻女思想的复苏；还有现代向现代的转变，如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一种效率不高的现代经济向效率较高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等。认为这些复杂交叉的进程在当代中国大陆都在经历着，成为当前这个社会快速转型的显著特点[13]。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模式“形态”研究的主要成果。

　　对于东欧国家“混合型”社会转型模式其本土学者主要是基于卡尔·波兰尼提出的“市场——再分配”二元分析框架。在分析中主要集中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干部们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是随着权力的丧失而社会地位下降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其它社会资源更为方便地获取市场中的新机会。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除前文已经介绍的几种观点外，还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如匈牙利学者汉吉斯在其《东欧的替代之路》书中认为，在向市场转型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并不会骤然消失，那些拥有权力的干部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攫取财富的阶级”。波兰学者斯坦尼斯基也用“政治资本主义”概念提出同样的观点，“原来的政治职务已经成为私人积累财富的手段”[20]。这两种观点实际都承认，干部在改革前的体制中所获得的权力在市场化过程中可以转化为市场中的优势，这样即使在新的市场体制中，他们仍可以保持精英地位不坠，只不过从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对于转型路径的分析学界存在着两种思想方法的对立，即到底转型过程是先验的、一切按照预先设计进行的“社会工程”，还是一个未知的、可以通过不断“试错”取得进步的过程。著名的转型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经承认转型道路选择的高度不确立性，“在柏林墙倒下之前，转型理论尚未预先存在”，“我们预先并不清楚稳定政策在没有市场的初始环境中如何起作用”，更可笑的是“经济学家在他们知之最多而且意见一致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小；而在他们知之最少而且争论不休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大”[21]。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则重点分析协调机制对于改革模式的影响力。在他看来，存在着四种基本协调机制，即行政协调、市场协调、伦理协调和强制协调。行政协调的特点是：在协调与被协调的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纵向的上下级关系、鼓励个人与组织接受协调者运用行政手段做出的决定；市场协调的特点是：在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横向和法律上平等的关系，买卖实行自由价格；伦理协调的特点是：在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横向的关系，它们既不受行政命令指挥，也不受利益的驱使，协调是基于互惠和互助，并通过惯例或传统方式确立下来；强制协调的特点是：在协调与被协调的个人与组织间存在着纵向的上下级关系，上级对下级施加一种随意的强力[22]。他认为，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是匈牙利社会转型模式的主要特色。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理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3]，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到90年代，其争论焦点集中在是否应该改变现状和如何打破现有社会体制；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目标是获得政权的自由民主势力提出激进的改革方案，期望俄罗斯快速过渡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是俄罗斯学界痛苦反思的阶段。面对激进改革导致的生产急剧下滑、贫富严重分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加深和国力急剧衰弱等现实俄学界对西方道路的可行性产生了巨大怀疑。一般而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理论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过程和四大流派。三个过程主要是以俄社会变迁的历程来划分的，即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主体理论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后进现代化理论阶段和当代的多元反思阶段。社会主体理论的立足点是社会发展的目标设定，在前苏和俄罗斯社会转型初期俄整个社会急切期盼的是用一种新的体制代替原有的旧体制，是尽快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中央集权向民主的市民社会体制过渡，然而随着改革引发的负面效应的逐渐显现，社会学家们开始反思单纯的体制替代是否合理，转而关注社会主体对社会变迁的反应和社会主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起的积极或消极作用。第二过程主要是探讨适合俄罗斯国情的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以俄女社会学家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为代表。她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个国家的发展有先后之分，发展滞后的国家总是在“追赶”发展超前的国家，后进国家正是通过这种不断的“追赶”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她认为，各国的现代化只有一个模式，因此后进国家不是选择什么发展模式，而是如何朝这一模式发展的问题。但同时她又认为，在后进现代化社会要解决的不是纯“工艺”问题，即制度和文化的简单移入，而是所移入的制度和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因此她主张后进国家主要应该讨论人是如何有意识和积极地创建自己的内心世界，人是如何认知和评价社会过程、自己在社会过程中的地位和在有意识选择自我生存模式时如何调整和构筑自己的价值观[24]。“俄罗斯多元社会转型理论”是在纳乌莫娃的启示下形成的，以一些俄社会学界的资深人物如扎斯拉夫斯卡娅、亚多夫和阿希耶泽尔等人为代表。

　　所谓“四大流派”是指俄社会学界对俄社会转型的四种主要的不同认识及提出的不同方案，它们是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扎斯拉夫斯卡娅的“社会行动者理论”、亚多夫的“西化理论”和阿希耶泽尔的“文化分裂”理论。纳乌莫娃的后进现代化理论前文已有所述。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俄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她的理论分为二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她强调社会精英的创导性活动，认为参与转型过程的多元主体包括社会精英有目的的活动和社会民众的适应性反应活动，认为民众只是消极地适应精英领导的活动。在俄社会转型遭遇重大挫折之后，她对自己的理论作了修正，认为俄社会转型艰难的原因在于缺乏社会内部生成的动力，同时也表露出对俄现有“精英”的失望。她认为社会转型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它涉及社会体制的三个方面：即权力机构等作为社会外壳的社会制度、社会里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内核的社会文化。改革活动最先涉及的对象是社会制度，特别是决定社会类型的那些社会制度：权力制度、所有制、市民社会和人权。社会体制中比较深层和比较难以控制的层面是社会结构，对其不可能直接实施改革，只能通过相关制度的变革来实现预设的变化，社会结构是衡量和评价社会转型的社会指标。变革最基础的战略目标是社会文化，它包括社会价值观结构、需求结构、社会动机及其趋势、日常生活活动的规范和方式等，社会文化是衡量社会变革前进或倒退的重要标志。而决定和影响这些变化的社会机制主要是“社会行动者”的相互作用[25]。在这里她几乎完全接受了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亚多夫认为，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出发点应该在肯定社会变化合乎常规的同时，不应该有任何预先设立的综合评定标准，社会理论中除“实证知识”外，还应有人的价值舍取。他指出，研究社会转型的第一要点是必须认识到社会转型不仅仅是制度的变迁，更重要是社会行动者的作用。而社会认同是社会转型研究的第二要点。就俄罗斯而言，它是不属于欧洲文明的“另一个欧洲”，西方社会的稳定是依靠横向相互作用的公民社会结构，而俄罗斯的社会体系是纵向相互作用为基础的金字塔。他认为，俄罗斯的文化特点决定了俄社会认同的分裂，这决定俄社会转型趋势将是一些大城市成为西欧类型社会发展的“前哨”，而在这些城市的周围是一些保留了相当多俄罗斯传统秩序、甚至苏联时期传统秩序的“停滞”地区[26]。阿希耶泽尔认为，俄罗斯社会处于东西两种文明之间，是兼有两种文明的文化和社会关系成分的一种特有的中间文明，这种文明缺乏本质联系，容易产生悲剧式的事件，从而使破坏性再生产占有主导地位，正因如此，社会无法克服文化与社会关系间的矛盾，所以他认为俄社会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他又指出，分裂是社会价值观念的表象，当对立的价值观念出现分裂时，社会与国家之间、众与权力精英之间、民众与思想精英之间、精英与精英之间就会产生混乱，俄罗斯目前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这也是俄多次无法实现顺利转型的根源所在[27]。

　　三、比较研究：社会转型模式的方法揭示

　　相对于“类型”与“形态”的宏观理论研究，比较研究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般而言，比较研究有五种表现形式，即通观式比较、局部式比较、衬托式比较、批评式比较和融会式比较。这五种形式的采用取决于研究者知识背景及研究主题的差异，于社会转型模式研究而言，局部式比较和衬托式比较是常用的分析方法。其理论依据在于，其一，不同国家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构成了比较研究的科学依据。各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地理位置与条件、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形态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这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其二，不同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是不均衡的。综观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先进变落后、落后变先进、相互追赶及后来者居上的一幅曲曲折折的画面，先进入某一社会形态的国家为行将进入者预示发展的大致方向，而后来者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又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如前述的“先发自致”发展模式与“后发外生”的转型模式；其三，历史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在世界社会历史发展演进进程中，大至社会形态，小至具体的社会政策均处于相互联系中，无论是从时空距离还是从纵横的发展历程看都是如此。

　　运用比较方法的中心主旨是发现和研究比较对象之间在性质与特征上的同与异，并探寻产生此异同的原因，即追寻研究主题的本质。一般而言，比较研究在操作层面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以转型模式研究为例，首要的一步便是渐进性模式、突变性模式和混合性模式的个案深入研究。即首先把比较的对象分别作为独立的整体，具体历史地分析其转型模式赖以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如自然环境、地理差别、社会状况等），在充分认识到了某一模式发生、发展乃至衰亡的内外条件及基本历史状况的基础上建立起时间性和地方性的类型。再从转型模式发生的时间差异、空间的阻隔与联系等方面将它与另一转型模式的同类现象进行对比，从而较完整地把握其转型模式特定的基本意义和历史现实特征。这是一种以现象或表征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第二步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建立“理想类型”的概念工具分析方法，即从特定角度和需求出发，将社会转型的各种特征抽象为一系列非时间非地域性的类型，作为进行现象比较的边界清晰的参照点，再根据这些类型来说明某转型模式的结构及其相互联系，并从不同模式的差异中探求更高普遍性的东西；第三步是追寻比较的意义即比较不是平铺直叙、简单地堆积罗列现象，而是为了总结、理论化“中国经验”，换句话说是为了从俄罗斯、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和教训中寻求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道路。

　　具体而言，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基础方面有许多相似点。于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而言，两国都曾经经历过惊心动魄的社会跳跃，从落后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两国都具有东方社会特点：中国是典型的东方社会，俄罗斯是具有东方性质的社会，同西方社会有本质的区别；两国从国土、人口等方面衡量都是规模很大的国家，不同于大多数中小国家；两国都是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后发外生”的转型模式，不同于英美等“先发自致”发展模式；两国在自然资源的总量上都有一定的优势，不同于日本等资源贫乏的国家；等等。中国与东欧国家如匈牙利相比，在改革思路、进程方面有值得比较的相似点。两国都是首先纠正前领导人的左倾指导思想和政策，坚决停止人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开创以经济建设为主的航道；两国都是农业改革先行，确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从调整生产关系和松绑减负入手。匈牙利是重新组建农业合作社，中国则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两国的改革取向都是要建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商品市场经济以取代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两国都提出了要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以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终极目标；等等。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转型的初始条件、转型的进程等方面有一些相似点，如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休克疗法”的转型策略、政治体制的全面西化等等。

　　共同性只是为社会转型模式比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必要前提，差异性更是展开比较的重要基础。以中俄为例，差异性是明显的。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理论上说是由转型前的本本社会主义理论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指导思想上是由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向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转变；中心工作由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向以经济建设为主题的社会建设转变，特别是坚持了政体的连续性；经济上由计划经济结构向更为灵活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不是西方国家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的结果是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加快了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步伐，从而推动了社会结构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过渡；社会形态上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农业及工业社会的转换。如1978年以来，中国的农村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劳动者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他们从事大农业及发展创造了条件，劳动力的解放又使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加快了农村社会分化；同时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形成了系列不同的层次，如对外开放的领域面向全球呈立体交叉状况，开放的内容不仅实行经济技术方面的，而且还有思想文化方面的，特别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形成了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等等。而俄罗斯的社会转型首要的是与其国家结构的特殊性密切相关[28]。俄罗斯的国家定位始终处在两种结构性矛盾复合联动而导致的困境中，内部性矛盾（国家与社会）和外部性矛盾（国家与世界）的特殊结构困扰着转型中的俄罗斯，使其社会发展呈现出间断性与跳跃性共存的发展轨迹；与中国、东欧国家一样，虽然三方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单一的公有制即建立起了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形成了无所不包的政府职能，但前苏联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始作俑者，自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有半个世纪，在日常的生产与生活中已形成习惯，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较高，因而缺乏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内在的动力；前苏联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限定了当时的苏联决策者选择改革道路的空间，导致了前苏联转向政治体制改革，也导致了后期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灾难性后果[29]，等等。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与中国、俄罗斯有些不一样，表现为：东欧各国都发生了政治巨变，从一党执政向多党议会民主制转变，这种转变为实施经济体制的变革提供了契机，使得迅速地转变经济体制成为可能；东欧国家长期存在的社会平等成为其混合性模式形成的重要因素；在经济结构方面，由于东欧国家长期以来模仿苏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虽然有助于其尽快摆脱落后、建立本国的工业基础及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却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社会指标方面东欧国家在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方面等都有良好的基础；在转型的突破口上东欧国家普遍以有限的私有化为开端，将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其体制转换的目标模式，但更多考虑到了其国情的特殊性要求[30]，等等。

　　诚然，目前对中国的渐进模式、俄罗斯的突变模式和东欧国家的混合模式的优劣武断地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也不是本文探讨的主旨，但上述的三种模式发生与形成的初始条件即共同点与差异点比较无疑为转型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而且通过比较研究可能更有利于揭示社会转型模式的实质。

　　四、利益关系协调：社会转型模式的实质内涵

　　社会利益关系是包括个人和群体在内的社会主体在利益方面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性关系。利益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利益群体、利益冲突、利益整合等范畴，是社会学的传统研究领域。社会分层、社会不平等研究、市场转型、利益群体构成了社会利益关系的研究传统主题，其中，阶级阶层研究是主导性的研究模式。社会利益关系协调也即调整由于利益的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失序及其分析利益分化产生的根源和整合的目标及手段。

　　众所周知，社会转型在社会学的语境中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外显性内涵，即体制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这三个外显性内涵都在从不同的方面揭示其实质，即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调整。因为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转型及其所带动的社会发展不是零成本进行的，社会变革需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一方面有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有人为因素。如何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以最小的代价换取社会最大的发展是学界研究的最大追求，而实现这个追求和需求的最佳选择是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也即使社会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和有效整合。在某种程度上，伴随社会转型过程的是社会生活范型的转变，无论何种类型的社会转型模式都意味着两种生活规范方式、两种社会价值体系甚至两种存在意义的更替，利益冲突是其根本体现。这在前述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发展理论研究和社会转型理论研究中都有或隐或现的论证和表达。

　　美国学者布莱克曾将现代化的一般过程归纳为四个阶段：现代性的挑战、现代化领导的稳固、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和社会整合[31]。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由于旧有利益关系和既有结构秩序的打破，社会弥漫出一种由无序向有序过渡的内在压力，因而必须实现社会结构的重组，即社会利益群体关系的重塑。事实上，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和时兴的社会转型理论无不在寻求利益整合的路径和机制。

　　如前文所述，经典现代化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兴盛于60年代，主要奠基人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他据结构——功能主义立场，认为现代化乃社会结构——功能的巨大变迁，现代化源于新型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的生成、发展及其对原结构——功能的渗透、改造和替代，可以视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范式的变革与适应性重组（整合）。他的开创性研究后经斯梅尔塞、穆尔、艾森斯塔德、列维、拉斯菲尔德、英格尔斯、布莱克等诸多学者的努力，形成为现代化理论的经典体系。对现代化理论的得与失前有所论，这里单从其分析的焦点问题看，该理论认为社会现代化变迁是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分化和社会功能的专门化，而在分化过程中必然会带来破坏进而产生冲突，社会整合便是对冲突、破坏的平衡，分化的程度和整合能力的强弱直接代表了社会的现代性程度。那么分化和整合的基点何在呢？在经典现代化理论家的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利益关系，但从其思想中可以看出，他们论述的分化其实质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分化，整合是利益关系的整合。无论是社会结构、价值体系还是文化系统的角度，其分析的基点都是在于说明利益关系的变迁与协调问题。

　　如现代化理论一样，依附论等组成的发展理论其实也是基于利益关系协调的一种假设。前文所述，依附论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拉丁美洲、旨在探讨外围资本主义不发达状态成因及其对策的宏观发展理论。它以拉丁美洲为分析范本，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宏观背景，以主流派现代化理论为批判对象，采用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独特的视角对不发达问题做出了一种新的诠释，被称为对传统“发展经济学的贫困”的一种脱贫解困[32]。尽管如此，其分析的焦点仍立足于利益关系协调。首先，从依附论产生的背景看。它是在拉美国家普遍存在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冲突不断及经济陷入低谷的状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其根源在于拉美国家社会利益关系出现失调或由于利益关系失调影响了其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从这点而论，利益关系分析应是依附论的基本出发点；其次，从其分析视角看。依附论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格局归结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对立，指出，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向世界各个角落扩张，新的地区主要是并入不发达状态，而且不发达国家一旦落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陷阱，就会陷入落后和依附状态[33]。由此看来，它又着力于分析两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和发展中国家内在的社会利益关系，只是内在因素包含于外部因素的分析。其开出的药方虽然有些极端，但不能不视为利益关系调整的一种手段。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针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如东亚奇迹和美国霸主地位的动摇，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等人创立发展了世界体系理论。从世界体系这个新视角，研究世界体系整体规律对发达与不发达国家的制约和影响，而且“在全球化这一术语得到流行之前就预设了它的存在，并保持了它作为全球结构之表征的重要性”[34]。但究其实质，世界体系理论实际上是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周期理论，“其独特性在于他把‘通过政治机器调节收入分配纳入到对经济周期的考察之中’”[35]，这里所指的“政治机器”的调节，并不单纯是指统治阶级控制的国家机器的调节，还指不同的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围绕经济利益而展开的政治斗争所产生的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因此，可以看出，社会利益关系协调也仍然是其分析焦点之一，至少是其重要的分析切入点。

　　社会转型中的利益关系协调研究主要体现在由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引发的社会结构等诸方面的剧烈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及社会的整个控制机制[36]。一方面社会转型引起了人们之间大量非规范性关系的产生。所谓非规范性关系是指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不再遵循原有设定的、统一性的行为模式。它的产生事实上是由于原有利益格局的突破而导致的新的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协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方向和动力实然是社会转型的内在运作机制，也可以说社会转型模式的实质就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在一定意义上社会转型也就意味着社会控制机制的转型。正如前文所述，社会转型理论在于揭示前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过渡的内在机制，社会转型模式从某种意义而言也特指转型目标及手段的类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整合主要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以及思维方式的整齐划一来实现的，政治权力之网覆盖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37] 而在转型时期，随着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特别是旧有利益关系格局的打破，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社会整合机制的“真空”。社会利益关系的整合与协调研究也就成为社会转型及其所导致的社会转型模式研究的重要议题。

　　以上看来，虽然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主旨及研究方法各异，但探讨的共同议题是社会利益关系协调，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利益关系整合或协调机制成为社会转型模式研究的实质内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CSH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注：本文初稿形成后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冯小双研究员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的指点和帮助，在此特表感谢。

　　注释：

　　① 学界的一般认识是将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如孙慕天、刘玲玲就认为只有经典理论时期、实证研究时期和理论转向时期。见其《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载《哲学动态》，1997年第4期。这种研究一方面是基于广义的社会转型定义，另一方面忽略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所发生的总体性社会变革的研究。

　　② 孙立平教授认为，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转型过程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相比，无论在起始点还是现实的结构性制约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逻辑上，都有明显的独特性。因此他认为，社会转型就是特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社会转型理论是与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并列的发展社会学理论的第三极。见其《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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