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邴正，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吉林长春130012）

　　钟贤巍，吉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吉林长春130012）

　　【内容提要】 在当代，全球的社会发展呈现出社会活动节奏加速倍增化，社会活动方式信息一体化，社会活动性质利害两重化，社会活动群体全球协同化四个大的发展趋势。而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展开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从匮乏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

　　【关 键 词】社会/发展趋势/结构转型

　　四年前，我们迎来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公元2000年的到来。一个人一生跨越一个世纪，已十分难得。一个人一生跨越一个千年世纪，更是千载难逢。何止是千载难逢？人类历史虽屡经沧桑，悠悠数百万年，但自有公元纪年以来，这样的机遇也仅仅出现过两次。丹尼尔·贝尔告诉我们，随着2000年的到来，“后工业社会即将来临。”阿尔温·托夫勒告诉我们，“第三次浪潮来了！”约翰·奈斯比特则大声疾呼：“我们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未来的10年，又将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10年，因为它的结尾是2000年——本千年岁的终点。”[1](p.1)罗马俱乐部的专家们则断言：“人类处在转折点”[2]（扉页）。

　　假如一切真如他们所言，那么我们正站在人类命运的十字路口！我们都是历史选中的一代，注定要完成这一跨越千年世纪的壮举！

　　跨越2000年，全球的社会发展呈现出以下四个大的发展趋势。

　　一、社会活动节奏加速倍增化

　　跨越2000年，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发展大趋势，是社会活动节奏的加速倍增化。

　　所谓加速倍增化，是指社会活动成果数量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成倍地增长。

　　人的本质活动是实践，实践是一种有目的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实事求是地说，某些聪明的动物，特别是人类的近亲黑猩猩，也能制造简单工具，对自然界加以“改造”。但人类实践的另一特质，即人的存在方式——文化，却是任何聪明绝顶的动物都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化是人的实践成果及其积累、传递的方式。仅有改造自然的活动而没有文化行为，改造自然的任何成果都不能存留下来，传递下去。

　　和老鼠相比，我们人类并不处处都比它们强，恰恰相反，在许多方面，我们在老鼠面前自叹不如。凡是人能到的地方，老鼠都能留下踪迹，而老鼠能生活的地方，人类则常常无法适应。然而，对老鼠们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动物只会学习，但不会教”。老耗子日积月累，学会不少生活经验，但他们一无语言二无文字三不会办学校四没有图书馆，这些丰富的经验对小耗子们来说等于零。于是，新一代小耗子们只能从零出发，重蹈一遍老耗子们的覆辙，如此循环往复，距离人类的活动水平就越来越远。假如老鼠有文化能办所学校，这个星球上谁是主人恐怕很难预料！

　　人之优越仅在于人能实践且有文化。文化作为人类积累、传递成果的载体，形成了人类社会不断扩大和增长的积累趋势。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每一代人都必须在前一代人留下的生产方式条件下开始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3](p.32)由于文化的作用，每一代人得以承继前一代人创的成果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创造文化，由此形成了社会活动不断扩大，节奏不断加快的趋势。

　　人类实践的积累趋势可以表述为这样一条规律：实践积累的基数越大，增长的节奏和速度也越快，这便是人类社会活动节奏的加速倍增化趋势。

　　依据这一规律，人类社会从远古走到今天，活动节奏加速倍增，呈现越来越快的趋势。下面，我们取公元前2000年、公元1830年、1980年三个时间点，比较人类社会的行走时速、制造业产值、人口、知识四个变量的变化，现代社会的定量倍增化就一目了然。

　　表1社会活动节奏的加速倍增化趋势时间公元前2000年公元1830年公元1980年

　　社会类型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

　　制造业产值0343043

　　知识1种书／年1700种书／年 200万种／年

　　人口1亿10亿48亿

　　行走时速15公里100公里17000公里

　　（乘马）（火车）（航天飞机）

　　从上表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4000余年间，人类社会的行走时速提高了近7倍，制造业产值提高了34倍，知识提高了1700倍，人口增长了10倍；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150年间，人类社会的行走时速提高了170倍，知识提高了110倍，人口增长了5倍。与古代和近代相比，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既不是走，也不是跑，而是在飞！

　　现代社会活动节奏的加速倍增化给全球社会带来一系列的深刻影响。

　　第一，社会变革的频繁化。加速倍增的社会活动节奏使原来几代人经历的社会变革浓缩到一代人身上，甚至一代人在一生中须经历多次。从全球发展看，自20世纪以来百余年间，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原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变革；经历了20世纪初的电力革命，20世纪中期的核能、航天、电子计算机革命等重大科学技术革命；经历了全球性的工业化浪潮和以第三产业、信息革命为主导的后工业化的浪潮。变革，已经成为20世纪的代言词。这一切恰如梁启超所言：“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

　　第二，代际冲突的普遍化。代际关系是指不同年龄之间的关系。每一代人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如果社会变迁放慢，不同年龄段之间的社会背景大体相同，彼此之间基本上没有冲突，代际关系比较稳定。如果社会变迁加快到每隔几十年、十几年，甚至几年更新一次，每一代人之间的社会背景相差甚远，普遍的代际冲突就会发生。

　　整个20世纪就是青年一代不断揭起反叛旗帜的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法两国军队在法国境内的索姆河畔展开决战，交战第一天，战场上就倒下了6万名法国士兵。冷酷的军官们认为这些士兵太笨，只知道挺直身体一排排在炮火中送死。而英国思想家戴维·科尔比却另有高见，他在评价这次战役时说：“索姆之战的伤亡者中之一是世界向善论；还有一个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观——把世界看成是‘一个连贯的时间流，从过去经过现在，直到将来’（法舍尔用语）的历史观，已经永远被弄得支离破碎了。”[4](p.116)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工业革命造成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情绪和古典资本主义的传统道德。战争揭示了人性阴暗的一面，邻人之间嗜血般地自相残杀，几乎把所有新的科学发明都用于杀人，飞机、坦克、潜艇、贝尔塔巨炮、毒气弹，等等。战争撕裂了人们的心灵，战后崛起了海明威笔下的“迷惘的一代”，他们苦闷，彷徨，孤独，充满被嘲弄感和失望。他们之中有人向左转，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也有相当多的人向右转，成了法西斯主义信徒。

　　接踵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把一批青年一代抛入历史大转折的游涡。法西斯主义虽然被粉碎了，但5000万人死于非命，半个地球成了废墟。大战废墟中长大的一代在60年代不约而同地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在中国，青年人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冲上街头横扫上一代人留下的一切；在法国，大学生们和青年工人掀起了“红五月风暴”，传奇英雄戴高乐总统被迫下台；在美国，青年人拒服兵役，占领校园；在北爱尔兰，共和军分子拿起了武器；在捷克斯洛伐克，青年人卷入了自由主义的“布拉格之春”和随之而来的反抗苏军占领行动；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热带丛林，年轻人模仿毛泽东，追随古巴英雄切·格瓦拉展开丛林游击战；在日本，青年人由抗议美军占领发展到到处扔炸弹的“赤军运动”。狂飙过后，理想乌托邦的废墟上出现的是绝望的“红色旅”恐怖分子和以“嬉皮士”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

　　玛格丽特·米德对此评价说：“六十年代的动乱分别是由于变化的速度快得令人目眩，家庭的崩溃、资本主义的衰败、没有灵魂的技术的昌盛以及在否定一切的浪潮中，既成权力体系的最后崩溃等原因造成的。在这些原因的背后，有着两代人之间的一种更根本性的冲突。”[5](p.67)

　　第三，文化矛盾的明朗化。代际关系频繁、剧烈的冲突，根源在于社会加速发展造成的“文化断裂综合症”。这种综合症的表现之一是传统的断裂。加速发展，在文化上的表现是传统和现代化的冲突。社会发展加速倍增，在短期内造成活动成果的急剧膨胀，使前人留下的成果比重急剧下降，传统的魅力亦随之黯然失色。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马丁告诉人们，90%的知识是你出生后才创造出来的。这一巨变使传统无法成为对应现代社会挑战的主要依据，从而挑动了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离心倾向。

　　表现之二是本土文化的断裂。加速发展的社会必然不断与其他社会接触、碰撞、交流，导致文化的普遍开放。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带着新鲜与奇特的魅力涌入国门，与本土文化在加速发展的大锅里不停地混合搅拌，形成了以多样化、无主体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文化”。

　　传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断裂，无异于人们失去或日益远离自己熟悉的精神家园。人们不得不去努力适应日新月异的、陌生的变化，从而加重了心理和文化的压力，个人人格也随之或扭曲变形，或总体转换。这不禁使我们想起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思想家弗罗姆说过的话，既然失去了乐园，以及与大自然的和谐，他就成了永远的流浪者。

　　社会发展速度越快，对发达国家越有利。社会加速发展的根源是高技术发展所致，而高技术是发达国家的技术特权。他们有资金、有人才、有应用条件，于是，一种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愈演愈烈。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1977年，全世界国民经济总产值达96250亿美元，人均2300美元左右。然而，仅占世界人口13.65%的发达国家，占有80790亿美元，是全世界国民经济总产值的84%；占世界人口86.4%的不发达国家，仅占有15460亿美元，是全世界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6%。人口和财富的比例恰好颠倒。

　　在“马太效应”之外，还要加上“齿轮效应”。为了弥补差距，后发展国家奋起直追。但是，大齿轮转动一圈，小齿轮也许要转许多圈，这要看二者齿距齿数究竟相差多少。1989年，46个最不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30美元，比1975年增长了几乎整整1倍；而发达国家则增至18280美元，比1975年增长了2倍！二者差距不是在缩小，反而越拉越大。1989年，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为55倍，比1975年足足扩大了20倍！

　　这个世界是越走越快了。走得越快，矛盾就越复杂，冲突就越深化。

　　二、社会活动方式信息一体化

　　跨越2000年，人类社会的第二个发展大趋势，是社会活动方式的信息一体化。

　　所谓信息一体化，是指以现代化信息手段为主体的覆盖全球的信息网络，可以表述为如下公式：CTS（信息一体化）＝C（电脑）＋T（电视）＋S（卫星）

　　由电脑、电视和卫星联为一体的信息网络，其第一个特征就是信息传播的高同步性，或者叫“全球同时知道”。这一系列可以跨越地面任何地理障碍，使纳入该系统的任何地区都可以同时接收到同一信息，从而使“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成为现实。第二个特征是信息传播的全方位性。它把声像、色彩、活动、文化融为一体，使人们能够从视听一体化的角度接受信息，看不懂文字可以听懂声音，听不懂声音可以猜懂画面，从而大大拓展了信息的可接受性。第三个特征是高精确性。电子计算机在记忆、存储、分析、检索、运算诸方面大大超过了一般人脑活动的信息数量和速度。电视卫星系统可以从多角度多重复性反映某一信息。第四个特征是大众化。信息一体化可以直接面对所有的微机操纵者和电视收看者，这种直接传播必然造成信息传播的综合性和日常性。同时，它又是可以反复重复、强化灌输的，因为其覆盖面广，方法直接，又带有很强的商业性。

　　上述特点给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时空距离缩小。在信息一体化的时代到来之前，人们的生活空间是分离的，甚至是互相隔绝的，高山、大海、沙漠、丛林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在200年前，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英国为何物；而对英国人来说，中国不过是马可·波罗的神话国度。当英国首任赴华使节马戛尔尼受英国女王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时，双方既不了解又缺乏信任。中国从皇帝到平民都坚信洋夷不远万里来朝，一定是仰慕中华礼仪之邦的风采，敬畏天朝大国的威严。于是，在乾隆皇帝的亲自过问下，从广州到承德，一路上盛情款待，体恤有加。但当马戛尔尼来到承德行宫，朝廷却坚持要求马戛尔尼按中国礼节对中国皇帝跪拜叩头，而这些“不谙天朝礼仪”的洋夷偏偏执意不肯下跪。对此，清朝官员一厢情意地用“英夷腿膝僵直，不易弯曲”来掩饰自己的面子，可见双方的互不了解到了何等地步。

　　问题在于半个世纪后，英国舰队打上门来，一位镇守广东的封疆大吏居然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上写道，“英夷腿膝僵直，浑身缠裹，不易弯曲，击倒既不能覆起。”“可速调福建兵勇，使钩挠绳索一鼓破之”。

　　如此荒唐的故事在信息一体化的时代将一去不返。现代化的信息网络大大缩小了空间距窝，使全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人们无须远涉重洋，坐在电视机和电子计算机前，即可对一个陌生的国度了如指掌。

　　在信息隔绝的时代，生活时间也是分离的。当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时，中国人还在老守田园，男耕女织；当郑和的舰队在印度洋上游弋时，澳洲和美洲的土著们还没穿上衣裳。然而，在信息一体化的时代，国家不论发达与否，社会不分何种制度，大家在信息方面具有相同的背景，相同的共时性。通过电视机，非洲丛林中的俾米格人可以一边打猎，一边观看美国卡纳维拉尔角上航天飞机升空的壮景。

　　时空结构的变迁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感情世界。古时由于空间分割，时间错位，人们把出门远行看得生离死别一般。唐诗宋词有一大永恒的主题——离别，无论是李白、杜甫还是苏东坡、辛弃疾，都不吝笔墨为离别伤心挥泪，什么“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什么“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什么“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最悲的要数柳永：“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

　　现代人不用说堂堂七尺男儿。就连窈窕淑女们也逐渐变得铁石心肠，车站码头送别，抱头痛哭者竟有几人？信息一体化跨越一切时空障碍，把人们紧紧联结为同一个整体。

　　第二，社会平等程度大大提高。信息一体化大大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差距。政府首脑和平民百姓在现代化信息网络面前第一次能够平起平坐了。信息一体化造成了社会成员之间超越地位、身份的信息同背景与信息同起点性。

　　在此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对林彪事件的反应方式，与1993年蒙特卡洛举行的申办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竞选形成鲜明的对照。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政变阴谋败露，乘飞机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草原。事发之后，经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省军级领导干部、地师级领导干部、县团级领导干部、党员干部，在党内逐级传达，传达到普通群众，差不多已是1972年初了。直到1973年9月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林彪事件才正式公诸于众，前后历时整整两年！

　　1993年蒙特卡洛申办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竞选结果最后揭晓时，无论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也罢，澳大利亚总理基廷也罢，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罢，所有的人几乎都在同一时刻得知了同一消息！

　　信息一体化也大大缩小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性别差距。由于生理、心理、历史、文化、社会、传统种种原因，男女两性对社会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异。一般说来，男性关心社会甚于关心生活，而女性关心生活甚于关心社会。这一传统或习惯导致女性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远离社会活动。女性参与社会活动主要是20世纪妇女解放运动的结果，而60年代电视和电子计算机开始进入家庭后，终于使女性无可选择地参与到社会的漩涡之中。

　　卫星电视、电脑系统的特点之一是直接传递，其结果是造成接受者间接参与社会活动。电视的重复性、普及性、大众性的方式造成强烈灌输，其娱乐性、生活性、消闲性比较适合女性的特点，从而也潜移默化地把社会活动塞进女性的生活，使她们了解社会，对社会活动产生兴趣，关心社会。同时，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也促使社会活动越来越承受女性特征的影响，变得优雅、美化、富于感情，注重仪表和表达。不仅如此，60年代美国电视开始普及，肯尼迪在电视上与尼克松展开公开的竞选总统的辩论，以其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形象，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说打动了千百万电视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争取了大多数女性的选票。从那时起，信息一体化就开始干预社会生活了。

　　信息一体化也大大缩小了年龄差别造成的社会差距。在传统社会，年龄是影响参与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参数。由于缺乏一体化的信息，人们只能依赖个人的经验。经验的积累使年龄具有特殊意义：经验的丰富程度随年龄而增长，年高资深是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资本。因此，在传统社会，年龄越来越有地位。

　　但是，信息一体化改变了这一切。它造成的共时性和同起点性，使不同年龄的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面对相同的信息条件，年轻一代的优势在信息一体化时代得以充分体现。信息的快速更新使老年人目不暇接，而对青年人来说却正求之不得。青年人记忆力好，适应性强，易于接受变革和新事物，从而获得了信息时代的主动权。更何况现代少年儿童是电子环境下长大的一代，卡通片、电子游戏、科幻影视使他们的信息大大超前。一个60年代长大的孩子被独自关在房间里，会因“坏人会用石头砸碎玻璃窗闯进来”而瑟瑟发抖；而一个90年代长大的孩子身临同样环境时，则可能会联想到“坏人使用红外激光无声割玻璃器闯进来”！“太空枪”、“能量块”、“机器猫”、“超时空”、“第八感觉”、“小宇宙”、“黑洞”等日常术语表明，我们将面对高科技的一代！

　　三、社会活动性质利害两重化

　　跨越2000年，人类社会的第三个发展大趋势，是社会活动性质的利害两重化。

　　人的本质活动是实践。马克思说：“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是有意识的人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6](p.50)实践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对人来说，自然界需要从自然物升华为属人之物，成为符合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的对象，这一过程不是自然发生的，需要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然而这种创造往往是不可逆的，特别对利用不可再生性资源创造出大量人工合成制品的工业实践来说，尤其如此。人可以把石油转化为塑料，但人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把塑料转化为石油。即使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必须再发明一套用于还原塑料的技术和设备。于是麻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塑料虽然被还原了，可又留下一堆设备挑战似地看着你。于是，为了恢复平衡，你必须再发明一套用于还原塑料技术的技术、设备的设备，如此类推，人类就变成了古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西绪福斯因得罪了诸神而遭受惩罚。他每天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来，于是一切又重新开始，循环往复，永无止境。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残酷惩罚了。

　　人完全可以藐视诸神的惩罚。人也许没有必要殚精竭虑去还原自己创造的成果。但是，由于创造是改变自然，在自然中不断添加自然自身不能产生之物，那么，任何一种创造都可以看成是对原生的自然状态的破坏。用英国女诗人雷诺兹·普赖斯的话说，我们会撕坏我们刚一接触之物。

　　实践的破坏性是多重含义的。一重是指创造对改造自然、改变自然平衡来说，是一种破坏。人类社会的平衡，人与自然的平衡，是建立在破坏自然平衡基础之上的。人不改变自然，人不成其为主体；人若改变自然，就撕裂了人与自然、自然内部的原始平衡。破坏原始平衡对人来说是好事，它使人类告别自然界，从野蛮走向文明。但正如恩格斯告诫我们的那样：“人类不要陶醉于自己对自然界的胜利。人类每一次对自然界的胜利都遭到了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7](p.576)在这个星球上绝没有不付代价就取得收获的好事。为了对抗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人不得不创造更为高明的技术手段去对抗，去保持已得到的以破坏平衡为代价建立的新的平衡。换句话说，人类仅仅为了消除一个小小的混乱，不得不再制造一次更大的混乱，越创造，混乱就越多；混乱越严重，就越要创造。否则，你怎么也想不通，难道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不足以使全人类解决温饱吗？难道人就一定要喝罐装饮料，乘劳斯莱斯汽车，住空调房间吗？人是什么？人是世界上最能创造的动物，也是最大的混乱制造者，垃圾制造者！

　　另一方面，实践的破坏性还在于，实践结果一经形成，就独立在人自身之外，成为人必须面对、必须控制的外在的力量。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实践创造出来的成果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存在着不受人的控制，反转过来却控制人的可能性。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贯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6](p.45)因此，实践既创造又破坏，既肯定人又否定人的双重特征，就是实践对人既有利又有害的利害两重化。人的实践能力越强，创造性就越突出，破坏性也越明显。

　　现代社会实践越来越体现出利害两重化的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在创造巨大财富和人间奇迹的同时，也深深为实践的负作用所困扰。

　　毫无疑问，人类有今天，大半功劳非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莫属。但是，科学技术作为一种人创造出来的客观力量，对人究竟有利还是有害，主要在于人对它的控制和使用。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科学技术进步，莫过于核能的开发和利用，但核能第一次派上用场就是作为核武器去屠杀发明者的同类。

　　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颗正式使用的原子弹。强光闪过，10万生灵命归黄泉。假如这颗原子弹的爆炸能量为1的话，那么，如今全球拥有的核武器的爆炸能量是这个数字的150万倍！按照广岛的标准推算，假如这些核武器均匀地分布在地球陆地表面同时起爆，足以杀死1500亿人，而全球目前的人口总数仅仅是50亿！

　　原子弹使我们想到了战争。有史以来，各种战争一直是致死人命的有效而迅速的手段。从1900年到1980年，全球死于战争的人口接近1亿。而同期死于交通事故的也竟高达3500万！

　　谁制造了原子弹？谁发动了战争？谁发明了现代交通工具？不是大自然，而是我们人类自身！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提高了人类实践的水平，而且一步步使人类自身成为人最需要征服、控制的对手。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远远突破了加工、改造、利用自然的简单劳作阶段，随着核技术、生物工程、遗传工程的发展，人正在催发那些沉睡在自然之中的巨大而恐怖的自然力，制造出大自然不曾赋予人的新的物种、细菌，甚至有可能改变人的物种。人类正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在科学海洋里游弋。

　　工业和农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农业主要是驯化自然，利用自然，其劳动成果仍然保持自然状态；而工业则主要是把自然物加工成纯人工的产品，其劳动成果基本上脱离了自然状态。农业虽然把原野开垦成耕地，把植物培育成庄稼，把动物驯化成牲畜，但耕地仍然是土地，庄稼仍然是植物，牲畜仍然是动物，它们仍然遵循其原有的自然规律。但机器不再是石头，许多工业产品不能自身还原为自然物。工业化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产生出越来越多的非自然的、不可还原的人工制品。面对废气、塑料、工业垃圾，大自然往往一筹莫展。

　　工业化的第二个后果就是它主要依赖、消耗着不可再生的资源。农业资源大多是可再生的。土地可以年复一年地耕作，庄稼和牲畜可以年复一年地生长、繁殖，阳光、水源一般说来是源源不断的。但是，工业资源则不然，石油、煤炭、金属及其他矿物是地球经几千年乃至几亿、几十亿年的地质演变形成的，储量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开采出一点就少一点。所以，工业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不断“消灭”着自然，一方面又不断制造自然自身吸纳不了的垃圾，其结果就是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目前，工业废气已导致地球臭氧层的破坏，造成了影响全球气候的“温室效应”，制造了毁坏森林的大面积的“酸雨”。工业废水也已经差不多污染了地球上主要的河流。热带雨林正以每分钟50公顷的速度消失。数以百万计的物种正在或已经因人类的盲目破坏而消失。如果想到这一切不过是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一个有十几亿年积累资源、养成环境的星球，对于一个有上百万年发生史，有8000年文明史的人类来说。用百十年去消灭漫长岁月形成的环境和资源，的确不是一件令人乐观的事情。罗马俱乐部前主席佩奇不无担忧地这样说：

　　“人的处境困难，很不稳定。如果不改变某些实为自杀的行为，那么，我们不久也将加入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红皮书中而落到‘险境动物’的地步了。”[2](pp.56-57)

　　当代人类社会活动性质的利害两重化给当代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人类活动的主要对手已由自然逐渐过渡到人类自身。在农业社会，人类活动的主要对手是自然。土地、气候、水利控制着农业的命脉。在工业社会，人类活动的主要对手是原料和能源。在当代社会，人类活动的主要对手则转向人自身及人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人类必须首先征服自己，征服自己的产品，控制它们，驯服它们，然后才能合理地改造自然。

　　其次，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由征服自然、统治自然转向协调和保护的关系。自然不仅是人需要战胜的对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人赖以生存的环境。发达的人类社会同样需要一个相对应的环境。环境不仅仅是自然界，而且也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不存在“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问题。人可以认识、掌握自然规律、也可以利用、改造自然事物，但最终也不是消灭自然，而是使之更适应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农业社会，人们靠天吃饭，只能在强大而又神秘的自然力面前顶礼膜拜，人则显得十分渺小而又自卑。工业社会的来临呼唤出前所未有的人类创造力，提高了人的自信心，强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要么是需要战胜的敌手，要么是被打败的奴隶。而进入当代社会，自然既不是敌手也不是奴隶，而是人的另一半，是人的家园和归宿。征服自己的另一半？把自己当成敌人或者奴隶？该是向这种自相矛盾的时代告别的时候了。

　　第三，人类思维的中心也从以历史为中心逐渐转向现实乃至未来。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是手工劳动，以个人经验积累为主要的技术方式，看重历史，习惯于“向后看”。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大机器社会化生产，以通用型的技术为主要技术方式，且更新极迅速，故不重历史，而重现实。后工业社会的生产是信息化的前导方式，以科学技术、理论知识、信息技术为主体，加速倍增，信息一体，利害两重，故需加强活动的预测性，根据未来的发展指导现实，实践具有极强的超前性。

　　第四，人类的文化精神从近代的自我迷信转向自我反省。近代人类的文化精神的实质，是一种自我迷信。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运动到理性主义运动，人类推翻了宗教神学的权威，代之以对人自身的崇拜，主张人性至善，理性至上，个性至尊。莎士比亚说“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黑格尔说“理性统治世界”，一言以蔽之，人的日子来临了。但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充分展示了实践的利害两重性，人类才开始从盲目的自我迷信中猛醒。萨特说，看到人比动物高明就说人是优越的，这种人道主义“是犬马的人道主义”；戴维·埃伦费尔德提醒我们要防止“人道主义的人的僭妄”；佩奇惊呼：“进入历史危急时刻的当代人，再也不能无视全人类所处的险境和未来的选择了！”[2](p.12)一种呼吁人类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控制的当代文化精神，正笼罩在人类心灵的天空。

　　四、社会活动群体全球协同化

　　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第四个大趋势是走向全球协同化。全球协同化是指当代全球社会作为同一个整体，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趋势。人类社会的活动群体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小群体到部落、国家、世界的发展过程。在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只能使人们聚合为数十人或数百人的小群体；落后的交通工具又往往把人们限制在较为狭小的地域范围。所以，那时的“世界”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式的狭隘概念。美国历史学家亨德里克·房龙发现，埃及人、犹太人、芬兰人、塔希提人，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人，“就连那些可怜的人也自豪地宣称：‘我们是上帝的人。’”[8](p.393)差不多每个民族的原始神话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唯有自己的民族才是天神的后代，唯有他们居住的地方才是世界的中心。

　　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的社会发展，彻底打破了这种古老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从以下三个方面加速了全球协同化的过程。

　　首先，工业化过程在全球的推广促成了全球协同化。工业生产不同于农业生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生产的商品化，即生产不是为了生产者自身的消费，而是为了销售。于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9](pp.25-26)

　　其次，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了全球协同化的进程。普遍性是科学技术的一个明显特征。科学技术体现的是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是人对自然在精神上的把握和控制。面对自然，不同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对象关系，凡是人必要喝水，凡是人必要有食物，凡是人必定有生有死。因此，无论是哪个民族，还是哪个人，一旦发现和掌握了科学技术，就具有很大的可传播性，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太阳。四大发明虽然是中国人最早取得的成就，但同样在西方开花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烧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0](p.250)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传播，造成了全球面对自然的关系及行为的统一性、一体性。

　　再次，信息一体化加速了全球协同化的进程。信息一体，天下一家，全球成为“地球村”。相同的信息背景，信息的同步传递，消除了传统的时空距离和分割。

　　又次，社会活动的利害两重化也加速了全球协同化的进程。利害两重，人类已使自身成为自己活动的最大对手。在全球技术时代，局部的失误可能导致全体的灾难。人类已经发展到了爱因斯坦所说的，“要么全体自由，要么一同毁灭”的地步。这一重大转折迫使人类活动的中心由单向型的创造与征服转向自我协调和自我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进入核时代、太空时代以来，尽管世界各国之间冲突连绵，战火不绝，但总的趋势正日益走向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虽然有核军备竞赛，但也有限制核武器的世界公约；尽管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但也有限制使用氟利昂以防止地球臭氧层破坏的国际协订。目前，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全球一致禁止生产、销售象牙和虎骨。全球协同已成为绝大多数人有理智的共识。这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1994》中指出的那样：

　　“当世界某一地区人民的安全受到侵害时，各国似乎都会受到损害。饥荒、种族冲突、社会解体、恐怖活动、环境污染和贩毒，这些事情不再是孤立的事件，不会仅限于一国边境之内。相反，它们的影响波及到全球范围。”[11](p.3)

　　五、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展开的。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是并不心甘情愿，但又无可选择地被卷入全球一体化中来的。站在跨越千年世纪的转折点上看，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结构转型。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一种整体的全面的结构过渡状态，它包括社会结构的转换，社会体制的更新，社会利益的重组与价值观念的嬗变。简言之，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由一种类型转向另一种类型。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是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向。现代化理论的创始者们，无论是马克思、迪尔凯姆、还是韦伯，都把工业化视为现代化的首要特征。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以农为本，社会结构单一，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是其主要特征。以农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体现在社会结构方面，则斥工艺为“淫技奇巧”，斥商业为“无商不奸”，依照士农工商的顺序，尽量压低工商业的社会地位。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人口始终占人口总数的80%以上。这是一种双向的困境：排斥工商业的农业始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无力供养不断增长的非农业人口；而工商业的不发展也产生不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的需要，其结果是社会变成了一种重农主义的铁牢笼。种地种不出工商业，不种地人也无事可做。截止到2003年，我国农业人口仍占人口总数的63%。所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移，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大趋势。

　　中国传统社会的第二个特征是以家庭手工劳动为基本生产方式的小农经济。家庭本位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另一特色。其经济基础就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不同于领主庄园，每一个家庭都可能是自耕农，于是家庭就成为基本的生产协作单位。家庭内的生产协作只能是简单协作，使用手工工具和畜力的劳动效率也不可能高。这种低效率的劳动只能是养家糊口式的低剩余的劳动，其结果就是普遍的贫穷。

　　所以，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把工业化列为中国经济建设的首要目标。近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

　　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其经济结构的转型先后顺序要经历三个结构转换点：

　　一是产值结构转折点，即农业的产值比重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下。1949年，我国工农业产值比例是工业产值占30%，农业产值占70%。1956年工业产值上升到51%，农业产值则下降到49%。1995年农业产值则下降到GDP的25%，2003年则下降到18%。

　　二是城乡结构转换点，即城镇人口的比重上升到总人口的50%以上。1952年，我国非农业人口比重为14.4%，到1978年仅提高到15.8%，到1989年提高到21%，1995年提高到29%，2003年提高到37%。

　　三是就业结构的转换点，即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上升到社会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1952年，我国第一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83.5%，1978年则下降到73.8%，1989年下降到60.2%，2003年下降到50%。

　　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看，当代中国社会正逐步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产值结构看，我国已进入工业社会。从城乡结构和就业结构看，我国尚未走出农业社会。所以，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第二，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社会发展是一个多样化的复杂系统，特别是当代全球一体化使得这一系统更加复杂。当卡纳维拉尔角正向太空发射航天飞机时，俾米格人也许正在热带丛林中用投枪猎获野兽。而电脑、卫星、电视却可以把这两种在水平上相距上万年的生活同时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正把“澳星”送上太空，怒江峡谷中的农民却在刀耕火种。从社会平均水平看，中国还是个半工业半农业社会，但从区域发展水平看，中国社会正和全球一同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

　　首先，从经济结构看，工业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体。我国工业产值已占GDP的48%，而非农业人口已占人口总数的37%。农业产值仅占18%，而农业人口却占63%。所以，我国农业经济只是养家糊口的“吃饭经济”，国家经济活动的主要资金、技术、人才来源则是在人口比例中仅占1/3的工业和第三产业。

　　其次，从生产体系来看，我国已建成了全世界屈指可数的相当完备齐全的工业体系，小到螺丝钉，大到人造卫星，我国全部可以自己生产。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虽在全球处于发展中水平，但却在生产技术完备方面可以和美、日、德、法、英、加、意、俄等国相提并论。

　　再次，从科技水平看，我国在高、精、尖领域已达到或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航天、电子、核能被视为20世纪中后期标志人类进入核时代、太空时代、信息时代的重大技术革命。我国在这三个领域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们不仅掌握了载人航天和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回收技术，而且已经进入了太空工业的商业化时代，承揽国际性的卫星发射业务。我国已经研制出银河亿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科研、教育、行政管理，甚至已进入家庭。我国不仅自己发展了核武器系统和洲际武器，而且自己研制的核电站正在安全运转。

　　又次，从信息革命看，我国的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正向信息社会迈进。如前所述，电子计算机在我国城市正迅速普及。我国目前居民拥有3亿台电视机，城市已基本普及。1995年，我国住宅电话用户已超过千万。海口等市居民电话拥有户数已超过20%，全国70%以上县份都通了国际直拨电话。信息高速公路在中国，也已不是十分遥远的未来。

　　最后，从发展水平看，我国的社会综合发展程度高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对1990年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和世界各国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1990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96位，社会结构居世界第98位，人口素质居世界第56位，生活质量居世界第46位，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居世界第70位[12](pp.30-34)。

　　所以，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在经历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的“双重跨越”。这是一种内部不平衡的浓缩式的、跳跃式的社会转型。我们或许要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发达国家用了几百年时间才实现的社会发展过程。

　　第三，从匮乏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生存和发展，既是人生的基本课题，也是社会的基本课题。生存是一切人生问题的前提，也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都有对生存条件的起码的要求，或最低限度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9](p.32)

　　满足起码的、基本的生活需要、生存条件，是一切个人或社会活动得以发展的起点。发展是一个关于社会进步、或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目的增长或社会变迁的概念。在社会增长、变迁之前，首先必须解决社会的生活问题。求生尚难，何谈发展？

　　相对于发展，生存条件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生存条件充足，从而为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是生存条件不充足，发展不能提上社会活动的议事日程。这种生存条件不充足，不能向发展转化的生存状态，就是匮乏。

　　马克思较早地提出了匮乏问题并给予高度重视。马克思认为，世界之所以需要改造，是因为自然提供的生存条件不能天然地满足人的需要，世界不能满足人，人才决心用实践来改造世界。由此出发，马克思得出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人们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并由此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萨特也从存在主义角度对马克思的匮乏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指出，匮乏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私有制社会条件下人的异化状态。

　　匮乏与发展是一对矛盾的概念，匮乏否定发展的现实性，限制已有的发展；发展必须消除匮乏，但同时又不断制造新的匮乏。发展的动力来自实践的创造性和目的性。消除匮乏意味着生存条件的满足，但满足了的需要和实践的创造性相结合，便形成在较高基础上新的匮乏，和实践的目的性相结合，又会产生新的实践理想，从而追求新的发展。

　　当一个社会建构在普遍长期的生存资源匮乏的基础之上，就会形成匮乏型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的特征是：

　　首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投入纯粹为了谋生的低水平的社会劳动生产活动。民以食为天，受随时降临的饥寒交迫的压力，社会成员无可选择地陷入衣食住行的生存挣扎之中，对政治、文化、娱乐等活动，既无暇顾及，又毫无兴趣；其次，围绕有限的、不充足的生存资源，采取两极分化与平均主义交替互补的资源分配方式。僧多粥少，分配方式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少数撑死多数挨饿；二是大家一同半饥半饱。两极分化是典型的贵族意识，平均主义则是典型的底层意识。两极分化严重，逼得社会底层铤而走险，用平均主义削平两极分化。旧的上层社会一旦被削平，新的上层社会又应运而生，于是两极分化越演越烈；第三，为防止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频繁交替引起的社会动荡，对社会成员实行严格的等级控制，让人们按部就班，各司其位，尽量减少社会成员的区域间流动与地位流动，固定每个人的社会身份；第四，用加大劳动密集程度而不是提高技术构成的方法扩大生产，以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从而稳定社会，但也付出了社会发展节奏缓慢的代价；第五，减少与异质社会接触、交流的机会，采取封闭政策，以防止社会流动，扰乱等级秩序，破坏社会的稳定；第六，提倡节俭的生活方式，把消费压低到最低水平，以防止匮乏导致激烈的分配竞争；最后，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则表现为重视实利、等级观念、平均主义、封闭、单一和保守的价值观念。

　　发展型的社会则恰恰相反，它建构在生存资源充足到足以引起普遍发展的基础之上：解除了生存压力，需要层次不断提高，社会活动才可能多样化；同时也创造条件，鼓励社会成员区域、地位和国际间的频繁流动，加大社会开放程度，改变生活方式，从而引起社会的根本变革。总之，发展型社会是多样、开放、变革的社会。

　　匮乏型社会和发展型社会的划分，突出了物质生活条件对社会结构类型的影响，也是认识发达社会与发展中社会的重要分析方法。

　　中国的传统社会带有典型而又鲜明的匮乏型结构特征：论活动单一，有重农抑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论等级森严，有儒家三纲五常；论平均主义，有周期性农民起义；论社会封闭，有闭关锁国和求稳怕乱的传统。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正在突破社会匮乏的束缚，走上以发展为主的社会变革道路。经过20多年的努力奋斗，人民生活已从摆脱贫困解决温饱走向小康，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普遍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分配方式已突破了平均主义，逐渐拉大分配差距，引入市场经济机制，鼓励竞争和按劳分配。社会流动加大，城乡二元结构已被乡镇企业发展和流动人口增多所打破，用工制度和干部制度的改革也使社会发展机遇越来越均等和公平。社会全方位开放，价值观日趋多样、开放、鼓励个性和创新。

　　从匮乏走向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全面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一方面令人喜悦，另方面提醒我们注意及时改造建构在匮乏基础上的各种社会结构，代之以适应时代发展的社会结构。

　　转向发展型社会，首先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社会主体的改造。匮乏时代的社会主体是一个单纯谋生的群体，而发展型社会的主体不再以赚钱谋生为人生的单一目标和乐趣，开始走向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的任务已迫在眉睫。

　　二是社会体制的改革，如城乡二元化、计划和市场二元化等。

　　三是努力提高科学技术在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把经济热情从投机和流通领域扭转到开发实业、提高生产中的技术含量、兴办高科技产业上来。

　　四是注意走向发展社会出现的转型期问题。如何把握打破平均主义、拉大收入差距与两极分化的界限问题，加速发展与社会稳定问题，反对平均主义与社会保障问题，等等。

　　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成生存、安全、社交、个人成就和自我完善五大层次。生存和安全属于生存性需要，社交、个人成就和自我完善才是发展性需要。从匮乏到发展的社会转型，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质的升华和飞跃。

　　第四，从计划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当前，中国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市场经济”。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今后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到农村全面实行联产承包制，解散了存在20年之久的人民公社；到80年代中期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1992年提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当代中国社会已在经历由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历史性飞跃。

　　计划经济是指依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自上而下地调整资源配置的经济模式。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发展，这一矛盾由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引起的生产集中与所有制的私人性质引起的垄断而激化，从而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终将引起普遍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为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必须实行公有制，以适应生产高度社会化的需要。恩格斯对将要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做过这样的描述：

　　“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9](p.217)

　　当人们陶醉在革命导师们描绘的社会远景中时，往往忽略了他们同时强调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客观前提，即生产必须高度社会化；二是主观前提，即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和人们的思想意识水平必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恩格斯这样说：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9](p.323)

　　生产只有高度社会化，不同生产部门和环节之间才能形成发达的有机系统，生产才可能提出自觉地统一协调之要求。而自觉地统一规划，协调生产的能力，只能来自于发达的科学技术手段和思想意识水平。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计划经济，是缺乏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即生产尚未达到高度社会化的前提下，实行的一种军事共产主义或半军事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建立在政治权力自上而下的高度集中的基础之上。它的高速运转依赖于两个并不十分可靠的基本前提：一是在短期内迅速动员社会资源以应付全社会面临的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普遍危机；二是政治权力的掌握者们能保证科学、合理地运用手中的权力。

　　在全社会面临生死存亡的压力或挑战面前，大多数社会成员会普遍地暂时放弃或牺牲个人利益服从整体的需要；但这种放弃和牺牲要以领导者的英明决策为前提。如果领导者的决策失误；牺牲变得毫无价值，不足以应付每个人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这种牺牲就不能持久。而在科学技术不发达，人的精神世界尚未进入自由王国的情况下，失误又往往不可避免，英明反倒成为极其偶然的，没有充分保证。因此，在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超前闯入计划经济社会，成功的机遇太小，而失败的概率则太大了。

　　当然，在特定条件下，在短时期内，军事共产主义或半军事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也能产生经济奇迹。前苏联能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在内战废墟上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在极短的时间内创造经济奇迹，一度成为一个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应该归功于这种计划经济在动员社会资源方面的优势。但这种优势的前提恰恰是社会面临生死攸关的重大挑战——外敌大举入侵，人民甘愿自我牺牲。问题在于压力一旦缓解，危机便露端倪。30年代斯大林犯了肃反扩大化和违反经济规律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政策的错误。如果不是苏德战争爆发，新的挑战和压力出现，这种计划经济能维持多久便会成为问题。战争结束，不过10年，使产生了赫鲁晓夫不成功的改革，那恰恰是挑战和压力消失后，这种计划经济失灵的征兆。随着对间的推移，外来的重大挑战和压力不再重现，这种计划经济便失去了普遍的社会心理承受基础，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选择计划经济的道路也是历史的必然。一个普遍贫困的农业国，又为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付出了数千万生命的代价，在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在短期内迅速发展经济，又不至于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这一双重社会压力促成了人们普遍选择半军事共产主义式的计划经济的社会心理基础。这种计划经济在短期内也确实起到了动员和集中社会资源，加速工业化进程，暂时抑制两极分化的积极作用。但问题在于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自身没有计划经济的客观需求和接受能力，一个以文盲半文盲为主体的民族不可能达到民族精神普遍进入自由王国的程度，善良的主观愿望背离无情的客观现实的失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它们果然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就是明证。

　　频繁的失误和高度集中社会资源导致的长期贫困，最终会摧垮人民群众甘愿暂时牺牲的心理承受力，改革开放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选择。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其历史必然性。

　　市场经济是指依照价值规律自下而上地调整资源配置的经济模式。在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认识水平的高度科学化的条件下，这种经济模式符合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可以大大减少由于政治权力和个人主观意志的强制干预带来的失误和损失。在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度，实行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是合理的、明智的抉择。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引入市场经济的社会机制以来，我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由此引发了社会其他方面的系列化的社会转型。

　　首先是农村的经济转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有了生产、交换、消费、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随之而来的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改革，放开了农副产品价格，把农民普遍地推向了市场，从而打破了我国农村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1978年全国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只有45.2%，1989年提高到52%。农民生活消费品的商品性比例1980年为50.4%，1989年提高到68.65。农民终于由主要为自身生产转向为社会生产，由仅依赖自身生产转向依赖社会生产了。

　　农村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促进了农村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市场经济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单一性，带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1978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仍占68.6%。到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达到4743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3%，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意味着传统农业已不再是我国农村的经济支柱。到目前为止，我国乡镇企业总产值已达8402.8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乡镇企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企业的发展已使1亿农业劳动力转化为工业劳动力。市场经济还促使近1亿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和城镇，尽管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但就促进我国的城市化来说，同样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其次是城市的经济转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后，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实体。国家大大缩小了指令性计划，除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和劳务还实行指令性计划外，基本上实行指导性计划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已由1984年的80%下降到目前的10%左右。在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基础上，我国已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完善了消费资料的商品市场，而且已建立起初步的生产要素市场，如资金市场、原材料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劳务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股票证券市场等。

　　经济结构是社会诸多结构中的基础结构，经济结构的转型最终会带动社会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其他结构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不仅大大加速了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改革了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还促进了科学技术向应用的转化，高等教育专业发展与毕业生分配的改革，人才的合理流动，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

　　迈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正经历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从匮乏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等根本性的社会转型。

　　上述转型表明，当代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加入全球一体化，加速我国现代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估算，“如果中国经济保持那被称为‘可以做到的’8%的年增长率，那么不用到2000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可以大大超过英国和意大利，到2020年可以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大国。”[13](p.554)

　　【参考文献】

　　[1]奈斯比特.90年代世界发展十大趋势[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2]A.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戴维·科尔比.简明现代思潮词典[Z].重庆：重庆人民出版，1987.

　　[5]米德.代沟[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房龙.宽容[M].北京：三联书店，1985.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1857-1858，经济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1994[Z].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12]朱庆芳.社会指标的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

　　[13]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