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拉尔夫·达伦多夫，当代欧洲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1974至1984 年曾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1987至1997年担任圣安东尼学院领导，牛津大学副校长。本文是作者2000年写作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收入2004年慕尼黑贝克出版社出版的达伦多夫文集《历史的重新开始，从柏林墙的倒塌到伊拉克战争》，作者注是作者为本文在文集中再次发表所写。

　　作者注：对于至少是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长期保持畅销的关于工业社会社会结构与阶级冲突的一本书的作者来说，由于全球化不得不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在这里，是否正在出现新的阶级结构？旧的传统理论确实还具有它的魅力：现在存在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和集团，他们的兴趣就在于不要使现状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也还存在这样一种新生力量，他们把现存关系看作是一种障碍，存在这样一种社会集团，他们的兴趣就在于对现状进行变革。全球化是否已经创造出一个全球阶级，他们代表新的力量，从而希望对旧的关系进行变革？

　　2000年所写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公布答案，事后证明这个做法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就在当时，“新经济”的泡沫已经开始破裂，有些自以为是全球化获利者的人发现，他们的皇帝新衣原来是用幻想编织成的。但是，人们还是可以有足够的理由说，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从全球化机遇中获取好处的阶级。按照常规来说，当一个阶级正在崛起的时候，就会发展起新的不平等。由此产生的这种发展的赢利者与失败者毫无疑问会释放出改造世界的能量。

　　这里刊印的文字原来是在以色列科学院所作的报告。 它包含了传统的社会学分析，包括对于所描述的发展趋势能否长期持续下去的怀疑。也许，“Y2K”——2000年大灾难预告的缩写——是这篇分析的核心。也许我们正是这个将会长期发挥作用的新的阶级结构诞生的历史见证人。

　　信息生产力

　　1989年革命是上个世纪的伟大时刻之一，那些酷爱自由的人们是不会忘记它的。但是，1989年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且也不仅仅是民主与市场经济的最终胜利凯旋。人们完全可以作出完全相反的论证。长期以来，历史被禁锢在乏味的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之中，为了阻止变革，或者为了保持控制，不同社会制度相互需要，现在历史才开始再度迈步前进。所以，民主与市场经济的威胁才从意识形态训练中的假想敌人变成现实。在下面，我将对于冷战及冷战体系崩溃以后所开始的发展过程进行一些描述。这个过程并非旧的两极结构的产物，而是更多地受到两极结构的阻碍；但是，它一旦能够充分发展，自身的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全球化成了这个发展进程的标签，作为一名资深的冲突理论家，我将谈谈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分裂与对抗。

　　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准确地说， 也许指的就是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出现，它们已经突破了所有传统边界。把它们描述为生产力是很有迷惑性的，在这里，涉及的恰恰不是生产。它们也不是那种古老意义上的“服务业”，如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与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对于这个概念所赋予的那种意义（对于这个有60％以上的人在“服务产业部门”从事“第三产业”的社会来说，那种含混的抽象概念无论如何都已经过时）。全球化的新力量是信息力量。在这里涉及的是一种技术，它使得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信息原则上到处都可以同时为任何人所掌握。“原则上”这个词是很重要的，法语的en principe，似乎更准确些，众所周知，它意味着与绝对肯定完全不同的意思。我还是要回到属于全球网络和“网络社会”（如曼努埃尔·卡斯泰尔所说的那样）的那些人和那些地方。无论如何，信息社会的力量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

　　至于统治信息社会的权力，同样也是无法否认的。 作为伦敦商业中心一家银行董事会成员，我在1999年有好几个小时是这样度过的，听取信息“专家”向我讲述关于可怕的Y2K（前面已经提到）的吓人故事，也就是向2000 年过渡时将会发生大灾难的预告。飞机将从天上掉下来，而抢险救护队却无法到达飞机残骸所在地，因为他们自己被困在电脑控制的大门后面，这个门已经无法自动打开。在毫无危险地降落以后，我们大家都被憋在电梯里面，无法使用紧急呼救电话，与此同时，上百万的金钱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从我们的银行账户上消失，或者出现在我们的账户上（对于不属于全球阶级的那些人来说，这种可能性的概率就更大一些）。为了阻止这种预言的灾难，我们不仅不得不身心疲倦地在会议上熬过几个小时，而且还要向那些高薪“专家”支付很多钱，世界范围有很多这种亿万富翁。后来到了2000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开始的时候，Y2K就从实施日程上消失了。 在讨论“例行事务”的时候，我提出问题说：“这一切只是一个大玩笑，难道不是吗？”信息“专家们”被安排在另外的时间向董事会讲课，都是尽可能对自己有好处的话，如计算机现在已经进入最新发展阶段，应该使工作人员掌握深奥的系统知识等等。事实上，像北朝鲜这样的国家并没有做很多事情，也进入了新世纪。与英国、美国相比，意大利和希腊也没有做多少事情。全球阶级把我们当成了束手无策的人质，越是在“进步”国家，人们越是要毫无反抗地屈从他们。

　　这个故事似乎很微不足道，但是它是一个涉及权力的故事。 新的社会经济力量并不像重力一样，后者始终在发挥作用，无论伽利略是否为了他的试验而爬上比萨斜塔，反正都一样。而社会经济力量涉及到许许多多的人，没有这些人，它就不会存在：发明者、投资者、使用者、占有者。他们影响到一个阶级的崛起，在这里，使用的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概念。新的力量创造出利益，围绕这些利益，那些从支持新力量中获得好处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就这样，全球化导致了全球阶级的崛起。

　　新的声音，谁来定调？

　　全球阶级也许是旅行者，他们有许多时间是在国际机场和公司商务会所中度过的。这个男士正在用精巧的移动电话接听远方伙伴的谈话。“你在什么地方？在檀香山？你忙得挺来劲。我被粘在法兰克福了。但是你听着，我们可能会抓到订单。”三句话离不开订单。全球阶级的先驱者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肖像画家。这个肖像几乎就像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用他自己发明的词汇所描绘的那样。他把一本很有影响的附有照片和简历的画册献给“新的炼丹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先知先觉的人们如何从无变有》。另外也在强调他们的行李是如何轻巧：《依靠稀薄的空气生活》，这是查尔斯·利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新经济”研究的标题（托尼·布莱尔用崇拜的词句吹捧这项研究是“异乎寻常的有趣”）。罗萨贝特·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曾经谈到世界主义者的“世界阶级”，他们不是把旅行，而是把自己的“精神禀赋”作为自己的特征。他们的“内在的精神财富是非常丰富的”，三个K导致他们在全球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 并获得权力。Konzepten（计划）——最好最新的知识和思想；Kompetenz（能力）——在任何既定地区都能最高水平地发挥作用；Kontakten（联系）——最好的人际关系，在世界任何地方，到处都可以把别人的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源搞到手。

　　在这里，人们想到了年轻的计算机网上高手，据说， 他们原来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支配的财产，但在几周之内就“挣出”百万金钱。事实上，这都是“稀薄的空气”。如果缺乏氧气的话，他们自己也会虚脱，而他们放在交易所的可疑的股票和他们自己将始终远离可信形象，成为一堆乱七八糟的麻烦。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银行、保险公司伸展到所有现实的和虚拟的贸易商行、亚马逊网站、旅游局。这个业务名单并不局限于严格意义的经济活动，媒体大王、甚至一些教授都属于这个全球阶级。他们还包括在所有耀眼生活领域中的明星，如体育界、通俗音乐界、可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领域，而且首先是在这样的地方，在这里，巨额彩票的赢家、畅销书的作者、公众舆论的英雄，他们凭借善行或者恶行，突然走红而一跃成为明星。

　　这个全球阶级有多少成员？难道最终不过是一个很小类别， 无论如何也不过居民人口的1％？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为了这个目标进行职业统计。我曾经设想， 有人凭借有说服力的定义得出比1％还要多的数据。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 所有新的统治阶级在开始的时候人数总是很少的。在《共产党宣言》时代以前，有多少资本家？在这里，首先还要考虑到一大群助手以及助手的助手。新的百万富翁用他们自己的钱真正想做什么？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调查题目。估计答案会说，他们主要是为了别人才大笔花钱的。全球阶级的周围环绕着一大群依附于他们的人。其中包括技术人员和其他直接助手、秘书、安全警卫人员、情报人员、各种事务的代理人，直到负责照料他们私人的舒适现代化生活设备的人，地中海快艇上的全体水手、墨西哥阿卡普尔（Acapulco）豪华郊外别墅的仆役人员。在某种方式上，他们全部都是新的竞争参与者，他们并非仅仅依靠稀薄的空气生活。

　　然后，也要考虑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没有获得、 或者没有完全获得自己属于全球阶级一部分的感觉，或者说，他们还是希望获得这种感觉。只要他们的资金足够，无论目前是否属于这个阶级，他们都会这样做。这是很重要的：统治阶级并不需要直接地、或者间接地控制一切，但是，他们负责定调，他们的价值观念就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他们的爱好决定了许多人的梦幻。他们以某种方式确立了被许多其他人所承认的测量标尺。这种定调能力是一种被忽视的社会现象。用莫斯·坎特的话来说，他们是在“无形财产”基础上进行统治，这是几乎看不见的统治。这种统治始终是存在的。一个世纪以来，或者在更长的时间内，英国中间阶层在人数上居于优势地位，但是，他们接受了人数很少的上等阶层所确定的基调，一直到充满斗争精神、努力维护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中间阶级的现代辩护者——爱德华·希思、玛格丽特·撒切尔、约翰·梅杰——吹散了围绕在失去定调能力的古老阶级周围的缭绕香烟。全球阶级就是在为1989年以后的世界确定无疑地定下基调的时候，开始自己的统治的。

　　对于一种基调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三个K——计划、能力、联系——很漂亮，也很好，但是，还是有点模糊，而且是非政治性的。全球阶级为了使自己能够稳定地站稳脚跟，显然需要一个大规模的放松控制的过程。旧的官僚国家及其幕后统治集团——这是共产党的术语，ENA培养教育的管理精英——都必须让路。类似于17 世纪由商人、手工业者组成的新阶级，他们的利益迫切要求必须摆脱等级权力和封建依附关系的束缚。他们从个别城市、“自由城市”开始，并从这里扩展新的自由。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被解释为全球阶级的利益。没有这种经济政策，他们就无法建立没有边界的信息社会。他们在里根的美国、撤切尔夫人的英国找到了自由城市的对应物，从这里向外扩展，在这里，就像以前时代一样，这个过程是很不均衡的，有些地区被甩到了后面。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绝对不是全球阶级定调的全部内容。 正在崛起的新阶级广泛散布一种乐观主义的充满希望的情绪。一些双重意义的概念，如灵活性或者风险，他们使用的都是积极意义。乌尔利希·贝克的“风险社会”并不是说，这个社会使人们受到一种威胁，即把人们的生活条件投入赌注，进行冒险，而是说，它为人们开辟了新的机会。对于安东尼·吉登斯来说，新世界是一种机遇，使人鼓起勇气，为自己做些什么事情，甚至可以从福利国家的依赖文化中解放出来。人们所赞扬的企业家精神，始终就是一种主动精神、独创精神、革新精神。

　　短期个人盈利绝对不是全球阶级定调的唯一或者全部内容。 他们的新财富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原来盈利机会的基础之上。全球阶级的基本意向完全是要扩展新的机会，实现它的可持续性发展。凭借实力、论功行赏，也就是说，对于所有寻找机会、并努力利用机会为自己服务的人来说，所有机会都是可以把握支配的，这是全球阶级意识的一部分。对于创造一个可以长期持续发展的生活世界来说，它也是有效的。全球阶级还很年轻，他们拒绝一种已经深入人心的倾向，即目前的一代人需要自己的儿孙付出代价来发财致富。当我们谈论可持续性发展的时候，通常会想到生态环境，全球阶级对于维持目前地球的生态环境，在必要的时候，再度征服一个可供居住的星球具有强烈的兴趣。他们还希望维持一个持续稳定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一个长期持续的社会福利国家；这就要求国家开支维持在一个可承受的水平，所以就要把普遍征税与个人福利结合起来，把国家的责任与私人的义务结合起来。

　　盈利者与失败者：政治的优先次序

　　这是一种充满魅力的一揽子价值观念。 它们构成了一个阶段政治哲学的基础——也许这不仅仅是政治语言——这种政治哲学作为“第三条道路”已经是众所周知。在这里，我有意识地引述乌尔利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的话。克林顿的新民主党、布莱尔的新工党事实上都是全球阶级利益的完美表现。这种立场的吸引力还在不断增长，他们把谋求短期利益的政党变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集团的维护者。与此同时，这也就成为这些政党内部深刻冲突的根源。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发现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很难去遵循布莱尔的纲领。施罗德与布莱尔关于新中派和第三条道路的文件几乎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陷于分裂，一直到把文件悄悄地束之高阁，搁置起来。法国社会党人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公开接受新的意识形态，但事实上他们始终是这样做的，只要他们还在台上执政。布莱尔在欧洲最亲密的朋友是现在的西班牙和比利时的首相，一个是保守主义者，一个是自由党人。我在这里试图描述的这种新关系政策同样也是含混不清、十分混乱的，就像一个世纪以前的政治一样，当时古老的社会集团——在英国，保守党人迪斯雷里（Disraelis ）推行的“一个民族”的政策，格拉斯通（Gladstones）推行的改良自由主义的政策——都失去了力量，而正在诞生的新结构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模式。

　　今天，有两个命题在政治话语中几乎是毫无争论的。一个是警告人们， 克林顿总统在竞选斗争中曾经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警告：“经济就是这样，它的脑袋是很愚蠢的。”他从来也没有忘记这一点，也许在美国，在他以后所出现的条件正在为人们所熟悉的经济繁荣带来的喜与忧，例如通货膨胀的危险，铺平道路。

　　另外一个题目是纲领性的。它把我们引入新经济的核心， 它经常被人们在一个知识社会的广泛情结中描述为一种“知识经济”。在这里，人们可以回想起托尼·布莱尔的竞选运动，他的胜利要归功于他对于3个优先考虑问题的回答：“教育、 教育、教育！”没有人能够反驳他，与当初他这样说的时候相比，现在，更是没有人能够反驳他。最多不过是有时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是否兑现了自己的许诺？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已经广泛传播的这样一个共识：首先要使人们接受教育，教育将为所有的人打开通往全球化美好新世界的大门。

　　这种立场与全球阶级的思想观念是非常吻合的。 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所提供的解释就是要用可以测量的成就取代特权。他们还描述了一种招募新兵的办法。所有正在崛起的阶级为了自己的长期生存必须做出这样的考虑，如果不能把金钱、等级地位留给自己未来的子孙后代，那么教育机会就是最好的选择目标。听起来，好像他们在追求平等，事实上，他们与以前的特权阶级相比，在追求自身永世长存方面并没有什么差异。这种观察可以通过对于17000名1958年出生的英国人的一个较长时段的调查研究得到证明。在这里，下面的提示是很重要的，在一次早餐会上，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出示了材料——他是英国财政部长，也是新社会民主党的智囊人物。作者是伦敦教育研究所的两名工作人员，约翰·布林纳（John Brynner）和缪里尔·埃杰顿（Muriel Egerton），他们的题目是《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

　　1958年出生的人，几乎40％达到了中学毕业、或者更高的教育程度。 这带来了什么样的经济好处，长期以来已经被人们所熟知。这个年龄集团中获得学位的人的生活收入明显地高于那些连高级小学毕业证都没有的人，也就是说，中学毕业生的收入比后者高出60％，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后者高出130％（在这两种情况下， 妇女所得的好处特别明显）。而且，不仅是收入显示出差别。获得学位的人显示出一种比别人多出3倍或者4倍的机会概率，能够找到一个经理职务。他们至少可以更多地受到免于失业的保护；在其他更高级范畴内，与没有学位的人相比，他们认为自己身体健康状态“非常之好”；他们很少受到事故危险或者犯罪行为的威胁。他们的子女教育很少有什么问题；他们参加选举的比例非常之高，他们非常热衷于社团活动；他们是种族主义和其他社会歧视的坚决反对者。

　　这样就总结出令人吃惊的大量好处。在这里，这个命题并不是说， 所有中学或者高等学校毕业生都是正在崛起的全球阶级的成员，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接受教育的前提条件，进入这个阶级的机会多半是阻塞不通的。比尔·盖茨，对他的研究从来也没有结束，他是一个例外，不是普遍常规。这样，人们就可以理解英国新工党和其他人手里的这样一张王牌，因为他们首先强调进入第三级教育，把接受教育的机会扩展到其他社会集团。为了这个目标，发明创造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对迄今为止受到歧视的人指定“指导教师”（Mentoren），创造新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场所，广泛提供电子计算机。情况表明，中学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的数字已经从40％上升到50％，将来可能继续上升到60％。

　　但是，这个材料还讲了事情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剩下的40 ％的人如果什么毕业文凭也没有的话，他们就把所有的劣势都集中到自己的身上：很低的收入、很高的失业率、糟糕的身体状况、更大的事故风险、很少参与公共事业、更多的子女教育问题。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歧视积累在一起，所产生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不平等。所有社会都存在着社会分层。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种由实力竞争、论功行赏结构所设定的界线是很难突破的。对于许多人来说，将是终生有效。通过教育的选择将会使许多人，也许是多数人，获得所有机会。但也还有数量可观的少数人，什么机会也没有。这样就出现了两个世界，至少是从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的意义上说，一个是充满机会的世界，一个是受排挤的世界。在一个由全球阶级确定基调的世界内，上述迹象日益增多。在机会的摩天大楼中，进入大楼的人是不可能全部升入顶层的。今天，对于多数人来说，顶层是上不去的，这个多数人也非常现实，并不期待自己能够进入亿万美元富翁的俱乐部；与此同时，有些电梯仅仅开到第10层，另外也有电梯是从50层才开始上升，这是为所有继续高升的人准备的。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连一次进入大楼底层的机会也没有，他们一直呆在外面的大街上，设法向人们推销无家可归者小报，或者为了购买毒品而抢劫行人。另外一些人则消失在（城市中强行划定的）新的犹太定居区，全球化世界的贫民区。

　　至于说到贫民区， 必须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把对于民族社会的分析转移到国际舞台上，对于国家之间新的不平等也可以做出类似论证。一些国家正在处理、或者说，还能够处理这种不平等，另一些国家则毫无办法。任何人对于非洲的状况都不能漠不关心。

　　但是，如果认为全球阶级对于在这里所揭示的绝对不平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这种不平等使得所有人的生活都很不舒服。大家都要面临代价昂贵的安全防护措施，广泛流行的社会解体感觉，以及道德上的野蛮行动。怎么办？人们可以努力设法继续扩大教育的希望，但是，总是会碰到极限。随着这种教育后备军长期存在，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一点上，在我们确认新的冲突阵线之前，还要在分析中引入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劳动。全球阶级并没有废除所有人都应该劳动的思想。就像在教育问题上一样，他们感觉自己出于恐惧而采取的强制行动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新工党和老工党在实现充分就业方面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他们许诺要采取一切措施，努力使所有的人都能够拥有职业工作。所以说，对于劳动市场及其结构的深刻变动，他们表现出一种罕见的色盲症。

　　劳动与社会控制

　　当然，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 工作是我们永远也干不完的，甚至使所有人都获得一份支薪工作也是富富有余的。如果工资能够原则上降低一点，那么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是在为此付出代价。为什么人们应当为别人能够劳动而支付代价？在这里，我们就碰到了劳动力市场两个重大变化中的第一个变化，它使得古老的劳动社会发生转型。没有很多人劳动，全球阶级也足以维持局面。他们可以有很多助手的助手，其中，有些是没有受过教育培训、工资很低的。但是，40％的没有接受继续教育的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不被需要、多余的人。这就是新的问题。传统的资本家为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是需要工人劳动的。最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甚至发明了有意识需求控制，以便使失业者重新回到工作中去，这样，资本主义才能够维持发展进程。资本与劳动在命运上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就像马克思用激进色彩所描述的那样。资本可以掌握权力，但是劳动也并非没有杠杆作用。而目前正在崛起的全球阶级原则上并不需要所有可供支配的劳动。他们需要电子计算机，而不需要工人（如果我写一本书，描述这个阶级和新的冲突的话，它的标题就是《没有劳动的资本》）。许多人所找到的工作，都是某种任意性的、几乎是多余的。所谓新工党的“新政”经验是意味深长的。这个计划要使10万名青年人或者接受教育，或者从事志愿者服务工作，或者自谋职业。这个代价昂贵的计划用很高的成本创造出为数不多的劳动岗位。有些人通过接受教育使自己摆脱了毫无用处的感觉。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人提前中断了教育进程，因为他们在隧道尽头看不到光明。受到社会排挤的人是不会认真接受志愿者工作的。相反的，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倒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功人士非常积极地参与市民社会的生活。

　　为什么要为所有那些显然是无用之人的工作操心？ 劳动社会曾经发明一种非常麻烦的劳动价值意识形态。就业劳动不仅向人们提供了维持生活的资金，而且还是他们获得权利、进入社会福利国家的一把钥匙。除此以外，它还赋予人们自信，甚至是生命意义。这样，劳动本身也成了某种有意义的事情。至少，它使那些从事劳动的人感觉自己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这就给许多置身于新经济以外的人带来了真正的问题。他们频繁地变换自己的工作岗位，倒不是因为他们短期内被雇用，然后迅速被解雇，而是因为他们面前的空缺工作没有多大意义。当全球阶级享受国际互联网、泡在电话上的时候，他们的银行账户因此总是财源滚滚，另外一些人却过着机会性的偶然劳动岗位、偶然犯罪、偶然享受的丝毫没有保障的“皮包生活”。劳动社会把除了人数不多的高层有闲阶级和另一极端的流氓无产者以外的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现在这个劳动社会开始瓦解。

　　也许这就是迄今为止尚未提到的就业的一个方面，即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方面，丧失以后所产生的最严重的后果。劳动的必要性就在于它是使人们维持在正常轨道上的一个有效手段；在工业社会中，就像它以前别的社会一样，这种手段是非常有效的。劳动可以把人们的时间结构化，而在隐藏在这个过程背后的权力始终不会显露出来。一个人为了生活，必须劳动，而劳动就意味着，清晨，到工厂或者到办公室去，晚上回家，偶然享受休假，有时会生病休息，最后拿着一分应得的养老金进入退休生活。由于缩减正常工作的战略取得成功，也由于几乎一半处于就业年龄的居民缺乏可供支配的正常工作，由于依赖社会福利国家的甜蜜诱惑，由于新型独立自主的出现以及劳动所造成的等级金字塔逐渐瓦解的普遍趋势，由于被劳动所结构化的时间对于多数人来说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由于所有上述情况所造成的原因，通过被劳动所结构化的时间实现的社会控制对于多数人来说已经日益削弱，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完全失效。

　　社会控制的削弱可能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很大问题，还是它的一个普遍研究命题。 首先是教会失去了自己的力量，然后是家庭、乡村和城市、民族国家。社会到处都走向被等级契约约束的道路。最后，劳动契约就成了能够实现人们生活结构化的唯一办法。随着劳动契约也不再是一种正常规范，对于多数人来说，不再是他们的生活经历，于是就开辟出一个危险的空白领域。社会的道德基础开始瓦解。毫不奇怪，社会凝聚问题成了一个政治题目，与它并列的还有关于团结互助和社会共同体的讨论。提出这样的命题就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法律和秩序问题吗？在紧急问题的清单上已经有许多类似的重要问题。

　　全球阶级拥有他们保障自己成员个人安全的手段和途径；但是， 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凝聚在一起的社会。仅仅推行交往主义并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也不会加强非政府组织中的自愿成分。所以，使所有人都能劳动就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使所有人都有工作，之所以必要，首先在于它是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但是，如果有人不希望自己拥有可支配的工作，恐怕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工作本来就没有什么用处，难道不是吗？这样，就要有人强迫他们工作。对于那些不劳动的人，必须要缩减社会福利金，即使她是单身母亲。必须严厉地进行反对骗取社会福利的斗争，即使骗取数额还不是很多。如果人们最后乞灵于犯罪，托尼·布莱尔的政策就要发挥作用：“坚决与犯罪行为作斗争，坚决与犯罪原因作斗争”。这也就是说，首先要坚决地惩治犯罪行为。用什么来对付犯罪原因，劳动似乎是唯一的、无论如何要优先考虑的答案。

　　冲突的主要路线

　　人们可以对全球阶级的操劳表示理解，但是， 结果并不能产生持续稳定的社会关系。总结整个论证：一个新阶级正在诞生，这就是全球阶级。他们骑在一种新技术的成就上面，而这种新技术是没有边界的。他们与许多伴生陪客一起，为21世纪初的世界社会定下了基调。这就是新经济条件下所有者利益的基调，但是，与一种希望和新的机会相联系的是对于能否具有一个持续发展的未来的担忧。全球阶级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阶级，由于他们繁忙的工作方式和迅速获取财富、极端暴富从而使许多人感到自己受到排挤。

　　全球阶级现在面对两条主要的冲突路线，一个是所谓的传统冲突， 这就是新阶级与他们的历史前辈的斗争。查尔斯·利德比特提供了语言，托尼·布莱尔和其他人从此就接受了这些说法。全球阶级希望实现“现代化”，这也就是说，要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塑造一个世界。但是，他们看到自己面对的是“保守主义力量”。利德比特谈到我们“各种各样的高度革新能力”，这也是“我们不舒服的基本根源。”“我们是科学技术的革命者，但是，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是保守主义者。”这种保守主义并不局限于保守主义政党；事实上它在传统的社会民主党、老工党的身上也打下很深的烙印。全球阶级相信，这种怀旧主义反对现代化的反抗是不会持久的。就像所有正在崛起的阶级一样，他们认为，世界精神站在自己这一边。在各个不同国家，新老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斗争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这可以用全球化形式的多样性来解释，如同我们今天所观察的那样。

　　另一条主要的冲突路线更难对付，更加令人忧虑不安， 它是从新的不平等中产生出来的。人们必须公正地说，利德比特和其他“稀薄空气”、“第三条道路”理论家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不平等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慢性的、急性的、以及混合病症的标志。”就像“教育，教育、教育！”一样，这种荷尔蒙是为了加强全球阶级的权力，而“工作，工作，工作”是他们反对新的不平等的手段，但是，它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想捍卫的是这个最高价值观念：自由，所以，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它发挥作用。

　　全球阶级高度紧张地捍卫自己的自由， 并且充分使用新的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来做这件事，这些力量构成他们存在的基础，但是，他们很少花时间和精力用于传统的自由观念。今天，我们知道，代议制政府意义上的民主是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说的“民族性”，也就是民族国家、以及对于民族国家的绝对无条件信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信任把民族国家凝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例子能够证明，目前有一个超然于民族国家之外的真正有效的民主制度。但是，全球阶级正是在超然于民族国家之外的地方活动。所以，民主就成了“保守主义力量”的一部分，结果就是，伴随着新阶级的崛起，我们经历了什穆埃尔·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与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说的“民主组织的政体的许多制度和组织基础发生松动”。

　　我们正在用新形式的极权主义来取代民主。 这种极权主义的部分内容是有意造成的。强迫人们去劳动，也许会用间接手段，这就是一种极权主义政策（劳动权利，这是一种用滥了的说法，是不能强迫的。相反地，保障人们不劳动的权利倒是一种自由主义原则）。毫不容情地追究所有骗取福利行为，几乎必然会导致极权主义措施。对于有意识地“坚决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政策来说，同样也是如此。重要的是，这是新阶级并不明言的极权主义。如果劳动再也不能发挥对于受歧视者进行社会控制的作用，那么，就必须用其他方式实现社会控制。受歧视者，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似乎无论如何也不打算参加政治组织或者其他社团组织的活动，他们倾向于麻木不仁。而许多人麻木不仁始终就是少数人权力失控的另一面。

　　在这里涉及到了政治的社会基础，而不是新政策的社会基础。 采取这样一种克制态度不仅是由于命题限制，而且还有内容方面的原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化的某些社会发展趋势，至于未来政治结构，还是迷雾重重，很不清楚。所谓社会民主党的再生几乎肯定是一种幻想，甚至是从竞选结果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如此，除了像新工党这种政党的政策以外。完全可以设想，右派的以极权主义为纲领的运动将获得发展基础。约尔格·海德尔（Jorg Haiders）的奥地利自由党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包括严格的财政预算纪律，与在移民、或者法律与秩序等方面明显的极权主义特点最终结合起来。

　　这种阴暗结局难道真的就是本文最后的结语吗？问题的核心在于这里是进行分析，而不是制定计划纲领。但是，还必须添加两个脚注，一个是方法方面的，另一个是内容方面的。我在这里所运用的思考模式，人们可以把它归结到马克思的社会演变理论。在这里，我和马克思还是有些差异。首先，我对于他的历史必然性的教义十分陌生。我希望，对于世界精神的提示应当这样理解，就像他所说的那样，采取嘲讽的态度。全球阶级的胜利绝对不是确定无疑的。这个阶级完全有可能是一个单纯的插曲，一个巨大的肥皂泡，将会迅速破灭，就像它迅速诞生一样。我们在这些年里所看到的虚拟的（新的）交易所可能就是一个虚拟阶级的象征，他们正在致力于虚拟生意，直到有一天他们全部被现实所吹散。

　　另外一个脚注就是说，对于争取自由的斗争来说， 任何一种分析都是十分必需的。在自由主义秩序框架内，尽可能提高更多的人的生活机会，这始终是重要任务，而我们的分析——或者说，简单的观察——可以告诉我们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趋势。艾森施塔特说得很对，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自由主义秩序的削弱“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候，法制民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敌人——首先是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正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在这个时候，人们对于极权主义恐怖的回忆还没有消失，对于1989年自由胜利凯旋的回忆也还没有消失，而那些能够经常如此回忆的人是不会放弃斗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