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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
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
作 者：李骏 吴晓刚 来 源：2012年11月16日 06:27 《中国社会科学》
摘要：通过分析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发现，教育的启蒙性质能够使人超越狭隘的利己主义，从而对不平等持更加批判的态度；国有部门就业者和老年人所认可的不平等程度较低，体现了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地区实际的不平等程度越大，人们对不平等的认可程度越低。本研究既指出人们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程度方面的普遍共识，又分析了人们认可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差异模式，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民众如何感知和评价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关键词：收入分配；平等；公平；社会分层；主观感受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项目，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联合执行。感谢香港研究资助局优配基金对吴晓刚的资助（项目编号：644208）和匿名审稿人所提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作者李骏，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候选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20）；吴晓刚，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社会科学部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实现了持续和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急剧扩大的收入不平等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引发的普遍社会不满已引起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关注。
许多学者担忧，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将会危及社会稳定。为解决日益尖锐的收入分配问题，近年来政府的政策导向已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转变，旨在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这就引发一个问题，即究竟何种程度的不平等才会危及社会稳定？
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实际上涉及公平分配这一基础性的社会价值观问题。笔者认为，虽然平等（equality）和公平（equity）都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但这两个概念存在差别；平等与否是对实际收入分配状况的测量；公平则是关于收入应当如何分配的主观判断。如果一个社会中，无论其社会成员工作绩效和社会贡献如何，都得到相同的收入，那么，对那些努力工作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固然是有效的激励机制，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同时又必须是“合法化”的，即谁应得到更多以及谁应得到很少，必须得到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可。因此，对社会稳定具有实质影响的是公平问题，而不是平等问题。
社会公平历来是哲学思辨、政治纷争和价值讨论的一个中心议题。近年来，随着各国内部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对不平等的价值层面即公平分配的学术讨论日趋受到瞩目，并出现了一批自成一脉的实证研究文献。但在中国，这类研究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缺乏系统的分析。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以往的研究发现，社会群体不管处在何种社会位置，通常都会接受一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并将其视为正当的、合理的。根据克兰格和史密斯对英美两国学术界一系列“分层信念”（stratificationbeliefs ）研究所作的综述，人们对公平分配存在两点社会共识：第一，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有权获得一定程度的最低收入；第二，很少有人会赞同收入分配上的完全平等，相反，多数人认为在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获得最低收入的前提下，剩余的社会财富应按个人贡献来分配。后来的研究也发现，人们一致同意低端职业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收入，也普遍认为高端职业应有较高的收入，但是，对于多大程度的收入不平等才是公平的，意见分歧却很大。吴忠民在《社会公正论》一书中也提出，社会分层中的公正原则之一就是“各个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报”。基于此，本文关注人们在认可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上的差异模式。以下分别从结构、文化和变迁三种分析视角来回顾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
（一）社会分层与利己主义理论
最简单和最直接的利己主义理论认为，人们的立场和观点取决于他们的自我利益，那些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出于对其既得利益受损的担心会倾向于维护现有的分配状况，相反，弱势社会群体则希望通过平等化或再分配政策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职业作为社会地位分层的一个关键变量，经常被用来预测对收入不平等的利己主义态度。但是，由于这一变量的操作化有时过于随意，其预期效应在实证研究中并非总是能够得到验证。有趣的是，如果进一步将职业纳入阶级分析视角，许多分析结果都会支持利己主义理论。还有学者在比较研究了八个西方国家中人们对再分配的态度后指出，阶级结构似乎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导致了对于再分配的十分相似的态度模式。
除职业或阶级外，收入和教育的影响也被用来证实利己主义理论。由于这些变量的作用通常都与利己主义理论的预期相一致，在理解公众对于不平等的评判时，利己主义态度已成为一个基本假设，直到最近学者们才开始重新审视并检验其正确性。事实上，关于教育如何影响人们对不平等的态度，还有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理论假设，即“启蒙主义”（the principle of enlightenment ）。该理论认为教育的启蒙性质向人们传递一种同情贫困和弱势群体的价值观，因而教育水平和平等倾向之间具有一种正向关系。遗憾的是，这一论述很少引起重视。结果，教育长期以来就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反映的是普遍存在的利己主义态度。
（二）文化与公平价值观的影响
与结构论有所不同，文化论通常强调人们对分层的态度受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及其他特定信念的影响。在个体层次上，学者们区分了四种公平价值观。先赋论者将既定的资源分配情形看作是自然形成且不证自明的；平均主义者主张资源的分配应该确保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平等；个体主义者相信存在自由和公平的竞争体制，且认同“胜者为王”的道理；宿命论者则将其不幸遭遇归咎为社会制度的不公。实证研究表明，持有不同公平价值观的群体之间对于公平收入差距的主观认识存在显著的差异。
另一种研究策略是将不同国家公众所认可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差异作为公平价值观的测量。这种跨国研究最初只是比较某些特定的国家，后来，研究者开始不断检验一个更为一般化的“福利制度假设”（welfare regime hypothesis ），并发现公众对于再分配的态度确实与福利制度类型相关。虽然这种相关性的具体模式因研究设计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总体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下的民众具有明显的差别：前者更加偏好较低程度的收入不平等。
无论是从个体层次还是国家层次探讨公平价值观对公众不平等态度的影响，都存在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即在一个社会内部是否存在公平价值观的分歧？这个问题对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来说尤其重要。正如一些研究者在1980年代所论述的那样，公有和私有部门的区分，可能是构成公平价值观冲突的一个重要基础。世代（cohort）（或年龄）差异也可能成为价值观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两种不同体制下的异同，也只是在最近才受到关注。
（三）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价值观变迁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者就已注意到，平等主义开始成为西方世界一股新的思潮，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倾向于追求平等。后来，几乎所有使用横截面数据的分析都发现，年龄越大的人对不平等的态度越宽容。直到最近，才有研究者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世代效应：在转型后的爱沙尼亚，相比于年轻一代，老一代对收入不平等持更加批评性的意见。不同世代所经历的社会化环境差异是理解这一结果的关键。
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会强化还是会削弱公众对收入不平等的支持程度？关于社会经济变迁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学者们提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适应理论（adaptation theory）认为，人们会慢慢习惯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并会相应地调整其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抗拒理论（reaction hypothesis）则认为，如果经济社会变迁与人们最初的价值观不相符，他们就会对收入不平等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抗拒。实证研究发现，在匈牙利和波兰等国的转型过程中，公众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这似乎支持了适应理论。但遗憾的是，它们并没有直接检验社会实际的不平等程度与公众认可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据我们所知，有两项研究试图考察这一关系，但结果并不一致。因此，关于不平等的价值观到底如何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尤其是不平等状况的变化）而变迁，仍然缺乏一个明确的答案。
三、研究问题与假设
综上，本文提出三个问题：1.教育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到底是一种利己主义的还是一种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的？2.公平价值观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3.实际的不平等程度与认可的不平等程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以下将分别给出研究假设及其背后的关系机制。
（一）教育的双重效应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就教育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提出两个竞争性的假设：
假设1a：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会认可较高的不平等。
假设1b：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会认可较低的不平等。
为了理解教育对不平等态度可能存在的启蒙作用（即假设1b），可以参考对教育与自由主义态度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所提供的两种解释。传统的观点认为，教育通过知识积累和认知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多样性的容忍，进而使人们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社会化理论则认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并非知识和认知发展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学生从教育体系习得并加以内化的。尽管认知发展理论和社会化理论在解释教育与自由主义态度之间的相关性时是相互对立的，但在中国社会的特定背景下，两者却具有同样的理论预期，即教育程度更高的人会更加关注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进而会对不平等持更加批判的态度。理由具体阐述如下。
虽然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不平等迅速扩大，但这种不平等主要来自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或行业之间、单位之间的差异，收入分配在集团内部则是较为平均化的。造成的结果是，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因为理解他人生活境遇的能力有限，会低估社会不平等的真实水平；相反，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由于知识积累和认知能力，更有可能了解社会不平等的真实情况。而且，更多的受教育经历还会使人们养成批判性的阅读和分析习惯，从而使其能够更多地了解社会不平等的现状，进而认可较低程度的不平等。
另外，中国的教育体系所传递的核心价值观是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也可能使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会更加同情穷人的生活困境，更会关注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
中国读书人传统上就有一种超越于个人境遇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因此，根据社会化的理论，我们也会预期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会认可较低的不平等。
（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公平价值观分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策略，通过逐步培育和发展体制外的新兴市场部门来推动国有部门的改革和转型。而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平均主义价值观可能仍然存留于国有部门，并与市场经济所崇尚的自由竞争的价值理念相抗衡。虽然国有部门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这并不一定会彻底消除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如对1980年代中国城镇社会的分层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内部，作为越来越重要的工资组成部分——奖金，虽然在名义上是用来激励员工、提高生产力的，但其分配却是平均化的，与员工的个人特征没有太大关系。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人们认可的不平等程度在国有部门比在市场部门低。
如果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确实存在，它还可能会在老一代人身上体现出来，因为他们经历过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政策。年轻一代则很少受到这种价值观的熏陶，因为消除平均主义分配模式是中国经济改革初期的一个主要目标。这一年龄／世代效应与前面提及的在爱沙尼亚发生的情况类似，但却与西方社会的典型情形截然相反。因此，提出另一个假设：
假设2b：年龄更大的人认可更低的不平等。
（三）实际的与认可的不平等
要考察实际的不平等对认可的不平等的真实影响，必须排除感知的不平等在态度形成过程中所起的潜在调节作用。以往的实证分析或许是由于数据的局限性，很少做到这一点。本研究通过分别测量这三种不平等来填补这一空白。在个体层次，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同时测量感知的不平等与认可的不平等。此外，鉴于中国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我们测量了不同地区实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而考察其如何影响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感知和认可程度。通常认为，实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对再分配政策的呼声也越高。费尔维贝和韦格纳在探讨国家的转型方式对个人公平观的影响时，得出的分析结果也支持了人们会对过多的不平等产生不满情绪这一说法：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俄罗斯和保加利亚这两个国家的转型都不算成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和其他种种社会问题，因此其公众更倾向于认为收入差距过高。由此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3：社会实际的不平等程度越大，人们对不平等的认可程度越低。
四、数据与研究设计
本文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200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
CGSS2005的样本对全国城镇和农村地区（除西藏）的18岁以上人口具有代表性，采用的是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其中城镇样本约有6000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只限于城镇样本中的20—69岁受访者。
测量人们对收入不平等或再分配态度的传统方法是直接询问受访者对相关说法（例如“我们国家的收入差距非常大”、“政府应该在穷人身上少花一些钱”等）的同意／不同意程度。然而，这种测量经常被批评存在方法论上的问题，如它可能会使受访者在表达自己的态度时刻意遵循某种社会期望。因此，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简称ISSP）的不平等研究专题率先采用了一种间接测量方式，即指定一组职业，让受访者估计每个职业的从业者的“实际收入”和“应得收入”。
这种测量方法有几个优势。其一，受访者对某个特定职业“应得收入”的评价是以他／她对该职业“实际收入”的感知为基础的，因此受访者对实际情况的估计误差直接被他／她自己所控制了；其二，“实际收入”和“应得收入”问题还清楚地将信息锁定为特定职业之间的报酬差别，避免了家庭规模、收入来源、税收比率、福利补贴等混杂因素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其三，这种测量方法有利于实现理论上对两个维度的主观不平等——感知的不平等和认可的不平等——的区分。我们采用奥斯伯格和史密丁的方法，计算每位受访者所估计的各个职业的“应得收入”的基尼系数，以反映“认可的不平等”程度。同理，还可以计算每位受访者所估计的各个职业的“实际收入”的基尼系数，以反映“感知的不平等”程度。这两个主观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与根据洛伦兹曲线计算基尼系数的典型方法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这里隐含地假定各个职业代表了社会总体以及每个职业所占的人口比重相同。
假设1关注的是教育的作用，用受教育年限来测量。要估计教育的净效应，需要排除收入和职业的作用。我们在模型中同时引入受访者的个人月收入及其平方项，以观察是否存在非线性效应。职业是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简称ISEI）来测量。在假设2中，就业部门和年龄／世代的效应可以反映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受访者被询问他／她目前或最后一份工作所在机构的所有制性质，据此将其划分为两大部门：国有部门（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事位）与市场部门（其他所有制性质）。至于世代，本研究用受访者的年龄作代理变量。分析中还会控制其他一些个体层次的变量，包括政治面貌、户籍和性别，它们都是虚拟变量，“1”分别表示“党员”、“城镇户口”和“男性”。
假设3关注的是社会实际的不平等状况的影响，对它的测量是在地级市这一地区层次上进行的。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中的个人收入信息，我们对居住在同一个地级市行政辖区内的受访者可以计算出一个基尼系数，从而得到地区层次上“实际的不平等”程度测量。这些地区基尼系数的取值从0.296到0.581不等，表明地区之间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上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
我们将分析对象限定为20—69岁的城镇居民并与地区层次的实际不平等数据进行匹配之后，得到了5231人的样本；排除感知或认可的不平等程度这两个变量的缺失值之后，得到4648人的样本；再排除其它自变量的缺失值之后，最终得到4011人的有效样本。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多元回归分析部分两次使用多重填补法（multiple imputation），分别将样本数提升至4648人和5231人，并与有效样本的结果进行比较。在所有的多元回归分析中，我们对数据作了加权处理，并调整了样本在社区（村委会或居委会）层次上的聚集效应，以得到稳健标准误。
…………
六、总结与讨论
中国社会迅速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近年已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尽管许多研究分析了不平等的发展趋势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但探讨人们对于不平等的主观感知和评价的实证研究仍然很少。本文对200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城镇居民的分析正是这样一种尝试，因为该数据的独特优势是采用了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同样的方法来测量个人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在批判性地回顾了已有的实证研究文献后，我们试图回答在理论层面上相当重要但在经验层面上尚未解决的三个问题。
对不平等态度的最简单直观的解释是利己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分层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会对不平等持更为宽容的态度。正如在其他工业化国家所发现的一样，该理论确实可以用来大致概括中国城镇居民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分歧。
但是，本文更重要的发现是，教育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具有利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双重性质。过去的研究之所以没有揭示出教育对不平等态度的双重作用，是因为它们没有考虑感知在态度形成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而且，个人生活于其中的具体社会环境特征是使教育表现出启蒙效应的关键因素。因此，要理解教育在不平等的合法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要充分认识到个人对不平等的感知以及社会实际的不平等状况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角色。
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不仅取决于他们的自我利益，也受相关价值观的影响和塑造。部门与世代两个变量被用来测量是否受到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结果表明，老一代人和国有部门就业人员赞同较少程度的不平等，这与其深受平均主义分配政策的影响有关。当然，本文并没有考虑部门间的流动情况，所分析的截面数据也无法严格区分年龄、时期和世代的各自效应。这些局限性期待将来的研究能够加以解决。
至于宏观社会变迁对个体态度的影响，适应理论认为人们会慢慢习惯和认可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对中欧和东欧转型国家的研究发现，公众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似乎支持了适应理论。但这种论断的经验证据并不充分。在将地区不平等程度这一变量明确纳入分析模型后，我们发现，尽管人们认可的不平等程度与他们感知的不平等程度呈正相关，但它却与社会实际的不平等程度呈负相关。
关于中国不平等问题的日趋严重可能会威胁到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观点，近来受到一些研究者质疑。怀默霆发现，中国民众将当前的不平等更多地归因为个人绩效因素而非外部因素（如机会不平等）；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民众对不平等的态度更加正面和积极；中国最弱势的群体——农民——反而更倾向于接受当前的不平等。
谢宇认为，中国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集体的中介性因素体现出来的，因而不平等程度在日常生活中得以淡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接受不平等的（虽然这是有条件的），因而许多中国民众目前还是能够容忍不平等现状的；目前很多中国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所以一些对不平等不满的人也能被动和勉强地接受现在的不平等。因此，社会不平等问题本身“在当今中国不太可能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
不平等与社会不稳定之间要发生联系还涉及一个重要的环节，即民众如何感知和评价客观的不平等状况。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平等问题仍然是中国政府亟待重视并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人们对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具有某种社会共识：提高低薪酬职业的收入，同时降低高薪酬职业的收入，最终缩小收入差距或不平等；另一方面，实际的不平等与认可的不平等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即不平等程度的上升确实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因此，政府应顺应民意，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将不平等降到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当然，一个社会内部不同的群体之间在认可的不平等程度方面是存有差异的。社会群体之间在不平等态度上的分化模式，既构成“整体性不平等不一定会导致整体性不稳定”观点的另外一个重要诠释，也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系列政策设计及其执行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收入分配；平等；公平；社会分层；主观感受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项目，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联合执行。感谢香港研究资助局优配基金对吴晓刚的资助（项目编号：644208）和匿名审稿人所提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作者李骏，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候选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20）；吴晓刚，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社会科学部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实现了持续和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急剧扩大的收入不平等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引发的普遍社会不满已引起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关注。
许多学者担忧，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将会危及社会稳定。为解决日益尖锐的收入分配问题，近年来政府的政策导向已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转变，旨在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这就引发一个问题，即究竟何种程度的不平等才会危及社会稳定？
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实际上涉及公平分配这一基础性的社会价值观问题。笔者认为，虽然平等（equality）和公平（equity）都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但这两个概念存在差别；平等与否是对实际收入分配状况的测量；公平则是关于收入应当如何分配的主观判断。如果一个社会中，无论其社会成员工作绩效和社会贡献如何，都得到相同的收入，那么，对那些努力工作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固然是有效的激励机制，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同时又必须是“合法化”的，即谁应得到更多以及谁应得到很少，必须得到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可。因此，对社会稳定具有实质影响的是公平问题，而不是平等问题。
社会公平历来是哲学思辨、政治纷争和价值讨论的一个中心议题。近年来，随着各国内部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对不平等的价值层面即公平分配的学术讨论日趋受到瞩目，并出现了一批自成一脉的实证研究文献。但在中国，这类研究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缺乏系统的分析。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以往的研究发现，社会群体不管处在何种社会位置，通常都会接受一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并将其视为正当的、合理的。根据克兰格和史密斯对英美两国学术界一系列“分层信念”（stratificationbeliefs ）研究所作的综述，人们对公平分配存在两点社会共识：第一，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有权获得一定程度的最低收入；第二，很少有人会赞同收入分配上的完全平等，相反，多数人认为在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获得最低收入的前提下，剩余的社会财富应按个人贡献来分配。后来的研究也发现，人们一致同意低端职业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收入，也普遍认为高端职业应有较高的收入，但是，对于多大程度的收入不平等才是公平的，意见分歧却很大。吴忠民在《社会公正论》一书中也提出，社会分层中的公正原则之一就是“各个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报”。基于此，本文关注人们在认可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上的差异模式。以下分别从结构、文化和变迁三种分析视角来回顾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
（一）社会分层与利己主义理论
最简单和最直接的利己主义理论认为，人们的立场和观点取决于他们的自我利益，那些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出于对其既得利益受损的担心会倾向于维护现有的分配状况，相反，弱势社会群体则希望通过平等化或再分配政策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职业作为社会地位分层的一个关键变量，经常被用来预测对收入不平等的利己主义态度。但是，由于这一变量的操作化有时过于随意，其预期效应在实证研究中并非总是能够得到验证。有趣的是，如果进一步将职业纳入阶级分析视角，许多分析结果都会支持利己主义理论。还有学者在比较研究了八个西方国家中人们对再分配的态度后指出，阶级结构似乎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导致了对于再分配的十分相似的态度模式。
除职业或阶级外，收入和教育的影响也被用来证实利己主义理论。由于这些变量的作用通常都与利己主义理论的预期相一致，在理解公众对于不平等的评判时，利己主义态度已成为一个基本假设，直到最近学者们才开始重新审视并检验其正确性。事实上，关于教育如何影响人们对不平等的态度，还有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理论假设，即“启蒙主义”（the principle of enlightenment ）。该理论认为教育的启蒙性质向人们传递一种同情贫困和弱势群体的价值观，因而教育水平和平等倾向之间具有一种正向关系。遗憾的是，这一论述很少引起重视。结果，教育长期以来就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反映的是普遍存在的利己主义态度。
（二）文化与公平价值观的影响
与结构论有所不同，文化论通常强调人们对分层的态度受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及其他特定信念的影响。在个体层次上，学者们区分了四种公平价值观。先赋论者将既定的资源分配情形看作是自然形成且不证自明的；平均主义者主张资源的分配应该确保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平等；个体主义者相信存在自由和公平的竞争体制，且认同“胜者为王”的道理；宿命论者则将其不幸遭遇归咎为社会制度的不公。实证研究表明，持有不同公平价值观的群体之间对于公平收入差距的主观认识存在显著的差异。
另一种研究策略是将不同国家公众所认可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差异作为公平价值观的测量。这种跨国研究最初只是比较某些特定的国家，后来，研究者开始不断检验一个更为一般化的“福利制度假设”（welfare regime hypothesis ），并发现公众对于再分配的态度确实与福利制度类型相关。虽然这种相关性的具体模式因研究设计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总体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下的民众具有明显的差别：前者更加偏好较低程度的收入不平等。
无论是从个体层次还是国家层次探讨公平价值观对公众不平等态度的影响，都存在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即在一个社会内部是否存在公平价值观的分歧？这个问题对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来说尤其重要。正如一些研究者在1980年代所论述的那样，公有和私有部门的区分，可能是构成公平价值观冲突的一个重要基础。世代（cohort）（或年龄）差异也可能成为价值观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两种不同体制下的异同，也只是在最近才受到关注。
（三）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价值观变迁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者就已注意到，平等主义开始成为西方世界一股新的思潮，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倾向于追求平等。后来，几乎所有使用横截面数据的分析都发现，年龄越大的人对不平等的态度越宽容。直到最近，才有研究者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世代效应：在转型后的爱沙尼亚，相比于年轻一代，老一代对收入不平等持更加批评性的意见。不同世代所经历的社会化环境差异是理解这一结果的关键。
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会强化还是会削弱公众对收入不平等的支持程度？关于社会经济变迁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学者们提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适应理论（adaptation theory）认为，人们会慢慢习惯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并会相应地调整其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抗拒理论（reaction hypothesis）则认为，如果经济社会变迁与人们最初的价值观不相符，他们就会对收入不平等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抗拒。实证研究发现，在匈牙利和波兰等国的转型过程中，公众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这似乎支持了适应理论。但遗憾的是，它们并没有直接检验社会实际的不平等程度与公众认可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据我们所知，有两项研究试图考察这一关系，但结果并不一致。因此，关于不平等的价值观到底如何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尤其是不平等状况的变化）而变迁，仍然缺乏一个明确的答案。
三、研究问题与假设
综上，本文提出三个问题：1.教育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到底是一种利己主义的还是一种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的？2.公平价值观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3.实际的不平等程度与认可的不平等程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以下将分别给出研究假设及其背后的关系机制。
（一）教育的双重效应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就教育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提出两个竞争性的假设：
假设1a：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会认可较高的不平等。
假设1b：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会认可较低的不平等。
为了理解教育对不平等态度可能存在的启蒙作用（即假设1b），可以参考对教育与自由主义态度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所提供的两种解释。传统的观点认为，教育通过知识积累和认知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多样性的容忍，进而使人们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社会化理论则认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并非知识和认知发展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学生从教育体系习得并加以内化的。尽管认知发展理论和社会化理论在解释教育与自由主义态度之间的相关性时是相互对立的，但在中国社会的特定背景下，两者却具有同样的理论预期，即教育程度更高的人会更加关注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进而会对不平等持更加批判的态度。理由具体阐述如下。
虽然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不平等迅速扩大，但这种不平等主要来自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或行业之间、单位之间的差异，收入分配在集团内部则是较为平均化的。造成的结果是，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因为理解他人生活境遇的能力有限，会低估社会不平等的真实水平；相反，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由于知识积累和认知能力，更有可能了解社会不平等的真实情况。而且，更多的受教育经历还会使人们养成批判性的阅读和分析习惯，从而使其能够更多地了解社会不平等的现状，进而认可较低程度的不平等。
另外，中国的教育体系所传递的核心价值观是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也可能使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会更加同情穷人的生活困境，更会关注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
中国读书人传统上就有一种超越于个人境遇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因此，根据社会化的理论，我们也会预期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会认可较低的不平等。
（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公平价值观分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策略，通过逐步培育和发展体制外的新兴市场部门来推动国有部门的改革和转型。而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平均主义价值观可能仍然存留于国有部门，并与市场经济所崇尚的自由竞争的价值理念相抗衡。虽然国有部门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这并不一定会彻底消除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如对1980年代中国城镇社会的分层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内部，作为越来越重要的工资组成部分——奖金，虽然在名义上是用来激励员工、提高生产力的，但其分配却是平均化的，与员工的个人特征没有太大关系。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人们认可的不平等程度在国有部门比在市场部门低。
如果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确实存在，它还可能会在老一代人身上体现出来，因为他们经历过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政策。年轻一代则很少受到这种价值观的熏陶，因为消除平均主义分配模式是中国经济改革初期的一个主要目标。这一年龄／世代效应与前面提及的在爱沙尼亚发生的情况类似，但却与西方社会的典型情形截然相反。因此，提出另一个假设：
假设2b：年龄更大的人认可更低的不平等。
（三）实际的与认可的不平等
要考察实际的不平等对认可的不平等的真实影响，必须排除感知的不平等在态度形成过程中所起的潜在调节作用。以往的实证分析或许是由于数据的局限性，很少做到这一点。本研究通过分别测量这三种不平等来填补这一空白。在个体层次，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同时测量感知的不平等与认可的不平等。此外，鉴于中国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我们测量了不同地区实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而考察其如何影响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感知和认可程度。通常认为，实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对再分配政策的呼声也越高。费尔维贝和韦格纳在探讨国家的转型方式对个人公平观的影响时，得出的分析结果也支持了人们会对过多的不平等产生不满情绪这一说法：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俄罗斯和保加利亚这两个国家的转型都不算成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和其他种种社会问题，因此其公众更倾向于认为收入差距过高。由此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3：社会实际的不平等程度越大，人们对不平等的认可程度越低。
四、数据与研究设计
本文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200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
CGSS2005的样本对全国城镇和农村地区（除西藏）的18岁以上人口具有代表性，采用的是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其中城镇样本约有6000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只限于城镇样本中的20—69岁受访者。
测量人们对收入不平等或再分配态度的传统方法是直接询问受访者对相关说法（例如“我们国家的收入差距非常大”、“政府应该在穷人身上少花一些钱”等）的同意／不同意程度。然而，这种测量经常被批评存在方法论上的问题，如它可能会使受访者在表达自己的态度时刻意遵循某种社会期望。因此，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简称ISSP）的不平等研究专题率先采用了一种间接测量方式，即指定一组职业，让受访者估计每个职业的从业者的“实际收入”和“应得收入”。
这种测量方法有几个优势。其一，受访者对某个特定职业“应得收入”的评价是以他／她对该职业“实际收入”的感知为基础的，因此受访者对实际情况的估计误差直接被他／她自己所控制了；其二，“实际收入”和“应得收入”问题还清楚地将信息锁定为特定职业之间的报酬差别，避免了家庭规模、收入来源、税收比率、福利补贴等混杂因素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其三，这种测量方法有利于实现理论上对两个维度的主观不平等——感知的不平等和认可的不平等——的区分。我们采用奥斯伯格和史密丁的方法，计算每位受访者所估计的各个职业的“应得收入”的基尼系数，以反映“认可的不平等”程度。同理，还可以计算每位受访者所估计的各个职业的“实际收入”的基尼系数，以反映“感知的不平等”程度。这两个主观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与根据洛伦兹曲线计算基尼系数的典型方法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这里隐含地假定各个职业代表了社会总体以及每个职业所占的人口比重相同。
假设1关注的是教育的作用，用受教育年限来测量。要估计教育的净效应，需要排除收入和职业的作用。我们在模型中同时引入受访者的个人月收入及其平方项，以观察是否存在非线性效应。职业是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简称ISEI）来测量。在假设2中，就业部门和年龄／世代的效应可以反映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受访者被询问他／她目前或最后一份工作所在机构的所有制性质，据此将其划分为两大部门：国有部门（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事位）与市场部门（其他所有制性质）。至于世代，本研究用受访者的年龄作代理变量。分析中还会控制其他一些个体层次的变量，包括政治面貌、户籍和性别，它们都是虚拟变量，“1”分别表示“党员”、“城镇户口”和“男性”。
假设3关注的是社会实际的不平等状况的影响，对它的测量是在地级市这一地区层次上进行的。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中的个人收入信息，我们对居住在同一个地级市行政辖区内的受访者可以计算出一个基尼系数，从而得到地区层次上“实际的不平等”程度测量。这些地区基尼系数的取值从0.296到0.581不等，表明地区之间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上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
我们将分析对象限定为20—69岁的城镇居民并与地区层次的实际不平等数据进行匹配之后，得到了5231人的样本；排除感知或认可的不平等程度这两个变量的缺失值之后，得到4648人的样本；再排除其它自变量的缺失值之后，最终得到4011人的有效样本。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多元回归分析部分两次使用多重填补法（multiple imputation），分别将样本数提升至4648人和5231人，并与有效样本的结果进行比较。在所有的多元回归分析中，我们对数据作了加权处理，并调整了样本在社区（村委会或居委会）层次上的聚集效应，以得到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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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与讨论
中国社会迅速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近年已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尽管许多研究分析了不平等的发展趋势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但探讨人们对于不平等的主观感知和评价的实证研究仍然很少。本文对200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城镇居民的分析正是这样一种尝试，因为该数据的独特优势是采用了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同样的方法来测量个人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在批判性地回顾了已有的实证研究文献后，我们试图回答在理论层面上相当重要但在经验层面上尚未解决的三个问题。
对不平等态度的最简单直观的解释是利己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分层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会对不平等持更为宽容的态度。正如在其他工业化国家所发现的一样，该理论确实可以用来大致概括中国城镇居民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分歧。
但是，本文更重要的发现是，教育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具有利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双重性质。过去的研究之所以没有揭示出教育对不平等态度的双重作用，是因为它们没有考虑感知在态度形成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而且，个人生活于其中的具体社会环境特征是使教育表现出启蒙效应的关键因素。因此，要理解教育在不平等的合法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要充分认识到个人对不平等的感知以及社会实际的不平等状况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角色。
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不仅取决于他们的自我利益，也受相关价值观的影响和塑造。部门与世代两个变量被用来测量是否受到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结果表明，老一代人和国有部门就业人员赞同较少程度的不平等，这与其深受平均主义分配政策的影响有关。当然，本文并没有考虑部门间的流动情况，所分析的截面数据也无法严格区分年龄、时期和世代的各自效应。这些局限性期待将来的研究能够加以解决。
至于宏观社会变迁对个体态度的影响，适应理论认为人们会慢慢习惯和认可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对中欧和东欧转型国家的研究发现，公众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似乎支持了适应理论。但这种论断的经验证据并不充分。在将地区不平等程度这一变量明确纳入分析模型后，我们发现，尽管人们认可的不平等程度与他们感知的不平等程度呈正相关，但它却与社会实际的不平等程度呈负相关。
关于中国不平等问题的日趋严重可能会威胁到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观点，近来受到一些研究者质疑。怀默霆发现，中国民众将当前的不平等更多地归因为个人绩效因素而非外部因素（如机会不平等）；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民众对不平等的态度更加正面和积极；中国最弱势的群体——农民——反而更倾向于接受当前的不平等。
谢宇认为，中国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集体的中介性因素体现出来的，因而不平等程度在日常生活中得以淡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接受不平等的（虽然这是有条件的），因而许多中国民众目前还是能够容忍不平等现状的；目前很多中国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所以一些对不平等不满的人也能被动和勉强地接受现在的不平等。因此，社会不平等问题本身“在当今中国不太可能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
不平等与社会不稳定之间要发生联系还涉及一个重要的环节，即民众如何感知和评价客观的不平等状况。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平等问题仍然是中国政府亟待重视并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人们对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具有某种社会共识：提高低薪酬职业的收入，同时降低高薪酬职业的收入，最终缩小收入差距或不平等；另一方面，实际的不平等与认可的不平等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即不平等程度的上升确实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因此，政府应顺应民意，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将不平等降到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当然，一个社会内部不同的群体之间在认可的不平等程度方面是存有差异的。社会群体之间在不平等态度上的分化模式，既构成“整体性不平等不一定会导致整体性不稳定”观点的另外一个重要诠释，也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系列政策设计及其执行具有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