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提出“底层秩序”，来架构农民在底层地位的生存状态与外在社会结构的支配力量的关系逻辑。底层微观秩序表征的是一种“象征二元结构”。象征二元结构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在国家意识形态，城市意识形态，农民意识形态之中建构。象征二元结构体现的是城乡之间，农民与市民之间在社会声望，身份地位的差异与不平等，其包含的象征性支配关系是建构底层微观秩序的逻辑与基础。

　　关键词：象征二元结构 农民 底层微观秩序 建构

　　一、“底层秩序”的研究范式与“象征二元结构”的提出

　　近年来，对以农民为对象的底层研究中，往往侧重其生态状况，而忽略了外部的结构力量。而对城乡二元结构的研究，又过度注重宏观的结构力量，忽略了微观层面的农民生态。前者着眼于建构意义中的农民的生存状况，而后者则侧重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支配关系。二者的矛盾根源于一种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现象学与结构学的矛盾。

　　为了弥合农民的生态与其外部的社会结构的二元逻辑的矛盾，本文提炼出“底层秩序”的概念，来说明在中国社会现状中，农民位于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以及其所受限的外部社会结构（即城乡二元结构的支配力量），二者在逻辑上的统一意义。“底层”说明了现象意义上农民的基本地位，“秩序”揭示了结构意义上的某种逻辑关系。

　　综观与本文“底层秩序”相关的各种理论研究，我们认为，它们大体上分为两种研究范式：

　　一是认为在二元结构中，农民的底层地位与其经济、政治地位的低下或其社会增权能力的缺失相关，这种理论关注的是农民贫困，政治参与低，获得发展机会少这样的显在的社会事实。比如李强构建的“倒丁字”人口模型[8]对农民底层地位的说明，或是刘鹏提出的“农民结构性贫困”[7]的命题等。

　　二是认为在二元结构中，农民的底层地位与其文化权利低下相关。这种理论认为微观层面上农民的形象，与名誉、地位相关的身份信息被普遍的社会意识中对农民的排斥，从而建构起微观意义上的二元结构。它关注的是社会意识中对农民的歧视，农民的“污名化”这样内在的人们心智结构。比如，尹广文[15]对农民受歧视、以及农民污名化所作的研究。

　　本文认为，两种研究范式呈现的是“宏观(实质)二元结构”和“微观(象征)二元结构”，关于二者的关系，我们可以借用布迪厄对社会结构的客观化的区分：

　　他提出社会结构存在两种形态：首先是“初级客观性”，“包括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运用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的手段”；然后是“次级客观性”，“体现为各种分类体系，体现为身心两方面的图式”[1]（P7）。在实质二元结构的视角中，农民底层地位的界定仅仅反应其经济地位，制度地位的弱势，或是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增权层面的缺陷。传统二元结构是一种宏观的、外在的、实质的社会结构，由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或是社会制度这样的实质范畴构成。它反映的是一种“底层宏观秩序”，实际上是一种“初级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本文认为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制度力量不只反映在经济水平、政治制度环境这样的显功能要素，在社会生活的微观层面，社会结构同样被建构起来，并潜移默化的影响社会的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世界。王建民在对“城乡二元结构转型”的研究中提出“关于社会结构转型的讨论不仅仅局限在城乡结构、阶级结构、职业结构等方面，也不应囿于政治、经济与制度等内容，微观的文化与象征层面的社会结构同样应成为我们分析的对象”[13]。他建立“象征二元结构”的概念，来说明在城乡差异及不平等问题中，在微观层面上人们的行为、语言、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彰显的社会结构平衡与和谐的欠缺。由此，研究农民的底层地位，还要考虑二元结构的“次级客观性”，即“底层微观秩序”。

　　综上，本文提出“底层秩序”有两种形态：底层宏观秩序与微观秩序，其所表征的社会结构分别是：“实质二元结构”与“象征二元结构”。而本文将以“象征二元结构”作为关于农民的底层政治研究的范式，通过考察政治制度偏向，经济差异，阶层分布这些显在的社会事实之外的象征因素，分析在文化背景、社会意识中不易被发觉的支配关系以及其反映的一种另类的城乡“二元结构”，并建构起“底层微观秩序”。

　　二、理论建构——象征二元结构的客观性

　　（一）、理论背景

　　“象征二元结构”根据布迪厄“社会结构的次级客观性”的命题阐发，即认为与“象征二元结构”相关的社会意识，人的心智结构也是一种客观社会结构。布迪厄的理论观点有效化解了“结构—行动”这一社会学经典命题的两种对立，为更有效的说明其理论内涵中强调的“象征二元结构”的客观性，有必要先回顾与“结构—行动”相关的几种理论。

　　1、功能论：该类学者强调“社会结构”对“行动”的绝对压制性，认为社会结构是客观的，外在的，能够表现为显在的社会事实，并对个人拥有强制性力量，能够无条件的影响社会行动。在功能论中，实质社会结构更能发挥功能作用，所以，象征社会结构实际上是次属的社会结构，它应是能首要发挥社会控制功能的文化机制，一些不能发挥显在功能的象征要素，在这种理论中是被忽略的。

　　该理论的代表是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论”以及帕森斯抽象庞大的“结构功能论”。

　　2、唯智论：唯智论者关于社会结构的观点理论，恰恰与“功能论”相反。他们反对将社会结构绝对“物化”，反对将社会结构放在个人意志之前。唯智论者从个人主观世界出发，通过考察他们个人意志对社会行动的意义，以及由此塑造的外部环境，来分析外部环境的象征意义。也就是，社会结构产生于个人主观意志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实际上以象征性含义而存在。唯智论者着重强调了社会结构的象征意义，本文对“象征二元结构”的提出也着重考虑这点。但是，唯智论者过度强调主观意志，为了反对功能论者，而不考虑社会结构本来具备的物化基础，难以重构一种确定具体的社会结构形态。

　　该理论的代表是符号互动论者，常人方法学派以及现象学派。

　　3、二元论：

　　针对“功能论”者对社会结构机械物化的倾向以及“唯智论”者对社会结构定义的过度抽象的缺陷，二元论者的观点对二者进行了批判及整合。他们既考虑到社会结构中一些客观实在的事实对行动者的制约，也补充了行动者主观意志对行动机构以及客观环境的改造及由此产生的高度复杂性，并试图以一种交互作用的关系，一种动态的视角来重新定义“社会结构”。

　　该理论的代表是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论及布迪厄“实践逻辑”论。

　　吉登斯并没有明确社会结构的客观性与行动的主观随意性的主次关系，只是强调行动与结构在一种动态变化中交互制约影响的关系。

　　而布迪厄则明确提出“客观主义的旁观在认识论上先于主观主义的理解”[1]（P11）。也就是前面提出的初级客观性与次级客观性的观点。布迪厄就此提出对功能论代表的“结构主义”与唯智论代表的“建构主义”进行统一的方法：“首先我们将世俗表象搁置一旁，先建构各种客观结构，亦即社会有效资源的分配情况；正是这种社会有限资源的情况是情况规定了加诸互动与表象之上的外在约束。其次，我们再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以揭示从内部建构其行动的各种知觉和评价”[1]（P11）。

　　（二）理论阐发

　　布迪厄的“社会结构观”统合了两种结构论（主观与客观）的观点，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唯物的观点，他承认实质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并提出在实质社会结构基础上的社会意识结构也是客观的。

　　在布迪厄这边，象征二元结构实际是指社会心智结构或人们普遍的认知图式，被他称为社会结构的“次级客观性”。象征二元结构是一种沉淀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稳定的，微观意义上的社会结构。按照布迪厄的观点，本文认为，象征二元结构实际上是一种反映在人们认知图式或心智结构中，对农民或城市人群的身份的象征标志的一种微观层面的区分。它最基本的特征还在于它的客观实在性。

　　另外象征二元结构的构建逻辑同样可以由布迪厄的理论阐发。他在区分辨析社会结构的“初级与次级客观性”的关系时，提出“由于社会划分和心智图式在生成方面就联系在一起，所以它们具有结构上的对应关系”。

　　对于二者的合理性逻辑，布迪厄进一步提出“惯习与场域”的关系来说明。“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场域是社会划分的结果，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结构。而“惯习”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结构的结构。[2]（P81）也就是说“惯习”组织客观表象的生成，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次级客观性的表现要素。场域表征的是外部社会结构，而惯习则是人们内化的心智结构。行动者在实践活动中不但要遵循场域的客观环境制约，还要依照“场域”的再生结构——惯习的逻辑。

　　按照布迪厄的观点，“象征二元结构”作为社会结构的“次级客观性”是一种具有高度独立性的行动决定要素。它潜藏在社会生活中微观层面，但决定了对农民歧视或是农民形象污名化这些代表着城乡群体象征身份对立的现象的实际逻辑。这并不在于城乡社会结构的实质分异（初级客观性），而是在于象征二元结构本身亦是一种客观社会结构，它决定着人们的认知图式和心智结构，组织着农民形象“落后”或“他者化”这样的社会表象。

　　因此，必须考虑其作为次级的客观社会结构的独立性，以唯物的视角构建其客观形态。

　　三、象征二元结构的逻辑与建构

　　在上文中，我们回顾了“社会结构”及其“象征性”与“实质性”相关的理论背景，提出象征二元结构应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结构，它有其自身独立性，是塑造农民与城市群体在身份的象征标志上的对立表象的决定要素。

　　与传统二元结构中相似的是，象征二元结构是一种二元区分的支配关系。只不过前者是一种宏观意义的政治支配关系，而后者呈现的支配关系是象征性的、微观的。因此，有必要重塑这样一种支配关系。

　　布迪厄以“象征暴力”的命题来表述群体间微观意义上的支配关系。他认为，社会结构中的支配关系可以通过象征系统实现，“象征暴力”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合谋的基础上，施加于他身上的暴力”。“而社会行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恰恰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布迪厄把这种现象称为“误识”，他进一步提出“社会行动者的心智是根据认知结构构建的，而认知结构来自于这个世界的结构”[1]（P221—P222），来解释这种“误识”作为一种无意识，被行动者内化。

　　布迪厄以“象征暴力”解释了象征层面上的支配关系得以成立的原因。本文由此认为，象征二元结构中的城市人群与农民的强弱形象的对比，实质体现了这种微观层面的支配关系。这样的支配关系是“象征二元结构”的建构逻辑。下面我们分别从“国家意识形态”、“城市意识形态”、“农民自我意识”三个维度（国家城市意识形态表征的是国家统治阶层与城市群体对农民施加的“象征暴力”，而农民的自我意识则代表的是对象征暴力的合理性的“误识”），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揭示这种象征支配关系。

　　（一）国家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之后，现代化是国家改造的主要方向。国家意识形态的主题是国家现代化形象的塑造。在这场革命中，农民有着自身的特殊地位。首先，农民是这场革命的主力军。数以亿计的贫下中农有着强烈的改变自身命运的需要。然后，农民还是这场革命的改造对象。农民长期积贫积弱的状况是国家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农民身上具有的矛盾使得国家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二元偏离。表面上，农民的国家地位仍然被确认。农民被认为是国家的革命形象的代表。王敏认为，农民在新中国后被国家塑造的形象不是‘文明社会里的野蛮人’或者现代性落后部分,而是‘前进中的’或者‘先进的’阶级,在迈向共产主义的国家动力中处于核心地位”[14]。实质上，农民却为国家意识形态所排斥。楚成亚提出，在新中国成立后，统治阶层的城市精英一直排斥农民意识，他们认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农民的‘小私有’心理也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背离”。所以,在政治决策者的心目中,“农民不是现代化的自觉力量,更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可靠力量”[4]。因而统治阶层采取了城市偏向的政策制定方针。

　　与上面提出的二元矛盾类似，黄宗智在对“中国革命的农村阶级斗争”[6]的研究中提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的表达性结构”与“农村的客观性结构”存在着不一致。即认为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强调的农民的革命者身份与农民的生存状况并不一致。农村依然是个贫困，落后的地方，农民依然是弱势群体。

　　黄宗智尽管看到了农民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积极形象与客观现实的冲突。但是他并没看到在客观现实中国家意识形态的驱动作用。也就是农民在国家意识形态塑造中的消极形象，这正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另一面。之前楚成亚的观点已经解释了农民被国家意识形态排斥的原因。即农民不被看做国家现代化的可靠力量。秦晖更一针见血的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和农民人”[10]。

　　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意识形态的塑造把农村、农民看成“问题化”的对象，把城市看成现代化的方向。王建民对此作了很好的回答，他认为“‘问题化农村’与‘梦想化城市’的逻辑成为国家建构现代性形象的手段与策略,弥合了‘客观现代性’与‘表达现代性’的距离”[13]。

　　国家意识形态的城市偏向与对农村、农民的排斥建构了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象征二元结构”：城市是国家现代化的象征，农民则是现代化的障碍及改造对象。城市与农村形成强弱形象意义上的象征支配关系。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话语被逐渐移出国家政治生活中，农民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积极形象也被逐渐移除。农民被主流意识形态排斥更为严重。农民的弱形象更为明显。王敏对此提出“90年代以后的农民彻底地丧失了原有的阶级优越感。他们早已经不是革命话语中作为民族国家建构的主体力量。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者’在资本现代性的规训下逐渐缩减成单向度的弱势群体”[14]。

　　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农民弱形象的产生不仅源自农民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弱势地位，更在于国家政治环境的转型，意识形态的转向使得农民不再具备革命地位，反而成了需要被改造的单向度弱势群体。农民的弱形象由国家通过城市形象与农村形象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对比塑造得以呈现，并以问题化、边缘化为结果，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象征二元结构。

　　（二）城市意识形态

　　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形态呈现高度的总体性，国家意识与社会意识大体一致。因而城市文化精英在那个时期是以国家意识为导向的。国家意识形态对农民的双重态度，使得城市文化精英对待农民也有两种倾向。既要迎合意识形态需要，尊重农民的革命者身份，同时城市群体特有的优越感，使得他们对农民的歧视十分明显。

　　关于城市精英对农民的歧视的理解，本文认为这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然。国家的现代化以城市为中心，以农村为问题化对象，是现代化的基本趋势。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凋零，农村经济尤其破败。这就使得国家发展经济侧重于城市。城市被定位为国家现代化的“火车头”。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城市优于农村的社会意识被固化。

　　鲍曼在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中，提出了欧洲国家的现代化早期，统治精英为了塑造国家意识形态，需要作为城市精英的知识分子为其教化人民群众。也就是，城市知识分子成了现代国家的“立法者”[3]。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此类似。新中国成立后，在建构积极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城市文化精英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塑造除了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强势之外，城市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意识的传输，特别是对人们微观层面的心智、行为的塑造更起了主导作用。知识分子阶层主导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是不平等的。陈开举[5]即认为，城市对农村的歧视来自于文化权力的不均衡。

　　改革开放后，城市意识摆脱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监控。城市对农民的好感不复存在。反而对农民的歧视更加严重。特别是国家逐渐解除了对农民的地域限制制度之后，大批农民进入城市之中。农民进入了城市人的生活世界中，使得城市对农村农民的印象从想象转变为真实。一方面，农民身体特征，语言及习惯等带来了农村的落后形象的呈现，另一方面农民带来的城市问题，使得城市人群对农民的形象趋向于污名印象。也就是说，城市人群对农民是具有排斥态度的，如果说国家意识形态是以现代化为取向塑造了农民的消极形象的话，那么城市意识形态则以异化为取向，以突出城乡界限，彰显自身的主体地位。

　　需要提及的是，在改革开放后，城市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城市逐渐被建构成一个媒介化，信息化的社会。知识分子在价值判断，意识塑造领域的垄断地位逐渐陷落。普遍的大众话语权逐渐出现。在固有的排斥农民的意识结构下，城市群体的普遍歧视逐渐固化。也就是说，农民作为城市的他者，作为现代化的问题，不再仅仅城市精英的意识范畴，而是城市市民社会的普遍意识的固定认识。

　　另外，在城市群体的意识中，身份的认同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信息与象征标记广泛散布的城市社会并不是一个整体划一的社会，而是充满象征标记和身份领地争夺的“权力场域”。如果说城市群体是以现代化身份来建构自己的优越身份的话，对农民的身份建构则是“污名与歧视”[15]。在城市意识中，社会身份不仅反映在经济、政治地位这样的社会事实，更是在微观层面中的一些“象征资本”的存在逻辑。

　　农民在城市的弱势，一方面在于其经济能力的低下，或是政治功能的缺陷导致其在财富利益分配中处于最底层位置，另一方面更在于城市对其根深蒂固的排除态度导致其在名望、权力等“象征资本”的分配中处于更弱势的地位。

　　本文以象征二元结构的视角关注的是后者。布迪厄曾对“资本”的进行过多种维度的区分。他认为，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及象征资本。“经济、政治、社会资本”即从经济能力、社会功能、关系资源以及文化意义中表达个人群体在社会生存竞争中应当具备的实质资本。这是可以从宏观实质的社会结构上考察农民弱势地位的视角。本文所持的研究视角与其不符。象征二元结构的视角关注的是农民“象征资本”的缺失。“象征资本”通过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各种感知范畴，认可上述各种资本的占有及存在逻辑，来实现其客观化的成立。

　　“象征资本”实际关注的是社会意识结构对人的地位区分的决定意义。而农民在城市意识形态中，恰恰是不具备象征资本的。即使农民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经济、政治等实质资本，他们仍然不能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因为象征资本的获取，需要改变的是城市意识中的对农民的偏见与歧视，是无法通过经济结构中利益分配调整实现的。

　　综上，城市文化人的精英立场，城市意识形态的主体从文化精英到大众的扩张，使得城市群体对农民的歧视与污名化身份的认同逐渐固化。在城市意识形态的逻辑中，农民是不具备与名誉、地位、声望相关的“象征资本”的。在这种文化权力不均等的背景中，象征二元结构得以被建构出来。

　　（三）农民意识形态

　　从根本上说，之所以认为国家与城市意识形态与农民之间是一种象征性支配关系，是因为国家、城市意识形态在建构过程中以形塑农民的意识形态为目标。农民的意识形态是二者的输出产物，反映了其对统治阶层、城市精英“象征暴力”的“误识”，由此呈现了国家、城市意识形态对其的象征性支配关系。也就是说，农民的意识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城市意识形态二者掣肘的产物，是国家政治向社会政治转变过程中，一种微观物理权力技术的实践产物。

　　牟成文在对“中国农民的意识形态变迁”[9]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在几千年的封建君权意识压制下，农民缺乏自我意识，是一种“主体自我的空场”。而新中国成立，解放了广大农民。农民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实质上是由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的。也就是说，农民的自我形塑实质是建立在对新国家、新政权的认同之上。

　　围绕着农民的国家观念，孙立平、郭于华则认为，农民“诉苦是中国革命中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11]。农民通过诉苦建构了消极、积极的新旧两种国家形象，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翻身意识与阶级斗争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产生了联系。苦难并不是农民生活世界的独有产物，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塑形的重要对象。

　　通过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本文认为，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了农民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农民的行为并不具备自主性。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中，农民的生活实践话语往往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相联系。国家动员取得了最大化的效力。因此，在总体性社会中，社会意识的高度统一化使得农民对国家意识形态有着高度认同，即使国家意识形态对农民形象的界定有着矛盾的地方，农民也会自觉的接受国家意识形态对自己的认同。也就是说，即使国家意识形态对农民的歧视建构了城乡“象征二元结构”，农民仍会无意识的认可。

　　而城市意识形态对农民意识形态的塑造，则来源于国家政治模式转型的社会背景中。无论是贝克对现代社会国家政府的政治模式的失落，以及亚政治群体兴起的研究，还是福柯鲍曼对现代社会“微观权力技术”的认同，都认为现代社会高度集中的宏观政治模式已经失落，从而转向的是微观权力的泛滥。

　　随着改革开放，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逐渐解构。国家话语尽管仍有总体效力，但城市话语存在异质性与独立性。城市意识形态对农民的自我意识的影响发生在城乡地域界限开始解除之后，农民进入了城市群体的生活世界中，而城市的文化开始植入乡土。城乡文化尽管在交融，但二者有根本矛盾。农民农村代表的落后愚昧形象是难以为城市所容的。而城乡之间的单向流动，城市本位的文化特质，则造成了农民意识形态的建构，实际上也不具备自主性。

　　周晓虹在对“流动与城市经验对农民现代性影响”[17]的研究中，提出农民本有的乡土意识来源与其生产生活与土地的紧密相连。而农民离开土地之后，流动经历和城市体验提高了他们的个人责任感、自我依赖、风险意识、灵活性和适应性等现代性特质，成为其在城市生活必要条件。

　　周晓虹强调的是以现代取向为主流的城市意识对农民的改造，她同时也看到城乡意识的矛盾，即农民意识是其适应城市的桎梏。叶南客则通过“边际人”[16]的理论构造，认为农民是一种在城乡文化的对冲中，出现处于两种文化交界处，远离乡村文化中心的“边际人”。其角色行为往往缺乏矛盾性与自主性。农民作为“边际人”，在中国社会背景中只能以城市文化作为其意识取向。正如王巨光[12]的观点那样，农民作为“边际人”的现代化取向是现代市民精神。

　　综上，本文把农民意识形态的建构与现代性要求结合起来，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必须接受城市意识的改造，以此进行自我意识形塑；同时尽管城乡文化存在冲突，但城市意识形态作为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农民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从属于城市意识的产物，甚至在二者的冲突中漂若浮萍。

　　四、小结与讨论

　　综上，象征二元结构的建构逻辑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支配关系，其直观呈现是：国家意识形态以现代化为导向对农民的问题化形象的塑造，城市意识形态对农民的污名与歧视的身份的建构，农民在建构自身意识没有自主性，只能被动接受国家、城市意识形态对其施加的“象征暴力”，并藉此形成自我认同。

　　象征二元结构体现的是一种底层微观秩序，代表了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城乡之间，市民与农民之间在文化地位、身份差别、权力地位、名誉声望存在的巨大差异与不平等，而这样的不平等关系逐渐在人们心智结构中被认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这样的社会意识是社会划分等差级别的微观因素，是农民形象处于文化底层的支配性逻辑。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中央政府已经逐渐意识到农村的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解决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以及农民在社会分配过程中的不平等地位。国家政策制度上的歧视对农民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减少，国家意识形态对象征二元结构的建构作用正在逐渐消解。

　　但是城市群体对农民的歧视依然根深蒂固。特别是农民工大批涌入城市之后，带给城市各种问题，农民的污名形象更加严重。散播在城市中的信息媒介塑造了农民的问题化形象，使得农民逐渐边缘化。城市意识形态逐渐主导了象征二元结构的建构过程。

　　象征二元结构正变成国家意识形态与城市文化掣肘的产物，其结果是在旧有的城乡制度壁垒并没有及时有效地更新以适应复杂的社会变化和解决新的社会问题，象征二元结构在外部冲击力不足的情况下得以维持并逐渐在城市空间被建构。

　　这一方面反映了国家动员不力（主要指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方面）的现实，另一方面揭示了社会转型的一种微观转向。在经济发展或是政治改革这样的显在领域内，一些社会事实依然在国家的控制范畴内。但是，国家在社会意识的总体控制效力正在消解。城市意识成为一个“去政治化”的空间。中国社会意识对农民的歧视是国家意识形态力所不及之处。而随着城乡实质二元结构因为国家倡导的制度调整而出现松动的同时，代表着农民在声望名誉、社会身份的弱势地位的象征二元结构开始成为社会转型的纵深面。它代表着中国一种新一轮的文化权力分配，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倡导的和谐平等的一个新问题。

　　反观农民作为一个没有主体地位的群体，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作为国家与城市群体的依附之后，正面临重构身份的问题。农民如何自主的建构自己的自我意识，如何获得自己的文化地位，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将是除了提供制度化力量之外的另一种消解象征二元结构的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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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陈开举，论中国传统文化对农民形象的他者化建构[J]，江汉论坛，2007，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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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尹广文，污名与歧视:农民工社会身分的建构[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8，05期

　　[16]叶南客，边际人———大过渡时代的转型人格[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7]周晓虹，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J]，社会学研究，1998，05期

　　作者简介：

　　陈颀，（1986年——），男，汉族，广西钦州，湖北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社会学系学生；主要研究社会心理及伦理。

　　邓万春，（1973年——），男，汉族，湖北武汉，湖北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社会动员问题、农村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