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长期的单位制社会里，形成了“单位制场域”和与其相适应的“单位制惯习”。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自身特点“单位制惯习”的转型滞后于“单位制场域”的转型，并由此引发了部分个体思想与行为上的诸多问题。

　　关键词：单位制场域 单位制惯习 社会转型

　　英克尔斯从心理特征中提炼出“现代性精神”，认为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当今中国社会所经历的从单位制社会向非单位制社会的转型，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从相对传统的单位制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一个在长期的单位制社会下所形成的社会精神的消解与现代性精神建立的过程，这个过程实现的顺利与否将成为社会能否顺利实现转型的关键之一。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了社会转型中个体行为意识的转型。

　　一、 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惯习与场域

　　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中，场域和惯习是一对核心概念，也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

　　布迪厄认为，社会世界是由一系列彼此重叠的“场域”（field）构成的。场域是一种人为的社会构建，是现代社会世界高度分化后产生出来的一个个“社会小世界”,如经济场域、文学场域、学术场域、权力场域等。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逻辑和必然性”即“每一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另外，场域还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充满争斗的系统和空间。“一个场域的结构可以被看作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根据他们在争夺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1]在强调辨证思维的布迪厄看来,尽管“场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系统，但在场域里活动的行动者并非是一个一个的“物质粒子”，而是有知觉有意识、有精神属性的人；场域不是一个“冰凉凉”的“物质小世界”，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habitus)。

　　“惯习就是一套以某些特定方式行事的既定性情倾向（dispositions），是在个体对社会位置的长期适应过程中产生的，构成了个体关于社会世界以及个体行为规范的概念图式”。^[2]惯习具有四个显著的特性，分别是“客观性”、“持久性”、“无意识性”和个人与集体“二重性”。

　　惯习的“客观性”是指它属于“心智结构”的范围，是一种“主观性的社会结构”，是行动者长期嵌入在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内化。“持久性”是指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深深的扎根在拥有者的身上，并倾向于抗拒变化，甚至在其他领域也会产生效果，存在“持旧”的特点^[3]。这是因为惯习的形成所经历的经验具有相对的不可逆性：“每时每刻，我们都通过由以往经验建构而成的范畴来领会感知各种外在刺激和制约性经验”。而初期的经验必定是优先的，而且相对重要。因此原初的社会化经验比之后来的社会化经验更具有型构内在倾向的力量。由于惯习具有这种“持久性”，因此存在不能及时调整自身以顺应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变化的可能性，也就是布迪厄所说的“迟滞效应”。惯习的“无意识性”是指“社会结构”通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化进行动者的内心^[4]，并以无意识的方式作为“原则”指导着经验行动^[5]。惯习的个人与集体二重性是指它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或者是生物性的个体里)”^[6]因此惯习具有个体性；同时，长期处在相同场域中的人群往往具有相类似的实践行动，“属于同一个阶级的许多人的惯习具有结构上的亲和(structuralaffinity)，无需借助任何集体性的‘意图’或是自觉意识，更不用说(相互勾结的)‘图谋’了，便能产生出客观上步调一致、方向统一的实践活动来。”^[7]因此惯习还有集体性。

　　二、改革前的“单位制场域”与“单位制惯习”

　　单位制社会“是一种国家控制一切的总体性社会体制。这样的总体性社会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来的。在中国，除了资源垄断制度之外，在组织结构方面最重要的是城市中的单位制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通过这样的两种基本制度，使单位或人民公社的成员在多方面严重地依赖上述两种组织。”^[8]在这种总体性社会中，一方面，国家自上而下的利用制度，通过城市的单位和农村的公社来控制人民的衣食住行；另一方面，民众自下而上的从精神和物质上依赖各自的单位或公社，这种依赖表现在现实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来源、住房、医疗、入学、就业甚至婚丧嫁娶等等。在这种社会中，民众消失在单位和公社当中，成政治的附庸，对组织严重的依赖性构成了单位制时期民众的思想特质。

　　总体性社会是一个分化不完全的社会，其中政（治）社（会）不分、政（治）企（业）不分，前文布迪厄在场域理论中提到的“社会小世界”并没有发育形成，整个社会被一个二元政治和与其有亲缘性的计划经济^[9]所构成“单位制场域”所笼罩，而这个场域“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就是国家对民众自上而下的系统控制。在这种“单位制场域”的长期控制下，这种单位制社会结构内化到民众的内心，并逐渐形成了与该场域相协调的“性情倾向系统”——“单位制惯习”，而其“个体关于社会世界以及个体行为规范的概念图式”就是民众对国家自下而上的依赖。具有“单位制惯习”的个人，在情感上自发的认同由单位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状况：例如由二元社会带来的城乡差距、由计划经济带来的企业对行政的依赖、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城乡居民社会福利的不同等等；在行为上缺乏自觉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习惯于被动的行政领导和寻求组织的制度性参与。

　　中国发韧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现代化转型，就是在“单位制场域”运行了30余年，“单位制惯习”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展开的。这种现代化转型就是一个从未分化的总体性社会向相对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从总体上看，这种转型已经持续了20余年，但由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分步骤、分领域、分地区而进行的“渐进式”转型，因而这种转型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小世界”上的时间是短暂的。比如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下岗分流与减员增效”基本上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几年间。各种“社会小世界”在政府主导下快速形成，与之相伴随的是总体性的“单位制场域”逐渐被打破，各种新的、分化的场域逐步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新场域的形成与新惯习的建立出现了不同步性，也就是出现了布迪厄所说的“迟滞效应”。这种“迟滞效应”的形成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长期沉浸于“单位制场域”而形成的“单位制惯习”具有持久性或者说是“持旧性”，这种持久性不断型构着个体的行为，阻碍了与新场域相适应的新行为的出现。另一方面，惯习是对场域的“长期适应”过程中产生的，而新场域的形成时间不是很长，还不能形成与新场域相适应的新的惯习。

　　这种由于“单位制惯习”而造成的转型滞后现象，给个体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阻碍了社会转型的顺利实施。

　　三、“单位制惯习”转型滞后的不良表现

　　由于“单位制惯习”的存在而转型滞后的民众个体，在行为与思想上存在诸多的不利于社会转型的表现：

　　其一表现为观念上错位的自我认同。“自我认同”（self-identity）是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人格理论（“发展渐成说”）中的一个专用术语。其具体是指青少年对自己的本质、信仰和一生中的重要方面前后一致及完善的意识。也即个人的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整合和协调一致^[10]。在部分转型滞后的民众中，他们主观上认同单位制社会所提供的价值体系与行为准则，对自身的认同与转变了的经济状况及身份、地位出现错位，并由此导致“错位的自我认同”。这种错位的认同在下岗职工、进城农民工等很多转型人群中均有表现：比如进城农民工，虽然他们走出了农村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工人与城里人，但其对自身权力的认识还停留在原初认识上，停留在“农民”与“工人”二元分治的层面上。在遇见同工人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职工伤残的索赔问题、用工合同违规签定、薪资水平过低及工作时间过长等问题上，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合法权力受到了侵犯，也很少能主动行动起来，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争得合法权益，同时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应得的权力。虽然人来到了城市，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城市的合法成员，他们甚至认为自己的权益不如“城里人”是理所当然的。

　　其二表现为行为上强的路径依赖。倪志伟指出“所谓路径依赖就是由前存的制度框架所形塑的社会变迁轨迹。在经验的层面上，路径依赖是嵌入于制度安排的长期趋势中”^[11]。单位制惯习是形成部分转型人群在行为方式上产生路径依赖的根源。个人行为上的路径依赖在社会现实新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在多方面产生了“实践的增量”。所谓实践的增量，意味着实践要比静态的结构多出来一块^[12]。同样，这种行为上的路径依赖在参与高校改革、国企转制等诸多民众中均有表现。比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由国务院发起的债权转股权的国企转制活动中，本来国家的意图有两个：一是深化实行政企分离，国家由企业债权人转变为企业股东；另一是帮助企业脱困，摆脱很多企业资不抵债的状况，甩掉巨大的债务包袱，使企业轻装上阵，改制的总的目标是把企业推向市场。但在实行过程中，部分企业管理者与广大工人却把这种适应市场经济的改制举措当成了计划行政的延续，导致很多企业管理者有意拖欠债务，等待着国家救济性行政干预的来临。

　　四、小结

　　米德（M.Mead）指出社会变迁的顺遂与否是看人民是否有思变之欲望。思变之欲望强者，则付出的代价较轻且收获大。反之，无思变之欲望者，所付出的代价重而不能有所收获。前文中提到惯习是社会结构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化与存在于个体中的，这种支配思想与行为的无意识性或者说是自发性是“单位制惯习”得以延续的症结所在。从这个角度上看，要想早日解决部分个体转型滞后问题，自觉的认识到社会场域的转变、自觉的认识到原有惯习的不足、自觉的培养与新场域相适应的新的行为和思维习惯将成为社会转型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注释：

　　[1] [法]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55页）

　　[2] [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华夏出版社．2000．213页）

　　[3]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358页）

　　[4] 毕天云．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学术探索．[J]2004年第１期

　　[5] [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213页）

　　[6] [法]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71页

　　[7] [法]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69页

　　[8] [11] [12]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J]2005年第1期

　　[9] 杨海龙．透视邓小平发展理论对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超越．长白学刊．[J]2006年第4期

　　[10] 朱智贤．心理学大词典．[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25页

　　注：本文为2006年长春工业大学科学研究发展基金资助课题结题成果，课题名称为“转型社会与转型情结”，课题编号06212。

　　作者简介：杨海龙（1975-），男，蒙古族，辽宁朝阳人，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工作教研室，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