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逐渐形成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转型进入了加速期，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具体表现在工业化、现代化、多元化、非集中化以及流动性等几个方面。然而城乡社会发展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在这种背景下，农业、农村、农民（所谓“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并引起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顺应这种形势，近年来，社会学界对农村问题的关注逐步升温，然而很少有人从医疗卫生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农村社会。

　　本文运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研究了定县农村医疗卫生的变迁，研究采用社会转型论和社会互构论作为理论框架，探讨了农民求医行为与农村社会的互构共变关系。本文从三个主要方面探讨了定县农村医疗卫生的历史变迁：一是疾病情况；二是农村医疗卫生传递系统的情况，三是定县农民的求医情况。这三个因素是互构共变，共同推动着整个农村医疗卫生的变迁：首先，疾病是农民求医的原始动因，也是农村医疗卫生传递系统得以存在和需要的根本原因，疾病模式的转变会导致农民求医行为的相应变化，也会对农村医疗卫生传递系统提出新的要求，从而也会促使农村医疗卫生传递系统的变迁；其次，农村医疗卫生传递系统是国家渗入农村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为每个村民提供了庇护的重要方面，村医疗卫生传递系统制约了农民的求医行为，同时，农民求医行为也会推动农村医疗卫生传递系统的变迁。最后，农民的求医行为是农民对疾病的积极反应，但是它受到农村医疗卫生传递系统的制约，不过农民的求医行为同时也推动农村医疗卫生传递系统的变革，此外，农民在患病之前的积极预防以及农民健康意识的提高和疾病知识的增加也会推动农村疾病模式的转变。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对农村医疗卫生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完整框架。

　　从疾病模式来看，根据20世纪30年代平教会的调查，当时定县农民疾病谱中前五位分别是眼病、肠胃病、痨病、精神病和疮伤，这五种疾病患病率比例达到50.7％。从死亡谱来看，当时死亡病因的前五位分别是抽风、疹子、痨病、痢疾和天花，这五种疾病的病死率在整个死因谱中比例高达50.9％。可见，当时人们所患的疾病以传染病为主，死亡原因也以传染病为主，从死亡情况看，当时妇婴保健水平很低。显然当时的疾病模式是传染病模式。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当前定县农村的疾病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传染病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而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所占的比重明显升高，在村民的疾病负担中占据了很大比例。疾病模式的转变成为讨论当前农村医疗卫生的医学背景，对农民求医行为和农村医疗卫生传递系统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医疗传递系统来看，在我国基层村庄中，个体行医是历史的主线，合作医疗等其他形式存在的历史并不长。长期以来，农村的医疗卫生是个人及其家庭的责任，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医疗卫生传递系统的可及性很差。定县的合作医疗与当时全国各地的合作医疗一样，是当时政治环境催生的产物，从制度建设到人员培训，再到日常的管理和赤脚医生的日常实践，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合作医疗制度完全嵌入到当时的政治运作之中，其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在全县范围内实现建制并全面控制村庄医疗空间，内在的最大推动力来源于政治，而不是村民的实际需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率先开始改革，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最大限度地弱化了集体经济，使得实行了合作医疗走向解体，农村恢复到自费医疗。后合作医疗时代的村庄医疗又恢复到自费看病的老路上，农村医疗卫生传递系统过度市场化，使得农村医疗卫生传递系统的可及性降低，成为农民求医看病的系统障碍。

　　从农民的求医行为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有病不看的现象很普遍；小病一般不出村、大病上医院；村民对乡村医生缺乏信任，乡村医患关系普遍比较紧张；农村疾病谱的变化对农民求医行为影响很大；有病乱投医的现象比较普遍；少数村民有求神行为；求医行为与性别观念和赡养观念等密切联系在一起。就翟城村而言，主要劳动力的生活轨迹是农事和打工结合型，在他们看来看病远没有盖房娶媳妇重要，在他们面临困难的时候会首先寻求亲戚的帮助，农民的求医决策出自于本人的社会网络，目前村民一般不使用中药。

　　农民的求医行为实际上一种结构性约束下的有限理性选择,农民的求医行为发生在农村特定的医疗空间之中，这种医疗空间由农村疾病和农村医疗卫生传递系统组成。但是农民求医行为同时还受到由经济条件、社会网络等客观因素以及疾病知识和健康意识等主观因素组成的农村社会空间的制约。农民求医行为是医疗空间和社会空间共同制约下的一种追求满意结果而不一定是最优结果的行动：一方面，农村疾病模式是农民产生求医行为的客观依据，正是由于生理、心理或者社会适应方面产生不正常状况，所以需要找相关人士进行诊断和治疗，以便早日恢复正常状态。另一方面，农民的求医行为能否顺利进行，农民的疾病能否得到有效治疗，又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从医疗角度来看，主要受到农村医疗卫生传递系统的制约，其他的限制条件包括经济条件、社会网络等客观因素和疾病知识、健康意识等主观因素。农民的求医行为发生在农村疾病的所导致的需求和农村医疗卫生传递系统、经济条件等因素所提供的可能之间。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农业科技的广泛应用，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民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农村社会流动日益频繁，在现代传媒的作用下，农民生活医学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健康意识的提高是医学化的主观前提，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给农民生活医学化提供了客观可能性，而社会流动和现代传媒则充当了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向农村渗透和衍生的媒介。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是一个农民生活医学化的过程，这种医学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生活日益融入了更多的现代性成分，而且使得包括健康在内的各种风险和对风险的防范意识和防范手段直接进入了农民的生活。

　　从疾病的角度看，通过预防接种等手段，农村中传染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的控制，慢性病逐渐成为农民的主要疾病负担，这一点对农村社会影响很大，它促使农民在生活方式、健康观念、健康知识需求等方面出现了很大变化。从健康角度看，农民那种“无病即健康”、“能干活即健康”的观念也逐渐在转变。虽然农民的健康意识和健康观念相对城市居民来看要落后一些，但是长期缺乏健康保障的局面以及很大一部分农民生病不就医的现实，让很多农民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健康自己负责的观念，从而在生活方式上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农民生活环境的变化导致疾病风险增加，从而使得医学对于农民生活的渗透越来越多。在这种背景下，医学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日益增大。与此同时，政策环境的变化也使得一些原来被认为是自然现象的事物转变为医学现象，践行于农民日常生活之中。就当前农村医疗卫生而言，这一过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计划生育、火葬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

　　虽然农民的健康需求日益增加，却得不到有效满足，而城市医疗卫生资源却又得不到有效利用。我国城乡之间的医疗卫生不平等，它不仅表现在作为源头的国家医疗卫生制度和医疗卫生资源分配方面，同样也表现在作为结果的健康指数方面。城乡医疗卫生不平等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阻碍之一，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

　　通过对定县农村医疗卫生个案研究，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其一，随着社会转型进入加速期，农村医疗卫生的宏观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健康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开始对农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农民生活出现医学化的趋势。

　　其二，与几十年前相比，农村疾病模式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当前农村面临着双重疾病负担，慢性病模式对于农村医疗卫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三，城乡医疗不平等成为制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需要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在重构农村医疗卫生传递系统的时候，需要加大信息传递的力度，尤其要适应农村疾病模式的转变，大力开展健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