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伴随着“包容性发展”概念的提出及流行，学界开始尝试将这种包容性理念转化为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所谓“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在此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任何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除了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理论和经验模式外，还必须努力寻找一定的本土思想文化体系作为支撑，必须得到包括政策制定者和政策作用对象在内的整个社会成员的认同，否则其政策将因缺少本土文化思想的内在支持而处于无根境地。

　　【关键词】共生思想/包容性社会政策/社会达尔文主义/弱势关怀Philosophy of Symbiosis/Inclusive Social Policy System/Social Darwinism/the Caring of Vulnerable Group

　　【英文标题】Philosophy of Symbio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Social Policies System

　　【作者简介】田毅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130012

　　中图分类号：C91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1-0075-06

　　一、共生思想之发生及其在现代社会的衰落

　　所谓“共生”一般是指复数种类的生物在同一空间内或同一关系体系内共同生存的现象。日本《广辞苑》中将“共生”解释为：一起在共同的地方生活；不同种类生物具有行动上、生理上的联系，在一起生活的状态；分为共利共生和单利共生；寄生有时也被作为共生的一种。社会领域内广义的“共生”通常包括“人与自然的共生”、“异民族的共生”、“与残疾人共生”、“与老年人共生”、“男女共生”、“与疾病共生”等。

　　在东亚思想发展演进的历史上，存在着比较丰富的共生思想，主要表现在：(1)东亚传统原典思想中的“共生思想”。早在中国春秋战国的“原典时期”，即存在有许多关于“共生”的思想观点。如儒家的“和而不同”、墨家的“兼爱”，均表达出不同人群共生共处的思想。而道家思想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命题，亦表现出人与自然共生并处的至高境界。到宋代理学勃兴之时，更有张载《正蒙》中所揭示的建基于宇宙论基础之上的天地人“共生共处”思想：“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堪称是东亚共生思想的典型表达。(2)佛教中的“共生思想”。佛学经典提出了“缘起世间相依相存”和“众生平等”的观点，成为前工业社会共生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日本当代共生思想的代表性人物黑川纪章即认为其共生思想理论，就是“把佛教的‘共存’和生物学的‘共栖’重叠组合创造出来的概念”①。(3)基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而界定的“共生”观。从哲学社会科学角度探讨共生问题的主要有共生社会学、共生政治学、共生哲学等。如从社会学研究视角出发的“共生社会”的研究，将社会分化的具体情形与共生思想结合起来，重点探讨分化中的社会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胜组”和“败组”如何在同一社会共同体内相处的问题。共生政治学则强调“我们所说的‘共生’，是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它不是限于内部和睦的共存共荣，而是相互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自由活动和参与的机会，积极地建立起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结合”。同时，共生哲学的相关著述也层出不穷。如1993年以来，日本学者花崎皋平的《主体性与共生的哲学》、尾关周二的《共生的理想》，中国学者胡守钧的《社会共生论》等。这些著作重点探讨了共生哲学存在的可能性及其学科体系的基本理论。

　　通过共生思想谱系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共生思想体系奠基于古代，作为传统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生思想所提出的核心追问，实际上是“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在社会变迁相对缓慢的前工业社会，共生思想为调解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人类步入现代社会，共生思想则逐渐开始走向衰落，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与前工业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人类开始处于高度竞争关系之中，生存斗争成为国家、群体乃至个人的主线。尤其是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近代以来，由欧美列强压迫所导致的种族危机，使得“救亡主义”始终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救亡主义赋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以较强的合法性。虽然在人们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学说乃是一种野蛮的学问，但却仍承认“当此二十世纪，为优胜劣败、生存竞争之世界。如政治、工业、商业种种，非竞争何以有进步？”②研究达尔文主义与中国关系的美国学者浦嘉珉认为“达尔文在方方面面都被中国化了。包括道家达尔文主义、儒家达尔文主义、法家达尔文主义乃至佛教达尔文主义。而许多中国人的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上述那些达尔文主义的综合体”③。正是在这种强调优胜劣汰的思想的直接作用下，共生思想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

　　第二，市场经济和“发展主义”的影响。现代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和发展主义是压抑共生思想的又一重要因素。诚如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言：与前工业时代“市场”嵌入社会不同，19世纪以来，这个有机结构被打破，市场经济离开了社会。“市场体系快速地发展着，它吞没了空间和时间，当它在1914年左右达到自己的极限时，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现有的居民还是尚未出生的后代，无论生理意义上的个人还是所谓公司这样的巨大虚构体，都被包含在这个体系内了。与此同时，同步的反向运动也在进行中。它不只是社会临时的一般防御行为；更是对损害社会组织的那种混乱的反抗。”④在波氏看来，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逻辑深度地渗透到整个社会体系内，才导致人类社会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种强调竞争的市场社会原理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上，主要表现为发展主义。这里所说的发展主义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依据不同的手段，例如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产生出不同版本的发展主义学说——自由市场、外向型经济、依附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或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等等”⑤。发展主义背景下的发展模式往往表现为“压缩式发展”，即在时间上的“压缩”，“我们是一个在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的农业社会。西方在200多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发生的变化在这里正在用50年或更少的时间来完成，所有这一切统统塞进一个极其紧迫的时间框架内，因此必然会出现错位和功能紊乱”⑥。正是在上述思想和思潮的压迫之下，竞争思想和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成为思想主潮，共生思想则必然屈居一隅，难以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思潮。

　　二、共生思想与包容性社会政策之间的亲和关系

　　将共生思想与包容性社会发展的话语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亲和关系。在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的概念体系中，“社会包容”的反义词是“社会排斥”。众所周知，社会排斥概念最早出现于法国。20世纪60年代，法国一些政治家、活动家、官员、新闻记者和学者经常在意识形态上模糊地提到穷人是“受排斥者”。后由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首次提出了“社会排斥”概念，并逐渐在社会上流行。“社会排斥”理论原先是针对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和偏见的，这种歧视和偏见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戴维解释说：“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譬如他们担心移民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因而感到有必要对这些人加以社会排斥。”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包容”实际上就是要消除各种形式的“社会排斥”，使绝大多数的人群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故对“社会排斥”的解说必定有助于我们对“社会包容”的深入理解。

　　作为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社会包容和社会排斥理论分析框架的确立，主要是从公民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视角展开其学理论证的。从社会权利的观点看来，公民身份最重要的成分包括公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这里所说的“社会权”是指一系列从少数经济福利及保障到充分分享社会传统与社会呈现出的文明生活标准的权利。在此框架下，个人与国家间的责任是相互的，“个人对国家的责任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勤奋工作，社会的责任是为个人提供维持文明生活水准的手段，而单单让个人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中尽力挣到工资是不算尽到责任的”⑧。基于上述逻辑，公民享受国家的政策保障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与西方文化背景下社会权利论证的思路不同，非西方社会往往不是通过社会权利理论去论证包容性社会存在的合法性，而更多的是从共生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故在构建包容性社会政策的进程中，我们在积极借鉴西方社会权利理论的同时，还应努力激活东亚传统的共生思想，以为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

　　(一)共生思想与包容性社会政策建构的基本原则

　　一般说来，东亚共生思想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精髓可浓缩概括为“仁”的理念、“共”的智慧以及“人与自然共生”等思想，尤其是关于分化社会状态下贫富强弱双方“共存”、“共栖”、“共生”思想智慧，较为丰富。《易传·序卦》里详尽地阐释了天地万物与人的共生关系：“有天地，然后万物生，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从根本上说，天地、万物和人类不仅是共生的，而且这种共生还是历时性的过程。在现实社会中，对社会共生构成最大挑战的是分化问题。对此，汉代董仲舒给出的社会调节术是：“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把“重民”问题提到了“君道”的高度上来加以认识，提出“君民相依论”，认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教戒太子诸王》)“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从上面这两段话看，李世民认为“君”与“民”以国为媒介，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虽然阐述的更多是一种政治性交换共生，但仍可发现其共生思想的智慧。

　　与古代社会较为低下的财富创造能力和简单的社会构成不同，现代社会条件下不同阶层之间“社会共生”之实现更为复杂。在日本学者山口定的笔下，现代竞争社会的共生法则可表述为：第一，在我们现今的竞争社会中，必须是对生存方式本身的自我变革之决心的表白。因为在竞争关系中，站在优势一方者虽然也说共生，但若没有相当的自我牺牲的觉悟的话，就不会得到弱者的信赖。第二，不是强求遵从现成的共同体的价值观，或是片面强调“和谐”与“协调”而把社会关系导向同质化方向，而必须是在承认种种异质者的“共存”的基础上，旨在树立新的结合关系的哲学。第三，它不是相互依靠，而必须是以与独立保持紧张关系为内容的。第四，是依据“平等”与“公正”的原理而被内在地抑制的。第五，必须受到“透明的公开的决策过程的制度保障”的支撑⑨。上述共生思想原则对于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的原则具有重要的启示。

　　(二)弱势关怀与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的核心

　　虽然共生思想关涉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其核心关注却主要表现为一种弱势关怀取向。近代以来，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风行的背景下，人类始终处于高度竞争的社会之中，为生存竞争而疲于奔命。作为一种社会运行逻辑，优胜劣汰被赋予天然的合理性，社会由此失去了包容性。作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动，共生思想所揭示的是以弱势关怀为主题的人类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共生之理。

　　(1)弱势关怀之出发点。无论是缓慢发展的前工业社会还是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其社会产生贫富强弱分化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其直接后果将导致社会的失衡。“所谓失衡社会是指，在一个社会中，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拥有的各类社会资源(包括获得的公共资源)占社会总资源的比例远高于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另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拥有的各类社会资源(包括获得的公共资源)占社会总资源的比例远低于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⑩故共生思想的出发点必定是弱势关怀。在社会剧烈分化的状态下，共生思想关注的是那些处于边缘的受惠较少的人群，并努力将其纳入到社会共同体之中。

　　(2)弱势群体的组织依托。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其之所以被置于弱势，不仅仅是基于财富占有的多寡，同时还包括其社会联结和社会资本的状态。在克服过激竞争的社会中，为使弱者获得自立和公平的权利，弱势群体“参与某些共同和共同体是不可或缺的。在实现社会弱者与强者共生关系的场合，由弱者结成的共同或共同体的抵抗力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共生理念就可能成为隐蔽压抑和支配关系的意识形态”(11)。

　　(3)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日本学者井上达夫认为，共生伦理的核心是正义，实现正义的方式是不同群体间的“对话”。他在《共生的做法》一书中指出：“对话是异质的各个人既保持异质性，又相互结合的基本形式。……即使是在对方的存在理由与己根本对立的紧张关系中，主体之间也能进行对话。尽管有时讨论会以各不相让告终，但对话这样的努力本身就能够促成对立的主体间的共生。”(12)由此，复活地域公共生活便显得格外重要。

　　(4)以关怀弱势为主旨的包容性社会政策并不是要造成一个均等的社会。因为所谓共生，不是简单的均等共生，而是差异性共生，不能因共生追求而完全划一。“社会共生论主张每个人皆享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但是并不保证每个人成功。个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的竞争以及环境所给的机会。共生论反对不公平的竞争(如垄断竞争)，提倡合法竞争。合法公平的竞争，人人机会均等，因此也是共生态。”(13)其中，贫富之间要展开必要的交流和交换。共生思想不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异质物的共存，而且二者之间还必须发生交往和交换关系。

　　(三)以共生思想反思批判发展主义

　　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离不开社会发展战略的转变。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东亚长期受“发展主义”影响。作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动，包容性社会的特质主要表现在：反对达尔文主义式的极端竞争，强调共生。近年来，在东亚社会，共生思想和包容性社会政策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人们希冀通过此建构一个包容性的社会。而且，“共生思想”所揭示的和谐理念亦为政府及社会各界所接受。2005年6月29日，日本政府发布了《共生社会促进政策研究会报告书》，对共生社会构建的理论及其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学术界则围绕着“格差社会”问题展开了较为充分的研讨，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对格差社会背景下社会分化的激烈批判。2006年，日本学者神野直彦和宫本太郎出版《脱格差社会战略》一书，提出：应改变小泉改革所尊奉的“不安和竞争的社会观”，而代之以“安心和连带的社会观”，那种一旦错过了机会便无法重新选择的“单向通行型社会”是一种典型的“非合理社会”(14)。共生思想作为一种抗拒极端竞争的理念而发挥作用。当然，共生思想对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社会领域，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共生以及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期待。

　　三、走向“包容性社会”

　　以共生思想与包容性社会政策作用于东亚当下社会运行进程之中，我们会发现，共生思想和包容性社会政策建构的目标均直指“包容性社会”构建。无论是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还是日渐走向富有而僵化的日本社会，建设包容性社会这一话题的提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当“排他性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社会已经演变成排他性或者封闭性社会，也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分化性社会。排他性增长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化。排他性增长表明一些社会群体垄断经济发展过程，独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而被排挤出经济发展过程的社会群体，所能分享的经济成果甚微，甚至没有。这样的增长模式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即一些社会群体越来越富，另外一些群体越来越贫穷。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必然导致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15)。

　　当然，借助传统的共生思想，通过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建构，进而实现包容性社会的理想社会建设目标，必定要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

　　首先，作为一种抗拒达尔文主义式竞争的温和的社会团结理论，东亚的共生思想固然对其社会的秩序和谐以及阶层之间的团结共处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必须看到，东亚历史上的共生思想多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交换主义的工具性取向。这在“阳儒阴法”的传统思想结构体系中表现得较为充分，如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从“性恶论”和“自为论”出发所提出的社会福利观，强调“贫富分化合理论”、“反济贫论”和“反足民论”等观点，其思想主张总体的特点是强调“利害关系”和“竞争”，认为有些人的贫穷是因其个人的懒惰或奢侈造成的，而富有则是勤俭的产物。反对国家以“仁爱”理论为指导，不主张对百姓实施“养生丧死”、“济贫足民”的社会福利政策。认为君主“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韩非子·显学》)而制度化儒家在论证贫富共生思想时，也往往带有浓厚的维护王朝秩序的“秩序情节”。故我们在从传统思想体系中借取这些思想资源时，应时刻保持应有的警惕，要努力通过社会理论“批判意识”的释放，为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提供植根于本土、面向弱势群体的价值关怀，并努力使之与现代社会权利思想相结合，以实现必要的转化。

　　其次，包容性社会的构建还面临社会原子化、流动化等社会基础秩序变动的挑战。世纪交替之际的东亚，共生主义在社区发展、福利体系构建、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实践中业已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我们承认“共生社会”构建的核心和关键问题是“强者”和“弱者”的关系问题，那么，就会发现，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昔日建立在熟人关系基础上的共同体逐渐走向解体，使得现实社会秩序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传统社会解体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严重的分化过程。为防止社会走向原子化，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人类建立起新的“社会联结”。

　　再次，在利用传统共生思想资源构建共生社会的进程中，要注意在“思想资源”与“制度建构”之间建立起必要的联结，以防止二者之间的脱节。如我们从分配的视角来探讨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构建问题，会发现在中国目前的三种分配模式中，由“市场调节的工资待遇等初次分配，存在差距扩大化与某些不公的问题；政府调节的社会保障等二次分配，存在覆盖面不足与力度不够的问题。慈善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可以做‘市场不为，政府不能’的事情”(16)。在这一意义上，第三次分配是克服第一次、第二次分配弊端的重要社会分配方式，是托起社会的第三只手。故共生社会构建不能止于思想启蒙，而应加强制度建设。

　　循着上述的分析思路，我们回视传统，会看到：儒家思想中并不缺少“公”的观念与价值，相反地，其对此是非常强调的，诸如“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等，但其问题在于此种至高的“大公”理念却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这主要是因为，儒家伦理的某些特征和内涵，如“由近及远”的差序格局等，使中国人的慈善意识固化在特定的框架内，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人的现代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而1949年以来单位体制下“社会动员”式的慈善行动则对民间慈善意识产生了很大程度上的遏制。在“公”的体制下，人们崇尚的道德观念是“大公无私”、“以公灭私”、“存公去私”、以义为公，以利为私，致使公私关系长期处于不共戴天的对立紧张状态，其结果压抑了“公”(官)以外的社会“助”的力量的发展，直接导致“助”的体系走向单一化，没有形成多元的、现代的“助”的主体。由此，我们在利用传统共生思想资源构建共生社会的进程中，要注意“思想资源”与“制度建构”之间的必要联结，打破过去“奉公灭私”传统或现在“灭公奉私”风气二元对立的格局，而创造出一种“活私开公”的新气象，从个体“私”的行为中开出新的公共性。即是将个体的自我实现这一“私的动机”与对弱者的关怀救助结合起来，在“活私开公”中奠定新公共性的基础，并进而实现制度创新。

　　注释：

　　①[日]黑川纪章：《新共生思想》，覃力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序言。

　　②孟庆鹏主编：《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509页。

　　③[美]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钟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0页。

　　④[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冯钢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⑤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

　　⑥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编：《国外社会科学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76页。

　　⑦唐钧：《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⑧[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3页。

　　⑨[日]山口定：《关于共生》，《朝日新闻》1994年10月30日。

　　⑩王绍光等：《第二代改革战略》，《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11)[日]尾关周二：《共生与共同的理念——超越自由主义》，《国外社会学》2002年第1期。

　　(12)转引自李萍《日本现代社会中的共生伦理》，《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9期。

　　(13)胡守钧：《社会共生论》，《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1期。

　　(14)[日]神野直彦、宫本太郎：《脱格差社会战略》，岩波书店2006年版。

　　(15)郑永年：《如何重建中国包容性社会》，《联合早报》2010年11月30日。

(16)宋林飞：《第三次分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学海》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