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社会理性化是社会学自形成以来的一个基本追求，这个追求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受到了当代社会学的深刻反省和深入批判。一些重要学术流派在批判极端理性主义的同时，立足感性实践，提升感性生活，追求感性秩序，形成了当代社会学感性论转向的新趋势。影视文化推进的文化传播感性化，以及各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形成的文化自觉，是当代社会学发生感性论转向的现实基础。

【关 键 词】社会学/社会理性化/感性论转向

    社会学的理性化追求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不仅其他学科对以工业化、科学化和法制化为基本内容的社会理性化提出种种质疑，而且在社会学内部也出现对社会理性化越来越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在对社会理性化多重视角的深刻反省中，一个新趋势日渐清晰地呈现出来：立足感性实践，阐释感性生活，肯定感性秩序。我们不妨称之为当代社会学的感性论转向。

    一、社会理性化追求的深化

    20世纪初以来，人本主义、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社会理论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人本主义社会理论在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后结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等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的新流派中得到丰富和展开；实证主义社会理论的思想原则在结构功能主义、交换理论、符号互动论等社会学流派中得到充分表现，形形色色的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社会学理论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也在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批判理论、社会交往理论、社会实践理论等，都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新形式。

    虽然三大社会理论都面对当代人类社会问题，追求社会发展进步，但它们都始终坚持各自形成之初的基本立场，分歧明显甚至尖锐对立。人本主义社会理论坚持从个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困境出发，批判社会理性化带来的各种弊端，它们注重的是一个感性的社会；实证主义社会理论继续坚持其客观主义和科学主义立场，追求社会生活的制度化、组织化或现代化，它们注重的是理性化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坚持实践立场，在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的辩证关系中观察社会生活，推进社会发展，它们注重的是一个实现感性和理性统一的社会。

    在很多中外社会理论或社会学文献中，社会理论同社会学理论之间并没有明确界限，不过，大部分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却强调他们的理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理论。一些实证主义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学是科学，其根本标志是用客观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原则研究社会现象。如果社会学一定是坚持客观原则的科学，那么，法兰克福学派、后结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等社会理论确实难以归入社会学范畴，因为这些社会理论不仅关注主观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还坚决反对用单纯客观的原则去研究和回答社会问题。

    实证社会学坚持客观性的科学原则，这是它继续推进社会理性化追求的一个基本标志。对客观的科学原则作出最充分论述的实证社会学家当属迪尔凯姆。他把社会事实当作外在的客观的事物一样看待，这是他坚持实证主义立场、把社会学建设成科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因此，迪尔凯姆把实证主义看作理性主义追求的一个结果，并声明自己的努力就是追求社会生活理性化。他说：“认真说来，无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用在我头上都不准确。我唯一能接受的称号是理性主义者。实际上，我的主要目的在于把科学的理性主义扩展到人们的行为中去，即让人们看到，把人们过去的行为还原为因果关系，再经过理性的加工，就可以使这种因果关系成为未来行为的准则。人们所说的我的实证主义不外是这种理性主义的一个结果。”[1](P3-4)

    用科学的方法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发现客观的因果联系，把这些作为外在规定性的因果联系概括为社会生活的结构、社会行为的模式或社会构成的运行机制等，然后再根据科学化、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为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和保证社会行动协调而提出化解社会问题的对策，制定种种社会制度，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制约规则，使社会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秩序中运行，这就是迪尔凯姆为社会学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模式。迪尔凯姆认为，这是一条不同于思辨哲学的崭新道路，所以他既不属于唯物主义也不属于唯心主义，而是属于“科学的理性主义”。

    迪尔凯姆确实提出了一些在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德国唯心主义者那里都未曾见到过的新方法、新原则，但无论这些新方法和新原则的表达形式同法国唯物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有何不同，其追求客观性、普遍性和社会生活理性化的根本立场与根本目标都是一致的。法国唯物主义认为外在的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德国唯心主义认为客观的理念是世界的本体。虽然它们分别强调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似乎二者是严格对立的，但它们的根本目的却是相同的，即为人类社会生活找到一个客观的普遍性原则，以此规定人们的社会行为，实现感性生活理性化。就此而言，迪尔凯姆为社会学确立的根本原则和追求目标，同传统哲学并没有本质区别。

    迪尔凯姆之后，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默顿(Robert King Merton)代表的结构功能论，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布鲁默(Herbert George Blumer)和戈夫曼(Erving Goffman)等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霍曼斯(George Casper Homans)、布劳(Peter Michael Blau)和科尔曼(James Coleman)等人代表的理性选择理论，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社会理性化研究，使经典实证主义的社会理性化追求有了更具体、更丰富的内容和形式。特别是霍曼斯开始的理性选择理论研究，更加严格地坚持理性主义的立场和原则，把人们的交往行为都解释为利益追求，认为人们的交往行为是根据低成本、高效益的理性选择原则，在计算、推论的逻辑思维支配下，开展投入与产出的交换行为。简言之，霍曼斯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原则来解释人们的社会交往行为，因此他被看作是美国经济社会学的奠基人。

    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开始的西方经济学，其核心是如何开展理性选择的原则与理论，而其追求则是最典型的社会生活理性化追求。霍曼斯按照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原则来解释小群体的人际交换行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都是根据趋利避害、以少取多的经济原则展开的，可以把人们之间的交换行为解释为“投资与回报”、“奖赏与惩罚”等以利益攫取为目的的交易过程。这实在是一种过度理性化的理论。事实上，无论哪个民族，即便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美国，人们既不可能是单纯的经济人，也不可能事事都按照交易原则去计算、推论或分析。因此，霍曼斯不是在描述实际发生的社会交往行为，而是在表述一种理性化追求，他不过阐述了一种以为按照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原则开展交往行为，就可以保证交往行为合理、有效的理想模式。

    以韦伯(Max Weber)为代表的解释社会学虽然承认人们的社会生活或社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感性层面，但是由于解释社会学并没有否定科学理性主义的原则，所以常常站在与实证主义相同的立场上，追求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在《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韦伯对习惯、习俗、惯例和传统等行为方式或非正式制度展开了丰富论述，明确承认这些尚未进入理性层面的感性行为或感性制度的真实性和普遍性。但是，韦伯认为这些感性行为或感性制度是低效的，欲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按照工具理性、科学原则来提升感性行为、改造感性制度。于是，韦伯推崇合法化权威，赞扬科层制安排，其实质就是要促进感性生活理性化。

    二、立足实践的理性化批判

    在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坚持科学原则、热烈追求社会理性化的同时，高举新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法兰克福学派，展开了对科学理性主义和社会理性化追求的激烈批判。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马尔库塞对科学理性主义和社会理性化的批判是最丰富，也是最深刻的。马尔库塞坚持马克思的实践观点，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正是人们的交往实践展开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和复杂形式，并且获得了维持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的资源或财富。所以，只有坚持实践的立场，从实践出发，才能对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与矛盾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实践理论，在对欧洲工业生产实践和社会革命实践进行深入考察与直接体验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实践观点。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2](P54)这段论述虽然是批判法国机械唯物主义者和费尔巴哈的，但也可以看作是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孔德等实证主义者像马克思批判的旧唯物主义者一样，也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社会现象和人们的感性生活的，没有把社会生活当成人的感性活动亦即当作实践去理解。

    实践作为感性的活动，包含了丰富的内容。首先，实践是人们在特定条件下以自己的身体进行的现实活动，它区别于心理的或观念的活动，是可以被感知的物质活动。其次，实践中包含了活动主体和活动对象(客体)，是主体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所以实践既不是单纯的主观性，也不是单纯的客观性，而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再次，实践是在人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开展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支配实践活动的意识过程，既包含理性思维也包含感性认识，既有事实性认知也有价值性评价，所以实践是具有总体意识活动的过程。

    马尔库塞认为，既然实践包含了如此丰富的内容，那么，站在实践立场上观察社会生活、回答社会问题，就既不能把社会理解为单纯的客观现象，也不能仅仅从科学原则或理性原则上追求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正是从实践原则出发，马尔库塞不仅揭示了科学理性和逻辑理性的局限性，分析了片面追求社会生活理性化的种种弊端，而且还充分论述了感性意识、感性存在和感性行为的基础性、现实性和能动性，提出了塑造新感受力、实现以感性革命为基础的旨在全面解放人类包括解放自然的总体革命理论。正是这些崭新的思想内容，使他的《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反革命与造反》、《论解放》等著作产生了广泛影响。

    弗洛伊德(S. Freud)认为，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压抑个体本能的历史。在马尔库塞看来，文明史不仅压抑了本能，而且也扭曲了人们的感性。因为伴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制定了越来越多的法律原则、纪律规章，包括形形色色的道德规范、价值原则或意识形态观念，这些理性的作品，作为制约人们行为的制度，不仅压抑了人们的本能冲动，而且直接束缚着人们的感性行为，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感性意识。而当人们的感觉无法透过制度约束和意识形态遮蔽真实地感受事物时，人们的理性认识、理性评价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种种虚幻和迷误。于是，不仅真实的认识无法形成，而且正确的行为也无法进行。

    尤为严重的是，理性对感性不仅是压抑与束缚，而且理性还要瓦解感性的整体性。因为根据科学原则建立起来的各种理性，诸如工业理性、组织理性、经济理性等，都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或依据不同领域的规则而建立起来的，是分化而成的特殊性原则或有限性原则；无论是感性意识、感性行为还是感性存在，都是整体性的，理性可以分化为不同的目标要求、不同的行为规则，但是感性却无法像理性那样产生分化。人们的感觉、知觉和表象，都是对具体形象或整体存在的感受或反映，人们的感性行为和感性存在，也不仅仅是为了某种经由理性划分的单一功能或单一目的而展开的。因此，用分化而成的理性原则去严格限制作为整体的感性，感性必须服从和适应理性的分化，其结果必然是感性遭受分解而失去其整体的本性。

    感性是人们存在的直接现实性，是真实的具体性，不仅本能要依存于人们的感性之中，而且人们的理性思维也只有附着于感性机体才能发生，而当感性被理性压抑、分解之后，人的本能和理性都难以正常存在或有效运思。所以，感性的扭曲和异化不仅是根本性的，而且也是总体性的，它将导致人的深层扭曲和总体异化。

    马尔库塞对理性压抑的批判和对解放感性的呼唤，深刻揭示了人类在追求现代化和理性化过程中过度崇拜理性而压抑感性的种种弊端，充分表现了20世纪学术思潮深入反思理性、重新认识感性的一个普遍性倾向。马尔库塞的思想观点受到现象学、解释学、建构主义等多种学术思潮的影响，他的很多学术观点是在对多种学术思潮的批判、综合和重构中形成的。同时，马尔库塞的批判理性和解放感性的学术思想，又进一步影响了与现象学、解释学、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有联系的各种学术新潮，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当代学术中形成了一种崭新的趋势——重新认识与评价人类的感性意识、感性行动、感性存在和感性秩序。

    三、当代社会学的感性论转向

    20世纪后期以来，当代社会学创造了五光十色的新观念和新流派，各种学术新派接踵而来，实践感理论、感性秩序理论、拟象化理论、身体社会学、性别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层出不穷、琳琅满目。虽然这些色彩缤纷的社会学新理论展示了对当代社会生活思考的不同视角，但其中一个比较令人瞩目的变化是：限制理性、提升感性。

    限制理性，不是在抽象的一般性层面上提出的，而是针对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等展开的。并且，限制这些理性也不是彻底否定它们，而是要求把它们置于特定的范围内，在有限的空间、有限的程度和有限的功能上承认它们的地位与意义。这种要求是正当的，其理由已经为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所证明。所以，当代社会学限制理性是更加合理性的追求，它将使理性变得清醒适度，使社会学对社会生活的思考进入一种新的思想境界。

    当代社会学在限制理性的思考中开始重新审视感性。很多学者发现，感性并非如法国唯物主义者所论述的那样简单被动，无论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还是在行动论或存在论的意义上，感性都有很多值得人们重新认识的内容与形式。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感性作出新探索。在对感性问题作出新研究的各种理论学说中，一个共同点是坚持实践观点，或者至少把感性现象同实践过程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和思考。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坚持实践立场，并从实践出发对感性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研究。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研究中的单纯客观论和单纯主观论都是一种片面性，因为社会现象一定是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展开的，而实践一定是主观同客观相互作用的关系，所以只有站在实践立场上，在主观与客观的相互作用关系中观察和思考社会生活，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认识。人们把布迪厄的社会学称为关系论或实践论，这确实明确地概括了他的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立场。

    像马克思一样，布迪厄也认为实践是一种感性的现实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人不仅以自己的躯体行动进入各种关系或各种场域之中，而且人们在实践中的认识活动也不能仅仅被看成是计算、推论等概念性的理性活动，相反，更多的是尚未进入理性层面的感性意识支配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布迪厄关于实践感、惯习、前逻辑、实践的模糊逻辑等方面的论述，为社会学在新的视野中研究感性现象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从布迪厄的丰富论述中可以概括出一种具有崭新内容的感性意识论，他关于感性的能动性、建构性、身体性、与理性逻辑不同的感性逻辑等很多论述都具有进一步的拓展空间。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感性问题上的很多论述同布迪厄有相同之处。吉登斯认为，人们的社会行动一定是受某种知识支配而展开的，人类的共同知识和一般原则在个体行为中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这实质上肯定了理性在社会行动中的作用。但是，吉登斯又认为，人们的大量行动是在特定时空中的即时行动，经常支配人们行动的并不是可以清楚言说的理性思维，而是同身体行动结合在一起的实践意识。所谓实践意识，类似于布迪厄所说的实践感，是一种缺乏清晰逻辑形式的感性意识。

    吉登斯认为，虽然实践意识是一种“只做不说”的意识，同可以用话语表达出来的概念思维相比，具有明显的模糊性，但在实践活动中，实践意识不仅发挥着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作用，而且在社会生活的结构化过程中，它也具有理性思维不可替代的作用。吉登斯把社会结构化解释为人们的主观结构同社会客观结构的双向构造过程：一方面，人们在社会行动中要接受社会结构的制约，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因素要通过实践意识内化到行动者的主观结构中去，在行动者的心里留下记忆的痕迹，生成新的主观结构；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是被动地接受社会结构的制约，行动者要根据自己的实践意识展开实践，而实践意识中包含着主观结构，实践意识支配实践活动并把主观结构外化到社会之中，进而改变或更新社会结构。可见，感性的实践意识扮演着社会结构化的中介。

    在当代经济学中，也有一些学者超越了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视角，高度重视感性行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D. C. North)曾经强调：“我们必须要关注那些非正式约束。我们都知道行为习惯、习俗和行为模式对一个社会的运转起到关键作用。但是，我们却不了解它们是如何运作、又是怎样随时间的变化发生演进的，以及什么因素使它运作得好一些，或者糟一些。”[3](P16)诺斯等人对习惯、习俗等感性因素的重视，与老制度经济学有承继关系。凡伯伦(Thorstein Veblen)和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等人就是从习惯、习俗和惯例等感性行为或感性制度开始研究制度的。

    事实上，新老制度经济学重视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一种超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过高地估计理性选择的地位与功能，是西方学术追求社会生活理性化的典型表现。当制度经济学家指出理性选择一定是在制度制约下展开的，特别是当他们论述习惯、习俗和惯例等感性制度对选择行为的制约作用时，就已经超越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性主义的狭隘性。制度经济学不仅承认理性思维对选择行为的支配作用，同时也强调感性意识对选择行为的支配作用，并且他们已经明确地认为习惯、习俗本身就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存在，也可以说，习惯、习俗和惯例等感性行为也是重要的经济行为。

    受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在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中也兴起了新制度主义，彼得·豪尔(Peter A. 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C. R. Taylor)把这些学科中的新制度主义统称为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并将之划分为三个传统或三个流派：历史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4](P46)在新制度主义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感性行为、感性制度都被高度重视，甚至有些学者已经开展了具有较强探索性的经验研究。

    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 Olsen)于1984年发表了《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这篇文章被看作是政治科学中新制度主义的经典文献。在这篇文章中，马奇和奥尔森明确地论述了“符号性秩序”，他们指出：“研究正式组织要求关注政治生活中的符号、礼仪、仪式、故事和戏剧在有序化方面的影响力。象征性的符号以一种精巧的和扩散的方式渗透到政治体之中，为政治生活提供一种意义解释。政治生活中的许多经验和活动都是根据它们同神话和符号的关系来定义的。”[5](P35)符号、礼仪、仪式等都是可感知的事物，是感性现象，而这些感性现象在组织中可以形成符号秩序，亦即感性秩序。

    保罗·迪马乔(P. J. Dimaggio)和沃尔特·鲍威尔(W. W. Powell)作为政治科学中新制度主义的重要代表，对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感性行为——模仿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他们指出：“当组织技术难以理解，当目标较为模糊，或者当环境创造出象征性的不确定性时，某一组织就有可能模仿其他组织的形态。模仿行为在节省人类行动方面的优势相当大。”[6](P265)应当承认，模仿也是一种经常发生的选择行为，无论在经济生活中还是在政治生活中都存在。模仿，特别是个人的模仿行为，主要是由感性意识支配的，模仿也具有目的、途径和程度的选择性，所以笔者把模仿以及同类行为，如从众、延续传统等行为，称为感性选择。从实际的经验研究中可以发现，感性选择是比理性选择更具普遍性的选择方式，尤其在基层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中，或者在非专业化的日常生活领域，感性选择就具有更加广泛的普遍性。[7](P53-79)

    感性选择与感性制度联系在一起，就必然呈现为一种感性秩序。哈耶克(F. A. Hayek)对感性秩序作出了深刻而丰富的论述，在他看来，理性主义者过高地估计了理性的设计能力，以为人类根据理性推论和数学计算就可以有效地设计制度、建立秩序，但事实恰恰相反，理性设计的制度和秩序通常都是短暂的，只有那些由人们的自发行为、通过不断的试错行为而积淀下来的制度和秩序才是稳定有效的。哈耶克把由自发行为形成的秩序称为自发生成的扩展秩序，亦即感性秩序。

    哈耶克还论述了感性秩序稳定有效的认识论基础。哈耶克认为，理性主义之所以对各种理性设计持有充分信心，认为通过推论和计算而形成的理性计划可以有效地规定人们的社会行动，其前提是认为人们的认识具有普遍的共同性。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人们都是在特殊条件中形成某种认识或接受某种知识的，都受到特殊的内外环境的限制，每个人的知识都处于孤立状态，是一种分立的知识。以分立的知识和孤立的认识去接受以知识共同性为前提的理性计划，只能导致认识错位、计划误导和行动无效。因此，理性计划的普遍有效性是不成立的。只有个人在直接的社会联系中，通过真实的感性行动逐渐积淀下来的秩序才是稳定有效的。

    四、感性论转向的现实基础

    类似于上述关于感性意识、感性行动和感性秩序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社会学确实展现了一种限制理性、提升感性的感性论转向新趋势。并且，这种新趋势刚刚展开，它必将沿着已经形成的路径继续延伸，因为它植根于当代文化的深刻变迁，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

    当代文化变迁无疑是复杂而深刻的，其中最突出、最广泛的变化是，当代文化在信息数字化和传媒影视化的支持与推动下，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传播感性化。[8](P13-21)在数字化技术和影视传媒广泛应用之前，思想观念方面的文化传播主要是以印刷在报纸书刊中的文字展开的，这种传播方式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限制，而且传播的形式也是抽象的。文字表达的思想观念主要是概念化的“话语意识”，尽管一些文学作品可以向人们描绘一些形象或场景，但文字描绘的形象总是带有很大程度的抽象性。迅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和影视化传媒，不仅提高了文化观念的传播速度和辐射广度，而且把思想观念转化为各种生动的形象，或者说以丰富的图像把思想观念感性化以后广泛传播。

    文化传播感性化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它使大众文化变得异常活跃，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拓宽了广大基层群众接收新信息、新思想的途径。接受文字形式的信息，要受到接受者语言水平、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的限制，而以图像形式传播的信息，却大大降低了接受的难度，即便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众，也能对那些生动的图像信息形成比较丰富的理解。因为广大基层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意识主要停留在感性意识层面，而当影视传媒向他们展现无限丰富的生动画面时，他们也就很轻松地以自己的感性意识接受了其中的图像化亦即感性化的信息。所以，当代文化借助影视传媒中的感性形象，有效地把各种层面、各种领域的社会成员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因此，文化传播感性化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关注社会生活变化的社会学和展开各种视角的社会理论，必然要对这种广泛发生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作出理论上的反应。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社会生活中的感性意识、感性行动、感性秩序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显然是与当代文化传播感性化引起社会生活的感性化变化有关的，这种无处不在的文化传播感性化也必然影响到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学术观念，注重感性、转向感性，必然成为当代学术的一个兴奋点。

    社会学对感性现象、感性问题的重视，还是对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感性自觉的一种反应。虽然全球化同文化传播感性化是在同一个时代发生的，全球化也借助了信息数字化和传媒影视化技术，但是全球化在实质上是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理性化。全球化首先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社会的经济观念、经济体制和市场制度向世界其他民族的扩展与整合，同时也是源于西方的某些科学观念、政治原则、价值理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向其他民族的传播与同化，尽管其中也有一些感性因素，但主要还是以功利原则、计算精神和控制技术等为核心的社会理性化追求。并且，全球化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地扩展，是以理性是普遍有效的预设为前提的，只有肯定源自发达地区经验和原则的普遍效力，其他民族才能限制自己的特殊性而接受西方认定的普遍性。肯定普遍性的效力，是一个最基本的理性原则。

    全球化作为新形势下的社会理性化，使非西方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区域特色、地方制度和风俗习惯面临被同化的威胁，而非西方各民族在自己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文化特质或社会特征，相对于西方的理性化原则而言，它们是感性的存在。特别是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和埃及等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家和地区，其本民族在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文化，就具有更明显的感性特点。当各民族的感性文化遭遇以西方理性化为实质内容的全球化浪潮后，各民族的文化意识却在面临被淹没的威胁中觉醒，这或许是汤因比(A. J. Toynbee)所说的挑战原理在起作用。始终注重区域性、地方性或民族性的社会学，对这场理性化同感性存在的新较量、新冲突，不会置若罔闻，那些肯定多元化经验存在、珍视多样性生活的社会学家，一定会用自己的理论去为那些一向被视为初级、被动的且长期在理性压抑下的感性作出学术上的支持。

【参考文献】

    [1]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制度、契约与组织》，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5][6]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7]刘少杰：《经济社会学新视野——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