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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

作 者:蔡昉       来 源:文汇报

  蔡昉1956年9月生于北京,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及其学术委员会成员。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等领域。

  核心观点

  中国在丧失其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以后,靠什么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保持长期增长。在成为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之前,或者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中国将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或者说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

  全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十分关心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也热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如果直截了当回答这些关注,我认为可以从中国进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之后期间出现的两个显著变化谈起。第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中国经济从2012年开始,不再保持甚至显著低于过去多年高达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重要变化则是,中国加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已经加快并将继续加速。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早在1990年中期“九五”计划就提出来了,虽然具体的表达随后发生多次变化。但是,在“九五”时期乃至“十五”时期,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并不明显,在“十一五”时期传统的发展方式甚至有所加强,形成了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痼疾。在某种程度上,为了应对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出台了规模高达四万亿元的刺激措施,强化了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客观上延误了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这在特殊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稳定,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性质。

  然而,在国际经济界颇为中国经济的减速而担忧的时候,我们却应该看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越来越臻于成熟了。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含三项任务:从供给方来讲,是指从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生产率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从需求方来讲,是指从过度依赖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长模式转向更多依靠居民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从产业结构角度,则是指从制造业比重过高转向服务业更快发展的增长模式。这几个方面都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但是,实现根本转变仍然任重道远。

  我的这个演讲将集中于阐述三个与此相关的问题:第一,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即发展阶段变化如何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条件趋于成熟;第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主要的表现和最重要的后果是什么;第三,面对变化了的发展阶段及其带来的新的挑战,中国经济如何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人口红利的消失

  为什么在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后,很长时间里效果并不明显?原因是,在人口红利仍然存在的发展阶段,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源泉仍然强劲,尚能够支撑较高的增长速度,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还不是性命攸关的。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得益于优越的人口条件,获得了所谓的“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比重不断提高、劳动力供给充足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再加上中国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扩招等办法提高了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因此人力资本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人口红利的表现,但还不是全部。

  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积累,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重达60%至70%。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因素也为物质资本积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过去中国通过资本积累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主要依赖两点:第一,能否实现高储蓄率并把经济增长中的剩余积累起来变成投资,变成真正的资本形成。如果社会负担重,上养老下抚小,这部分资本剩余比率就会很低。反之,中国长期人口抚养比呈下降趋势,负担轻,所以成就了中国几十年来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第二,投资能否带来回报决定了高储蓄率能否转化为实际资本投资。西方国家资本富余,但为什么没有保持高速增长?因为虽然资本充裕,但如果劳动力短缺,即使不断投入资本,报酬还是递减的,不会带来高回报率。所以它们的经济增长都只能靠技术进步、靠生产率的提高。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积累了多少资本都会有对应的劳动力投入,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合理,不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所以中国过去一直资本回报率非常高。

  此外,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个要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提高有很大一部分是把劳动力的存量进行重新配置。最典型的是把农村人口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即劳动力大规模的地区转移和产业转移,从而得到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可见,几乎整个经济增长过程都与人口密切相关,上述因素相加,就是人口红利。

  然而,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这种人口红利终究要式微乃至消失。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经历的人口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至少在过去的20年,中国生育率一直处在2.1的替代水平之下。最近这几年更低,一般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4。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6),低于剔除最不发达国家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2.5),也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6)。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即使考虑到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生育率充其量也只能提高到1.6左右。这最终必然导致人口结构的变化。2010年我国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一出来,我们就开始分析,结果发现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最高峰,之后就下降了,2011年绝对减少,2012年一下子减少了345万,因此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今后将继续减少下去 

    人口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几个重要的影响。首先看到的是劳动力短缺现象。自2004年从珠江三角州地区发生民工荒以来,劳动力短缺现象愈演愈烈,至今已经形成挥之不去的一个企业经营难题,即招工难。官方调查显示,岗位数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到2013年第四季度已经达到1.10,即岗位数超过求职人数。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必然导致工资上涨。不仅农民工工资在2004年以后每年以12%的实际水平提高,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农业中工资都迅速提高。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定义,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已经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关于我最初做出的这个判断,在中国内外一直都有争论,现在赞成我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因为证据越来越明显,而且因为其政策涵义也日益凸显。  

    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既然以往的经济增长靠的是人口红利,当人口因素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就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不过,这个经济增长减速,靠传统的外推法是估计不出来的。以往预测经济增长速度时,通常是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把过去的数据和可能发生的情况(主要是短期需求因素的冲击)输入模型中进行模拟,得出对预测年份增长率的判断。这个方法未能考虑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从而把必然发生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变化遗漏在外。所以,判断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需要估计潜在增长率。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将此称作趋势增长率,因为在那些成熟的经济体,不再发生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了。而对中国来说,我们正在经历经济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所以,我们不用趋势代替潜力,而需要根据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判断进行增长能力测算。

  我和同事实际测算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即中国过去和将来在各种资源得到最充分配置条件下,即按照可能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趋势,所能达到的合理经济增长率。我们知道,经济发展速度要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根据我们的测算,1978年到1994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是每年9.66%,跟实际增长率差不多;1995年到2010年,潜在增长率是10.3%。2010年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十二五”期间,只有7.6%。再往后还会降,也就是说到“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要降到6.2%,这个变化幅度是相当大的。不过,我们应该相信这个结果,是因为它与人口年龄结构恰好经历的剧烈转折是一致的。

  知道了潜在增长率的这个估计结果后,不仅能够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做出正确判断,还有助于认识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过去两年中国GDP实际增长率皆为7.7%,并不是遭受需求冲击的结果,而是供给方因素变化导致的自然减速。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是相符的,因此也没有造成周期性失业现象。由于潜在增长率具有持续下降的趋势,例如,如果其他条件不变,2014年的GDP潜在增长率预计比2013年降低0.4个百分点,2015年比2014年降低0.34个百分点,而“十三五”期间的平均将比“十二五”期间下降1.4个百分点,所以,只要在这个幅度内,实际增长率的下降并不是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而是结构性减速的结果。

  怎样认识中国经济减速,或者说怎样判断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决定了政策选择的恰当与否,也就决定了中国经济长期的命运。很多关心经济形势的人会问:“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是不是很危险?”不一定。看经济形势要分长期视角和短期视角。长期就是看潜在增长率:经济的增长能力,劳动力有多少,土地有多少,资本积累可以达到多少,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可以达到多少,这些是相对稳定的,是长期的趋势。短期是看需求形势,因为需求可以短期波动。比如,美国突然发生次贷危机,出现了西方乃至全世界的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增长就掉下来了,众多产品没有需求了,这时候我国有多大的潜在供给能力都没有用,因为别人不买你的产品,因此需求是短期的,是周期性的。那么长期和短期因素结合起来就可以分别形成四种情形:强供给和强需求结合成为第一种情形,强供给和弱需求结合成为第二种情形;弱供给和弱需求结合成为第三种情形,弱供给和强需求结合成为第四种情形。

  先看第一种情形。所谓强供给,就是潜在增长率很高。与此同时,需求也很高。总体来说,2010年中国经济就是强供给和强需求的结合。潜在增长率就是这个水平,实际增长率也是这个水平。因为那个时候,我国有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提高了消费内需,要建设基础设施,要增进城镇化,需要大量的投资。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产品走向全世界。这些加起来就形成了非常强劲的需求,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因此合起来,就形成了9.8%的平均增长率,这就是2010年之前的常态。

  再看第二种情形。在2010年之前的经济增长常态中,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形。那就是,每当实际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就是受到了短期需求的冲击,虽然经济的增长能力还在那,但是需求受到影响了。例如1990年代初中国宏观经济的不景气,1990年代末中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下岗现象;2008年和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农民工大规模返乡。这几个时期都受到需求短期的因素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潜在增长率比较高,而实际增长率下降了,结果大量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资本的利用不足就是资本过剩,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就是失业下岗。

  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人口红利消失了,潜在增长率降下来了。恰好需求因素也不强,实际的增长率也就降下来了,但这时需求因素不是导致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只是与供给方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恰好相符了。2012年和2013年我国增长率预期目标都是7.5%,分别实现了7.7%的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是相符的,看上去我国的增长速度降下来很多,但是没有发生所担心的失业问题。与以往不同,新一届政府没有出台短期刺激政策,为什么?因为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低。潜在增长率低就意味着没有那么多人需要就业岗位,经济增长率不需要“保八”就能够满足他们的就业。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实际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率是一致的,所以没有周期性失业现象的发生。

     还有第四种情形,是比较糟糕的情形,就是弱供给(潜在增长率下降)与人为刺激出的强需求的结合。中国还没有出现这个结果,但是可以看一看当年的日本。日本在1990年失去人口红利之后,朝野上下的主流认识是需求不足导致增长乏力,所以多年实施带有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且把这种政策倾向体现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之中,造成泡沫经济、“僵尸企业”和“僵尸银行”,生产率提高速度缓慢,导致其“失去的二十年”。所谓的“安倍经济学”,由于没有摆脱这个政策误区,拉动需求的政策箭头可以在一时得以落实,但改变潜在增长率的改革措施迟迟不能到位,所以终究挽救不了日本经济。

    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

  鉴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对许多国家经济的影响,国外政界和经济学界都很关心中国未来将以怎样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是不是中国经济从此一路减速,将其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让位于人口更加年轻的经济体,例如“薄荷四国”(奥尼尔按照潜在人口红利挑选的四个值得关注的国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土耳其)呢?我认为做这样的判断还为时过早。那么,中国在丧失其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以后,靠什么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保持长期增长。在成为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之前,或者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中国将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或者说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

  用刺激需求的手段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固然不可取,从供给的角度入手提高潜在增长率却是可行的,而且是势在必行的选择。国际经济学家、观察家和媒体报道对中国的改革有些误解,容易产生对公众和投资者的误导。这类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任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为了推动改革必然要牺牲增长速度。有的媒体上甚至称中国的改革是“抑制增长型”的。诚然,在当前全面改革正在积极推进的同时,中国GDP增长率出现较大的下行趋势,与长期以来10%的增长率相比不啻为大幅度降低。不过,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可以通过改革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和源泉。改革并不必然抑制经济增长,反而应该成为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新源泉。外国朋友不要寄希望于大规模的刺激方案,而应该学会适应适度放缓的中国经济增长,更应该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抓住自己的投资和贸易机会。

  2013年秋季,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在2020年主要领域改革任务完成之前,中国经济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制度性障碍,制约着劳动力供给潜力的挖掘(如户籍制度)、投资效率的改进(如投融资体制)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歧视性待遇)。通过推进改革拆除这些制度障碍,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收获改革红利。例如,我和同事进行的测算表明,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把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如果每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99个百分点。而通过生育政策调整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则可以在2030年之后显示效果,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大约10%-15%。

  2014年中国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旨在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前述能够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领域,恰好就是这样的一些具有优先序,需要实现重点突破的改革领域。例如,相关的一项改革即户籍制度的改革,目标便是通过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建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和机制。由于目前农民工就业已经占到城市总就业的35%,这项改革可以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进而增加整体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者的技能,达到延长人口红利的效果。又如,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和下放审批权等改革方式,鼓励更多非公有企业进入竞争性行业,通过建立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此外,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和完善职工培训制度,保持人力资本持续提高,为未来日益加速的产业结构调整准备必要的技能型工人。所有这些领域的改革,无疑都能够创造实实在在的制度红利,显著提高中国近期、中期和长期的潜在增长率。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

  鉴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对许多国家经济的影响,国外政界和经济学界都很关心中国未来将以怎样的速度实现经济增长。是不是中国经济从此一路减速,将其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让位于人口更加年轻的经济体,例如“薄荷四国”(奥尼尔按照潜在人口红利挑选的四个值得关注的国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土耳其)呢?我认为做这样的判断还为时过早。那么,中国在丧失其支撑长期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以后,靠什么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保持长期增长。在成为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之前,或者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中国将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或者说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

  用刺激需求的手段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固然不可取,从供给的角度入手提高潜在增长率却是可行的,而且是势在必行的选择。国际经济学家、观察家和媒体报道对中国的改革有些误解,容易产生对公众和投资者的误导。这类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任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为了推动改革必然要牺牲增长速度。有的媒体上甚至称中国的改革是“抑制增长型”的。诚然,在当前全面改革正在积极推进的同时,中国GDP增长率出现较大的下行趋势,与长期以来10%的增长率相比不啻为大幅度降低。不过,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可以通过改革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和源泉。改革并不必然抑制经济增长,反而应该成为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新源泉。外国朋友不要寄希望于大规模的刺激方案,而应该学会适应适度放缓的中国经济增长,更应该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抓住自己的投资和贸易机会。

  2013年秋季,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在2020年主要领域改革任务完成之前,中国经济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制度性障碍,制约着劳动力供给潜力的挖掘(如户籍制度)、投资效率的改进(如投融资体制)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歧视性待遇)。通过推进改革拆除这些制度障碍,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收获改革红利。例如,我和同事进行的测算表明,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把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如果每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99个百分点。而通过生育政策调整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则可以在2030年之后显示效果,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大约10%-15%。

  2014年中国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旨在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前述能够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领域,恰好就是这样的一些具有优先序,需要实现重点突破的改革领域。例如,相关的一项改革即户籍制度的改革,目标便是通过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建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和机制。由于目前农民工就业已经占到城市总就业的35%,这项改革可以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进而增加整体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者的技能,达到延长人口红利的效果。又如,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和下放审批权等改革方式,鼓励更多非公有企业进入竞争性行业,通过建立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此外,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和完善职工培训制度,保持人力资本持续提高,为未来日益加速的产业结构调整准备必要的技能型工人。所有这些领域的改革,无疑都能够创造实实在在的制度红利,显著提高中国近期、中期和长期的潜在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