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西亚北非的中东变局对叙利亚的复兴党政权构成巨大挑战。中东变局发生后，叙利亚国内一度保持稳定，成为少数未受阿拉伯变局冲击的国家之一。巴沙尔总统甚至称，“叙利亚对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具有免疫力”。①但利比亚战争发生以来，叙利亚局势也发生动荡。从叙利亚南部城市德拉迅速蔓延到霍姆斯、哈马、伊德利卜等省份和大马士革。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西方国家将利比亚模式视为中东民主化的样板，试图在叙利亚复制。2011年10月、2012年2月和7月，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挫败了西方国家武力干涉叙利亚内政的图谋。2012年3月，作为联合国和阿盟特使的安南斡旋叙利亚危机并一度出现曙光，但随后胡拉惨案的发生，叙利亚政治反对派的强硬，暗示着安南斡旋的困难重重。叙利亚危机已由街头抗议运动演变为街头暴力，乃至高烈度的内战。前段时间的化学武器事件更是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甚至一度引发美俄之间的剑拔弩张。叙利亚危机不仅久拖不决，而且愈演愈烈。可以说，叙利亚如今集各种矛盾于一身，既是其国内不同派别博弈的焦点，也是各种地区力量和大国争夺的热点。

　　国家构建的缺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按照英法战时秘密签订的《塞克斯—皮科协定》，法国以委任统治的名义将叙利亚据为己有。法国委任统治者并未考虑该地区极为复杂的民族和教派构成，而是与英国和土耳其人为地划分了叙利亚的边界，从而造成了叙利亚民族和教派构成混杂。从民族上看，阿拉伯人约占叙利亚总人口的90%，此外还有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等。从宗教上看，74%的叙利亚人为逊尼派穆斯林（包括库尔德人），13%为什叶派阿拉伯人（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和伊斯玛仪派），10%为基督徒。②另一方面，法国为了实现统治，在叙利亚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不仅赋予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库尔德人等宗教和民族上的少数派以自治权，而且将他们招募到军队中镇压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③这不仅加剧了不同民族和教派的隔阂与矛盾，也使政权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族和教派的冲突与矛盾构成了叙利亚民族国家最基本的问题，同时也成为影响后来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1946年，叙利亚实现独立，委任统治的后遗症也开始显现。如何在族际和教派之间实现权力的分享、构建国家认同，成为政治精英不得不面对但又十分棘手的难题。独立后，叙利亚的政权由阿拉伯逊尼派掌控。由于受到泛阿拉伯主义的影响，阿拉伯逊尼派开始打压少数民族和教派。而少数民族和教派掌控军权，并以此进行反抗。两者的矛盾运动导致独立之初的叙利亚政权更替、政治混乱、军事政变频繁发生。据统计，在独立后的20多年里，叙利亚共发生了16次军事政变。④少数民族和教派的军官通过政变上台。20世纪60年代后，叙利亚阿拉伯复兴党⑤、特别是1973年出身于宗教少数派阿拉维派的阿萨德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彻底地改变军人干政和政府无力的怪圈，建立了强大的政府。其主要手段是：将叙利亚政府和安全部门的复兴党化，将复兴党阿拉维化。这样便建立了阿萨德家族—阿拉维派—复兴党—叙利亚军政体系的链式统治模式。从本质上讲，这种制度模式是通过现代政党整合的传统家族和教派政治。

　　阿萨德借助阿拉维派和复兴党之手构建起威权主义政治体系，实现了对叙利亚的控制。除此之外，阿萨德还大力宣传阿拉伯民族主义，利用后者构建国家认同，以便掩盖教派的差别和增强政权的合法性。⑥威权政治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可谓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但族际政治和教派政治的症结非但没有解开，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叙利亚是有核心（逊尼派阿拉伯人）的多民族国家，但阿萨德政权使核心边缘化。复兴党政权虽然使叙利亚实现了稳定，但其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逊尼派阿拉伯人处于权力中心之外，在此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构建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自阿萨德上台便存在着反抗。20世纪70年代后，逊尼派开始借助伊斯兰复兴的旗帜反抗阿萨德的统治，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尽管逊尼派的反抗在武力的镇压下最终以失败告终，却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2000年，巴沙尔就任叙利亚总统后，缺乏乃父的个人魅力，并不能完全掌控复兴党。“他只是统治者之一，并非唯一。”⑦从大的环境来看，大部分中东国家抛弃了国家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代之以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早已退潮。因此，复兴党的政权基础正在丧失。21世纪以来，复兴党政权开始了大范围的改革，在经济方面推行自由化改革，建立所谓的“社会的市场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开始大规模的私有化，与此相伴随的是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被打破，贫富分化加剧，腐败问题丛生。据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叙利亚的“清廉指数”只排在182个国家的第129位。⑧叙利亚民众的生活水平急遽下降，50%的叙利亚人生活在贫民窟，在大马士革更是高达70%。⑨自由化改革确实激活了叙利亚的经济，但却并未惠及民生。2004年以来，叙利亚连续4年遭受严重旱灾，通货膨胀严重，使平民的生活雪上加霜。曾经支持复兴党政权的社会中下层也开始走向对立面。

　　尽管巴沙尔在政治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在上台之初释放政治犯、缓和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关系、允许反对派回国等，但这只是一些表面文章，正如巴沙尔所说，“叙利亚没有党派争论，只有一个党的意识形态”。⑩巴沙尔在政治上的举措主要是清洗复兴党元老和异己力量，迫使他们“退休”，同时扶植自己的亲信。这些举措加强了巴沙尔的地位，但却客观上削弱了复兴党的影响力，其在内外政策中的作用逐渐丧失。而新上任的年轻官僚缺乏历练和治国经验，也与地方缺乏联系。巴沙尔改革触动了叙利亚的“安全阀”，复兴党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分离，导致巴沙尔对叙利亚社会的控制减弱。此外，巴沙尔还试图通过强调叙利亚的光辉历史来加强国家认同，填补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后留下的认同真空。但这些努力徒劳无功，无法超脱多元社会中民族国家构建的困境。

　　国际体系变迁

　　中东地区是多种力量交汇之处，在地缘政治上极其重要。可以说，中东地区是国际格局变迁的晴雨表。叙利亚正位于中东地缘政治的中心，历史上，什叶派和逊尼派长期对立。21世纪之初，美国在中东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客观上使什叶派渐成气候，形成了所谓的“什叶派新月地带”，从而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教派平衡，这在客观上重新挑起了两派的争夺。叙利亚正处于从南到北的逊尼派地带与由东至西的什叶派地带的交汇处，成为两派博弈的对象。同时，叙利亚问题还与巴以问题、伊核问题、黎巴嫩问题等中东热点问题具有极高的关联度。如今，叙利亚危机已严重威胁中东地区的稳定，叙利亚已成为极端主义的天堂，难民问题、民族和教派冲突已出现外溢的现象，严重威胁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较利比亚、也门和巴林的乱局而言，叙利亚危机可谓“牵一发动全身”，其走向事关未来中东地区的主导权。不难看出，叙利亚危机是当前中东变局的核心。

　　当前阿拉伯国家的政局动荡适逢国际体系的变迁。这便决定了叙利亚危机的外源性，其走向取决于国际体系内部不同力量的博弈。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已初露端倪，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开始松动。美国受到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的重创，相对衰落；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逐步走向世界政治的中心。叙利亚危机中体现出这两股力量的交锋。美国的目标是推翻叙利亚复兴党政权，因而更倾向于通过军事手段而非政治手段解决叙利亚问题。奥巴马更是毫无隐晦地指出，美国的目标就是保障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其地区盟友的安全和稳定，并最终推翻复兴党政权。为此，美国借助海湾君主国和土耳其等地区盟友，并在其倡导下建立“叙利亚之友”会议，以便借这些盟友之手加强对复兴党政权的孤立和对叙反对派的援助。另外，美国也不惜重拾“大棒政策”，多次威胁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试图复制“利比亚模式”。在政治解决中，美国偏袒叙利亚反对派，强加诸如巴沙尔必须下台、政治解决必须依据时间表、将伊朗排除于政治进程之外等先决条件。这些政策在客观上加剧了地区的民族和教派冲突，使叙利亚成为极端主义的温床，并为政治解决增加了障碍和难度。

　　新兴国家在叙利亚危机中所持立场与美国截然相反，更注重政治解决，反对军事干涉。2013年“金砖国家”峰会发表的《德班宣言》明确指出，金砖国家“反对任何使冲突进一步军事化的行为”，认为“只有通过满足叙利亚社会所有阶层合理意愿的广泛国内对话，并按照日内瓦联合公报及安理会相关决议尊重叙利亚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由叙利亚人民主导的政治过渡才能实现”。在此基础上，中俄两国连续三次否决联合国安理会涉叙决议，避免了美国借“人道主义干涉”和设立“禁飞区”之名颠覆叙利亚政权。这维护了国际法的原则和尊严，因为联合国宪章并未赋予安理会对主权国家实施政权更迭的权力。另外，中俄等新兴国家积极支持联合国和阿盟对于叙利亚的斡旋活动。事实上，印度、巴西等国在联合国涉叙决议上也曾投过反对票和弃权票。埃及、伊拉克和黎巴嫩等中东国家，以及叙国内的一些政治反对派也赞成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因此，中俄在叙利亚问题上非但不孤立，反而获得国际社会的赞誉，为叙利亚问题的转圜留下了一线生机。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表示：“解决叙利亚危机不可能存在任何军事办法，只有依靠政治途径。”芬兰及巴西前总统阿赫蒂萨里和卡多佐更是指出，金砖国家“应当挺身而出，运用他们的集体力量帮助实现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这所显示出的全球领导力将为叙利亚人民的利益做出重大贡献，也会在世界严重提高金砖国家的政治地位”。

　　在叙利亚陷入内战和仇杀、单凭国内力量无法恢复秩序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僵持使叙利亚既无法通过军事干预实现政权更迭，也无法通过政治手段达成和解，叙利亚危机也因此成为一盘“死局”。叙利亚危机体现了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一些深层矛盾。一是守成国家与新兴国家的权力博弈。权力分布的变化是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征。在国际关系史上，权力结构的变化往往与战争如影相随。然而，当前的权力博弈主要集中在制度层面。美国在硬实力和软实力双双受损的情况下，单边行动的能力已受到限制。国际制度成为新型国家制约美国单边主义的重要手段。在叙利亚危机中，美国始终无法通过联合国为其单边行动提供合法性。这在冷战结束后极为少见。干涉主义“折射出欧美国家对当代国际体系的主宰作用”，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困境则体现了其对于国际体系控制能力的减弱。

　　二是国际制度发展滞后，不适应当前的国际治理。国际制度是国际治理的基础。在叙利亚问题上，无论是作为地区组织的阿盟，还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存在着内在的缺陷，不同国际力量的交锋与博弈使国际制度陷入瘫痪。事实上，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有合作的基础，都希望叙利亚实现稳定，避免中东更大范围的动荡。但国际制度的缺陷却放大了矛盾和冲突，没有为和解提供平台。换言之，当前的国际制度无法容纳权力结构的变迁。这种国际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叙利亚危机的复杂性和解决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