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武：传承经世致用，一生志在富民

2012年4月24日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逝世7周年纪念日，为此《未来记者报》记者专访了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先生。

 王忠武教授简介：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理论，出版有《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方法论》、《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现代化》等著作多部。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逾200篇。

 记者：王忠武教授您好，您是如何评价费孝通先生的？

 王忠武教授：费孝通先生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范，我想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身发展理想也许就是费孝通先生这种状况吧。我认为费孝通先生一生最主要地取得了三大成就，首先是他辉煌的学术成就，他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著作成为人类学、社会学的不朽经典之作，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国内学者至今很难有人做到。第二个成就是他政治地位的高度发展。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治国平天下”就是要入仕参政，立志做官。费孝通先生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民盟主席等要职，在政治地位上达到了一般知识分子很难达到的境界。第三个突出成就表现在社会活动与社会贡献方面。费孝通先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一辈子“行行重行行”，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并且以 “走一趟，写一篇”的工作和研究方式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建言献策，奉献智慧。他所提出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思想直接进入了政府决策和百姓生活，至今很多地方的农民还很怀念他。1983年费孝通在家乡吴江县调查研究后写成《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号召全党学习，像此文这样既有很高理论深度又有现实普遍意义的作品当今一般人是很难写出来的。综合评价费老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可说每一个都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因此我说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与楷模。诗人臧克家有诗曰：“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想费孝通先生就是这样的人。费老虽然已经驾鹤西去了，但他的不可磨灭的学术成就与社会贡献已经跨越了时空和时代，具有了永远的不朽价值。

 记者：那您觉得费孝通先生是如何达到如此高的造诣的？费孝通先生又是如何演绎人类学的？

 王忠武教授：我想他取得这些成就与他个人的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确实有很大关系，就方法问题来看，费孝通是搞人类学出身的，以后又逐渐转向社会学。人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特别强调必须进行田野调查和切实掌握一手资料，要求进行主客一体化的参与式观察，即研究者一定要对研究对象采取长期深度地无距离观察，一般要求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保持一年以上的直接接触与介入，在充分获得一手材料的进行理论解释与建构。搞人类学不能走马观花，更不能跑马甚至飞马观花，最好是能够驻马和拴马观花，力求全面细致地了解问题的具体细节，这跟文史哲那样的书斋式研究显然有很大区别。我们阅读费孝通先生的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使用地基本上都是他自己收集的一手材料。一般而言，我们研究一个社会事件通常可能扮演两种角色及使用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作为事件的旁观者，采取一种外部观察的视角；一个是作为事件的参与者，即主客一体、进行参与式观察，将研究者自己融入进去。费孝通先生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他在搞调查研究的时候，能与人们打成一片，同吃同住，无话不谈。1936年6月他在开玄弓村调查了很长一段时间，天天和村里的人聊天谈话，全面深刻地掌握了该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信息，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著名的《江村经济》一书。

记者：费孝通先后师从吴文藻先生和马林诺夫斯基，两人都采取田野工作方法，提倡“社区研究”，这对费孝通一生的工作影响深远，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种研究方法吗？

王忠武教授：人类学属于经验学科，讲究“田野研究方法”，尤其强调主客一体，即研究者的主位化，就是一定要设身处地地介入案主的生活，要理解他们的立场和文化，使用他们的逻辑来思考问题。“田野工作方法”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方法，它能使研究者无距离地直接地面对、接触研究客体，深度地观察，彻底地介入和理解当事者的文化、心态，这样才能更真实客观和准确的把握客观对象。跑马观花、浮光掠影和模糊印象是人类学的大忌。背上行囊，深入村庄，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彻底了解考察对象的生活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现在的许多所谓调研活动很多是很肤浅表面的。“田野工作方法”不同于一般的理论演绎，它主要是归纳演绎，即从个案中概括理论。大家知道，费孝通曾经研究概括的几种模式，诸如“苏南模式”，“赣南模式”“温州模式”等等都引起很大反响，而所谓“模式”显然并不是实际存在客观实体，而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理论概括，它是费老通过观察访谈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之后才提出来的，他的模式理论完全来自他的观察经验，这可以说是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体现。

记者：那么，费孝通先生的“田野工作方法”对中国目前的研究及后来提出的学术思想有何影响？

王忠武教授：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成就以及其他成就是与人类学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人类学精神的作用分不开的。人类学的最基本方法和生命线就是“田野工作方法”，对人类学理论方法的高度认同和出色实践助成了他在人类学方面的成就，使他写出了杰出的人类学著作。人类学强调实际调查方法，如果从文化背景的角度考察，我们会发现“田野工作方法”非常符合中国的现实社会发展需要，与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文化精神也相适应。此外，“田野工作方法”对费老的政治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因为他研究现实问题，从中得到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变为执政党和国家的决策，如“小城镇、大问题”，以及“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都是他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想，并没有使用多少二手文献资料。但假设费老在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作研究，很可能难以有这么大的学术影响和政治影响。因为在西方文化国家，更强调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偏重于学术独立于政治乃至于对政治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学术亲和政治会影响学术声誉。

记者：您认为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政治地位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其很高的政治地位完全是不经意取得的？

王忠武教授：我不认为是无意取得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学而优者仕的价值偏好，当代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热情毫不亚于古人。费孝通先生说他自己就是一个一般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体现着知识分子的普遍理想追求。众所周知，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中国本土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缺少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天职观”是一个应不忽视的原因。对于许许多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学术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们的真正目的在于以学术的方式和中介创造社会效益。费孝通先生一生“行行重行行”，其“志在富民”，他的重大理论成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也因此使自己成为国家领导人。

记者：十八至十九世纪，人们突然对自己作为一个物种而好奇，而人们对自己的了解又乏善可陈，所以是人类学发展最迅猛的一个时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现在世界越来越相似，是不是意味着人类建造“巴别塔”的梦想将会实现，如果进入到这样的大同社会，那人类学家是不是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王忠武教授：我对人类学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但对其前途是看好的。关于对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学似乎可以作悲观论和乐观论两种不同判断。传统人类学偏好于研究那些原始古朴、另类异质的边缘文化，当今世界一体化趋势迅猛，全球的跨文化密切互动，不同文化趋同，文化的异质和差异性呈现缩小趋势。当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破坏并不亚于生态物种的多样性破坏，以语言为例，现在人们都在学英语，微小语种大量消失，地方性知识不断地被蚕食、改造和同化，文化系统的强势化、主流化、趋同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如果人类文化真的都均质化了，也就没有不同文化的存在了，那可能真的就不再需要人类学了，由此联想可能会引发人类学前途悲观的情绪。

但对人类学也可以作乐观性判断，甚至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人类学的世纪。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密切互动，但同时带来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摩擦、紧张甚至排斥。如果没有一种跨文化的协调沟通方式，就可能导致文化“伤人”现象，你不理解他国的文化，你就有可能受到排斥。因此，各种不同文化的沟通、跨文化交流，就涉及到相关的知识和沟通的技能，而人类学恰能够提供这些方面的知识技能。人类学以人类文化为对象，全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摩擦增多，要求人们学习和掌握人类学的知识和思考能力能力，从这一方面看，人类学会越来越重要。对人类学前途乐观的第二个解释是，每一种语言、每一种生活方式以及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它的相对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到了后现代时期，人们终究会发现，许多边缘文化在消失，这对人类健康持续是不利的，由此会促使觉悟了的人类注重发掘保护稀有、弱小乃至于即将消失的边缘文化，进行文化重建，建立文化特区，这样各种不同文化就会得到生长空间，达到共生共荣。只要有不同的文化存在，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就会存在，就会有人类学研究的市场。人类学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其研究成果和思维方式在全球化时代依然是有价值的。

记者：费孝通先生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请问您如何理解认识这一转向？

王忠武教授：从费孝通先生的背景来看，可以说他整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他父亲留学日本，他自己去英国留学，并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但他自己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传统的一般知识分子。他的语言以及他的生活、工作方式都是很本土化的。中国的人类学是从西方传入的，西方的人类学研究基本上不是以中国为主体的。费孝通先生开拓了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实现了其从“异域”到“本土”、从“原始文化”到“经济生活”的转向，这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是中国传统经世致用文化的体现。在中国，他就想深深地介入到中国的人类现实生活中，“志在富民”，为国家决策，为地区的发展，为人民致富，他要建言献策。他不大追求现实生活之外的纯粹的学术思辨。他的学术研究内容都是现实实际问题，他使用的概念语言及所提出的观点非常容易理解。费老的研究是融主体和客体一体的，主要围绕农村围着经济社会生活展开。但是他在以他的方式来研究人类学，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通过以经验研究方式来丰富发展人类学，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能够通过直接对经济发展做贡献。在中国的国情下，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参政议政意愿就非常强烈，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普遍的一种价值取向。由此观之，费孝通先生的这两种转型是必然的。

记者：三四十年代正值国共内战及抗日战争时期，在那样一个历史阶段，当局政府都极力拉拢知识分子，很多知识分子都积极出仕，像傅斯年、周作人都担任过一些职务，您认为当时的社会背景对费孝通日后的思想产生过什么影响？

王忠武教授：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有一种不为功名不读书的传统，过去许多人读书是为了黄金屋、颜如玉，现代有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理想主义者，为考公务员而读书、为升官发财而读书者更是不计其数，我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一种对知识和职业的天职观念。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呢？我想这与西方文明中具有的“天职”观有关。他们认为做学术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天职，西方学者刻意对政治保持距离，认为学术应独立于政治，学术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当初的古希腊十分爱好智慧，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做学术没有任何政治经济目的，完全是业余、自费的，都是凭着个人的理论雅兴。清教伦理认为研究大自然天赋职责，研究越深刻就越接近上帝。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不把做学术当做“天职”，而是当做入仕的“踏板”，是一种手段。从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起，学术就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范畴，处在政治的控制治理下，缺乏天职观导致科学发展缺乏文化支持背景。你在中国研究纯粹学术，往往被市场和政界冷漠。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不甘于寂寞，都想通过学术方式获得社会价值、社会声望。像费老这样在学术、政治和社会活动方面全面发展，需要从个人人格追求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来综合分析。

记者：费孝通提出“中国社会的基础是乡土性的”，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在“三农”问题，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他的思想对现在还有什么指导意义吗？

王忠武教授：我认为费孝通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它有时代的优特点，也有时代的局限性。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基础源泉在于乡土性，就像大树的根在地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先有农村而后又城市，工人、知识分子都是从农民群体中逐渐分化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主流是农业文化，儒家思想是农业经济社会的产物。我们今天说的传统文化显然属于农耕文化，中国本土文化的根基是乡土文化这一看法是完全成立的。但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十分迅速，目前的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城市经济已成为主流经济，城市文化显然更代表先进文化，传统的城乡关系在今天已经被颠覆，可以说城市社会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中心和主导。关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基础需要进行再认识。

记者：费老一直提出发展乡镇企业，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只有极少数能发展起来，您怎么看？

王忠武教授：乡镇企业就像“农民工”一词一样，是一个过将会消失的名词。80年代，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经过这些年大浪淘沙，市场的竞争、分流，许多乡镇企业已经消失匿迹了，只有极少数做大做强了。农民缺少经济和人力资本，办企业很困难，乡镇企业缺乏竞争力，优胜劣汰是必然结局。当然，农村办企业是非常必要的，要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必须延长产业和就业链条，大力发展涉农企业。但是“乡镇企业”只是一个过渡的历史名词，因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无论由谁投资、也无论是办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是完全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农业经济应通过土地入股和流转，逐步走向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农民土地入股与流转是个好办法，可以获得打工收入，还可进行土地分红。现在看发展农村经济需要引进农业企业资本，但是遍地开花地办企业并不容易，现在竞争已经白日化，农村缺乏企业家人力资本啊。

记者：社会学有两种研究方式：一种运用资料进行分析，一种是实地调查，费孝通先生选择了后者。费老认定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社会，依靠自己考察的最可靠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去治疗社会的病痛”。请问在当时条件下费老选择实地调查这种方法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王忠武教授：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这两个方法各有各的价值，因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和适应性，并不是任何方法都是绝对普遍的。“田野工作方法”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但不是对任何学科都适用，它有它的适用边界。科学研究是为了创新知识，创新知识的战场可以是田野，可以是实验室，当然也可以是书斋。现在高科技如此发达，信息呈现爆炸性增长，我们作研究所缺少的大都不是信息、不是材料，而是想象力和思想创新能力。学术研究以创新知识、发现真理为目标，科学方法只是一种达到研究目标的工具和手段，每一研究方法的价值和先进性必须以对研究目标的实现效用作为根本判断标准，就像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实际上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全能和绝对适用的，为了实现创新知识目标，需要综合不同的方法，不断对方法自身进行优选重构。费孝通的方法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但是我们不应将其普遍化、模式化。因为从事不同的学科对象研究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创新知识也要求研究者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个性与风格。费孝通所留给我们的最有普遍价值的或许并不是他所使用的方法和具体结论，而是他所主张和践行的“报效国家、志在富民”的理想追求。

记者：费孝通认为“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他提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发展方式，在您看来，怎样才能更好地让“模式”发挥作用，避免片面理解和盲目发展？

王忠武教授：中国模式最近很火，好像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模式。虽然中国模式现在还不很完善和成熟，有的人甚至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确实形成了自己的模式。究竟应如何认识和概括发展模式？费孝通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自改革开放以来费孝通先后概括提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常德模式、民权模式、宝鸡模式、珠江模式等众多模式，可谓开拓了模式研究的新境界。所谓模式是一种理论抽象，并不是一种实体。中国的模式要发展，要看到各地之间的差异。山东和江苏不一样，山东的东西部地区发展也不一样。现在看来中国因为条件千差万别是必然是一个多模式的国家，但中国的很多模式还是不完善的。创造模式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贡献，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要想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先进性，不仅要有先进的产品，还要能够创造先进的理念与模式。像做学术研究，当然需要收集数据材料和解释经验，但最终也要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必须完成从经验到理论的飞跃。西方经济学特别强调这种模型建构，理论模型和现实模式具有本质同一性，费老将发展经验概括为发展模式的方法是相当成功的，这可以给我们以有益启示。

记者：采访的最后，您能再简单概括总结一下费孝通先生的与价值吗？

王忠武教授：费孝通先生的贡献和价值是重大而多方面的，我想归结起来最主要的是他既具有求真务实、忠于真理的坚实科学精神，又具有经世致用、报国富民的强烈人文精神，怀抱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崇高理想信念，实现了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和谐统一。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以及知识分子优秀理想人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来源：中国社会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