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洪大用教授,男,1993年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留校任教,1999年在职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曾经赴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等校访问进修。主要从事应用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和社会政策方向的教学与研究。曾经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3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课题3项、教育部资助课题3项,还主持过10余项其他课题。曾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独立出版《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2001)、《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2004)等著作,连续4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报告”副主编,参与撰写著作、教材10余部。曾经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耿言虎(简称耿):洪教授,您本科是学历史学的,后来为什么转向社会学了呢?

洪大用(简称洪):两个因素吧。不喜欢历史呗(笑),有点逆反。不过,在我看来这是偶然因素。必然因素是历史学与社会学关系密切。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招社会学研究生是要考历史的,而且我对中国近现代史很感兴趣,这样学了历史反倒有了优势。当时我们阅读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些著作,包括剑桥中国史的系列研究,这些书籍体现了很明显的社会学视角。中国近现代史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剧变的历史,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开端。我看了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感觉它和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有很大区别,糅合了比较明显的社会学角度。当然那时候对社会学还没有系统了解,但感觉这种研究角度很适合我。

另外,当时的社会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正在恢复重建,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就是我入学的前一年(1984年)建立的。在我们读书期间,它正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郑杭生先生率领一些老师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学术团队中的一些成员,现在都已经是中国社会学界的骨干力量,例如李强教授、李路路教授,还有现在北京大学的张静教授等。当时这些老师在中国人民大学开了很多社会学课程,包括社会学概论、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研究方法、现代化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问题等,这些课程我都选修了,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开辟了一个新视野。所以毕业的时候就选择了报考社会学的研究生,算是充分结合我所学的历史学与社会学知识吧。

后来做社会学研究做到一定程度时我开始感悟到,如果没有一定的历史学训练和视角,在做一些研究时就容易缺乏历史深度,研究成果不够厚重,个人也容易浮躁浅薄。由此,我就跟我的学生说,社会科学研究要想做好的话,起码要有两个基础学科的训练:一个是哲学,一个是历史学。没有历史学的训练,就达不到研究的深度;没有哲学的训练,就难以达到研究的高度。如果要想比较深刻地把握社会现象的本质,同时又在一种动态的历史进程中去分析和把握社会现象,就应该自觉地接受历史学和哲学的训练。因此,我很庆幸自己有机会学习历史学,我觉得这种经历已经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笔财富。

耿:那您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重点又是如何转向环境社会学的呢?

洪:说来话长。首先应该是受到中国社会学自身品格的影响。在我的理解中,中国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都受中国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的影响。恢复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更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从费老开始,到郑杭生先生,其实都延续了中国的学术传统。郑先生对社会学的定义是: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其核心是研究社会运行和发展,特别是现代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其宗旨是为了促进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我从历史学转到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更加关注我所处的社会,更加关心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

按照我对社会学的理解和个人的社会体验,我觉得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是3个方面,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环境的关系。再进一步说,就是要协调好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促进社会成员的团结、保障社会的可持续性。我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上3个重点。在利益分配方面,我更关注贫富差距,特别是关注为贫困者提供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在促进社会团结方面,缩小贫富差距、追求共同富裕固然很重要,但我还关注作为公共服务的社会福利的发展以及有利于促进社会成员联系的民间组织活动;在保障社会的可持续方面,前面两点也很重要,但环境保护则更为突出。我的这些学术关怀也是社会关怀,3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的。不过,围绕环境保护的环境社会学是一门新兴分支学科,这使我更加有兴趣。

其次是个人生活感受的驱动。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最初源自我的生活体验。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老家,实行林权制度改革,把集体的山林承包给个体农户了,很多人为了快速致富就把山上的树木砍光了。后来频繁发生的泥石流对村庄和农田的破坏都很明显,反而损害了基本的生存条件。我当时就有一种朴素的认识,认为环境保护很重要,即便是为了赚钱,也应该考虑到可持续性。我曾劝说一些人应该多种树,不要光砍树,不种树以后就没有生存资源了,还会穷下去。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个意识,后来的情况果然如此。不仅这件事,我老家水环境的不断恶化,也是让我一直担忧并感到揪心的。小时候常常在小河里抓鱼,现在不仅鱼很少见,而且水都不能喝了,小河就是排污沟。随着阅历的积累,我看到了太多的环境衰退以及由这种衰退所引发的恶果。由此,我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尽自己的力量对环境保护开展一些研究。早期我在李强教授的指导下,做了比较多的关于贫困和贫富差距的研究,包括农村贫困和城市贫困。后来,我自己也独立开展了一些关于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研究,并出版过专著。这些研究都是试图为缓解贫困、追求共同富裕做些事情,试图满足我的一种社会关怀。但是,我越来越觉得即使大家都富裕了,如果我们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那么这种富裕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往后我更多地关注环境问题研究。

另外,我之所以现在被更多地看做是环境社会学者,也是因为我学术研究的自然积累和演变。我最初的学术研究就包括了环境问题和贫困问题。1993年我刚留校工作不久,郑杭生先生就开始组织编写《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一书,我撰写了贫困问题与环境问题两章,虽然当时没有建构环境社会学的想法,所写内容也很简单,但还是做了一些思考;1994年,李强教授组织编写《应用社会学》,他觉得环境问题也是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社会学应用的重要领域,所以希望我承担一章,写一些环境方面的研究与应用。当时我还不知道有门学科叫环境社会学,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实在是很不努力,学问浅薄。我当时只是认定环境问题要深究起来,肯定和社会结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类型密切相关,甚至包括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主观想象着应该有一门学科,叫环境社会学或者环境保护社会学。

 1995年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想做一个全民环境意识调查,委托李强教授主持,我是主要助手。我们在全国七大地区做了抽样问卷调查,由我执笔撰写调查报告。这次调查使我了解了一些测量公众环境意识的方法,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公众的环境认知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而我所了解到的公众认知状况更加增添了我对中国环境保护的担忧。可以说这次调查是关于环境社会学的经验研究的开端,尽管当时还是不清楚西方环境社会学的学科状况。

回想起来,我自觉地走上开展环境社会学研究,1996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那一年春天,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派我去香港中文大学进修。我一看他们的课程清单,居然有门课程,叫“Environmental ociology”,也就是环境社会学,是李煜绍教授开设的。我顿觉很兴奋,毫不犹豫地选了这门课,当然也还选了“高级社会学理论”等其他课程。我在学习环境社会学课程的时候,对老师推荐的必读文献和选读文献尽可能地全面搜集,此外还利用中文大学非常丰富而便捷的图书馆资源,搜集各种可能得到的环境社会学文献。值得庆幸的是那时环境社会学所积累的文献还不很多,或者说我能搜集到的还不多,这一方面减轻了我的畏惧感,另一方面又让我充满着希望,有点莫名的兴奋。记得当时在图书馆找到唯一一本以《环境社会学》为名的书就是汉尼根(John Hannigan)以建构主义视角写的,我的课程老师说他也还没看到。那次进修我是满载而归———复印了在当时来说是很大量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为我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从那以后,我觉得环境社会学是一门完全有可能在中国社会学中发展出来的分支学科,由此我也就多少有点自觉地开展作为一门学科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了,虽然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员,我还是要积极参与到其他研究课题中去。1997年博士研究开题,经反复研究考虑并征求导师郑杭生先生的意见之后,我决定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社会感受、对国外学科的了解以及掌握文献资料的情况,选定环境社会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对中国环境问题展开一种社会学的框架性研究。后来,我也参与到几个与日本大学合作的项目,在北京市做了一些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最后,几经折磨,死去活来,终于在1999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的了解更为全面,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2000年我访问美国密歇根大学时,进一步搜集了一些英文文献,了解了西方环境社会学的新进展。回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和一些前辈、同行的鼓励下,我继续申请相关课题,开展环境社会学研究。环境社会学这门学科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2003年,借助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平台,我设计并实施了全国城市居民环境意识调查,获得了一份很好的数据。利用这个数据,我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并开始了与国外同行的合作与交流。2006年,在我真正接触西方环境社会学10年之后,又得到学校的支持,有机会再次去美国密歇根大学进行为期6个月的进修访问。这次访问期间,我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与交流上。荣幸的是,我在进修期间应美国环境社会学创始人之一Riley Dunlap教授邀请,访问了他所在的大学,同他和他的同事进行了有益的交流。Riley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非常感兴趣,并表示了大力支持的意愿,使我深受鼓舞,也增进了我推进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使命感。

2006年11月,在国内同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召开了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紧接着,在Riley Dunlap教授和国际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研究委员会,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支持下,我们又联合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在2007年的夏天主办了第一次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非常成功,赢得了广泛赞誉。当今世界上环境社会学学科的大腕们,如Riley Dun-lap、Raymond Murphy、William Freudenburg、Arthur Mol等,都亲自参会了。中国环境社会学借着这次会议在国际上亮相了,国内很多学者和学生也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了环境社会学这一学科的状况以及它在国外的发展。

受2007年国际会议的启发,日本环境社会学会倡议开展东亚地区环境社会学界的交流,加强各国、地区学者之间的联系与合作。2008年10月,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在日本法政大学召开了首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研讨会。我们计划将这种会议交流持续下去,2009年在台北召开,以后隔年一次,2011年在韩国,2013年在中国内地,循环举办。

一路走来,不知不觉已经过去十多年,自己越来越被看做是环境社会学者了。事实上,走上环境社会学研究这条路源于各种因缘际会,如果说有必然因素的话,那就是个人内心深处的学术关怀和社会关怀。做学问主要是个人兴趣,就是说某个领域能够引起一种兴奋,并且还是一种持续的兴奋。对环境社会学,从一开始朦胧地设想有这样一门学科,到了解到真有这门学科,再到自觉地去推动这门学科的建设,都源于我对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有一种兴趣,这种兴趣是一个内在的动力。

耿:看来,您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洪:没有,不敢这么说,事实上也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我做了一点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中国环境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与西方社会学不同,中国社会学的传统并不排斥对于环境因素的关注,不排斥环境问题研究。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学就有一个重要学派,叫地理环境学派或地境学派,这个学派强调地理环境因素,比如生物因素、资源因素、物理条件等对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制约,记得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在建国初期的总结分析中曾经提到过,只是后来的社会学者对此有一些忽视。

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主流的社会学观点也都将环境因素纳入社会分析之中,认为人口、资源环境、文化和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的重要基础。比如说,郑杭生先生对社会学的定义,强调研究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特别是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他曾明确指出环境、人口等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个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必须有良好的环境基础。他在1993年出版的《社会运行导论》一书中,设立专章讨论了环境状况与环境保护。

在中国社会学对社会的理解和研究中,内在地包含了关注环境因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甚至蕴涵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视角。这与西方社会学不一样,它在19世纪中期诞生时,面对着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生物决定论的严峻挑战,所以它很强调与这些观点的区别,强调自己的独特性与学科价值。特别是,它很强调社会和社会研究的特殊性,强调人的因素和文化因素,这就是后来Dunlap所批评的“人类例外范式”。为了催生环境社会学,Dunlap等强调一种与之对立的“新生态范式”。应该说,中国社会学的传统和前辈社会学家的努力,为环境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思想支持。

另外,在环境社会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成型之前,已经有一些社会学学者有意无意地开展了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有着重要价值。例如,中山大学现任人类学系主任麻国庆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讨论了环境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淑华教授也在本溪做过环境污染与社会分层方面的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组织翻译了美国的一本环境社会学教材;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包智明教授则较早翻译介绍了日本的环境社会学。与此同时,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也开展了很多研究,包括环境管理学研究、环境哲学研究、环境伦理学研究、环境经济学研究和环境法学研究,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对环境社会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有所推动和支持。

所以,中国社会学自身的特色、社会学者自主的研究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与发展,都为环境社会学这门学科所借鉴和继承,共同为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我本人只是众多致力于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之一。

耿:郑杭生教授提出社会学要有“理论自觉”,您也提出了环境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特色问题,您可以再深入谈一下吗?

洪:郑杭生先生提的“理论自觉”我很赞同。人文社会科学有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就是它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社会有密切联系。西方所有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问题意识都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与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是对18、19世纪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学术回应。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世界性现象,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问题,但现代性在中国文化与社会背景下的发展,具有很多与西方相比的差异性。简单地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模式,就很难真正解释和预测中国社会的问题。因此,不仅是社会学,几乎所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都面临着处理好借鉴与创新的关系问题,都需要基于中国本土的理论自觉。

环境问题是一种普遍性的问题,但是,不同文化与社会中,导致环境衰退的具体社会原因不会完全一样,环境衰退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不完全相同,人们解决环境问题的路径也有可能存在差异。特别是,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历史悠久,地域很广,资源匮乏,由此具有更多的特殊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并不是主观上非要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而是在中国开展环境社会学研究就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因为你关注的是中国的环境问题,关注的是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和社会影响,这些方面必然有其特殊之处。如果简单地套用西方环境社会学的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环境问题,而且在国际交流中也失去了中国学者的主体性。

关键问题是如何展示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特殊性?有两点需要特别把握好:一是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全面系统的了解,不能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展示相对于西方环境社会学的特殊性;二是要深入研究和理解中国社会,把握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要做到这一点,环境社会学者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是个社会学者,要有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特别是要把握中国文化、社会结构、社会过程、人的行为方式以及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等方面的特殊性。

事实上,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在世界各国之间已经表现出了差异性。例如,日本环境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几乎与欧美同步,但日本环境社会学与欧美环境社会学有很大差异,体现了日本特色。日本环境社会学至少有两个的特点:一是密切关注本土的环境问题,例如对水俣病的研究;二是创建了一些具有自己特色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和概念,比如生活环境主义、受害者社会结构论、公害输出论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主体意识也在不断强化。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不仅仅是指其经济上的强大,而且需要展现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文化自觉,这也是费老晚年非常强调的问题。文化自觉必然带来理论自觉,因此,推进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也是必然趋势。进一步说,由于中国社会自身的诸种特殊性,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中展示出中国特色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何况,世界上一些国家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重要的是,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中展现中国特色,并建构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这必然是在充分借鉴西方环境社会学的基础上,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基础上,通过学术群体的通力合作才能达成的,不是说一个人就能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

耿: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中国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但仍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似乎是矛盾的,您怎么看二者的关系?

洪:简单说3点吧。第一点,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和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不是一个概念,因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础是工业,工业化是以大量采掘和消耗自然资源、大量制造人工产品以及大量消费这种产品、大量排放废物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必然加重环境负荷,甚至造成环境破坏,这种破坏的范围、规模和严重程度都比以前加大。所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要它走向现代化,就必然选择工业经济体系,也就肯定会破坏环境,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快速工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这一过程造成环境破坏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避免性。

第二点,所谓“先污染后治理”,在西方是一种事实,有人说在中国也存在这种现象,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规律。但是,即使我们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这里的“先、后”与西方社会的“先、后”有很大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我们是迟发展国家,吸取了经验教训,坚持了可持续发展道路。西欧、北美的工业化从18、19世纪就开始了,也曾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但是,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是从20世纪60年代才逐渐开始的,此前虽然也有一些环保活动,但是声势不大。换句话说,西方国家所谓“先污染后治理”的先、后之间相差了一两百年。而我们虽然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先污染后治理”,但是先、后之间的时间间隔相差很短。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快速工业化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但是环境保护工作几乎是与世界同步的。这就是后发展的一种效应:一方面,我们可以自主借鉴先发展国家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由于先发展国家的主导和限制作用,而且环境保护已经是一种世界潮流,我们也不得不适应这种潮流。这样来说,我们最多是“边污染边治理”,而不是,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是西方国家那种“先污染后治理”。

第三点,在新的形势下,特别是在技术不断进步、全球环境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重新看待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保护环境就是经济增长。现代经济体系必须改造,必须推进新型工业化,才有可能掌握经济增长的先机,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变化,由此导致社会需求发生变化。当需求发生变化后,它就会引导供给,产生改变供给的压力。当人们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和健康,越来越意识到破坏环境是不好的,污染环境的产品是不好的,有损健康的产品是不好的,那么他们就不会去消费这些产品。而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如果不跟进需求的变化,那就赚不到钱,甚至要关门大吉,这样何谈经济增长?

我们注意到,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社会需求,现代工业经济体系正在作出调整,寻找新的增长点,由此带来了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保护环境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证明。一些国家,如日本、美国,对于环境科学研究、环保技术开发、环保产业发展的投资都非常大,正在形成新的比较经济优势。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不注意,我们将再一次落后于别人,失去经济增长的先机。只有着眼于环境保护,加快相关研究和技术开发,尽快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增长。这里,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明显是一致而非矛盾的。

耿:公众环境意识一直是您关心的问题。在实际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尽管公众对自己的行为会造成环境破坏有清楚的认识,但却没有实际有效的环境保护行动。在您的研究中对此也有所涉及。您认为造成这种意识与行动之间脱节的原因是什么?

洪: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虽然我们期望关心环境的人都能作出环境保护的行动,但是这种期望实际上是不完全合理的。首先,因为人的意识结构是很复杂的、多维度的,环境意识只是意识的一个方面。除了关心环境之外,还要关心工作、收入、家庭等。即使在关心环境方面,人们关注的内容也是多样化的,关注的优先顺序也不一样。换句话说,人的意识是一个包括X、Y、Z等多项多层次内容的集合,与之对应,人的行动也是一个集合,包含着X1、Y1、Z1等多种内容和维度。在两个复杂的集合之间,很难预期其中的环境意识与环保行动一一对应。人们作出某种行动选择实际上与特定的情境有密切关系。比如说你平时爱随地扔垃圾,环境意识不强,但是在明显有他人在场监督的时候,你就不一定会乱扔垃圾了,这里是环境意识不强的人作出环保行动的例子。同理,也有环境意识较强的人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下,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却不一定作出环保行动,比如说基于社会结构的制约、个人的成本收益考虑、个人当下的优先选择、外部监督的无力,等等。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相关的制度安排不具体、不完善,导致外部约束不力,是一个重要因素。甚至,目前的有些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反向的激励,不是支持你作出实际的环境保护行动,而是对作出这种行动的人实施这样那样的限制与惩罚,以至于做好事的人得不到好报。当很多人遭遇这种情况,也就形成了一种社会记忆和经验,限制了其自觉作出环保行动。

在我国,还有文化的原因。费老说过,中国人的公德意识薄弱,往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有到了环境破坏真正损害到个人利益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对环境的关心和行动可能会一致起来,但往往是采取一些激烈的抗议和冲突形式。此外,由于另外的文化传统的存在,即使是在上述情况下,一些人也还是倾向于保持沉默、逆来顺受,因为他们知道“枪打出头鸟”,了解明哲保身的重要性,期待着别人的奋起或者某种虚无的未来报应。这样一种文化心态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是确实是不利于自觉的、常态化的环境保护行动的发生。

耿:您如何看待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未来发展?

洪:总体来说,我是很乐观的。最近几年,特别是从2006年第一次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环境社会学,越来越多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成果发表。环境社会学者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制度化、国际化。第二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的顺利召开,以及200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10月在日本召开的首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研讨会、2009年在台湾地区召开的第二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研讨会,都是很好的例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社区正在形成。

2008年12月,我们组织了中国社会学会人口与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换届,得到了很多同行的响应和支持。国内一些高等院校正在形成力量较强、特色鲜明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方向和研究团队,例如河海大学社会学系、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中国海洋大学社会学系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刚刚正式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环境社会学研究所。

参加第二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我很受鼓舞。很多充满自信和期待的年轻人加入到环境社会学研究队伍中来,是这个学科的一大幸事,未来的前途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环境社会学在中国刚刚发展,所谓老师实际上也是学生,这种师生同修、教学相长的场景是很有特点、很有希望的。我还看到了老一辈社会学家对环境社会学的殷殷期望和大力扶持,像郑杭生先生这样著名的社会学家,始终关注着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密切环境社会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之进一步制度化,同时努力扩大环境社会学的影响。如果我们通力合作,加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关注当下中国的环境问题,积极参与到环境政策中去,重视跟踪国际学术前沿并自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加强环境社会学教材的编写和专业人才的培养,那么,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美好未来就是指日可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