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社会组织注册时间与成立时间成正比。进一步分析后,刘艺飞发现,很多公益组织成立若干年后才正式注册,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差,仅有3家公益组织先注册后成立。
作为民政部门全面深化改革的举措之一,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拉开了改革的序幕。然而,据学者估算,尚有相当数量的社会组织注册的临门一脚迟迟没有迈出。
这样的社会组织在全国有多少?善举为何不走登记注册的善路?近日,《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基础数据库数据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出炉,对民间公益组织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对这些问题,报告中给出了相应的答案。
超三成民间公益组织尚未有独立身份 正值毕业季,即将走出校门的应届毕业生需要处理的物品堆积如山。为让这些待处理的“ 毕业垃圾”发挥更好的作用,民间公益组织“绿色离校”的负责人陈文森忙碌了起来。
这是陈文森第三年推动“ 绿色离校”项目,可“绿色离校”依旧没有注册。据陈文森估计,像“绿色离校”一样未注册的民间公益社会组织在北京至少有300家,在全国就不知道有多少家了。
历经4个月的“ 点- 面”、“ 点-点”式动员之后,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中国公益2.0项目、南都公益基金会三家机构收录了810家公益组织,再加上已有的近3000 家社会组织初始名单,经过筛选后,形成了包含3602家社会组织的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基础数据库。
《报告》执笔人、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数据库主管刘艺飞认为,民间公益组织的注册状况是其生存现状的一个重要反映。“若把机构挂靠也看作未注册的话,未注册的民间公益社会组织达32.49%,即超过三成尚未有独立身份。”刘艺飞说。
调查显示,社会组织注册时间与成立时间成正比。进一步分析后,刘艺飞发现,很多公益组织成立若干年后才正式注册,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差,仅有3家公益组织先注册后成立。
成立并组织活动两年多的“绿色离校”显然不在此列。
不愿注册面临风险 北京公益服务发展促进会会长塔林夫觉得,像“ 绿色离校”这样未注册的社会组织,最直接的难题就在于无法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分一杯羹。即使可以,也是通过挂靠在一些枢纽型社会组织、大型基金会下面等曲线方式。
“一些社会组织不愿注册,存在诸多风险。根据相关规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者民非名义活动的,应予以取缔。”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民间组织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王世强告诉记者,“被人冒用名义或侵权的时候,也不能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
2009年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登记门槛显著降低,并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得到肯定,入列《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此后在全国展开,登记数量在一些地方呈现出“ 井喷”之势。
对这些利好消息,陈文森虽然了解,但由于种种原因依旧没有迈出登记那一步。由于没有注册,陈文森在向正规的报社投稿或参与公众活动时,经常借助一天公益的“马甲”。
“ 目前,‘ 绿色离校’组织没有必要注册,因为没有稳定的资金支持。”陈文森告诉记者,“ 在组织活动时,经常用工资垫付各种开销。”
刘艺飞比较了注册和未注册的民间公益组织的支出状况。“未注册社会组织随着支出数额增长,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在10万元-30万元及以后的诸多区间内,注册的社会组织比例均高于未注册的社会组织。”他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成就的大小。”
注册与否要考虑诸多因素
《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4)》指出,在去除“ 硬门槛”后,对民间公益组织仍然存在大量“软约束”,包括组织名称、业务范围、注册资金、办公场地等方面,继续限制着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
从严格意义上说,“ 绿色离校”并未达到注册的条件,最起码,绿色离校并无专职的工作人员,基本上全靠志愿者推动。不过,“绿色离校”的影响力不断提高。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5家公益机构、109个高校社团、1个高中社团加入到了“绿色离校”项目之中。今年,陈文森决定将项目推向全国。
“我业余时间做,可以用自己的工资支持项目。”陈文森并不讳言,“ 一旦正式注册了,自己就得全职做项目,没有自己的工资支持,再加上没有资金来源,很可能出现问题。”
在多次的沟通中,塔林夫均支持“绿色离校”的做法:“民间公益组织不注册也有好处,如运行成本比较低,财务管理不像正式组织那么复杂,团队负责人一般是兼职,不需要办公场地。”
“ 不是所有的NGO最终都必须走向注册和正规化,也不太可能。”王志强告诉记者,“民间公益组织在决策、人员管理和组织架构等方面有较强的灵活性,效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些民间公益组织游离在注册门槛之外的原因所在。”
“社会组织是否要注册,要考虑创始人的经济能力、时间和精力状况。”王世强说,“社会组织注册与否取决于组织的发展方向,如是否要从一个业余组织变成一个专业化、正规化的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