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转型　农民　社会心理

　　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曾言：“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①纵观新中国六十多年来中国农民的历史变迁，在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调整、社会政策改进等制度性因素的背后，还有一种文化因素，即农民的现代性社会心理因素的支撑，推动着农民不断的自我提升，逐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历着巨大的社会转型，从传统的农业社会正在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过渡。处于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农民，其生产生活方式经历着巨大的变迁：从人民公社时期的以集体经营为主，到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经营为主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以集体为本、毫无个人意志的集体生活正逐步淡出农民的视野，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催生出的个体本位、自主意识、自我精神正在悄然觉醒。农民正在从集体化的生活中走出，个体意识在逐渐凸显，农民的主体性正在初步形成。

　　随着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农民的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在逐渐隐退，原有的传统心理如小农心理、功利心理、天命心理等正在被消解；农民从传统的小农意识中走出，现代性的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心理在逐渐生成。从整体上看，农民的社会心理呈现出以现代性为主的社会心理特征，即竞争心理、求富心理、开放意识及自我主体意识在增强。

　　心理上开放性与保守性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要素资源配置方式，给农民的自由流动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农民不再囿于传统农村社区的禁锢，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刺激下，开始走出村庄，走向城市，在城乡之间相对自由的流动。

　　流动意味着变化，意味着发展，不断接受新鲜的事物，感受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城乡之间相对自由流动的农民，就是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城市与农村生活中适应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城市，他们感受着现代文明，城市快节奏的生活让他们感到耳目一新，在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农民也接受着现代思想的洗礼，逐步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走出，在市场化浪潮中感受现代文明。与此同时，农民生活中的流动与开放带来的是农民开放性社会心理的增强。

　　农民开放心理首先表现在对科学、理性精神的接纳。传统社会中的农民囿于农村社区的限制，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同质性和封闭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农民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增强。城市文明的熏陶，使得农民开始认识到先进的生产技术等对生产的带动作用，不再囿于传统农业社会中以经验和传统生产工具来进行生产的限制，他们逐渐培养自己现代化的理性思维意识，开始按市场经济办事，讲究理性核算，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决定生产的内容和规模。农民们开始在综合比较、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决定各自的生产生活，开放心理逐渐成为农民现代性社会心理的主要内容。

　　农民的开放心理还表现在对城市文明的向往与接纳中。改革开放带来了农民自主性社会流动的增强，从农村流向城市，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农民传统的生活世界正在逐渐被消解。随着农民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的增加，他们面对着丰富多元的城市文明，投身其中也在适应和接纳着城市的文明。多元化、异质性的生活方式冲击着他们原有单一、同质的生活。他们开始逐步走出原有生活的圈子，接纳新鲜事物，以开放的心理来应对多元化的世界。流动中的农民感受着城市文明的刺激，接纳着新鲜的事物，内心世界被逐渐打开，憧憬着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份子，他们不断地超越传统的乡土观念，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城镇化过程中，试图在城市中重新寻找自己的坐标。在这种社会心理的影响下，农民的心理是开放、积极和包容的，他们以热情和心血来为城市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

　　然而，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其开放性的社会心理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传统保守的社会心理依然存在。特别是当农民遇到融入城市生活带来的诸多社会屏障时，农民保守和自卑心理就会出现。由于历史上城乡二元分治的社会发展模式，使得城市成为各种优势资源的聚集地。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设置、教育文化水平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别，这种城乡社会制度设置上的差异性严重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自由流动。例如，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使得农民进城务工的过程中并不能分享到与城市市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益；城市房价的居高不下，使农民在城市成了无根的浮萍；等等，这些现实而又残酷的社会问题摆在农民面前时，他们感到压力、感到受歧视、感到无奈，内心又是自卑和保守的。这种社会心理也表现在他们对待土地的问题上，农民往往固守着“手里有田、心里不慌”的保守观念，将土地视为珍贵的社会资源，不愿轻易出让。

自主意识的觉醒与身份的模糊焦虑同在

　　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自我主体精神的养成过程。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就是个人作为独立生产和经营的个体平等地参与市场活动。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投身其中，自觉得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进行生产生活。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必然带来农民社会心理上自主和自我意识的增强。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社会结构弹性的增强，农民从传统的农村社会中走出，开始自觉投入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洪流中，成为市场经营的主体，参与社会生活事务。此外，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性社会要素对农民的各种限制，农民不再受限于传统社会中身份、家族、血缘等先赋性社会因素的制约，摆脱了集体对自我的控制和管理，开始寻求个性的发挥。农民逐渐从农村分离出来，参与更多的社会生活，农民的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逐渐扩大。他们逐渐地意识到自我价值，逐渐在市场经济中重新认识自我，进行自我定位，并进一步认识到追求自我价值和自我利益的合理性。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有的农民选择离开农村，到城市去寻找赚钱的机会；有的选择发挥从事农业生产的专业特长，依靠科技投入，以市场为导向来发展高科技农业，实现了率先致富；有的选择为农民服务，担任乡村干部，带领农民共同致富。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职业。这表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农民的自我个性得到体现，农民自我意识逐渐增强，自主、自立、自强的现代社会人格正在逐渐形成。

　　但另一方面，农民自我意识觉醒的同时，其身份的模糊与焦虑感日益显现。处于流动和分化中的农民，变动是农民生活的常态，他们不断的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田流向厂房、从西部流向东部，流动性和变化性成为转型期农民生活的特点。

　　流动意味着不确定，即身份的不确定和职业的不确定以及社会角色的不确定。农民的社会角色是多变的，当多重的社会角色都叠加在农民身上时，农民就会感到不适，感到身份的焦虑和恐慌。农民角色的多重性和模糊性，带来了农民阶层意识的模糊性。此外，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其职业转变与身份转换的不同步性，也加剧了农民身份的模糊性。农民缺少归属感和心理的认同感。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民社会心理中的焦虑感和疏离感。

　　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来说，较高的入城门槛，以及尚不健全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使得其在城市生活面前望而却步。农民渴望在城市中有所作为，却无法像市民那样在城市得到生理、安全、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等各方面需要的满足，他们徘徊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对这种模糊的身份感到焦虑。②在农村，曾经记忆中的温情脉脉的乡村已经被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而改变得面目全非。土地被征用，房屋有的被拆迁，曾经的乡土情结被打破。他们缺少心理的坐标，他们对未来感到忧虑，茫然无措、身份的焦虑感在凸显。这就是转型时期农民社会心理的一个表现。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与现实社会中自我认同的模糊性与焦虑感同在，让无处安放的青春、无处安放的农民成为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

竞争进取与盲目攀比并行

　　市场经济是崇尚竞争、寻求突破的经济。接受市场经济大潮洗礼的农民，逐渐养成了竞争和进取的社会心理。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生产和经营的主动权分配给了农户，每家都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再也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年代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求生存的社会心理转变为求发展的社会心理。农民内在渴求发家致富的潜力被激发出来，除了干好农活，在农闲之余，农民主动到乡镇企业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劳作，以期获得更多的物质回报，发家致富成为农民的主要生活目标。农民开始求新、求变、求创新、求发展、求进取。

　　这种竞争进取心理的发展，对于农民改善物质文化生活、激发农民的创造活力具有重要意义。当竞争心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之间的盲目攀比心理就会占上风，而攀比总要有对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成为容易量化的对象，成为农民之间相互攀比的对象。这样，在竞争心理日益增强的同时，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逐利心理也日益凸显。农民就很容易陷入另一极端，即从原来的“重精神、轻利益”的生活转到盲目追求物质利益而缺少价值关怀和精神追求的状态。金钱成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金钱至上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由于农民在多元化的社会生活面前缺少主体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在逐利心理的影响下，缺少理性价值判断的农民开始陷入盲从、攀比的心理。他们认为跟着别人，总归没错。这种盲目的随大流、盲目的攀比心理，使得农民失去了个人主体对机会的判断能力，对物质利益的盲目攀比，同时也遮蔽了农民对生活其他方面的追求，使其容易陷入市场经济的洪流中，迷失自我。除了对金钱的盲目追求外，农民的精神生活往往陷入空虚和无助，特别是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的留守人员多半是老弱病残，这些留守农民的生活状况堪忧、精神生活缺失，严重影响其社会心理的健康发展。

　　权利意识的觉醒与现代公共精神的缺乏共存

　　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农民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逐渐得到强化，自我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改革开放以前，受人民公社体制的影响，农民的自我意识和参与意识受到集体生活的限制，农民毫无个人权利可言，在生产生活中都听命于集体的统一安排和集体的统一管理，农民没有个人的自我意识，个人仅仅作为家族的一部分被感知，作为“集合类型”被感知。③农民个人的利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

　　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民逐渐从集体的束缚中走出，从掩盖在集体生活下的个人转变成为独立的个体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个体意识与主体地位凸显，个性得到体现，自我得到释放。随着农民经济利益的不断增长，富裕起来的农民，其民主参与意识逐渐增强。基层村民自治的推行，基层普选范围的扩大以及乡镇人代会制度的完善等等，使得农民在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同时，获得了更多的个人自由参与政治生活的空间和机会。

　　同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的农民开始有精力关心社会事务，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关注自我的公平待遇以及自我的权益维护等等。在农民的维权行动中，开始通过上访、诉诸法律等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部分农民组成维权代表、上访代表等，通过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维权。在一些城市的工厂中，农民也开始有组织地进行维护自身权利的行动。这表明，改革中的农民其现代化的维权意识、民主参与意识在不断增强，社会心理朝向更加现代化、民主化、公民化的方向发展。

　　农民个体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强的同时，农民的集体意识却在日益淡化，尤其是现代社会公共精神的缺乏。现代公共精神是对原有集体意识的一种积极扬弃，是建立在对个人自主意识自觉维护的基础之上的更高层次的集体精神。它既克服了市场经济自由竞争、重个体轻集体的弱点，同时又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体精神的一种超越，它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追求。如果说改革之前的农民是生活在“集体化”的时代，那么改革之后的农民，似乎走到了另一端，农民生活在一个“去集体化”的时代，即完全的自我占据了全部生活，集体似乎成为空洞的存在。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深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得到了强化，发家致富、谋生赚钱成为农民生活的主要目标，而对集体的生活关心甚少。单干代替了互助合作，个人发展代替了帮扶互助，在涉及集体的事务中，农民的参与热情非常有限，除非是政府用强制措施来保障实行，这与改革之前，农民强大的集体动员精神形成鲜明对比，在一些农村，需要农民集体来做的农田水利设施的维护等，农民的积极性不高，往往找不到人来干。部分农民表现出狭隘的功利性热情，对涉及他人及集体的事务，显得较为冷漠。一方面，农民希望发挥集体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农民又缺乏现代的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识，加之转型时期社会主义法治的不健全，乡村的公共治理陷入困境。

　　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民的民主法治教育，增强农民的民主精神和法治意识。同时，在农村社区生活中积极培育农民的集体协作、团结互助等新型的公共精神，使得农民在追求自身利益发展的过程中，注重维护集体的公共利益，在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更好地促进自我利益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的变迁中，现代性的社会心理与传统、守旧、落后的社会心理交织在一起，既有积极的，如自主意识、民主精神、竞争意识、开放心理、包容心理等；也有消极的，如盲从心理、身份焦虑的心理、攀比心理、拜金主义等等；既有对个性、对自我、对权利的过分追求，也有集体观念、国家观念、社会责任感的日渐淡薄。因此，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我们更需要关注农民社会心理的变化，给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并引导其社会心理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注释】

　　①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序1。

　　②杜丹：“转型时期我国农民心理特征分析”，《沧桑》， 2009年第1期。

　　③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