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栾殿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201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青少年研究及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研究；生龙曲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饮食文化研究及农村社会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90后”常被人们认为有一种不知往何处去的生活迷茫。而造成生活失落的重要原因是“90后”不知道自己在生活中承担一份什么样的责任或者怎样“正确”体现自我。理解“90后”现实生活行动状况与社会融合状况等，需要对“90后”的形成有所了解。

　　【关 键 词】“90后”；社会融合；“污名化”；自我体现

　　中图分类号：C91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780(2013)02-0011-05

　　长期以来，青少年文化、行动、日常生活等方面，始终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尤其是近10年，“90后”的行动、思想研究在全国学术期刊范围内的大规模出现，引起了青少年研究者的极大热情，这是因为对“90后”的行动、思想等研究，可能有助于青少年研究者更加深切地理解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思想、情感、信仰，以及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幸福观。本文讨论的“90后”，正是这样一个被整体社会“污名化”的同时，又努力地展现自我的群体。

　　社会心理学对青少年问题的研究，往往能够阐释出不同于许多学科的研究理念、立场和见解，其原因是它比较重视对大众生活的观察，重视问题出现的“主位”立场，和与“90后”有关联的全貌观的解释。因此我们在讨论“90后”问题时，也应持有这样的立场。

　　一、“90后”等同于“少数”

　　2012年初，沙莲香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讲堂上，以“多数”与“少数”之区别，精确地阐述了“少数”(沙莲香，2012)的“狂”与其存在的意义，“少数”和“多数”是在“变化”中同时产生的。“狂”是“少数”的集体性格，但不是所有“少数”的人都是“狂”者，笔者认为“90后”就继承了永远“少数”的性格。“少数”来自“多数”，但其性格使其在“社会”上略显“生涩”，导致在其脱自于“多数”，而又“反衬”“多数”的同时，遭受到了“全方位”打压，让其没有“反抗”的余地。又因其宝贵的特点(灵活聪颖、孤寂狂傲、言行不逊、不拘一格等)，其在现实生活中屡屡被“污名化”。因此，“少数的‘90后’”在受到“尖锐、冷漠、性格孤僻”等批判性评价时，毫无还手之力，只有用行动来展示自己的“心声”。笔者认为在“多数”“环抱”下的“少数”，永远像“熟睡的婴儿”一般，始终不能“挣脱”；在被“污名化”的同时，仍默默地前行。但是在前进的“车轮”上站立的“90后”，“颠覆”(沙莲香，2012)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不管“90后”前进与否，“车轮”永远都带动着“90后”前进。

　　“90后”这一专属名词，也许在不久将会被人们忘记，因为其概念不清晰、不准确、饱含讽刺意味。事实上，在“90后”身上，既有70年代人的传统，也有80年代人的现代，更有其90年代人“自我”的“创新”，他们出生时间靠前的，已经步入社会；出生时间靠后的，也正接受良好的教育，被社会视为中坚力量的“第三梯队”。

　　“90后”这一特殊群体，在经济社会飞速向前，观念在时刻刷新的同时，也成为“80后”与“00后”的分水岭，这是一种“标志”，即使会被社会推到风口浪尖，成为社会聚光的焦点，也总会被社会整体遗忘，他们的“出现”与“消失”是必然的。同时，他们也是时代的“黏合剂”，他们把这一社会出现的“多元化”“结晶”，“消化”、“接续”、“传承”下来。笔者认为在“夹缝”中生存的“90后”，面对缺乏宽容及某些人的“攻击”、“诅咒”时，并不急于“辩解”，而是用“挑衅”、“不屑”、“嘲讽”、“戏弄”来证明他们的这份“淡定”的宽容。

　　“90后”在网媒下有着诸多的“无助”，其中之一就是被“分析”成无“偶像”。笔者此刻提出疑问：第一，为什么要有需要崇拜的“偶像”；第二，即使有，是否存在“值得”崇拜的“偶像”。当面临“崩溃”，“70后”用“呐喊”的方式去“抗拒”，“80后”用“颓废”的方式去“抗拒”，而“90后”则用展现“自我”的方式去“抗拒”。说起“90后”的“反叛”，我们必定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统一思维模式——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二者必居其一的“情境”，也就是说他们，在没有逃离“多数”的“包围”下，就是永远的“反叛”，承不承认反正都是一回事。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90后”，从“脑残族”到“非主流”，受到主流社会的“暴力摧残”。2011年的一次网络媒体调查结论是“多数被访‘90后’无偶像，精神世界很迷茫”，更有多名专家作出如此解读：“在他们眼中，偶像已死!朋友和电脑，是同等意义的存在!梦想也不是一个虚幻的修辞……”就这样，可贵的“少数”被断定为“他们正经历迷茫和困惑”。“少数”的言行被“束缚”、“限定”、“操控”。

　　这些年来，我们研究中国当代“概念化”(沙莲香，2012)替代名词起源时常常感到，许多“新”语言的出现与观念变迁模式有关。其中最明显的是，我们在接受西方现代观念时用音译作为新名词的数量相当少，大多数是采用本土文化中原有的词语注入新意义来表达外来观念，“90后”作为新名词，就可以解释为“旧词新意”。然而，“少数”的“90后”在其观念形成的过程中，传统并没有断裂，当然这并不是说“少数”的观念没有“更新”，而是现代观念与传统的“极大差异化”现象。“多数”用理性化作为“权利-暴力”以及一切社会行动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依据，正如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说，理性化实际上是“人对自己行为正当性进行论证”；而在任何一种合理性论证之中，必定存在着合理性根据(“少数”正当性的前提)和推导规则两个不可化约的要素。因此，所谓“少数”的非理性化，实际上是用某种非合理性标准和普遍规则，对“90后”和所谓的“非主流”的正当性进行论证。

　　二、“污名化”还是“自我体现”

　　“90后”被社会排斥，一方面讲，是使“90后”建立良好形象的权利被剥夺，“90后”在受到社会排斥的同时，对他们本身也是一种损失；从另一个层面来解释，就是“90后”被“污名化”，因而导致作为“少数”的“90后”被“多数”有意疏远，间接地使“90后”丧失了从社会上可获得的情感支持，并导致“90后”被称为“非主流”后，被社会、“多数”等“孤立”、“隔绝”。如果我们根据“从何处排斥”和“被谁排斥”来看，可呈现出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和福利制度排斥，以及个人排斥、团体排斥和空间排斥(曾群、魏雁滨，2004)。按照以上观点，本文所说的“90后”受到的排斥应被视为来自社会“多数”的社会关系排斥，不能否认，这种排斥类型也会涉及其他类型排斥，但是本文更倾向于“少数‘90后’”被“多数大众”的社会关系排斥。诺贝特斯(Norbert Elias)在提出“污名化”的概念时，详细地阐述强势群体(即“多数”)逐渐将刻板印象加诸于弱势群体(即“少数”)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标签”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戈夫曼也对“污名”进行了颇为深刻入理的分析，他提出“受损的身份”，用于描述遭受“污名化”体验的人们在社会上“多数”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信誉与社会价值，并因此遭受到排斥性社会回应的过程(刘能，2005)。本文提出了“90后”被“标签化”以及由此丧失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最终遭到“多数”排斥的具体过程。“污名化”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排斥方式，在现实社会中“多数”对外表“成熟”、内心“幼稚”的“少数”进行“挤压”，导致“少数”处于弱势地位和被排斥状态。“多数”称“90后”“不能吃苦，难以担当大任”，原因是“90后”在成长中缺乏锻炼，受到的关爱太多，承受的压力和挫折太少。虽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自私”只存在于小部分“90后”群体中，不能以偏概全。但更多的学者认为，“90后”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一定会“唯我独尊”的。笔者认为从“自私”上升到“极度的自我关注”的“少数”，事实上是“少数”中的“少数”。社会大众的“多数”对“少数”的“90后”“污名化”过程主要是从三方面来展开的。

　　首先，从“90后”与“多数”交往时的联络能力和“为人”的程度，是“90后”在“社会多数”舆论中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在同等情况下，“90后”这一群体，其交往的社会关系是标志其地位的重要指标，这一衡量标准对每一位“90后”同样适用。在强势的“多数”环境下，“90后”是在一个不同于前一个时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快速增多的信息，高速发展的科技，“90后”比上一个时代的孩子接触得要多，这也成就了他们的“早熟”，但其“沟通”能力却又达不到一种被“认同”。在新网络时代中，“90后”显示出的独立、自主风格，被“多数”称作“不懂事”。由于被赋予太多的“期待”，他们“剑走偏锋”，他们被“多数”过分要求的“独立自主”，已经超越了这个时代所能给予他们的。

　　其次是“无作为”的“污名化”。作为“少数”的“90后”一开始就被贴上“脑残”的“标签”，其原因是他们的自我体现。“90后”勇于接受现实社会的“多方面”挑战，不断充实自我，在受到“多数”排斥下面对“污名化”，仍然坚韧地“前进”。事实上，“90后”不同于任何时代的年轻人，在日常交往中，“90后”就显得比较特别，有人想干脆称之为“过渡的一代”(徐志频，2009)。成长于“过渡的时代”，面对社会转型或“异化空间”，“90后”在相同“认同危机”下，既无法接受“多数”的传统、保守，又不愿与“极少数”同体，前卫、浮躁、边缘、飘忽、过度自由率性，多数“90后”只是想表露自身的“多面性”。

　　第三是道德规则上的“不正经”和“污名化”问题。在“多数”的意识中，“90后”总是与危险性相联系的，社会上称其为“非主流”，其同样也被“多数”视为威胁，伴随这种威胁而来的，便是各种形式的排斥和隔离。这种“不正经”是“多数”对“90后”道德状况的评价和看法，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大众”与“90后”之间的关系处理方式的一种不满和斥诉。这种不满与斥诉同样是先于“社会多数”对“‘90后’少数”的具体行为的“污名化”。这种“污名化”使得一部分“少数”有所顾虑而不愿与“多数”交往，社会上的“多数”也极力避免惹上麻烦而尽量不与“‘90后’的少数”接触，从而在效果上实现了对该群体的社会排斥。

　　三、“90后”信仰与心理的普遍性

　　“90后”的信仰、心理与“多数”有什么不同呢?是什么“动力”造成“90后”经常登上媒体报道呢?虽然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且“90后”信仰与“多数”信仰的要素或碎片组合成生活中具体的基础方式也有所不同，但其构成原理却是大体一致或彼此接近的。

　　“90后”的主体意识是他们自由善变的“多面性”，在其试探性自我选择行动方式的同时，受到“多数”的固有的“禁锢”。所以在形成自我主体信仰时，他们就呈现出：主体觉醒、路径识别、锻炼自我、停顿回顾、就位前进等几个发展阶段，反叛是其主体性展开的契机。“90后”就在这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成长、编织自己的价值体系，于是“90后”的内心也同时产生自我冲突、抵抗、过滤等。

　　“90后”在其心理特点上(张宝君，2010)，表现出很高的自主性，渴望独立但又过于“早熟”。但实际上“90后”依赖心理很强，抗挫折能力差。在情感上，“90后”情感强烈，外显而又张扬，但深度不够，具有情绪心境化，隐蔽性差的特点。在思维上，“90后”受到各种思潮熏染后，观念超前、“世故圆滑”。张宝君指出“90后”在认知特点上，善恶分明但又善恶不分，敢爱敢恨、果敢直接，但却是无法真正判断是非对错。“90后”在物质追求的同时，更注重“精神生活”追求，原因是在文化活动的消费方面，“90后”比较务实，往往选择消费成本比较低的消费项目，多以简朴性和无偿消费为主，从这一侧面可以观察到因为经济支出受限制所导致的文化生活“匮乏”(崔玉娟，2012)。在理想信念上，“90后”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王易，2011)。因此在面对“90后”这一更加关注自我、更加务实的社会群体时，理想信念教育应当适当转换角度，更加贴近“90后”的思想与生活的实际，真正增强理想信念的实效性。实际上“90后”特点的双层矛盾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是维权意识过强与责任感缺失，过于强调权利获得而往往忽略义务履行，只重视个人利益的获得，而无视社会责任；其次是功利主义观念(李晓雪，2009)与有用无用论，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社会的功利主义倾向，使“90后”普遍存在功利主义观念，认为“只要有用的都是好的，只要是显示社会需要的都是对的”，但是这种观念往往造成“90后”忽略个人道德观念的培养，成为“有用无德”的“劣才”；最后是过于注重自我与缺乏尊重别人，因成长环境的影响，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90后”过度重视自我体验，凡事往往以个体为中心，忽略他人的感受，不懂得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我的道理。笔者认为对“90后”的信仰、心理变迁轨迹作上述综合比较是很有启示性意义的。他们的信仰及心理在以各种方式存续着，因而对他们的信仰及心理问题的关心，虽是青少年问题研究的“旧话”重提，却又已然具备了非常现实的意义。

　　四、消费社会与“90后”

　　“90后”在“当下”消费社会中留给大众的印象，多数是“反叛”、“疏离”、“激进”、“异议”等。许多学者认为，这来自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笔者觉得其实不然，所谓的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上的体现，其根本“核心”点来源于“意欲”。由于“意欲”的渴求而表现出一种“声音”，通过“声音”来体现出“90后”的“多面性”。实际上消费社会的基础是差异，只有保持差异或甚至扩大差异后，消费行为和消费社会才能顺利地发展下去。

　　“当下”的“90后”就是伴随消费社会慢慢成长的，他们的“多面性”与消费社会的性格是“吻合”的，如果基于“90后”的“反叛”来整合，就会达不到集体行为的“良性循环”。但是笔者觉得可以从“异化”这个角度去与“90后”对话，因为现时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潜规则”等，直接影响到“90后”将来的成长，“异化”的人和物已经不能去佐证什么，这就是“异化”后的现实结果，且这已经使“90后”无法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思想、意识等是否正确。同时，笔者还要强调“认识”的重要性，“90后”在消费社会里受到挫折的洗礼是一种表象的知觉。沙莲香就此提出“站而不止”的概念，这是督促我们在消费社会中要以“90后”的方式去和“90后”来相互“认识”，且在“当下”我们要清楚地“认识”“90后”的存在意义。在消费社会中的“90后”危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实际上包含了“多数”的相似和“独自”差异的统一，即“90后”与“多数”在消费社会中有同一特性或“群体”之间的相似性，同时在消费社会中“90后”的“多面性”表达，又与“多数”保持着差异性。这10多年来，这种相似和差别主要通过“冲击”、“反抗”、“悔悟”等因素来区分开，“90后”在消费社会感受到的危机来自“内部”和“外部”，前者是一种内在的危机感受，是经自我经历形成，作为反思性与另一个我作“比较”，后者则是“90后”在社会实践中对某一共同体特定价值、信念进行“反叛”时生成的危机。

　　然而，消费社会的到来已经“颠覆”了消费文化的“意欲”支撑，“90后”通过源源不断地“异化”符号价值来显示自我的“多面性”。通过“异化”信息，每个“90后”或群体都在寻找差序格局中的位置。通过“异化”信息，一个多元化社会为每位“90后”都保留一定的空间。由此可见“90后”在消费社会会有自我分类和认同功能，这种认同导致“90后”与“多数”、“90后”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在一定危机意识中会出现困惑与焦虑等，这种困惑与焦虑还要“90后”以自身的“认识”来转变，这可称为“自身净化后的升华”。

　　五、小结

　　“当下”的“90后”与“多数”是相互映照的，也是共生的，“共”在平衡、互助、和解等，“生”在“生”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等，也即在相同的消费社会下，共同的环境里，二者要互相包容。同时，“90后”又是一面镜子，它可使“多数”看到自我的不足之处，也可看到未来中国社会的文明。

　　“90后”这一替代概念，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新标志”，在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良好展现了中国青少年文化传承的延续性，虽然“90后”的到来会影响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但是“90后”在“反思”中能创新自我认同文化，会改变“旧”的、“陈腐”的思想观念。

　　“90后”即将进入社会主流，虽然一时受到“多方面”束缚，但是一定要卸掉自身的价值枷锁，重新“认识”自我。在进入“主流”社会之前，“90后”一定要建立好新的群体，建构好新群体必要的、良好的规则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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