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与西方社会相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从更多方面看还有其自身的特异性。诸如阶层间的向上流动受阻，主要是橄榄形的社会结构难以形成，其受阻原因既有制度上的，还有家庭因素，但更多的是源于后天努力的后致性因素，如知识和文凭不能单独发挥作用或失去了它最初的作用。

　　阶层流动问题一直是整个社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所谓的阶层流动，从广义的概念来看可以有多个层次，大到国家社稷层面，中到政党群体层面，小到个体家庭层面都可以有流动。从国家层面来说，这种流动性表现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变化。根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看法，国家可以分为“核心”、“半边陲”、“边陲”三种类型，如果世界体系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存在流动性的世界体系是有活力的，能够有效降低国家之间的对抗性，否则则容易加剧国家之间的对抗性。从社会层面来说亦是如此，如果各个社会阶层是开放的，社会下层有可能上升为社会中层甚至是社会上层，同样，社会上层也有可能下降为社会中层甚至是社会底层。这样的社会结构就是有活力的，同样对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阶层向上流动受阻加剧

　　从我国当前阶层流动的现状来看，阶层向上流动受阻现象日益严重，其对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带来的危害也与日俱增，突出表现是：

　　第一，阶层之间互相被“污名化”。阶层流动受阻使得各个阶层之间的边界日益清晰，这里的边界既可以指有形的地理边界，如城市中富人区与贫民区的边界，也可以指无形的身份边界，如富人与穷人的边界。阶层流动受阻使得各个阶层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的关系。社会上层处于社会同心圆的中心地位，把持着文化表达的权力，而社会下层则处于社会同心圆的边缘，只能接受并巩固文化表达所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往往容易极端化，不是边缘依附于中心就是边缘与中心相对抗。在前现代或传统社会，各阶层间的边界意识比较强，社会流动差，因此，阶层间的“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都会各安其事，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依附关系。但是在现代社会，边界意识开始淡漠，社会流动随社会开放度而增强，强调竞争和公平，因此阶层间的“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往往是竞争和对抗性关系。

　　由于社会不公平会导致阶层固化，于是，“污名化”就会出现在具有对抗性关系的阶层间。“污名化”表现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抗性关系建构的过程，指的是“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之间不断地互相贴标签；第二个阶段是对抗性关系保持稳定的状态，指的是“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之间形成了一种难以消除的刻板印象或心态。例如，穷人通过给富人贴上“为富不仁”、“生活奢靡”的标签，会加重社会对富人的仇富心态；而富人通过给穷人贴上“人穷志短”、“低等公民”这样的标签，强化了社会对穷人的歧视与冷漠。因此，阶层之间互相“污名化”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极为不利的。

　　第二，上层社会“安全感”缺失。在其他阶层的人们看来，上层社会的人过着“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生活，是最让人羡慕的。但是，当前，以“富人”、“官员”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中的人们却普遍缺乏“安全感”，如很多官员把家人和子女都送到国外，自己当起了“裸官”，很多富人向国外转移财产或者加入了外国籍。“安全感”缺失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安全感”的缺失与中国不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有关，使得大多数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都被上层社会所垄断。对于其他阶层来说，每天想的是怎么样才能分享到这些资源，而上层社会中的人们每天想的是我怎么样才能使这些资源不被分走。再加上很多人获得这些垄断资源的过程并不是那么“光彩”的，有的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的“不义之财”，有的是通过不正常方式“一夜暴富”，这愈发加剧了上层社会人们的“不安全感”。

　　另一方面，“安全感”的缺失与阶层流动受阻有着直接的联系，对于其他阶层来说，由于阶层流动受阻使他们很难进入上层社会，也就很难分享上层社会垄断的这些资源，相应的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日益严重，致使他们与上层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加剧了上层社会的“不安全感”。

　　第三，“橄榄型”社会结构难以形成。中间阶层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要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就需要不断扩大中间阶层的人数，使中间阶层的规模在整个社会中占据绝对优势。阶层流动受阻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封闭性，这对于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极为不利的，进而使得中间阶层很难有效发挥“社会稳定器”功能。

　　第四，“愤怒的一代”正在形成。在一个阶层流动受阻的社会中，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各个阶层的社会心态，上层社会人们的心态可以用“忧虑”来形容，忧虑是因为他们担心社会其他阶层的不满会危及其地位，终有一天会“引火烧身”。中间阶层人们的心态可以用“迷茫”来形容，迷茫是因为他们虽然不担心会下降到下层社会，但是他们也没有进入上层社会的希望。底层社会人们的心态可以用“愤怒”来形容，因为他们不仅没有进入中间阶层的希望，更加没有进入上层社会的希望，对于他们而言，这种“愤怒”感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因阶层流动受阻而产生的不公平感。阶层流动受阻使得人们的阶层地位往往不是由自身的自致性因素所能决定的，而是更多的由先赋性因素所决定，出身决定命运无疑会增强人们的不公平感。

　　二是因阶层流动受阻而产生的挫败感。人们不断地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试图实现阶层流动，但是阶层流动受阻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这使得人们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

　　三是因阶层流动受阻而产生的被剥夺感。上层社会人们对资源的垄断也就是意味着对其他阶层资源的“掠夺”，他们的成功往往是建立在其他阶层失败基础上的，这无疑会加剧下层社会人们的被剥夺感。而不公平感、挫败感、被剥夺感导致底层社会的人们成为了“愤怒的一代”，如果没有相应的能够释放这些“愤怒”的“社会安全阀”机制，势必会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限制阶层流动的因素日益突出

　　当前我国阶层流动受阻的原因是多维度的，在众多的制约因素中有几个方面是较为突出的：

　　第一，“制度障碍”难以逾越。“制度障碍”是制约阶层流动最为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在我国尤为明显。“制度障碍”突出表现在户籍、教育、分配等制度对阶层流动的制约。以户籍制度为例，户籍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登记制度和管理制度两方面内容，户籍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凭据，对整个社会的分层和流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户籍制度致使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国家各种资源的配置都在向城市倾斜，使得大部分农村人处于社会的底层。对于他们来说，实现阶层流动也就意味着身份的改变，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民很难改变身份，即使进城务工也被称为“农民工”。而城市中的各项制度尤其是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又都是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不能获得市民身份也就意味着不能获得相应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农民的阶层向上流动也就无从谈起。

　　户籍制度影响程度深、范围广且根深蒂固，要想逾越其对阶层流动造成的障碍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户籍制度只是众多制度障碍中比较突出的制度之一，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制度都对阶层流动起着阻碍作用，这无疑增加了逾越制度障碍的难度。

　　第二，家庭背景成为“隐形门槛”。阶层流动受阻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的封闭性，而家庭先赋性因素发挥重要作用则是社会结构封闭性的重要表现。家庭先赋性因素发挥重要作用又反过来固化阶层。以“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为代表的“二代”现象就是家庭背景作用下的阶层再生产现象。因此，当前我国阶层流动受阻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背景的“隐形门槛”作用日益凸显有着非常大的关联。

　　第三，“知识改变命运”失灵。一直以来，教育都是实现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在古代社会，“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商”、“学而优则进”，这说明科举制是底层社会的人们进入上层社会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而且是最为有效的途径。虽然在科举制的教育体制下阶层流动的概率并不高，但是这一途径对于底层社会的人们来说是通畅的，让人们看到了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希望，并为之而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教育对于改变命运也是非常有效的，很多时候，教育对于阶层流动来说就是一个充分条件，从我国的教育现状来看，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教育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大学教育，但是我们会发现：教育对于阶层流动的作用日益弱化。这种作用的弱化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高等教育已不属于精英教育，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已经不能很好地促进阶层流动。另一方面，教育已很难单独对阶层流动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即使获得了精英教育，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有效支撑，也是“一木难支”，“拼爹”现象的涌现就很好说明了这个问题。可以说，很多时候，教育对于阶层流动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这也就弱化了个人自致性因素在阶层流动中的作用。

　　促进阶层流动的可能路径

　　阶层流动受阻必然会加剧社会两极分化，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因此，必须出台相应的对策来促进阶层流动。在众多的促进阶层流动的路径中以下几方面是比较关键的：

　　第一，循序渐进地形成阶层流动的制度合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制度是影响阶层流动的最为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要破解阶层流动的难题，首先需要从制度着手。但是，需要着手改革的制度非常多，涉及到户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分配等制度，面对错综复杂的一系列制度，应该如何进行改革呢？在制度改革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是需要注意的：

　　一方面，制度改革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过快过急的制度改革，容易造成“孤军深入”，出现“孤岛效应”。自古以来打仗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需要改革的一系列制度来说，户籍制度犹如“兵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其他一系列配套制度犹如“粮草”。在制度改革过程中，如果作为“粮草”的其他一系列配套制度并没有先行，而作为“兵马”的户籍制度就出动了，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就犹如摧毁了一种秩序，但是新的秩序又没有及时建立起来，就会出现“失范”状态。因此，必须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制度改革。

　　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对某一两项制度进行改革，或者说只注重这一两项制度的改革，其结果必然是要失败的。在众多的制度中，确实存在重要性的差别，但是如果过于突出某一项制度的地位，对其寄予过高的期望也是不合适的。比如，在阻碍阶层流动的众多制度中，户籍制度无疑是最为关键的，势必要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但是户籍制度只是起着统领作用，同时有着其他一系列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共同对阶层流动起着阻碍作用。可以说，这些制度是一个整体。因此，仅仅寄希望于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来促进阶层流动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要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也要对其他一系列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促进阶层流动的制度合力。

　　第二，建立健康的阶层流动“游戏规则”。健康的阶层流动应该包含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指阶层流动是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的。公平是指阶层流动的机会是人人平等的，大家都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上层有可能进入底层，底层也有可能进入上层；公正是指让应该流动的人实现流动，如果上层社会的人们已不具备竞争优势就应该让其退出上层社会，如果底层社会的人们具备了流动的竞争优势也要让其有机会实现阶层流动；公开是指阶层流动的机制是公开透明的，不能通过“暗箱操作”的方式来实现阶层流动。

　　第二层涵义指阶层流动是有序的、递进的，这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底层社会人们的阶层流动是循序渐进的，先是上升为中间阶层，进而进入上层社会，而不是“一夜暴富”式的进入上层社会；另一方面，上层社会的阶层流动也是如此，先是下降为中间阶层，而不是“一跌到底”式的进入底层社会。建立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是为了实现健康的阶层流动服务的，因此，阶层流动“游戏规则”的制定也要紧紧围绕健康的阶层流动的本质内涵，使阶层流动在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基础上有序、递进地进行。

　　第三，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对于阶层流动来说，中间阶层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由于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等方面的差异非常悬殊，因此，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之间直接流动的可能性较小，也就是说，上层社会的人们直接下降到底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的人们直接上升到上层社会的可能性都很小。

　　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有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那么阶层流动肯定是异常困难的。因此，要想促进阶层流动，必须要有中间阶层，有了中间阶层就使得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联系在了一起。之所以能够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中间阶层起到了缓冲带作用和桥梁作用。缓冲带作用是指底层社会的人们可以先是上升到中间阶层进而上升到上层社会，上层社会的人们可以先下降到中间阶层进而下降到底层社会，这就使得阶层流动更加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桥梁作用是指中间阶层能够作为一座桥梁使得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得以有效沟通，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的有效沟通增强了社会的开放性，使得阶层流动更加顺畅。

　　另一方面，从阶层流动的方向来说，社会底层和中间阶层都向社会上层流动是不现实的，而社会上层和中间阶层都向社会底层流动又是不合理的，因此，即使是从折中的角度来说，也应该是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都向中间阶层流动。这样的阶层流动，对于从社会上层淘汰下来的人们来说，也不至于过于绝望，而对于具有竞争优势在社会底层脱颖而出的人们来说，也是看到了希望。其结果必然使得中间阶层规模不断扩大，整个社会结构成为“橄榄型”。社会结构成为“橄榄型”之后，对于进一步促进阶层流动是非常有利的，中间阶层能够更好地发挥缓冲带作用和桥梁作用。“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能够使阶层流动进入一种良性循环。因此，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对于促进阶层流动是一种“理性选择”。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