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过程上看，阶层再生产容易形成阶层凝固化，地位的代际继承增强，资源在代际之间的继承性也随之加强，从而资源将集中在“二代”手中；从微观机制上看，教育资源作为影响代际流动的关键因素，也受到了父代地位的影响，“二代”在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上都会优于非“二代”，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阶层结构与资源的固化。

　　近年来，“富二代”“官二代”等词汇频频出现。这些词语所反映的一种社会认知是：子代对父代的地位继承性正在增强，父代是富人或者官员，子代成为富人或官员的可能性就大。从学术的角度看，这个现象概括为“阶层再生产”，即代际之间具有较高的阶层同一性、相似性。那么，阶层再生产是身份继承还是资源传递？这两种过程都通过哪些因果机制实现阶层再生产？为什么阶层再生产现在受到如此广泛的重视？本文试图探讨这些问题。

　　阶层再生产：身份的继承还是资源的传递

　　阶层再生产指的是父代和子代的阶层地位具有较高的同一性、相似性，父子之间的阶层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说清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理解阶层概念。

　　当代社会学是将阶级和阶层概念一起讨论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观最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认为，区分不同阶级阶层的标准是生产资料的占有。马克思据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划分了两个阶级，即我们熟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和大量的财富，而无产阶级则没有生产资料，只有极少量财富。资产阶级通过榨取无产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而获得巨额利润。马克思主义分层观对于财富非常重视，而后人认为这是单一维度的分层标准，将马克思的分层观称为一元分层观。

　　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则认为，社会分层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即人们熟知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在经济维度上，韦伯与马克思的观点基本一致，强调对财产的占有，但他更强调市场领域而非生产领域。他认为，有产和无产是所有阶级处境中最基本的两种类型，经济领域的分层都沿着这个标准而展开。但是韦伯的讨论并没有限于经济这一个维度，他还探讨了声望和权力的维度。他认为，声望是社会对人们的认可程度，与人们的生活处境相关，具有相同生活处境的人们具有相同的声望，从而构成了地位群体，具有阶层划分的意义。从权力的维度，韦伯认为具有不同利益的人，通过结盟维护自身的利益，通过共同体扩大影响力，所以权力也具有阶层划分的意义。为此，韦伯的分层标准是三位一体的，产权维度产生阶级分化，声望维度产生地位分化，权力维度产生政党分化，被人们称为多元分层观。

　　社会分层的本质是对不同资源的占有、控制、使用问题，而当代社会学的多元分层观影响着我国学者。陆学艺曾经探讨过三种资源，分别是经济资源、文化技术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与前面探讨的一致，指的是财富的占有情况。组织资源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指的是动用体制内的人和物的能力大小。文化技术资源指的是被社会所承认的证书、文凭等。根据对这三种资源的进一步探讨，陆学艺等人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①。占据社会上层的人占有丰富的资源，而在社会底层的人占有相对匮乏的资源。阶层的差异，实际上体现了资源占有的差异。社会阶层的分析单位通常是职业，但是职业划分并不仅仅是对身份的划分，同样是对不同职业所代表的资源占有状况的划分。

　　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上：阶层再生产仅仅是身份的传递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父代总是用某些方式维持子代的地位，而地位的潜在含义是资源。首先是经济资源。经济资源是可以被子代直接继承，因为具有丰富经济资源的父代可以直接给子代金钱、房产、豪车，或者子代可以通过遗产继承方式获得父代的这些资源。其次是教育和文化资源。文化资源的继承往往不是直接的。根据布迪厄的观点，不同的资本形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优势阶层的子代既可以通过父代的言传身教获其优势的文化资本，同样可以用父代的经济资源来换取优质的文化资本，包括文凭、证书、优雅的举止、富有品味的生活方式等等。第三是权力资源。在实证研究中，党员身份、行政级别、单位地位等是用来测量权力资源的一些方式，也是具体的权力资源，影响阶层再生产。优势阶层的父代为了维持、传递、强化自身的资源利益，使子代尽可能地进入自己所在的阶层，便形成了阶层再生产和阶层固化现象。所以说，阶层身份的继承实质上是资源的代际传递。

　　不同阶层之间的壁垒可以用孙立平的“断裂”观点来描述。他认为，我国的优势阶层与社会底层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区别，这种区别逐渐演化成社会底层被抛弃到社会结构之外。他们无论是在谋生的技能、生活的财富还是基本的保障方面都十分匮乏②，结构的断裂本质上仍然是资源占有量的区别。孙立平关于社会断裂的探讨是对当前社会结构颇具穿透力的分析。

　　社会上关于“官二代”“富二代”的激烈讨论带有负面看法，不仅仅是由于“二代”进入较高阶层比较容易，而是进入过程是一个“黑箱”，往往是父代特意安排的，所以是不公平的。这一地位继承还伴随着资源传递，二者是重合的。资源在家庭内部的代际传递，使跨阶层的社会流动变得十分困难。人们之所以期望进入优势阶层，也正是由于阶层之间的资源差异极大。阶层之间的壁垒，不仅阻碍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而且让优势阶层通过阶层再生产掌握着对资源的垄断，排斥了普通阶层对相关资源的占有和使用。

　　阶层再生产的机制是什么

　　阶层再生产，究其实质仍然是地位获得的一个方面。影响地位获得的诸多研究显示，在转型时期，代际之间的阶层流动仍以继承性为主，虽然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国际视野看社会流动，发达国家不一定保持相同的职业流动率，但是这些国家的职业流动都无一例外地受继承性逻辑的影响，代际传递模式存在一致性，这就是著名的FJH假设。所以，家庭背景对子代的影响在任何工业化社会都是非常明显的，其影响程度几乎都是一致的。

　　具体到我国，“二代”现象作为当前阶层再生产的一种表现，其背后的机制值得进一步探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哪些因素对阶层再生产起作用？它们的作用大小是否因为社会转型而发生变化？在转型过程当中，是什么促进人们获得利益和资源？这其中的机制是什么？李路路分析了社会再生产的相关问题，在此我们梳理他的研究成果。

　　首先，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所谓阶层相对关系模式，指的是不同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流动的相对机会分布。它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无论市场改革之前还是之后，继承关系在阶层流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二，市场改革并没有改变这种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本身随着市场改革被再生产出来③。阶层再生产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学界得到了很多共识，家庭背景和教育程度分别作为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共同影响着子代的地位获得。优势阶层的子代们凭借着父代拥有的家庭背景，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他们都可以获得比普通阶层更好的资源，从而保持与父代同等的阶层地位，或者进入更高的阶层地位，这是继承性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这种继承性的代际流动方式本身也被不断地再生产。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优势阶层可以将自己的资源代际相传，他们的子代总有更多的机会成为优势阶层，这一继承性的社会流动模式本身并没有由于市场化而发生本质的变化。

　　其次，资源的传递过程由间接再生产变为直接再生产。这里的关键要素是家庭背景对教育资源获得的影响问题。市场转型前，国家对教育资源的分布和获得存在很强的干预，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均不收取学费，从而保证普通阶层的子代也能够获得相当程度的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公平。当时，家庭背景对于教育资源获得的影响总的说是间接的：优势阶层为子代提供较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促使子代获取知识、增加见识、开启智慧、认识自我、适应社会，其过程不受国家政策和行政权力的影响④。

　　市场转型后，家庭背景对于子代教育资源获得的这些间接影响保持着，但是同时增加和加强了直接影响：优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成为有价资源，优势阶层的家庭通过异地移民、亲友借宿、聘请家教、高额付费、权力影响等方式，为子代获得较好和最好的教育资源，包括较早出国留学，创造了条件，使“富二代”“官二代”的教育机会大大有别于普通阶层的子代，其他类型的资源也会遵循相同的逻辑被直接再生产着。所以，失去了国家政策的干预之后，家庭背景起着越来越直接的作用，通过影响包括教育在内的资源获得，使得优势阶层的子代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资源，而普通阶层则越来越难以获得更好的资源。

　　再次，维护资源代际传递的机制就是阶层再生产的机制。优势阶层试图维持自身的身份地位，并不仅仅是将身份地位传递下去，而且是将自身的资源传递给子代。资源占有在父代身上就已经呈现出相当程度的不平等了，只要他们在资源占有上存在不平等，这个社会就形成了某种阶层结构。这些资源可能包括财富、权力、机会，维护、扩大和传递自身占据的资源成为阶层再生产的根本动力，推动着优势阶层将自身资源传递给子代。阶层再生产的对象，与其说是身份和地位，不如说是资源本身。由于资源的传递使得资源在不同阶层积累，社会位置的差异就是不同阶层占有资源数量或种类的差异。优势阶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可能占有优势资源，传递这些资源的过程形成了阶层再生产；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资源在代际之间的再生产，加剧了资源在某些人手中的集中，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资源在优势阶层内部的传递，保证了优势阶层能够获得较好的资源，同时使得普通阶层的子代往往难以获得优势阶层所占有的资源。控制资源成了控制阶层位置的一个关键因素。成为社会上层的人能够控制资源，而他们又希望将资源传递下去，他们的子代又成为了控制资源的人，资源依然集中在社会上层。非优势阶层的子代想要进入上层非常困难；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他们难以获得优势阶层所拥有的资源。优势阶层掌握、维持、传递资源的过程，与普通阶层试图获取这些资源的困难，共同构成了阶层再生产的核心内容。

　　新时代与老问题

　　阶层再生产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人类社会自有阶层划分开始，便有了阶层再生产的情况。那么为什么在这个阶段人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何以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议题呢？从宏观过程上看，阶层再生产容易形成阶层凝固化，地位的代际继承性增强，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资源在代际之间的继承性增强，从而资源也会集中在“二代”手中；从微观机制上看，教育资源作为影响代际流动的重要因素，也受到父代地位的影响，“二代”在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上都会优于非“二代”，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阶层结构与资源的固化。

　　首先，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是阶层再生产的结构背景。伴随着社会转型，利益格局调整、价值观念冲突、贫富差距扩大等等问题凸显，进而阶层结构和社会公平成了理论上和生活中非常重要和现实的问题⑤。既有的阶层如何在结构变动中维持自身的资源？如何维持子代的地位？如何让资源延续给子代？由于结构转型与体制转型同步进行⑥，市场调节、组织支配、关系运作同时发挥着资源配置的作用⑦。虽然市场转型论提出人力资本增值假设⑧，但是权力维续造成既得利益格局的维护和延续⑨，都是阶层再生产的强化机制。无论是人力资本、政治资本，还是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只要能够在转型当中发挥作用，即可为我所用。

　　人们如何在转型当中获取资源、维持生活、提高地位，成了这个社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所谓的“二代”们，具有继承父代各种资源的天然优势。无论是“二代”自身还是他们的父辈，都会设法通过各种方式来维持自身的资源，进而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相对于那些资源稀少，甚至是被抛在社会结构之外的人而言，优势阶层的人在占有地位的同时也占有资源，而且这种资源还可以传递给子代，子代的身份和地位也可以得到比较容易的维持。这个过程在转型时期要比在其他时期更为明显。

　　其次，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不平等不仅是同一代人之间的，而且随着阶层再生产带来的资源传递，代际之间的不平等逐渐扩大，子代之间的不平等比他们父代的不平等扩大了。一组基尼系数可以反映出这种趋势。1979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33，1988年为0.38，1994年为0.43，1996年为0.46，进入21世纪之后，国家统计局在2006年公布的数据为0.47，西南财大公布的2012年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61。李强⑩分析了“五普”数据，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型：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占整个社会的64.7%，而其他阶层的人则像一个立柱一样分布在其他等级。这样的结构体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极端化趋势，阶层壁垒异常明显。这些数据说明，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国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二代”们直接继承了父代的各种资源，使得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和占据的地位从一开始便比其他阶层的子代更高。转型前，中国的发展并没有显示出如此巨大的不平等；转型后，各种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布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代际之间的资源传递，至少加剧了这个结果。“二代”是不平等的直接获益者，是不平等的直接影响因素，如果阶层再生产进一步持续，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很难得到根本改观。

　　第三，社会结构的逐渐定型是21世纪中国阶层结构的重要发展趋势。阶层结构定型化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影响：一是精英“二代”的地位获得没有壁垒。“二代”指的是精英阶层的子代，他们当中一些人顺利进入精英阶层，并且进入与父代不同的精英类型，精英之间代际转化的壁垒消除了。

　　二是非“二代”进入精英阶层变得更加困难。这是因为，“二代”占有了进入精英阶层的大量机会，剩下的机会不多了。所以，精英和非精英之间的“断裂”日益明显。这种态势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增强，非精英阶层的子代想要打破这种阶层结构变得越发困难。中间阶层诸如办事员、个体户等既被限制在体制外，同时也有很大的向下流动的可能。

　　三是非精英子代获得进入精英阶层的资源异常困难。与地位获得的逻辑一致，对于父代是精英的人而言，“二代”可以直接从父代那里获得相关资源，不仅仅是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还有很多可以由此转化的资源，如文化资源、教育资源、制度资源等等。通过这种资源的代际传递，“二代”身上集中了相当数量的不同种类的资源，加剧了阶层结构的固化。

　　第四，教育是社会地位流动的体制化途径，但是市场转型和高等教育扩招并没有减少阶层之间的教育水平的差异。反之，优势阶层的子代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上持续占有明显的优势。教育社会学领域的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描述了这个现象：如果教育资源的总量是既定的，那么，这些教育资源会优先满足优势阶层子代，之后才可能满足非优势阶层的子代对教育资源的需求，这个假设被我国的数据所验证。

　　优势阶层对非优势阶层之间的子代存在明显的排斥，直接的排斥包括通过特权和经济方面的排斥，而隐性的排斥则由于非优势阶层承担风险能力和对未来预期教育回报都比较低，可能会较早地放弃进入更高教育的资格。刘精明的研究则更为直接地说明，不同类型的文凭会影响到人们日后的就业过程，尤其是关于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的标准，从中等教育逐渐向高等教育转变。如果教育资源的获得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日益扩大，那么这势必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结构的固化，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趋势难以得到改善。

　　社会学通常将教育因素作为自致性因素，与先赋性因素相对应，自致性因素指的是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获得资源和地位。教育资源不仅是集中在“二代”身上的若干种资源之一，而且是他们在社会中维持自己身份和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具有其他资源难以替代的功能。李春玲对扩招之后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进行过研究，发现扩招并没有减少阶层间的教育获得差异。这种研究结论的潜在含义是，作为地位获得的微观影响因素之一，教育资源的获得如果存在阻碍，那么非“二代”想要进入精英阶层会变得异常困难。

　　“官二代”和“富二代”的现象体现了权力和财富的集中趋势。财富和权力是社会的关键性资源，这两种资源的分布和获得过程的不平等是阶层再生产的核心内容。阶层之间的资源占有差异，随着阶层再生产而扩大，资源越来越凝聚在优势阶层当中，而非优势阶层则越来越难以获得权力、财富、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资源，所以说，阶层再生产的要害是资源的代际传递。

　　这种不平等可以是正当的、合法的、合理的，如果“官二代”、“富二代”获得与父亲相似的地位资源是通过自身能力的增强而达到的，他们与其他人在公平竞争中由于资质优和水平高而胜出。但是，如果他们获得优越地位及其资源是由于父代的暗箱操作或裙带关系，那么，有些无能无知的“二代”进入众目睽睽的显赫社会位置，特别是从事公共管理的权力位置，这种不公平和不平等的竞争，只会将现代社会拉回到专制的皇权、王权、绅权时代，是历史倒退。从这点看未来，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设计和执行，将是我们时代面临的重要挑战。

　　（作者分别为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终身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助理；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分层流动的和谐互动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AZD022）

　　【注释】

　　①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9页。

　　②孙立平：《断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3～68页。

　　③李路路：“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模式的‘双重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④李路路：“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

　　⑤郑杭生：“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层”，《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⑥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⑦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⑧Nee, Victor.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54(5).

　　⑨Bian, Yanjie, and John Log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 (5).

　　⑩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郑辉，李路路：“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刘精明：“教育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关于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