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记者在本刊2013年第26期年终盘点文章所描述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已开始拐弯。而在高层对未来的布局中，2014年，正是一个新的时代来临在时间上的出发点。

　　这一新的时代，在政治结构上，会强化权力上层对下层的监督约束，以及对社会的控制，“管好自己人”并在全社会树立改革的权威。这也是一个变化：树立执政者的权威成为政治认同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一设计中，以往官场中的灰色腐败空间会进一步挤压，但权力阶层将在合法的收入上获得补偿，比如加薪之类。

　　而就社会的阶层结构而言，随着新一轮改革所释放的利益增量，以及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延续了多年的“阶层固化”格局有望撕开一个口子，上层、中层、下层在人数、占有资源量的对比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其中，大量农民的“市民化”会重构社会下层及各阶层在社会空间中的分布。因为这两点，未来的社会结构明显会与现在不同。

　　最具评价性意义的是社会心态。过去那些掺杂着希望的亢奋、愤怒、焦虑、期待，在2013年末戛然而止。因为政治结构强有力的存在，以及一个具有确定性的秩序已被清晰地勾画出来，它们只能被深度压抑，社会事件将会以另一种方式发生在人的内心，中国社会将进入一个沉闷、烦闷的时期。这是通向社会突变的前奏，只是没有谁知道它会有多长，又会不会产生变化。

　　在今年的开端，我们向远方眺望，能看到什么呢？

　　阶层状况

　　1890年9月21日到22日，恩格斯在写给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谈到了有名的“历史的合力”理论。

　　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政治社会生活，总是意味着每个人对每个人，每个群体对每个群体，每个阶层对每个阶层的相互制约。从来不是一个人，一群人想怎么样，事情就会怎么样，无论他或他们有多大的权力。他或他们也许无须考虑别人的感受，但却必须正视别人的存在对于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影响。

　　恩格斯所说的“特殊的生活条件”，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一帮人在社会利益和心理食物链上的位置，即阶层地位。马克思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其实，阶层地位、社会位置也决定阶层心理，包括性格和心态。每个阶层的利益诉求，他们的心态，是影响，甚至决定社会如何演化的重要变量。事情最终如何，受制于人们怎么做，而人们怎么做，又受制于他们对自己、对别人怎么想。

　　在这个意义上，看清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心态，与高层对未来的宏观布局结合起来，基本可以看清未来走向。既定时期的阶层结构和阶层心态，以及它们的变化，隐藏着未来社会演变的神秘符码。

　　建国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大的变化，即社会流动率较高的时期有三个。1949年到1956年—这一时期，是通过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解放前原有的阶层结构的重构；1966年到1976年—这一时期打破了权力阶层的稳固阶层地位，阶层结构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以上这两个时期，依赖的都是政治的力量。1978年到20世纪末—这一时期，是通过经济的方式重构阶层结构，依赖的主要是市场的力量。

　　2003年到2013年，召唤出了寄生于房地产利益链上的食利阶层。改革开放后，制度、市场、制度+市场，在中国是分配资源的三种主要方式，也决定了人们的阶层地位。很明显，2003年后，资源分配的游戏规则已经定型，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当然也就固化。从2014年开始，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阶层结构会有变化，但一个人，一帮人在制度上的地位越高，他，以及他们的阶层地位越高，这一点不会改变。通过市场释放的机会而抬高一个人的阶层地位，仍会在有限的范围内。